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上的创举——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二卷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举论文,史学论文,第二卷论文,当代论文,中国通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随着各卷的陆续出版发行，这部书产生的影响越益深远、广泛。它的深刻的历史见解与独到的史书编撰结构，为世人关注。多卷本《中国通史》是当代史学上的一项创举。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当代学有成就的史学专家，主持各卷的撰写工作，保证这部历史著作在总体上的成功，又使各卷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通史》第二卷的主编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撰稿人还有张忠培、严文明两位先生。关于苏秉琦先生的史学成就，以及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全书地位的重要性，白寿彝先生在本卷的《题记》中说，苏秉琦先生，“在培养了好几代考古学者的同时，并以考古人类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国道路等理论，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说：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作者不仅作了辛勤的耕耘，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工作。他们的理论兴趣更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活力。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的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们的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本卷的出版，我相信会在我国学术工作上产生有益的影响。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苏秉琦诸位先生在考古学上的重大的成就，一是考古学的突出的具体成果，二是他们的理论兴趣，是他们的深刻的古史观念、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卓越史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这一卷一问世，就显出不同的凡响，也就是《题记》中说的：“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
一、人类历史的开端与通史的修撰
从中国史学史上看，一部通史的成就，与这部书的作者对人类历史原点的认识连结在一起，与史学家的古史观念紧密相关；而一部通史的开篇，也就是远古历史的篇章，是这部通史成就的重要的基石之一。
中国古代的第一部通史巨著是《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贯通了上自黄帝，下到汉武“当今”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但司马迁自己也感到一个遗憾，是文献上的难以考徵，导致对中国远古历史上研究的困惑。他在《五帝本纪》后面的“太史公曰”中说到，《尚书》只是说到尧，百家谈黄帝，但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他作了一些实地考察，参考各种文献，“择其言尤雅者”，著成《五帝本纪》。其后，如《韩非子》、《易·系辞》及《列子》等，对中国历史的开端，有过一些描述与某些接近真实的猜想，这些为后世写古史、作通史的学者所采择。如流传下来的中国第二部通史巨著是宋代郑樵的《通志》，这部史著中增加了《三皇纪》，参照、改编了《韩非子·五蠹篇》、《系辞》等，把中国的历史开端推到三皇，以伏羲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
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自己的通史作品中，采用一些前人的思想资料，对中国上古史，对中国初民状况与初民社会有过一些精彩的议论，郑樵说：“人与虫鱼禽兽同物。”（《通志·六书略第五》）“厥初生民，穴居野处。”（《三皇纪·按》）又说：“上古之时，民淳俗熙，为君者，惟以奉天事神为务，故其治详于天而略于人。……唐虞之后，以民事为急，故其治详于人而略于天。”（《五帝纪·按》）郑樵对国家起源不可能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他揣测到最初的统治百姓的“君”，主要任务是祭祀，奉天事神；后来的“君”性质发生变化，“以民事为急”，“其治详于人而略于天”。宋末的马端临在《通考》中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按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后之官，所治者民事也。太古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知，然以经传考之，则自伏羲以至帝尧，其所命之官，大率为治历明时而已。”（《文献通考·职官考一》）就是说，太古的官的职能，主要是“治历明时”一类的民事，这和后来的官大不一样。由于资料缺乏与认识上的限制，这些作品虽是我们史学宝库中珍品，但这些思想火花，毕竟还不能使他们的著作成部科学的史著。
到了近代，随着史学近代化的发生与发展，通史的编纂出现新的局面，通史的作品的数量很可观。这些作品和古代的通史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是用新的历史眼光如历史进化论等，说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化，一是以新的体裁撰写通史，有的注意到吸收近代考古学的成果。夏曾佑等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通史、中华二千年史等，写出中国历史的起源，有的通史著作中，写出中国上古史有石刀期、铁刀期，写出古代母权统治、父权统治的历史。但无疑的是，这些通史对中国历史包括上古的历史，没有完整的科学认识，历史阶段的划分缺乏根据；其中相当多的作品，夹杂循环、唯心的历史观点；很多资料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订。通史的著作，较之古代的通史书籍，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又有明显的不足和落后的地方。
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影响中国通史编修，有几件大事，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中国历史学家认识中国上古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过程，都发生巨大的影响。二是，地下发掘的甲骨文等，经过整理与阐释，开始用于古代历史的研究上。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说他的著作“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要说三十年代史学，这就是三十年代史学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虽说这时郭老还没有着手撰写通史，但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实实在在有意义的大事，为全新的中国通史的编修，打下一个基础。还有一件大事，是中国猿人的发现以及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深远。但是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对这样重大的事件，却是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郭沫若的著作中，同样没有来得及吸收这些重大成果，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古史研究与科学通史的撰写，受到限制。苏秉琦在《中国通史》第二卷的《序言》，对中国近代史学这一状况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他说：
