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日关系特点与日本角色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日本论文,角色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与存在着一股国际阻力分不开，其中美国固然是解决台湾问题中最主要的外部阻力，但日本也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历史上日本曾占据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统治期间推行“皇民化运动”。战后日本又以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同盟者的角色继续起着作用，1997年9月日本与美国签署了防卫新指针， 更赋予日本通过后勤支援等方式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职能。日美防卫体制的这种变化，从而为日本以军事手段卷入台湾问题提供了可能的选择。可以预见，未来日本角色将较现在更活跃，更值得关注。
台日关系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广为讨论的问题，此问题的研究也确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着重分析台日关系的一些特点，初步归纳台日各自对日本角色内涵的认知差异。
一、台日关系特点
由于历史和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台日关系形成了历史传承性、官民混同性、复合勾联性、矛盾性及非对称性的特点。在这些特点中，复合勾联性和非对称性是台日关系的基本特征，它直接影响和界定了现阶段的台日关系。
（一）历史传承性
1895年至1945年，日本占据台湾达51年之久。统治期间，日本根据本国的需要，在台湾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日本化”。经济方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改变了“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推动“台湾工业化”，使台湾逐步从主要向日本本土提供农业产品和初级加工制品，转为建立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化需要的工农混合的经济结构，从而开始了台湾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时任台湾总督的小林跻造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的“三化”方针，加速台湾的“日本化”进程。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回归中国，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引发“二二八事件”，伤害了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二战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出于战略需要，在美国的促成下，加强了与日本的关系，甚至军事方面也有所谓的“白团”合作事作（注：“白团”是日本在台军事顾问团的简称，白团的起因是蒋介石政权为取得投降的日本军官为其效力而秘密执行一项计划。该计划是利用冈村宁次的影响，从日本物色一批青年军人化名赴台，组成庞大的三军顾问团，训练蒋军。此活动原本是在极稳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近年才得以逐步为世人所知。详情可参见台湾林照真所著《覆面部队—日本白团在台秘史》，台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由此日本重返台湾，并随着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加强而日趋亲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台蒋政权是日本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日本首相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人曾访问台湾，台湾党政要员蒋经国、张群等也经常赴日本活动。1964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访台，与蒋介石达成所谓的“吉田书简”秘密文件（注：关于《吉田书简》，资料较多，可参见李恩民著：《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2页；吴学文等著《中日关系史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等书。）。这一对日本政府有约束力的《吉田书简》称：日本在精神上、道义上支持台湾的“反攻大陆”、反对所谓“两个中国”构想、限制中日间贸易的民间性等。 《吉田书简》在台蒋政权心目中的地位极为重要， 1968年6 月蒋介石会见日本记者时再次强调：“若说要废弃此项吉田书简，即等于要废弃中日和约”（注：前引黄天才书91页。）。1972年台日“断交”，虽然日本政府接受了我“建交原则”，但并未表示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今一直坚持这个立场。台日间交流和合作并未随之中断，相反不断提升。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和同情势力相当强大，以国会议员和各都道府县议员为代表的亲台政治势力和同情势力相当强大，以国会议员和各都道府县议员为代表的亲台政治势力经常制造事端，学界、媒体舆论界的亲台势力亦经常公开出面为台湾鼓动，辅以每年数量庞大的双方人员来往和贸易额，台日实质关系非常密切。
