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中的网络舆论安全_政治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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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世界上的每一地区都面临着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风险，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的国家尚未接受后工业化提出的全球合作要求，而是用工业社会的思维去极力推广工业社会的价值、制度及其治理模式，甚至不惜采用各种各样的颠覆手段。伴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而生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更加成为这些国家用来在世界各地区制造矛盾和冲突的便利工具。近些年来，一些国际势力也运用互联网在中国不时地掀起风浪，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舆论操纵，努力把恐怖势力引向中国。我们知道，互联网具有覆盖面广、承载量大、高复杂性、强虚拟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它除了可以作为信息传播、大众娱乐等行为的工具之外，正在逐渐改变着传统舆论的发生规律，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秩序、组织方式等。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播所形成的舆论促使网络和社会的互动日趋频繁，大量的个体、群体、组织、区域、空间都被卷入其中，风险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其中都会被充分映射出来。

      我国本来就是一个复杂性程度较高的国家，人口众多且民族多样，社会治理所面对的是差异巨大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也有可能随时暴发。然而，中国社会的这一特点因外部势力的舆论干预而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也就是说，一些外部势力正在利用互联网等传播不利于我国和谐安定的信息，制造一些旨在分裂我国的舆论。面对这一现实，我们无法忽视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中的网络因素。长期以来，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以及近年来频现的暴力恐怖组织等不断地运用各种方式制造动乱，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旨在分裂国家的文化、宗教价值观。再则，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民族政策所赋予的社会历史地位，更加方便了境内外敌对势力运用网络舆论等在这些地区开展破坏活动。

      因此，我们必须确立起两个方面的观念：第一，必须认识到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按照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要求去开展社会治理；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去引导正确的舆论走向，促进地区社会稳定，进而维护国家安全。

      一、网络舆论与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

      受改革开放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30多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分化为差异性和多样性社会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可看作“总体性社会”，该社会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形，权力是高度集中的，政府几乎垄断了国家全部的社会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各种社会机会、信息资源等。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和社会是高度统一甚至重合的，也就是说，政府几乎实现了对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所有要素的强力控制。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各类社会力量持限制发展的态度，或者通过行政手段将其纳入国家机构中来。这种社会构成方式和控制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前有效地解决了诸多总体性的社会危机，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然而，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的结构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最引人关注之处就是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孙立平等，1994：47-62）。这种分化造成了利益主体以及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促成了部分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这两种分化的后果是政府不再统一、集中地对各类组织进行管理，其不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而是逐渐从传统社会结构中独立了出来。显然，这种独立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流动性增强了社会结构的张力，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活力，但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尚未转型到位的情况下，成为社会治理所要面对的全新的且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在国家整体性的社会及其治理转型过程中，边疆多民族地区也随之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亨廷顿（1989：40-41）认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显然，我们是无法避免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振荡的。从当前的现实看来，边疆地区需要面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藏独”、“疆独”等诸多分裂势力，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宗教差异也会带来矛盾与冲突，并有可能构成一定的风险。同时，由于与内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逐渐造成的阶层分化、两极分化，也会引发边疆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诸多风险。加之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开采中产生的地方利益诉求等，都包含着潜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不安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彼此激荡，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社会风险，一旦爆发，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在多民族混杂居住的地区，本来就一直存在着民族、宗教等问题，现在这些问题与能源、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等要素关联到了一起，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地区的复杂性，以至于社会秩序受到挑战和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近年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频现的所谓公共危机就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例证。

      上述这些因素及其潜在风险都是客观性的，如果加上舆论所激发出来的主观因素的话，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事实上，在多种增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风险的因素中，网络舆论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显性化的作用，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当今网络化的社会中，传统的信息传播边界以及文化防护系统在全球化、网络化带来的信息技术的变革、交通运输的飞跃等冲击下遭到全面瓦解。由此，跨地域、跨文化、跨民族的信息传播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普遍化。同时，它将传统的个体间现实的互动拓展到了超空间的、虚拟的互动形式。强大的搜索引擎、新闻媒体平台、各类论坛以及最新的“云端”技术的应用，正在证明其对传统社会的解构，并重构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其中，网络大大地缩减了传统的公共空间，与之相应的则是网络公共空间的大幅扩展。网络催生出了博客、微博、微信等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信息传递与交流平台，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广泛性。与此同时，网络舆论也应运而生。所谓网络舆论，就是那些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对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所表现出的多数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共同意见或言论（罗坤瑾，2012：38）。它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和高互动性特性，相应地，弱化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从而使信息传播的自由度显著增强。一般而言，这种高自由度促使网络成为舆论酝酿、传播的源头以及争议空间，继而扩散开来而产生舆论圈，最终形成舆论场。一般说来，极易引发出强烈的群体性情绪反应，促成一系列集体行为，并最终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

