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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读陆游诗十年，月斟岁酌，入吾心者，首推气象。陆诗胜，气象胜；陆诗雄，气象雄；陆诗美，气象美；陆诗贵，贵在气象。陆诗大气包举，吞吐八荒：或浩浩荡荡，汪洋恣肆；或纤丽缠绵，清秀雅洁；无事不入，无情不可，一言以蔽之，曰：有浑厚从容磅沛广大之气象也。愿言其详。
宋人说诗，好以气象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此所谓“法”，殆指诗歌应具之规范、质素，“气象”则似言诗歌之气质风貌，宋人好用它评论诗文优劣。如张端义评李清照《永遇乐》云：“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贵耳集》卷上）姜夔论诗谓：“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白石道人诗说》）姜氏“气象”，主要指诗歌的气质风神。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之“气象”，除言气质风貌外，兼言“韵度”、“血脉”，比姜氏所谓涵盖宽泛。
严沧浪不独拈出“气象”一词作为诗之五法之一，且独以此“法”鉴别唐诗与宋诗之异：“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沧浪诗话·诗评》）意兴感发，韵度悠长，理在其中，委实道出唐诗风神气质之特征，故人品唐诗，尤乐道“盛唐气象”。宋诗气象，诚如严羽所谓“尚理而病于意兴”也。唯陆游毕生所咏虽不乏宋诗本色，然其诗大要却具有唐人气象。故有人说他象李白：“寿皇（孝宗赵昚）尝谓周益公曰：‘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荐务观，由是擢用，赐出身为南宫舍人。”（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之四）“《剑南诗稿》连日快读，其高处不减曹思王、李太白。”（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书稿》卷二）有人说他像杜甫：“陆务观诗，大概学杜少陵，间多爱君忧时之语。”（《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高明《题晨起诗卷》）“《剑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独造境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刘后村之论曰：陆放翁似少陵。”（杨大鹤《剑南诗抄序》）“宋诗大半从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若放翁者，不宁皮骨，盖得其心矣。”（吕留良、吴之振《宋诗钞·剑南诗钞小序》杜诗风格沉郁顿挫，李诗风格豪放飘逸，疆界判然，以至宋以后诗坛出现李杜优劣论，形成崇李与宗杜两大派系。陆游特兼擅二家之长，将中国诗史上两颗巨星的光芒荟而萃之，以成就一己诗篇之异彩，在诗史上，是个特例。陆游以兼容并收的胸襟与气度，转益多师，博采众家，有如将金银铜铁熔为一炉，以铸一己之诗歌气象，在诗史上，也是个特例。
陆游自谓：“少读摩诘诗最熟。”（《渭南文集》卷二十九）“少读渊明诗至忘食。”（同上卷二十八）故梁清远称：“陆放翁诗，山居景况，一一写尽，可为山林史。”（《雕丘杂录》卷一）王士祯谓“务观闲适，写村林茅舍、农田耕渔、花石琴酒事，每逐日月，记寒暑。”（《带经堂诗话》卷四《辑纂》）放翁此类诗作，不可谓不是得于王维、陶潜气象之助。至于其诗学白居易，法刘禹锡，类李商隐，前人亦多有议论：“陆务观学白乐天，更觉直率。”（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放翁意摹香山。”（田雯《古观堂集》杂著卷二）“至于摹画情景，在在逼真者，唐则有白乐天，宋则有陆务观。”（刘廷玑《葛庄诗抄》吴陈琰《序》）“陆放翁七律全学刘宾客，细味乃得之。”（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下）“李义山、陆渭南皆祖述少陵者。李之蕴藉，陆之排奡，皆能寓变化于规矩之中。”（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一）以上诸说，对照放翁诗一一检览，无不契合。故方回拢众说归一而概之曰：