这种衍生于历史渊源的传承性关系是现代台日关系的一大特点，也是台日关系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环境。
（二）官民混同性
1972年台日“断交”后，双方在“民间”名义下进行的实质关系却显现强大的影响力，使台日关系呈现出官民混同性的特征。
1972年后，受到“断交”打击的台湾当局加强了对日本国会议员和民间人士的拉拢工作，促使日本成立了诸如“日台关系议员恳谈会”、“日台亲善协会”等团体。在政、财、学等互为一体的日本，虽然表示恪守现职大臣不去台湾、 不与台湾高级官员进行接触的原则， 但今年11月13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应李登辉的邀请访台，在谈话中竟称台为“国家”，这是台日“断交”27年来的首次，开创了日台往来的“恶劣先例”。台湾更希望石原知事的“都市外交”成为台日关系的“突破口”。 借用退职官员、 议员或政党身份去台湾者络绎不绝。 例如， 1984年前首相岸信介率团参加蒋经国的第二任“总统”就职庆典，许多自民党要人参加。
其次，作为台日交流正式管道的台湾“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处和日本交流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在台日双方的默许下，逐步成为享有“外交”待遇的“准官方”机构，使台日间维持了“顺畅”的交涉渠道。台湾当局在日本驻台办事处成立后不久，即给予该机构“外交”礼遇。日本方面顾及中国政府的反对，初期完全限制亚东协会驻日办事处的“外交”职能，没有“外交资格”，也不能行使签证权，对外行文或核发签证时，只能使用“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的名义。但是台湾策动日本亲台议员施加压力，并利用台日航权争议作筹码， 使日本放松了限制。1987年9 月日本法务省免予台驻日机构人员和家属使用《外国人登记法》，变相给予驻日代表处人员“外交”待遇。1992年日本允许台驻日机构更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
台日正是通过这种民间其外，官方其内混同的方式，发展了双方的实质关系。
（三）矛盾性
台日关系中的矛盾性表现为两点，一是台日双方存在历史和领土等问题的争议，二是台日各自内部存在着制约两者进一步接近的力量。
台日关系的矛盾性首先指台日间存在着一系列分歧和争议，主要有历史创伤（慰安妇与劳工及军票问题）和现实领土争议（钓鱼岛归属）。1.台日慰安妇事件：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曾大量征召台湾妇女组成慰安妇，甚至就地设立慰安妇场所，驱使台湾妇女为台湾驻军提供不人道的性服务。随着当事人和有关资料的公开，岛内受害者开始勇敢地走出来揭发日本殖民当局暴行，形成了声势较大的索赔运动。1992年，台湾成立慰安妇申诉专线，首位慰安妇出面控诉，台当局也成立“跨部会”台籍慰安妇专案小组，并陆续有三名台籍慰安妇召开半公开记者会，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及赔偿。1997年，岛内民间组织联合韩国、菲律宾、日本等支持团体同步发动致函国际劳动组织的请愿活动，公开台湾原住民12位慰安妇认证结果。1998年，岛内民间组织拍摄的“阿妈的秘密—台籍慰安妇的故事”记录片首映，日本义务律师团也赴台协助调查台籍慰安妇真相。在各方努力下，终于在1999年7月14 日向日本东京法院展开诉讼，但日本政府仍拒不承认台籍慰安妇的要求（注：1999年6月19 日台湾《自由时报》）。2.台籍士兵和劳工补偿：二战后期，由于战场不断扩大和日军的死亡量剧增，为补充兵源，日本从台湾大量征集成年男子从军，甚至还从善于山地活动的少数民族中征集男子组成“高砂义勇队”。此外，日本政府也大量征召台湾民众担任劳工，近年揭露出的“高座海军工场”童工事件是其中的代表（注：根据考证，二战期间被日本征集的军人和军属的台湾人达207183人，其中死亡30304人。 仅新竹一地就有591人战死。 关于童工（少年工）和征用台湾妇女作慰安妇的详细记载，请参考潘国正著《天皇陛下の赤子一新竹人·日本兵·战争经验》，台湾齐风堂出版社1998年二版等文。）。被强行卷入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台湾民众战死、累死者甚众，可是战后日本政府仅对死亡与重度伤残者给予区区200万日元的补偿。3.领土争议：台湾反对日本所宣称的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说法，坚持钓鱼岛主权归“中华民国”，二战后岛内曾数次爆发大规模的“保钓运动”，特别是70年代初，台湾4000余名大学生在台北连续举行保约集会和游行，令国际社会震惊。近几年台港等地的保钓活动仍很活跃。
矛盾性还表现为台日内部均存在制约台日进一步发展更高层次关系的力量。台湾的反对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统治期间曾血腥镇压台湾人民的反对运动，并对台湾人民进行了全面的禁锢，从而出现了一批反对者。二是蒋介石政权逃台后，虽然提倡所谓的“以德报怨”精神，但这批通称的“外省人”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久久难忘，这些人构成了目前岛内主要的抵制亲日、媚日势力的健康力量。日本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由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力量组成，他们反对发展与台湾的正式关系。
（四）复合勾联性
台日关系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特点是复合勾联性，形成“合力”，产生“磁场”作用。
1.“磁场”之一：美日同盟