      受问题敏感性的影响，我国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较少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而西方敌对势力则长期利用媒体对边疆问题聚焦，制造一些舆论去刺激边疆少数民族中一些人的不满情绪，而这些又使得国内对此处于谈虎色变的状态。显然，这种一味回避的处理方式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而这一问题在网络舆论的效应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尽管依托互联网建构公共领域仍然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并存在现实的障碍，但国内仍逐渐形成了一个依靠“草根网民”“发帖、灌水、加精、置顶”等形式自下而上地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事物、事件、问题等加以传播，形成了“民间网络舆论场”。B.韦斯利和M.麦克莱恩认为，在舆论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众间的互动存在着“把关人”的要素。如图1所示：X为信息源，A为传播者，B为受众，C为把关人，F为反馈。受众得到的是“把关人”过滤后的信息，即这种过滤是一个决定传播什么以及如何传播的过程。同样，网络舆论也是不同于控制者引导力使用的结果。在其酝酿、狙击和弱化、消解过程中，介入与调试因素不可或缺，而“把关人”正是进行舆论引导的重要实践者（张春华，2012：120）。现实情况是，网络时代的高自由度使得每个人都成为了“把关人”，都能够对信息进行过滤、加工随后传播。数以亿计的网民促使信息的传递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这种碎片化显然是无法充分表达事物完整性的，加上网民的价值观、基本素养等因素的复杂性，进而增强了负面舆论产生的几率，而这对于高度敏感的边疆问题而言更是意味着风险。

      

      我们已经指出，当前边疆多民族地区处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中国在生产社会化过程中造成的利益变动极易引起这些地区与内地的分配不均，进而造成贫富分化，降低当地人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以至于加剧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这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催化了人们在网络上宣泄不满，甚至会产生诸多谴责社会的言论。然而，正是这些言论，极易受到敌对势力的利用并形成负面舆论。可见，相关的治理在风险社会、网络舆论等环境的影响下变得错综复杂。随着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不断细化与深化，网络舆论的状况对该类地区的社会问题必然会产生影响，而且，其影响又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良序发展等而不得不加以充分重视的，事实上，国家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对网络舆论的监督管理措施，以使网络理论发挥增强正能量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能否实现对网络舆论的监督和管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风险社会的现实，根据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特征，特别是认真地梳理边疆多民族地区复杂的社会问题，去自觉地把握有关信息及其对外传播的方向，以便真正促使其变为化解社会风险、实现社会稳定与快速发展的可靠动力。

      二、影响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安全的因素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复杂性对这些地区的网络舆论安全造成了极大影响，而且消极的网络舆论又对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提出了严峻挑战。具体地说，影响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安全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后果

      一定程度上讲，市场经济体系对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治理等内容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然而，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由于受自然、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整体上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社会发展环境不够理想，以致其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体系、法治体系等方面的建设水平同其他内陆及沿海地区差距较大。即便在这些地区范围内，也存在着因不同自然、社会环境优劣势带来的发展差异现象。从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同区域间的竞争与发展是同自然条件、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以及人文社会环境等要素离不开的。边疆地区虽然在某些地域、某些要素方面具有优势，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些类似矿藏、旅游、农牧业特产等要素长期处于一种单一的发展状态，且在人力资源、深加工条件等方面不具有吸纳优势，以致其所拥有的一些单一性的优势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极易增大群众的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无疑将弱化其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也无形中激发了民族内部自我保护、非理性地追求所在地区的共同体利益的意识，从而强化了民族认同。应当看到，这种认同的强化不是一种健康的形式，显然这种对其自身民族共同体利益的强化将增大政府同边疆地区间的张力，提高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几率。这种非理性的认同也正中了分裂主义者的下怀，使其能够借助这一倾向把人民内部性的矛盾曲解为不同民族之间甚至民族和国家间的矛盾，特别是通过传统及现代网络手段宣扬分裂，以至于严重地影响到有关区域的网络舆论安全。