放翁诗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瀛奎律髓·风土类》
与陆游同时的学术巨擘朱熹读陆诗慧眼独具。或曰：“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答巩仲至》）或曰：“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答徐载叔赓》）或曰：“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法虽险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气象。因举陆务观诗……。”（《朱子语类》）朱氏所谓“诗人风致”、诗致“爽然”、“混成气象”最得陆务观诗歌整体资质之要。宋人罗大经注意到朱熹读放翁诗的法眼：“朱文公于当世之文，独取周益公；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盖二公诗文，气质浑厚故也。”（《鹤林玉露》丙编卷之五）所以罗氏也认为：“陆务观……晚年诗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时气象，朱文公喜称之。”（《鹤林玉露》甲编卷之四）
放翁气象，是由其博采众家——特别是盛唐、中唐、晚唐大家、名家之长“混成”而得之。因而其气也浑厚、冲和、“浑灏流转”、“沛然有馀”（赵翼《瓯北诗话》），能“塞天地”、“吞虹霓”（陆游《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浩渺闳肆，莫测津涯”（郑师尹《剑南诗稿序》）；其象也“浑涵汪洋”（《兰皋诗话》徐乾学评语），或“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或“如翠岭明霞，碧溪初月”（毛晋《剑南诗稿跋》），“譬之深山大泽，包含多有”（周之麟《放翁诗钞序》），“不啻杨柳承露，芙蓉出水”（李调元《陆诗选序》），真乃“挫笼万有，穷极工巧”（赵翼《瓯北诗话》卷六），诚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谓：“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雄浑》）
放翁诗集中最为感发激励人心者，当数其学李白、杜甫所创造出的拟“盛唐气象”。
学李白，首先得太白雄豪奔放遒劲之气。如《草书歌》：“倾家酿酒三千石，闲愁万斛酒不敌。今朝醉眼烂岩电。提笔四顾天地窄。忽然挥扫不自知，风云入怀天借力。神龙战野昏雾腥，奇鬼推山太阳黑。此时驱尽胸中愁，捶床大叫狂堕帻。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与高堂三丈壁。”全诗七言十二句，四句一转，分三个层次，却一气贯注。其势奔涌排奡，有力扫三军之气势。透过“捶床大叫”的形象和声威，仿佛看到李白的身影。其句法体式脱胎于李白《江上吟》，内容气质却肖似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的后半段：“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陆诗奇诡的想象与夸张，虽效法李白，同时也得力于李贺与苏轼歌行奇崛瘦硬之风的影响，因而具有独自的风神。
其次，陆游歌行常寓李白诗中那种屈曲郁勃的压抑愤懑之气，显现出壮怀无托的愁苦和怨悒。如《金错刀行》：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此诗母题本于李白《行路难》三首。如陆诗“提刀”句即化自李白“拔剑四顾心茫然”句；“一片丹心报天子”即李白“忽复乘舟梦日边”的直说；“丈夫五十功未立”则是李白《行路难》其二之“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注脚。二人忧忿压抑之气、报国无门之怨，及“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与“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理想壮志及自信，何其相似乃尔！章法结构上，陆游《金错刀行》与李白《行路难》均为四句一转，意接词不接，腾挪变化，却又一气喷出，不可羁勒。