战后日本长期执行的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政策，日美安保体系历经多次续订和重新诠叙，使这一关系长期维持并得到强化。1951年日美签订《日美安全条约》。次年2月28日， 日美又签订《日美行政协定》，1954年3月8日，日美签订《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从而确立了战后对日美乃至亚洲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所谓“安保体系”。1960年1 月签订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60年代，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两人先后担任首相，坚定地奉行与美亲善的政策，顺利解决了“归还冲绳问题”（注：“冲绳归还”是日本政府长期追求的目标，经过多年努力，方在佐藤内阁任期中实现。）。进入后冷战时期后，美日进一步加强了安全协作体制。1996年桥本、克林顿高峰会谈发表“日美安全联合宣言—迈向21 世纪的同盟”， 大幅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的作用。1997年9月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被称为“战争法案”的“周边事态安全确保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品义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三个配套法案，使日本军事力量从被动防御转为直接介入。
美国是台湾问题中最重要的国际因素，在战后史上，日本曾多次在美国的压力下积极介入台湾问题。后冷战时期，在强化日美安保合作体系的背景下，日本又因美日军事同盟承担了后方支援义务。因此，日本在台湾问题中扮演“积极干涉”或旁观角色的选择，端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调和日本对美日同盟的解释与军事参与程度。
2.“磁场”之二：中日关系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效法西洋，逐步走向强盛。与此相对应的是，伴随着日本“脱亚入欧”和“军国主义化”行程，日本推行东亚“殖民化”，最终爆发全面侵华战争。二战结束后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以“政经分离”手法处理中日关系，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后冷战时期，一心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日本加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以联合国和亚太地区为中心，在诸多国际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这种思维在中日关系的体现是“刚柔并行”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是日本天皇、海部、细川、村山、桥本、小渊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后访华，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另一方面则以“西方一员”身份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
历史经验表明，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时期，日本对台湾问题的负面影响就大为减少；反之，日本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时，则必然会损害中日关系，在此意义上分析，日本角色与中日关系是一种“零和关系”。
3.“磁场”之三：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
战后至今，日本先后产生过两大政治思潮：一是低调追随、和平自守、经济至上的“吉田主义”；二是多轴并行、逐步扩军、积极参与的“新保守主义”（注：中国国内学者一般不作这种定义。此说法取自《日本的问题：新时代的国力与目标》，中译本由傅曾仁译，台湾金禾出版社1996年发行。）（表现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大国外交等）。据美国学者Kenneth B.Pyle的研究，作为战后恢复国际信任和争取重返国际社会产物的“吉田主义”，其内涵体现为“经济的国家主义”、“逃避安全义务”（完全防御性的国防）、“重商主义的支持者”等，具有自主性弱，避免直接对抗，以柔性手段处理国际关系的特点（注：中国国内学者一般不作这种定义。此说法取自《日本的问题：新时代的国力与目标》，中译本由傅曾仁译，台湾金禾出版社1996年发行。）。
“新保守主义”兴起的背景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全球性重要经济强国、国际社会对日企盼增加，国外的赞扬与国内信心的恢复催生了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或称“新国际主义”、“国家主义”等）。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曾任内阁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等人。1982年上台后，中曾根正式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政策，“政治总决算”主要是通过国内的改革与突破“禁区”强化日本国际大国形象，对内使日本从“和平主义”的中流意识中脱离，产生担当“国际领袖”的自觉性，对外改变日本经济大国形象，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二号”（注：中国国内学者一般不作这种定义。此说法取自《日本的问题：新时代的国力与目标》，中译本由傅曾仁译，台湾金禾出版社1996年发行。）。90年代，日本借苏东体制瓦解、中东波斯湾战争等一系列国际事件提供的机会，加强了“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例如海部、 宫泽内阁时期讨论并通过了首个具有重要里程碑性质的PKO法案，日本军事武装自卫队终于得以合法派赴本土以外（注：PKO 法案是“联合国协力合作法案”的英文简称，1991年11月和次年6 月先后经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1992年9 月日本派出了战后首支海外自卫队赴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桥本内阁组成后，提出了“桥本主义”（注：“桥本主义”提出三大重点：维持日美安保体制、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建设性伙伴、日本与东盟加强联系。）。这一新保守主义思潮已成为日本国内主流思潮，除日共等极少数政治力量外，包括公明党、民主党等在内的主要政党在内外政策上已没有明确分野。