      （二）国内外多种敌对势力的干扰

      冷战结束后，表面看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呈现出逐渐弱化的态势，但是，由于冷战结束产生了诸多地区性的政治权力真空，在与一些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相遇时，催生了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近两年逐渐加剧的暴恐主义。这些恶势力也逐渐渗透到了我国，与“疆独”、“藏独”等反动势力相勾结，造成了中亚局势动荡，再加上国际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势必严重影响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网络舆论安全。然而，在世界和平的潮流作用下，恐怖主义、暴力主义的行为必然受到各国人民的抗议。因此，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想尽一切办法颠倒黑白，将上述各类“主义”用“人权”、“自由”、“民族自决”等旗号来加以掩饰，通过仿造虚假信息并利用网络进行传播，借用歪曲历史、制造谣言等一系列手法去蛊惑人心，进而误导舆论，开展破坏活动，甚至试图分裂国家。这些行为充分暴露出各种恶势力同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勾结并破坏社会稳定的丑恶意图。就现实而言，正是多种势力的混杂，特别是境外势力的渗透，使得我国边疆地区网络舆论的安全指数大为降低。

      （三）泛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

      对于民族主义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作为一种政治活动，其基本内容是民族自决，这极有利于民族争取自身的独立，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有序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这种自决性与独立性有可能增强族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对抗，国家如果不能顺利解决这类难题，反而会使其朝着国家分裂、国际秩序失衡等棘手的政治问题方向发展。从现实来看，我国边疆在血缘、族缘以及地缘等因素的影响下，当地居民与境外居民的来往极为紧密。近年来，在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在民族舆论及其相关政策的变迁中，在网络社会带来的信息传播革命等现实情况下，跨境来往行为呈现出日渐频繁与复杂的态势。面对频繁而又复杂的交往，难免出现社会治理的疏漏，使得泛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倾向大幅增强。“民族自决”、“民族优越论”等思想受到敌对势力不怀好意的包装，并肆意鼓吹民族独立，四处传播分离舆论并诉诸政治性实践。例如，西北边疆以及周边国家出现的“大哈萨克主义”、“泛突厥主义”、“三蒙合一”等思潮，就已经在我国同源民族群众中产生了恶劣影响。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这种非理性层面的恶意利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我国的安定与团结，大大提高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难度及成本。

      （四）极端宗教势力的煽动

      用发生学的观点来看，民族的形成与宗教的发生有着历史相关性，在一些地区，这两个过程甚至是同步的和一致的。宗教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其心理、意识、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制度。宗教文化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教文化在塑造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认同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宗教文化又有着非理性的一面，它时常作为斗争、冲突、战争等极端宗教主义行为的诱发因素出现。民族可以看作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聚合，相关利益始终是一个民族的核心要素。显然，宗教构成了民族的文化层面，它对一个民族的各个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宗教渗入政治过程中时，宗教文化的复杂性则成了极端宗教主义利用宗教进行负面舆论宣传的基础。宗教文化同“人权”、“自由”、“民族自决”等口号一样成为了他们的借口，由此煽动民众非理性地寻求所谓臆想的利益。这种非理性往往会容不得其他族群的合理要求，由此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阿马蒂亚·森（2002：247）深刻地指出：“在当代世界，极其重要的是，承认在不同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对于‘西方文明’、‘亚洲价值观’、‘非洲文化’等做出过度简化的概括，喋喋不休地加以宣扬，常常削弱破坏了我们对实际存在的多样性的理解。对历史和文明的许多这样的解读，不仅在知识方面是浅薄的，而且增强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分裂。”也就是说，当极端宗教主义的势力利用宗教的偏执曲解民族文化、利益的多样性并宣传分裂之时，对于同源民族成员的煽动性和欺骗性是极大的，而边疆的舆论安全受到严重的破坏将难以避免。

      三、网络舆论安全失范对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的危害

      面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安全形式日益严峻的现实，客观地说，我们并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必要的法制建设和监督管理措施都存在着严重缺位的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准备都是缺失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网络舆论在边疆多民族地区所呈现出来的新动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建立和健全相对应的规范体系。