再次，陆游创作与李白同题的古歌行，而能翻出新意。如《日出入行》：
吾闻开阖来，白日行长空。扶桑谁曾到，崦嵫不可穷。但见旦旦升天东，但见莫莫（暮）入地中。使我倏忽成老翁，镜里衰鬓成霜蓬。我愿一日一百二十刻，我愿一生一千二百岁。四海诸公常在坐，绿酒金尊终日醉。高楼锦绣中天开，乐作画鼓如春雷。劝尔白日无西颓，常行九十万里胡为哉？
李白《日出行》：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
李白此诗乃屈原《天问》体，用汉乐府旧题《郊祀歌·日出入》，母题“言日出入无穷，人命独短，愿乘六龙，仙而升天”（王琦《李太白全集注》）。李白反其意，强调人不能如日无穷期，当顺应自然，体认混沌宇宙间的自我。陆游诗意得到李白启发，但更突出主观个体之生命价值思考，于“时不我待”的困惑中，存及时行乐之想，融进了李白《前有一尊酒行》的意旨，其诗云：“春风东来忽相过，金尊绿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青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当年意气不肯平，白发如丝叹何益！”此诗与陆游《日出入行》对读，能发现一些字句雷同及许多命意相近处。可见陆游学李白七言歌行，不囿于一篇一题之相似，而是融通而浑化之，要旨在于摹仿李白诗歌的气象，其次再学习李白歌行的章法结构。但平心而论，于章法上，陆远逊于李。陆游歌行的句式大多偏重七言，虽然也有杂以三言、五言、九言者，但为数不多，且无李白那种“飘然而来，忽然而去”的超迈神识（赵翼《瓯北诗话》语）及“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沈德潜《唐诗别裁》）的天然逸兴。《对酒叹》一首，尚能得太白遗风真传者，诗云：“镜虽明，不能使丑者妍。酒虽美，不能使悲者乐。男子之生，桑弧蓬矢射四方，古人所怀何磊落。我欲北临黄河观禹功，犬羊腥膻尘漠漠；又欲南适苍梧吊虞舜，九疑难寻眇联络。唯有一片心，可受生死托。千金轻掷重意气，百舍孤征赴然诺。或携短剑隐红尘，亦入名山烧大药。儿女何足顾，岁月不贷人。黑貂十年弊，白发一朝新。半酣耿耿不自得，清啸长歌裂金石。曲终四座惨悲风，人人掩泪无人色！”即便此类诗在气质韵度乃至语言上都极类太白，然其沉郁压抑之气仍显得过重，无法像李白那样飘逸起来。其他如《长歌行》、《狂歌》、《神仙歌》、《凌月醉归作》、《醉中怀江湖旧游偶作短歌》等亦大率具此风貌，而《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则刚雄俊迈之气抑或更近李白。诗云：
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抚今追昔，笔势纵横；“脍鲸”“射虎”，气概凌霄。开首两对二句韵，接以两个四句三韵，凡四换韵，为“去，平，去，平”，声情效果激越顿挫，铿锵响亮，与全诗由豪壮雄肆转向摧颓衰飒的整体构思神契默合，浑然贯通，寓变化于整饬，涵狂情于哀戚，最得太白遗意。
放翁诗中的“盛唐气象”，还得力于岑参、高适边塞诗的浸染。陆游对岑参的景慕曾溢于言表：“予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岑嘉州诗集》）并赋诗曰：“汉嘉山水邦，岑公昔所寓。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零落才百篇，崔嵬多杰句；工夫刮造化，音节配韶頀。我后四百年，清梦奉巾履……诵公天山篇，流涕思一遇。”（《剑南诗稿》卷四《夜读岑嘉州诗集》）陆诗中诸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出塞曲》、《大将出师歌》、《陇头水》等，构思谋篇、语言气势均类嘉州。如前者：“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