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的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从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写出一批有重要意义的中国思想通史、社会史、民族史、通史，以及各种专史。解放以后，通史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其中有不少珍品，这些是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的一个标志。但由于错误思潮的干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解上的偏差，对国外史学的状况缺乏了解，和一个时期对历史资料的轻视，以及对我们民族史学遗产包括历史编纂学的珍贵遗产的忽视，所有这些都使得古史研究、通史的撰修，受到很大的影响。历史研究出现简单化的倾向，不少通史式的教材与作品，除了观点上的问题外，内容贫乏，编纂形式呆板、单调。随着历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通史的修撰与古史研究有条件来一个大发展，而新的历史形势也要求有正确的观点、丰赡的内容、新的编纂形式与朴实的文风的通史作品，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由此要求各种专史、断代史包括上古史的研究有新的开拓、新的发展。这也正如第二卷《中国通史》的《序言》所说的：
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史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真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
新的通史应当是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树，在各个方面成为开风气的巨制鸿篇。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的呼唤下产生的。要全面评价这部历史著作，当然是全书面世以后的事，但无疑的是这部书的创作，是一项创举，而且从已经出版的几卷来看，一代史学大家正在努力使这部著作成为时代需要的传世之作。苏秉琦先生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从事自己的工作，“希望本书能够成为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苏秉琦诸位先生撰写的第二卷《中国通史》，确实为全书铺上了一块坚实的基石。一代史学大家正为发展我们时代的新史学，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开拓；这是对老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工作的继承、发展。
多卷本《中国通史》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从世界历史开端的大背景下讨论中国历史的起步。正如这部《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所说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这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又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来考察。”苏秉琦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正是以这样的眼光提出本卷的理论探讨的要点，也就是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的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这两个都是世界历史范围的理论问题，又都是中国远古历史必然要探索的理论。中国历史不是与世界历史毫不相干，但是中国历史有自己的明显的特点，在讨论中国历史地理环境时，本书的作者说：“（中国地理环境）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上诸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步着独立发展的道路。”（第1页）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并不只是说，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行程的相同与区别，同时中国远古历史的事实，又表明中国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文明起源地之一。作者说：
现在我们只能这样说，要探索人类的起源，非洲和亚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因此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的摇蓝之一，并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第3页）
从这样的角度展示中国历史最初状况，可以避免公式化的研究，避免以一种模式去剪裁考古的材料以写成中国的原始社会的历史。
《中国通史》努力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写出中国历史一开始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揭示我们民族历史的轨辙。总主编白寿彝先生还在1983年，说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向全国人民提供正确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书，使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看到中华民族的前途，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前途。”（《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本书的《导论》卷开篇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曾经在这块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中国通史》从中国的源头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各民族创造中华民族历史的壮观图景。各族的先民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辟草莱，创造历史，摆脱愚昧，在曲折的进程中，从野蛮走向文明。黄河中下游、黄河上游，长江流域以及周边地区的东北、甘青地区、东南与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各种文化的接触、影响与融合，先后出现三次文化的重新组合，我们各民族的历史在向前发展。“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仰韶后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第三章第三节《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第346页）