      （一）网络舆论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新动向

      1.互联网已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重要舆论工具

      虽然网络技术的普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但技术也可能因为非正当的应用从而产生负效应。从现实来看，互联网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重视，逐渐成为其鼓吹分裂口号、宣扬分裂理论的重要舆论宣传平台和工具。分裂势力在不断地争取网络空间，争夺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相关的话语权。他们试图利用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形态进行各种非理性宣传来逐渐改变群众对诸多事件的看法，蛊惑民众对于民族、国家、宗教等敏感事物的认知，并不断利用网络煽动部分不理性群众的情绪来组织策划分裂国家的行为。透过拉萨“3·14”事件、新疆“7·5”事件等涉及分裂行为的群体性事件，我们都能看到互联网在事件过程中扮演了重要推手。例如，新疆“7·5”事件发生的缘由可以溯及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厂部分新疆籍员工与该厂其他员工的冲突，但这一冲突经过境外敌对势力的网络大肆炒作，煽动群众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境内敌对势力与其遥相呼应，最终演变成大规模冲突事件。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由境外指挥、境内行动的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事件，而网络舆论则成了分裂势力催化事态朝着严重化方向演变的重要工具。

      2.互联网催生诸多网络族群

      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及场域，网络催生出了诸多较为特殊的族群。这些族群的集聚往往基于成员某些特定的追求或信念而形成，例如“黑客族”、“快闪族”等。同时，基于某些较为稳定的论坛、网站，成员通过长期性的沟通与交流而在精神生活上逐渐趋同，由此也产生了部分群体，这些群体多以受众范围较小的论坛、群组形式存在。整体看来，网络族群独立于现实族群之外，具有一定的虚拟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一现象。相反，他们往往较现实族群具有更为特定的关注焦点，且对于边疆多民族地区来说，与之相关的网络族群大多建立在民族内部的高度信任之上，这种源于情感、利益的信任具有较为稳固的结构，往往较现实族群成员间的信任程度更为可靠，而一些涉及民族问题而产生的族群已逐渐在政治参与性的行为中发挥力量。

      3.网络舆论的常态表达趋向网络民族主义

      网络民族主义（nationalism on the internet）是指人们显性或隐性地在网络上表达其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思想，并制造和传播相关情感、观点及言论的行为。它是伴随互联网技术而产生的，是网络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是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我们可将其看作一种“心理状态和思想观念，是由民族性而培育的意识，是从民族认同感、忠诚度出发，产生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形成争取和捍卫自身独立、平等和繁荣的信仰原则。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是在思想观念和信仰共同作用下自然产生的一定意识指导下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罗坤瑾，2012：113）。当然，应当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来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在此强调的是其消极影响。消极的网络民族主义往往表现为，部分网民在网络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进行诸如话语暴力、集中攻击、贴标、游行等特定活动或行动，然而，这种消极的网络民族主义也可能深化为极端网络民族主义，比如，带有舆论造势色彩的行为也影响着非网民群体以及非民族主义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如发表激烈言论，参与抵制、抗议等行动，这些行为往往过于激进而走向极端。分裂势力借西藏“3.14”暴乱破坏我国团结，分裂国家，联合国内外敌对媒体对事件的真相大肆进行严重的歪曲，对全国尤其是边疆的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类似的，钓鱼岛事件、抵制“家乐福”事件、“东海渔船”事件等，都充分地说明网络民族主义已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现象，为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增添了不确定性的风险。

      （二）网络舆论安全失范的危害

      1.削弱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政治认同

      少数民族政治认同是少数民族成员对民族政治体系的心理反应，是民族政治体系与少数民族成员各自的政治实践（陈纪、高永久，2009：52-57）。显然，统一、稳定的国家秩序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维护才能实现，否则，不仅各民族利益无法实现，而且国家利益也是无从谈起。上文指出的各种敌对势力在其所谓的“人权”、“民族自决”等幌子下对我国边疆的网络舆论安全的破坏，实际上也破坏了各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团结，甚至会造成国家分裂的严重后果。“藏独”、“疆独”等反动势力肆意歪曲历史，片面放大并强调民族利益，进而否定整个中华民族的正当利益，已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制造了汉族群众同少数民族群众的对立，消减边疆对国家、中华民族等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事实上，分裂势力的网络舆论宣传不但扰乱了政治、社会秩序，更破坏了群众政治参与的秩序，严重削弱了相关地区的政治认同，使得我国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出现了政治离心力，进而造成分裂与骚乱的群体性危机事件。这些危机事件又进一步为国内外分裂势力提供了网络舆论宣传的借口，并陷入某种恶性循环。