。阶前白刃明如霜，门外长戟森相向。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谁言铁衣冷彻骨，感义怀恩如挟纩。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前半写战场杀气及战前肃穆紧张的氛围，与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前半“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后半则从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千树万树梨花开”，“都护铁衣冷难著”等意境化出。结句又回到《轮台歌》“誓将报主静边尘”的主旨。全诗结构起伏，语语壮健，一韵到底，磊落奇警。放翁此类杰作，太白集中也属罕觏。《关山月》一诗则得高达夫《燕歌行》神髓。故陶望龄曰：“南宋有陆务观者……其诗在高、岑之间。”（《歇庵集》卷十一）赵翼亦谓放翁“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瓯北诗话》卷六）踵武盛唐边塞诗人，营构李白诗中未曾道着之气象，在有宋一代，放翁洵如击空苍鹰，足以睥睨一世。
陆之学杜，比学李更专精执著，遂能得少陵之正法眼藏。宋初自王禹偁首倡诗学杜甫，经王安石而后，诸家便趋之若鹜。黄庭坚将此风煽至极端，专学杜的“无一字无来处”；陈师道、陈与义亦奉学杜为作诗不二法门。他们纵然学杜各有所得，并以此大开宋诗之面目，形成风靡诗坛的江西派，以至号称中兴四大家的三家——杨万里、范石湖、陆放翁之学杜，均从学江西入，然而与真正老杜气象相较，除放翁、简斋外，诸家相去皆不啻霄壤。诚如翁方纲所言：“自后山、简斋抗怀师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气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杨诚斋，而平熟之径，同辈一律。操牛耳者，则放翁也。平熟者气力不易均，故万篇酣肆，迥非后山、简斋可望。而又平生心力，全注国是，不觉暗以杜公之心为心，于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诚斋、石湖上矣。然在放翁则自作放翁之诗，初非希杜作前身者。此岂后之空同、沧溟辈，但取杜貌者，所可同日而语？”（《石洲诗话》卷四）翁氏不仅指出后山、简斋学杜之先天不足，亦道出诚斋、石湖师杜之后天失调，故均未能臻放翁学杜之境界。当然，陈简斋南渡后身逢乱离，关注国事，写出《伤春》这样颇具老杜风神气貌的名作，不能简单地将他与师道、诚斋、石湖相提并论。但与放翁相较，陈与义学杜尚有所不逮。其实，诚斋、石湖与陈师道诗艺求新，颇具个性气质，各有独自家数。此处专论学杜得失，故不旁涉也。
放翁存诗近万首，其中最突出的精神，是杜甫“每饭不忘”的“爱君忧国之诚”（吕留良、吴之振《宋诗钞·〈剑南诗稿〉小序》）。即是说，杜甫精神，是放翁诗歌的灵魂，是放翁气象的主干和精髓。七言歌行、五言古诗如此，近体律绝亦然。像众所熟知的《书愤》、《临安春雨初霁》、《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等全与杜诗共通着血脉。至于《猎罢夜饮示独孤生》三首，若置于杜集中，其沉郁顿挫之气象，也教人难以分辨。其诗云：
客途孤愤只君知，不作儿曹怨别离。抱国虽思包马革，爱身未忍货羊皮。呼鹰小猎新霜后，弹剑长歌夜雨时。感慨却愁伤壮志，倒瓶浊酒洗馀悲。
关辅何时一战收，蜀郊且复猎清秋。洗空狡穴银头鹘，突过重城玉腕骝。贼势已衰真大庆，士心未振尚私忧。一尊共讲平戎策，勿为飞鸢念少游。
白袍如雪宝刀横，醉眼银鞍身更轻。帖草角鹰掀兔窟，凭风羽箭作鸱鸣。关河可使成南北，豪杰谁堪共死生？欲疏万言投魏阙，灯前揽笔涕先倾。
这组诗写于蜀中，其意蕴格调与杜甫入蜀后诗境转而为苍凉深沉者相类。当时诗人在范成大幕府，生活稍宽裕而壮志难伸，饮酒旷放，自称放翁，与杜甫之依严武，虽身居五品工部员外郎之职却无计一展抱负之境况亦极相类。试读老杜《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筿娟娟静，雨浥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再读放翁《书怀》：“万里驰驱坐一饥，自怜无计脱尘
。身留幕府还家少，眼乱文书把酒稀。客路更逢秋色晚，故山空有梦魂归。芋羹豆饭元堪饱，错用人言恨子威。”二诗仿佛出于一人肺腑。放翁七律，无论体势格调、意境神采，抑或句法章法，遣词造句，都从杜诗中摹拟取法，高处直欲追攀老杜极致。可惜放翁失之疏快、率性，多数篇什，未能臻杜甫七律沉郁顿挫之境，而有中、晚唐气象。
李白、杜甫、岑参，胸中俱藏宏大宇宙，襟怀自吐纳人间奇气。陆游毕生重视胸气之炼与蓄，尤其入蜀后，胸襟气度更为宏通开豁。且看其自述：