《中国通史》第二卷的开创性工作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对中国原始社会的理论概括，如本书《题记》所说的是：考古类型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国道路等科学理论等。在后面，我们要作分析。这个理论体系，构成这一卷的精髓，它具体地独到地论说了中国远古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途径。这一卷在各有关的章节中，还十分注意从理论上对原始社会的文化现象等问题进行概括，阐发精见。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神、宗教的起源问题，作者是这样地阐释，说：
还在人类创造具有剥削、压迫和阶级以前这类现象的社会之前，就已创造了超人类自身及自然而受到人类崇拜的神。人们为了从神那里获得佑护，便侍奉神。随着人类关于神观念的发展，出现了殉、牲一类的祭祀行为，导致神权的产生。同时，伴随宗教活动信仰及宗教行为的日益复杂，先是为了祭祀等宗教活动临时推举出“巫师”，后来，祭祀等宗教行为成了某些人的专门活动，乃至出现了专业巫师。巫师是半人半神，是沟通人与天地诸神的桥梁。至迟，宗教成了某些人的专门的活动起，人们侍奉神的同时，也就要侍奉巫师。既然，剥削、压迫及阶级这类社会现象，是从无剥削、无压迫及无阶级社会中脱胎出来的，那么，维护剥削，压迫和阶级统治的最初那些代表性人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最便利又最能为人们接受的办法，就是从传统中寻找武器，并加以扩充和宣扬。在思想领域内的最好的武器，是已经存在的神权，所以，诸民族的最初阶级社会的那些统治者，不是搞政教合一，就是搞王权神授这类统治把戏，便是出于这里讲的原因。
基于上述，可知侍奉神、巫师、和统治者，是历史进程中依次出现的三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同时，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导致这三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结。（第173-174页）这里论“神”的观念产生与变化、神权的产生、宗教的起源、巫师的职能与性质的衍变，是很有见地的。又如在论及城市的出现时，本书说：
城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乡村为依托，靠乡村提给粮食、原料和人力资源，又给予乡村以技术、文化和手工业制品等方面的支持，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系格局。由于城市往往被贵族阶层控制，用作剥削和压迫乡村的工具，所以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又是与城乡对立的形式所表现的社会分裂而相伴发展的。无论如何城市的发生总是一种进步，因为在那里不但集中了物质财富，还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优秀的人才，故城市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文明的发生，城市的发展程度往往代表文明的发展程度。不过这一切在龙山时代还刚刚露出端倪，可以算是文明的一线曙光。（323页）作者从城市出现的原因、城市产生的作用、城市的性质发及城市出现在原始社会发展历史中显示的意义，阐明城市与乡村分裂、对立的问题，具有一种卓越的历史见识。
二、考古学文化与中国的远古社会
近代史学家以考古的成果写中国的原始社会的历史，不仅是在传说的文献中勾勒中国远古社会的图景，这是中国通史编写上的一大进步。但问题是，怎样来运用近代考古的成果，从什么样的视点切入，来揭示中国远古社会发展特点。是仅仅以考古的材料作一种观点的注释，还是以正确的观点为指导，具体地分析考古材料，把考古材料与文献有关的记录结合起来，揭示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特点？苏秉琦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重大的特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为指导，研究中国本世纪以来考古的成果；把中国古史的材料与之比照，展示出中国远古社会的丰富、多彩的景观，具体地阐释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过程与特点。
在论述中国远古社会上，从宏观方面说，本卷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出作者的独到思考。一是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经济文化区域类型说，一是关于远古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说，还有一个是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发展中不平衡的理论。这三者相互联系，构成苏先生的考古学文化的理论。正如白寿彝先生在本书的《题记》中所说的“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的民族、文化及社会发展的脉络。”
《中国通史》第二卷开篇指出由于我国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诸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由于我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往后的发展又都各具有特色，从而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和两大农业体系。（《序言》）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各个地区文化统一性是主要的，但又确实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文化区，一个是西侯度、匼河文化，一个是周口店第一地点为代表的文化，另一个文化是以观音洞石器为代表的文化。后来由匼河文化而丁村文化，是为匼河——丁村系文化；周口店第一地点而许家窑，而山顶人等，为周口店——峙峪系文化。这种在旧石器已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地方文化，进而在新石器的开端就形成多元的格局。由于农业形态的不同，在中国神州大地上出现新石器时代的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它们是由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与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的旱地粟作物农业经济文化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水田稻作物经济文化区。
在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形成了几个地区性的考古学文化。各个经济文化区的发展，又经历了几个文化阶段。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经历了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个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经历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三个阶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卷作者对考古学文化的思考，一是这里说的“文化”，从全书看，是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但作者是把农业的特点及变化，作为远古文化地区性的特点和嬗变的根源。二是从各个地区的文化的特点进而揭示这个地区的历史的特徵。作者从考古学文化入手，把我国的原始社会的各个地区当作是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个整体。