      2.增加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合法性的成本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交织着政治敏感、民族性、宗教性等特殊元素，网络舆论的走向、自治区政府相关监管行为的公正性等，均是影响政府社会治理合法性成本的重要因素。合法性较高的政府监管能力较强，能够合理地利用舆论化解公共危机，疏导群众的非理性行为，这是建立在全民族较高的国家政权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人民对国家形象、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的高低密不可分，国家形象的符号化象征意义对于民众而言是其认同国家、认同多民族整体性的根本动力。然而，国内外分裂势力操控网络舆论，鼓吹分裂思想，把诸多人为制造的公共危机事件歪曲为“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受到政府歧视”的结果，将我国政府维护边疆稳定的行为丑化为“维稳只是借口，实为镇压少数民族”。这些负面宣传是对我国政府形象的丑化、妖魔化，严重削弱了该地区民众对国家政府形象的认同度。这样一来，政府必然会为消减恶意舆论、宣传正面国家形象、培育民族凝聚力等而付出更高的社会治理合法性成本。

      3.弱化政府的社会信息控制能力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只能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获取国内外信息，媒体对信息的传播有较大程度的决定权。因而，政府行使单一的行政手段即可实现舆论管控的目的。然而，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网络舆论的传播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受政府规制的。任何一个支点上的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国家的监控，随时以低廉的费用向全世界自由发布信息和传播思想，同时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吸纳信息（唐克超.2008：56-62）。这大大弱化了政府之于传统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权威，使得其对社会信息的管控力呈现下降的趋势。然而，由于传统舆论发生的惯性而使我们的关注点往往放在舆论和行为之间的区别上，却忽视了二者间的联系。“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们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沃尔特·李普曼，2006：18）。虽然舆论传播无法真正显示受众是“怎么想”的，但却可以反映出其“想什么”。在难以保证信息真实性的信息大爆炸时代，“被制造的图景”便可能成为人们的行为依据。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恐主义利用各种现代媒介工具歪曲历史和事实，挑起民族矛盾，在边疆地区制造出的群体性危机事件充分说明了网络舆论给政府的社会信息管控带来了严峻挑战。

      四、加强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安全的思路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网络舆论安全促使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积极探索对网络舆论加以规范的途径。总的说来，以下几个方面应当是我们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

      （一）整合网络舆论安全建设资源

      虽然互联网带来的革命使得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生活出现了分离，而随之产生的诸多现象并非完全脱离于现实。相反，仍然是根源于现实的，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因此，我们应当打破对于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二元分割的思维，以整合视角贯穿对网络安全监管体系的构建。但是，整合和融合不同，整合更强调某一种力量的主导和偏向。在整合过程中，要强调以优势视角看待网络舆论的生成及其发展过程，努力发现网络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在安全管理的过程中，以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社会主流价值的宣传以及舆论监督等正向功能为重点，努力弱化、淡化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宣泄和谣言传播等负面功能。在实践过程中，准确把握边疆多民族地区同国家社会发展的整体与局部关系，统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价值观念，强调对各种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舆论价值力量的整合，消减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思想，以期真正的民意得到体现。这不要仅体现政治上的自觉，还要体现文化上和理论上的自觉。同时，还应强调网络舆论安全治理的文化取向，运用文化惯性和文化规律，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特性，凸显正当、合理的社会价值观目标的重建，为全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意识以及民族文化情怀提供制度保障。

      （二）以善治理念加强网络舆论引导

      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安全的治理，应强调以善治的理念进行引导，要着重为自由、平等的网络社会个体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提供一个安全的交流与交易平台，创造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舆论环境，而不是进入微观操作层面去设置过多的壁垒和限制。同时，还应促进形成以主流价值观为统领，兼顾多样性的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氛围，形成一致而规范的媒体传播标准，形成明确而不混乱的信息及其发送渠道，以及行之有效的建设秩序。此外，还需要明确各个职能部门的责任，对各部门的职责与权限进行界定与重新定位，同时也须将现实社会的建设资源和网络社会的建设资源进行整合，避免资源浪费，更应避免出现多头管理的无序与混沌状态。在上述治理过程中，尤其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多民族性这一特点。善治的理念应当在对少数民族自我宣传方面有所体现，积极维护其权力和尊严。也就是说，应当为该群体提供足够的话语权，以充分调动其自主性与积极性，加大并提高民族间、民族和国家间对话的广度与深度。这样才能逐渐增强边疆地区群众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只有拥有适度的话语权，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才能有全面、客观的网络舆论传播基础，才能为抵抗敌对势力的虚假传播提供坚实后盾。