天下大川莫如江河，其源皆来自蛮夷荒忽辽绝之域，累数万里，而后至中国，以注入海。今禹之遗书所谓岷积石者，特记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于是也。故《尔雅》谓河出昆仑虚。而传记又谓河上通天汉。某至蜀，穷江源。则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断壤接，不复可穷。江河之源，岂易知哉！古之学者盖亦若是。唯其上探伏羲唐虞以来，有源有委，不以远绝，不以难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后世而无愧。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汉以下，虽不能如三代盛时，亦庶几焉。（《吕居仁集序》）
放翁在此以山川江河之无穷，联想到“古之学者”“不以远绝，不以难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后世而无愧”的道理，这应是其入蜀后，思想境界和创作境界的一次飞跃。他欲效“古之学者”“上探伏羲唐虞以来”的文化源委，开启一己之胸中宇宙，在诗歌创作上，便以文化人的气度，俯瞰中国历代诗坛，不以李、杜气象之高远而绝，不以兼学百家之难而止，其追求的目标，乃在于“能卓然布之天下后世而无愧”！有此等胸次，便有一生创作数万首诗的壮举；有此等怀抱，便有笼万象于笔端、纳天地于眼底，笔扫千军、力透纸背的创作热情及扛鼎膂力。元代高明看到了放翁的独有怀抱，谓“夫放翁不受世俗系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以上”（《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高明《题晨起诗卷》）。高氏强调的虽偏重于陆游的政治理想和高风亮节，可这也正是放翁气象的发扬卓厉处，其诗歌创作所呈现的大家气象，同样可作如是观。
放翁诗之拟中唐气象，主要取法白乐天。白居易为宋人效法者，一是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二是语言的明白如话，老妪能解；三是其闲适诗中淡泊虚静的神情气味。宋初王禹偁虽倡学杜，实则主要学白，故其诗号称“白体”。其后梅尧臣继之，论诗唯举“平淡”，并推誉为最上境界。作为与西昆抗衡的理论和实践，“平淡”说掀起一股宋诗尚淡尚硬尚朴尚拙的强劲风潮，以至经江西派的热潮后，陆游尚在赞赏梅氏“天资卓伟，其于诗，非待学而工，然学亦无出其右者”（《梅圣俞别集序》）。被吕居仁奉为江西诗派宗主的黄庭坚，亦受梅氏影响，他之学杜，亦立“平淡”为圭臬：“但熟视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与王观复书》）诗主“平淡”，可说是宋人的普遍追求。周紫芝谓：“乃知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竹坡诗话》）接下又引苏轼语为证：“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为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同上）
陆游之学白，正是自梅尧臣以来宋人学杜兼学白的嗣响。放翁曾将梅尧臣与欧阳修齐观并论：“先生（尧臣）当吾宋太平最盛时，官京洛，同时多伟人巨公，而欧阳公之文，蔡君谟之书，与先生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梅圣俞别集序》）又盛赞《宛陵集》乃“赵璧连城价，隋珠照乘明”（《书〈宛陵集〉后》）。从陆游《梅圣俞别集序》中，人们不仅可知放翁本人景仰梅氏，还得知欧阳修、王安石对梅尧臣诗歌亦“推仰尤至”。这就无怪乎陆游晚年，写诗唯求平淡，发出“诗到无人爱处工”（《明日复理梦中意作》）的极端宣言了。
谓陆务观诗具白诗气象，亦非仅可其诗能入平淡。田雯便认为：“放翁意摹香山，取材甚广，作态更妍，读去历历落落，如数家珍。”（《古观堂集》杂著卷二）是从取材和命意的角度立论。放翁中晚年不少诗作，清逸淡泊，秀美韶丽，摹香山而往往神似，如《高卧》：“省户归来不计年，悠然高卧镜湖边。钩帘每对千峰雨，接竹新分一脉泉。学问诚身元有道，厄穷知我岂非天。虚名自古能为累，正恐人看直一钱。”再看白居易《舟中晚起》：“日高犹掩水窗眠，枕簟清凉八月天。泊处或依沽酒店，宿时多伴钓鱼船。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且向钱唐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陆游诗题《高卧》，取意与白诗首句“日高犹掩水窗眠”意境相似，当然未必即是摹拟白诗，但二诗取材均为“退身”“归户”，写放闲后的怨悒和牢愁，格调况味，如出一辙，从中可探陆诗学白的消息。