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的理论，把各个地区的文化看作是动态的，这就是他的远古文化重新组合说。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生产力低下，活动范围有限，但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影响，有些文化因素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到了新石器时代，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的形成，如本书说，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重新组合。到了公元前第六千纪，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加速，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促成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考古学文化分布图发生变动，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合。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各地进入龙山时代以后，铜器发明，制陶技术改进，蚕丝织品出现，商业交换以及当时的战争，使得考古学文化再一次发生变动，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三次重新组合。（以上参见本书的《序言》）正是在这种文化区系的不断的重新组合中，历史由野蛮向文明发展，下一次的重新组合，则是文明时代的事。这里同样要看到，作者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揭示远古历史的变化过程的特点，揭示中国的远古的历史既遵循人类历史的共同大道，又有自身的特点。从氏族到国家，家庭、私有财产发生，城市出现，宗教及文字、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显示这一条轨迹。
应当重视的另一点是作者对文化区系变动原因的分析，首先，这种文化的嬗变是文化区系中的主要文化因素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发展和变化的结果。这里可以举本书对仰韶文化前后期变化所作的分析为例，作者谈到仰韶后期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地方差异，说：
应当指出，上述地区在仰韶前期的文化面貌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其差别不如后期明显，且发展趋势不同：前期的差别越来越小而统一性越来越大，后期是差别越来越大。这种内部分化趋势的加强，以及仰韶文化基本特征的逐渐消失，最终导致仰韶文化的消亡。（219页）仰韶文化的发生发展及消亡，是文化重新组合中的文化因素的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自身的发展又导致自身的衍变。这样的议论相当精彩。当然还有一种文化嬗变的原因是各种文化相互影响造成的，本书论述北辛文化时，说：“黄河下游地区从北辛文化开始，就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亲族文化区。自此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尤其是山东及苏北地区一直保持着与黄河中上游相区别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直到公元前15世纪前后商人尤其是以后的周人的侵入，才得这个地区自成系统的文化逐渐被瓦解，其中一些因素，则被溶入商周文化之中。”（第64页）这是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分析远古文化的嬗变与进展，同样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眼光。
《中国通史》第二卷揭示出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从文化区系形成上体现出来，也在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上体现出来。作者关于中国远古历史的不平衡性的思想贯穿全书。
中国历史开端就显示出这样的特色，“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大体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应，但各地发展的道路有所不同。”“辽宁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说明当时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序言》第5页）。“至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远超过了旧石器早期和中期的总和。……在这样广泛的范围内文化面貌自然更加复杂，地区的差异也更加明显。”“总之，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并且出现了明显的地方性的差异，有的已可划分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和不平衡的。”（第55页）可见，中国历史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平衡性特点，而且这种不平衡性从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的历史过程中，又是在发展之中。中国新石器是从旧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果说，中国旧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体系，那么中国新石器文化也是这样，只不过内容更加丰富，谱系更加繁复罢了”（《序言》）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以及三次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都充分显示这一特点。
所谓不平衡既包括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也体现出各地在经济文化上各自的特点，从而构成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作者在谈到长江中下游的经济文化时所说的那样：“这些文化之间一方面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且发展的阶段也大致是同步的；另一方面又各具特色，构成一幅多彩的图景。这可以说是本阶段文化发展的一个总特点。”（227页）同时不平衡也可以是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状态上相异性，有正规的路径，也有一种跳跃式的发展。本书在分析东北的红山文化时，作者这样说：“可见红山文化发生在此时的社会变革，与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发展步伐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在注进了庙底沟文化新鲜血液后，跨度较大地步入了原始文明起源的阶段。不过，红山文化这种‘步入’过程却有它自身特点，总的来说，它发展到这一阶段所迈出的步伐跨度更大、跳跃性更为明显，从而以其空前的进步成就在东北地区历史发展中揭开了新的一幕。”（第420页）这同样是一种不平衡性。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撰写中国通史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白寿彝先生在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中说：