      （三）掌握民族问题网络舆论的主动权

      网络时代中政府对信息传播的管控力较传统社会时已有所降低，这种控制力的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管控无效。虽然在网络上难以控制信息的传播，但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去引导舆论的传播方向。现代社会的政治公开化、透明化等趋势使得群众对公共事件的关注日益普遍，且关注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回避、拖延时间等传统的应对敏感、热点事件的策略已在风险社会中的种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面前变得无力了，那些等事件完全得到解决后才做公开报告的慢速回应方式只会使舆论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第一时间效应对于信息的传播至关重要，第一时间的消息发布者往往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能够占据主动地位。不可否认，边疆多民族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内部矛盾存在，相关问题往往涉及民族性的社会热点，这些热点问题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同时，加上国内外的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暴恐势力等不断地在网络上拿民族问题做文章，蓄意扰乱我边疆社会及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些敏感性的社会热点问题在得不到及时回应和解决的情况下，负面信息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主导舆论的整体走向，而这将给那些敌对势力以制造舆论恐慌、煽动社会骚乱的余地。在负面网络舆论形成一定气候时再进行还原真相等纠偏行为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会出现“越描越黑”的局面。因此，为适应网络条件下几何级的信息扩散效应，权威媒体应当在第一时间对事件的真相进行披露，这不但符合群众知情权的要求，而且还可以有效扼住那些负面信息的传播，大大压缩那些包含着非理性情绪的言论扩散空间，将舆论引导至积极的方向上来。

      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互联网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提高了政府的运作效率。与此同时，任何社会热点问题都可能会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与扩散，这种高自由度的传播模式促使各国政府都谨慎地应对负面网络舆论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在诸多社会问题当中，民族问题常常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绝大部分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从现实来看，该类地区在地理、历史、文化等条件的特殊影响下，不但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相对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域，而且也成为公共危机的多发区域。对于各自治区政府来说，公共危机以及随之爆发的网络舆论危机相互交织，再加上国内外的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的煽动，更是加重了其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2008年西藏的“3·14”事件到2009年新疆的“7·5”事件，我们都能从中看到网络舆论在事件演进过程中发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随之伴生的网络民族主义、新型网络族群等因素也在不断侵蚀着边疆地区的舆论安全。因此，加强其安全体系建设已是一个亟待解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加强安全体系的建设只是从我们自身安全的视角来看待网络舆论的。在人类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全球化浪潮激烈地冲击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要素，诸多概念已经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那么，“边疆”这一概念自然也不例外。全球化浪潮大大弱化了地理边界间的距离，传统工业社会中由于地理边界造成的距离感在网络社会的物质、信息的流通与传播快速化、一体化过程中日渐淡化。人们生活中的地理边界不断弱化，往往在涉及领土主权的国际事务中才会正式提到真正的边界。边界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地理边界可能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相对于内地而显得欠发展的西北、西南等边疆多民族地区是否在若干年后会具有当今“北上广”的影响尚不得而知，但全球化的“去边疆化”则意味着边疆同内地、周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而在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我们是不能否认今天的边疆在日后的某一天成为比内地还要发达的地区这种可能性的。

      从上述意义上看，边疆地区的文化传播应当被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文化社会学中的“球土化”①理论指出，全球和本土的冲突是全球化进程中必须面对且难以平衡的问题。全球化有可能演化为“软性”的霸权主义，而本土化却又极易陷入狭隘民族中心主义的泥淖。对边疆地区来说，“球土化”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多民族文化需要适应全球化的冲击以融入全球性的社会发展中，但对该地区的治理还要重视并尽力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与本土化，从而促使其得到全面、健康的传承。显然，网络带来的活力更加激化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所以，大力维护边疆多民族地区舆论安全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本土多样文化的和谐发展，本土文化向外传播的问题则应当以此为基础。当然，这种传播是“文化输出’’还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殖民”，需要我们辩证地去看待。无论如何，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文化交融是我们不应且无法改变的。

      ①当代文化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球土化（glocalisazation）的概念。这一理念融合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sation）两个极端，用以强调二者的相反相成和互动发展，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具体可参见：欧阳宏生，梁英.（2005）.混合与重构：媒介文化的“球土化”.现代传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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