刘廷玑认为宋代唯放翁能与白乐天匹配相垒的原因，在于“摹画情景，在在逼真者”，遂谓“而论自然之境，必以两公称最”（《葛庄诗钞》吴陈琰《序》）。下面试以白居易《夜归》与陆游《野步至村舍暮归》二诗略作比较，以证其说。白诗云：
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镫辔珑璁。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楼角渐移当路影，潮头欲过满江风。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开蜡烛红。
陆诗云：
草径盘纡入废园，涨馀野水有残痕。新浦漫漫藏孤艇，茂树阴阴失近村。拄杖敲门求小憩，老盆盛酒泻微浑。兴阑却觅桥边路，数点归鸦已带昏。
无须从字面解索二诗的渊源，其中真景物于“往复一气中，层次情事，有如一幅画图，令人一一可按而见”（方东树《昭昧詹言》评白居易《夜归》语）。二诗写景的逼真处，在于细节描慕刻画的生动，而这生动，又寓于极自然、极不经意的组织结构而归于平淡清远。二诗的构思立意与谋篇布局也极相似：首句均为抒情主人公出场：“入废园”和“行湖岸”。所不同者，白诗将抒情主体的细节造形置于首联首句：“马鞭敲镫辔珑璁”，陆诗的自我形象特写却置于第三联首句：“拄杖敲门求小憩”，二者皆着一“敲”字，声情境界全出。中间数句二诗俱写归途所见景：白诗写夜月中所见，景像阔大而浑融；陆诗写傍晚所见，由近及远，从细微而入迷朦。尾联俱落在一“归”字，余韵袅袅，不绝如缕。一“红”一“昏”，着眼于视觉的色调和光感，同工异曲，不谋而合，颇堪玩味。
关于陆诗学白居易，高澍然认为要旨在于白诗学杜，陆亦祖杜，遂得其正脉。其言曰：“乐天取源之何地？杜子美是已。夫白之疏达，视杜之沉郁不类也。要其性厚而气舒，体博而完固，何一非出于杜？其视之甚易，得之甚逸，所谓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者耳。兹所以为唐一大宗欤？宋之欧阳永叔、陆务观皆祖杜而宗白，复为宋大宗。”（《种竹山房诗稿序》）放翁“祖杜而宗白”，正是其诗学大成的一个关捩。高氏谓乐天学杜能由己之“性厚”、“气舒”、“体博”、“完固”而入“其自然”，不必强似。陆之学白，庶几似焉。
至于晚唐气象，放翁实自贾岛辈得之，是其诗主平淡而归于禅思的产物。江西派中人多从贾岛诸人揣摹诗法，故宋育仁谓贾岛诗“不知其源所出，却是后来黄山谷、陈无己诸家所祖”（《三唐诗品》）。吕本中亦推崇贾氏，谓“岛之诗，约而覃，明而深，杰健而闲易，故为不可多得。韩退之称岛为文‘身大不及胆’，又云‘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者，予考于集，信然”（《书〈长江集》后》）。放翁早年从曾几学诗，祖吕本中而法江西，自谓：“某自童子时，读公（按指吕本中）诗文，愿学焉。”（《吕居仁集序》）是分明对吕氏心仪而已引为师者。曾几亦称务观“诗渊源殆自吕紫微”。可见放翁由曾几、吕居仁而进学贾岛，亦自有其本末。放翁集中闲适、恬淡的村居诗为数多且质量高，如《闲游》四首、《夏日独居》、《游山》四首、《夙兴》、《幽事》、《夜坐庭中》、《入秋游山赋诗略无阙日戏作五字七言识之以野店山桥送马蹄为韵》等五言律，与《长江集》中五言律置诸同案阅之，庶几难别雌雄。如《夏日独居》：
平生本清静，垂老更萧然。已罢客载酒，亦无僧说禅。空庭朝下鹊，密树晚鸣蝉。长日君无厌，新秋近眼边。
且与贾岛《南斋》对读：
独自南斋卧，神闲景亦空。有山来枕上，无事到心中。帘卷侵床月，屏遮入座风。望春春未至，应在海门东。
这两首诗均以平易宽闲的胜境，表达静虚无欲的禅趣。岛诗首句破题，“神闲景空”承题而分为二解：“有山”“无事”一联承“神闲”，“帘卷”“屏遮”一联应“景空”，结处推开，带合望春的余意，章法严谨而风调自然。放翁诗题“独居”已将贾岛首句“独卧南斋”的意旨揭出，故首二句直入本旨：“清静”“萧然”，亦分为二解：“罢客”“无僧”一联承“清静”，“空庭下鹊”“密树闻蝉”一联应“萧然”，结处亦推开，带合“秋尽”的余意，章法布局与《南斋》诗如出一辙，风调气象更魂合神契。方回《瀛奎律髓》疑《南斋》为白居易诗，纪昀也认为“通体平易，决是白诗。”（《瀛奎律髓汇评》）白居易晚年逃禅，颇多心斋静虚之作。陆游学白而类贾岛，便是自然之理了。