中国的历史仍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因全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发展得不平衡。这不只是在汉族跟各兄弟民族间发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汉族内部，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平衡。从更高的高度把这些平衡概括起来，既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差异，又要从差异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289页）对历史不平衡的思考，是总主编和各卷作者对中国历史具体特点的深刻认识，显示出在理论上站的高度。建国以后，我国考古学界在理论上注意到并且提出了我国南北旧石器发展的异同趋势的问题。苏秉琦先生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揭示是相当成功的，是对我国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开拓、开创。
三、历史的传说与考古学文化
中国通史的撰写，在历史的开端上，无疑地有一个如何对待历史传说的问题。我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大量的古史传说，对这些先民生产生活的曲折反映，是全盘接受作为远古时代的信史看待呢；还是一概地作为荒诞之说，加以排斥呢；亦或是通过考证加以甄择作为古史的一种材料呢？这在史学史上历来是有争论的。我国古代通史修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史家在写历史开端时，对古史传说的记载，选择自己认为可信的材料，作为中国历史开天辟地以后的内容。而这种采择缺乏科学的依据。有的作为“存疑”，却无法解决这一困惑。在近代史学史上，对古史记载有不同的态度，一种把古史相关的文献作为“国粹”，基本上是拒绝对古史传说的材料作批判，把其中的内容作为信史看待。还有一种是否古定史传说在研究、撰写历史上的价值，认为这些是后人不断地编造出来的，过去人写的古史不能相信，这就是所谓的疑古派。到了后来，一些先生疑古史转向对古文献的整理。疑古活动在近代史上，曾经在打破古代社会是黄金时代的观念上，起过思想解放的作用，但以这种态度写古史、通史时，也不足取。还有一种是把地上的材料与地下发掘出来的材料结合起来，考定出材料中可信与不可信的部分，无疑地，这样态度是客观的，对古史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这时说的“地下材料”是甲骨卜辞，基本还是地下文献考证地上文献的思路。
近代考古学发展起来后，史学家有可能运用这些成果思考古史问题，有的运用考古学成果、又结合近代民族学研究的进展，写出通史著作，从而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特别重视把考古学成果和古史传说材料系统地结合起来，并参之以民族学的成果，写出中国远古的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为指导，提出自己的考古学文化说，由此揭示中国远古史的进程与特点，这在当代通史编纂学上应该说是首次。苏秉琦先生在《序言》中说：
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资料印证传说，又往往牵强附会。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在对待传说资料问题上，一是十分尊重已有的研究的成果，同时又看到由于时代的限制所造成的缺陷。本卷的主编提出以考古资料作为整理传说的“最可靠的参照系”的观点，由此系统分析古史传说的意义。
《中国通史》第二卷论说中国旧、新石器时代与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在复原远古时代的历史方面，作了系统的工作。其复原的方法，作者的思路大体是：一是以考古资料作为参照系，作为远古史社会状况和划分历史阶段的依据。二是，把古史传说和各种说法与碳14年代作比照。三是把传说中先民活动的范围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作比照；四是，具体分析古史传说的意义并与考古学文化内涵作比照。同时以传说中的各族关系与考古学文化关系作比照。这样把参照系与各种“比照”结合起来，复原远古的历史，既有了科学的基础，又丰富了人们对远古史的认识。
古史中的传说基本是两大块：一个是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一是五帝的传说，在作了研究之后，作者认为三皇说“应属于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这个五帝，按《史记》的说法是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其实在别的古书中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都是虚构。”“只是后来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序言》）这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近代的疑古史活动，也表明自己对古史传说的看法。
五帝时代上限不能早于仰韶后期，也就是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下限当在龙山文化时代。这就是金石并用时代，是中国由民族进入国家的时代。龙山文化至少有四个文化类型，把太昊、少昊与炎黄的传说联系起来，可以一一比照。龙山时代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它们分别同传说中的黄炎、两昊、越、和三苗等集团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集团后来又发展为华夏、东夷、吴越、荆楚等族系。所以说龙山时代考古学的分布，实际反映着民族文化区的萌芽和初步形成。（291页）中原龙山文化分布的范围最大，内容也最庞杂，继中原文化之后而发展起来的，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是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是先商文化，在陕西关中地带是先周文化。自此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民往往自称为华夏或诸夏。其所以称诸夏，正同称九夷一样，表明内部还有许多支族。（289页）五帝时代以尧为界，分成前后期。尧以后，国家出现了，如果把这一阶段的考古继续深入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的进程阐释得更加清楚。”（《序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论证力求有一个科学的基础，明晰地论述原始社会历史的过程和特点。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的《中国通史》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是一项创举，随着各卷陆续出版，人们将越益看到这项恢宏史学工程的巨大的意义。
标签：中国通史论文; 考古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原始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