古之论者，尝谓孟郊贾岛诗歌具唐诗别一气象：“岛五言律气味清，声韵峭急，在唐体尚为小偏，而句多奇僻，在元和则为大变。东坡云‘郊寒岛瘦’，唐人诗论气象，此正言气象耳。”（许学夷《诗源辨体》）放翁诗的拟晚唐气象，在稍后出的永嘉四灵那里，已经成为普遍之诗美追求。江湖诗人亦大抵步武四灵。故方回说：“刘潜夫（克庄）始亦染指四灵，后宗放翁，卒自名家。”（《跋胡直内诗》）戴复古、方岳、姜夔等诗集中，晚唐风致亦时时可见。所以田雯谓“南渡诸诗，亦似晚唐以后”（《古观堂集》杂著卷二），是有见地的。
当时与陆游齐名的中兴诗人杨万里、范成大、尤袤皆学晚唐而各具面目。尤以诚斋将学晚唐与作诗参禅结合起来，亦是欲跻攀贾长江诗中境界。他赋诗云：“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答徐子材谈绝句》）他认为诗学晚唐，才是参透禅关的“关捩”。陆游在《自诒》诗中亦谓：“庄语畏如俳，端居要若斋。清虚集心腑，枯槁见形骸……”《庄子·人间世》：“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陆游所谓“清虚集心腑”，即是对庄子上语的参悟，故教其甥作诗，亦以道教修内丹及禅宗“心斋”论之：“好诗如灵丹，不杂膻荤肠。子诚欲得之，洁斋祓不祥……”（《夜坐示甥桑十韵》）放翁业师曾几读吕本中《旧诗有怀》云：“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终然毛骨换，正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学诗如参禅”，“又如学仙子”，是曾几对吕本中诗的评价，亦是他的诗学金针。陆游接过乃师衣钵，并教之以甥，是得人金针复以金针度人也。由此可推知陆游不满意晚唐诗风，发出“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的愤慨，主要针对绮靡、俗滥，“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同上）之类诗歌而来，并不是反对贾岛、姚合辈的清苦瘦硬淡远奇峭之诗风。
陆诗气象，得唐人高致者既多，俯瞰宋代诗坛，特能超拔群雄而具宋诗之本色面目。前面已论及放翁诗本曾茶山而师仪吕本中，应是正宗的江西社里人，可方回却认为放翁“江西格”，仅只是“间出一二”（引见前），究其实，乃在于放翁之学曾、吕，侧重精神要旨。诚如江湖派中坚人物戴复古诗所云：“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李杜陈黄题不尽，先生摹写一无遗。”（《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放翁学曾几，仅采茶山“平淡”之一格，而己之特出处，在于“等闲言语变瑰奇”也。这一变，遂能摹写“李杜黄陈”未能道着之气象。纪昀所谓陆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其原委亦正在这一“变”中。清人贺裳论陆诗师承道：“宋陆务观本于茶山，茶山生硬粗鄙，务观遗韵翩翩，此鹳巢之出鸾凤也。”（《载酒园诗话》卷一）语稍嫌刻削，却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放翁之从江西，亦当作如是观。
中兴四家，陆、杨、范三人从江西入然后皆出之，遂能各自名家，其中唯“放翁遂独有千古”（杨大鹤《剑南诗抄序》）者，其原因除前引翁方纲所谓“气力”及“以杜公之心为心”者外，要乃放翁学诗转益多师，兼收并蓄，故能浑厚从容广大，以成大家气象。姚鼐谓放翁“横极才力，上法子美，下揽子瞻，裁制既富，变制亦多”（《古诗选》附《今体诗抄》姚鼐《序目》），深得要领。“裁制富”，即谓放翁能别裁众制，兼学百家；“变制多”，则谓放翁能不断用创造性的独思，激发对生活的诗情而开辟新的诗境。在这两方面，有宋一代，唯苏轼可与陆游相颉颃。但就气象论，在某些方面苏诗甚或稍逊。赵翼有段议论，先得我心，其言曰：
宋诗以苏、陆为两大家，后人震于东坡之名，往往谓苏胜于陆，而不知陆实胜苏也。盖东坡当新法病民时，口快笔锐，略少含蓄，出语即涉谤讪，乌台诗案之后，不复敢论天下事；及元祐登朝，身世俱泰，既无所用其无聊之感，绍圣远窜，禁锢方严，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鸣，故其诗止于此，徒令读者见其诗外尚有事在而已。放翁则转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虽神州陆沉之感，已非时事所急，而人终莫敢论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咏叹，命意既有关紧，出语自觉沉雄。此其诗之易工，一也。东坡自黄州起用后……诗多即席即事随手应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烦，故遣词或有率略，押韵亦有生硬。放翁则生平仕宦……所处皆散地，读书之日多，故往往有先得佳句，而后标以题目者，……而应酬赠答之作，不一二焉。……心闲则易触发，而妙绪纷来；时暇则易琢磨，而微疵尽去。此其诗之易工，二也。由斯以观，其才之不能过于苏在此，其诗之实能胜于苏亦在此。试平心以两家比较。当不河汉其言矣。（《瓯北诗话》卷六）
赵翼由诗人客观际遇为主要视角论陆诗胜苏诗的原因，持论应该说是公允的。概括其说，大要有二：一是陆敢论天下事，多发不平之鸣。就师承上说，是因为学杜，得杜“每饭不忘”君国的忠诚耿介之心；从时代及诗人际遇上说，则因为放翁生活于民族危亡的关头，将北伐中原、忧国忧民作为诗歌创作的灵魂，而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忧愤，又激发他悲壮沉雄、郁勃感愤之气。于是慷慨磊落，长歌当哭，在幻想与梦境中平衡于现实中失落的心态；抗辞俊伟，龙腾虎视，呈现大气磅礴、包孕宏富的气象，委实是苏诗所缺少的。二是谓陆游有闲暇琢磨诗句、创造佳境。这一点似不能服人。因为诗人才气，不尽从读书和琢磨中来。陆诗尽管有时表现出琢句炼意之工，却不像苏轼那样具有精覃新颖的构思和超迈绝伦的创意。在开拓性、独创性和才气方面，陆实不如苏。故笔者论曰：陆胜苏者，乃磅礴恢宏、悲壮沉郁之广大气象胜也。
放翁论诗，特重气象。其《感兴》诗曰：“……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艰险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月与风俗，杂错而交并。邦家志忠孝，人鬼参幽明。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倾……”他认为要创作出具“浩浩河流倾”之大气象的诗篇，首先须博览群籍，丰富诗人的文化积累，以大文化的宏通视角，面对万里行经的世界。换言之，未经万里行旅之劳，未尝人世种种艰辛，即便饱览五车书，亦未能得诗家要归。故放翁在《示子遹》一诗中以“工夫在诗外”告诫其子；在评论他人作品时，亦以“正在山程水驿中”拟为诗之“妙处”（《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二首之二）。这都是由其“初学诗日”，“但工藻绘”，“中年始悟”，“渐窥宏大”（《示子遹》）的实践而得出的创作经验，也即是陆诗能以气象独标异帜之本源。从其评吕本中诗独取“汪洋闳肆，兼备众体。间出新意，愈奇而愈浑厚”（《吕居仁集序》的气象；其为皇甫湜文集作跋，特标举司空图论韩愈诗之“驱驾气势，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垠”的气象（《再跋皇甫先生文集后》），便能尽窥此翁诗心矣。
放翁博采众家之长，是其追摹诗之广大气象的重要手段。他之学陶渊明，学唐之诸家众体，学宋之欧、梅、苏、王、陈、黄，学吕、学曾，都不是用别人的破布饾饤自己的诗句，而是熔诸家于一炉而炼之，以成广大纵博的一己之诗怀。于是他赋诗云：“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放翁毕生于“养气”费尽心力，胸中饱蓄“塞天地”之气，发而为诗，遂能“成虹霓”之象。司空图《诗品》所谓“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之境界，是对诗歌“气象”之生动具体的表述，有宋一代，唯《剑南诗稿》得之。
陆游诗歌气象，以大为美，以博为美，以全为美，而归于朴拙。放翁的创作历程，贯穿对“大、博、全、朴”之气象的执著追求，以至在行舟长江的望峡看山中，亦发出“不令气象少停滀，常恨天地无全功”的喟叹（《风雨中望峡口诸山奇甚，戏作短歌》）。这两句妙手偶得的写景诗句，竟成为诗人美学追求的夫子自道，或可移作拙文命意之所出的注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