“新保守主义”要求日本以积极态度介入国际事务，尤其是亚洲事务，以“成熟领导者”自居。“新保守主义”影响下的日本亚洲政策是强化日本在本地区的影响，提高大国地位，在美国支持下，更多、更深地卷入本地区事务，而台湾问题势将受到波及。
（五）非对称性。非对称性是日台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所谓“非对称性”，指台日关系对日本和台湾当局而言，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
在台湾方面，日本曾统治过台湾达半个多世纪，台日间具有浓厚的历史渊源。统治期间推行的“日本化”培养了一大批说日语、以日本方式思维和生活的本土人士，也使台日在政治经济贸易关系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些具有强烈亲日意识的“台独”分子心中，日本才是台湾的“宗主国”、“母国”（李登辉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除了历史渊源外，在台湾当局眼中，日本是台湾的邻居，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的一员，台日在经济合作、安全保障方面有着共同的需要。因此台日关系是台湾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其地位仅次于台湾的“保护者”美国。台湾在发展对日本关系上花费了与对美国同样的力量，驻日“代表”也成为由李登辉亲点的少数几个“驻外人员”之一，台湾当局每年派出的各个层次、各个类型的访问团（人员）成数十批计，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日本媒体和舆论界是台湾当局刻意拉拢的对象。
在日本方面，虽然出于与台湾同样的原因，许多日本人对台湾有“不同寻常的情结”，但是对日本政府而言，台湾只不过是其众多关系中一个从属性关系。日本有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有着地区性强国和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影响力。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经济大国的日本，现在急欲“更上一层楼”，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即成为国际性的政治大国。早在苏联东欧体制瓦解后不久，日本即大力倡导新的国际格局，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间相互依赖的加深，经济与科技能力日益重要而军事地位下降，因此日本运用自身经济、科技能力协助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是适逢其时（注：1990年，海部俊树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文章，提出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参见周煦著《冷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1989—1997），台湾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 58 —60页。）。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推行了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目前正努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并在众多国际和地区性问题中“作出贡献”。在这种总体政策中，日美关系固然是其外交基石，而维持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俄罗斯、东盟诸国的关系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此，在日本方面，台湾问题是作为中日关系或日美关系的从属性关系提出和处理的。
二、台日对日本角色的内涵认知差异
台日关系的复合性和非对称性特点，导致了台湾和日本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中的作用存在着认知差异，从而使台湾和日本对日本角色有着不同的期冀。台湾将日本视为休戚与共的“学习者”。日本则主要将台湾视作维护其国家利益、实现其发展战略的一张“牌”。
（一）台湾眼中的“日本角色”
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是台湾的“学习者”、“模仿者”，台湾对日本有很强的亲近感。台湾对日本角色的期冀是：维持和发展实质关系，并试图在安全问题上与日本合作。
1.维持和发展实质关系
台湾希望政治上与日本发展较高层次的官方关系，经济上取得日本技术提升岛内产业结构，并维持密切的实质交流关系。
首先，谋求实现双方政治关系的突破。台湾加强对日本国会议员、媒体舆论界及一般民众的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推动台日关系的突破。在台湾的活动下，台日关系通过“以民促官”、“以非正式逼正式”方式实现了一些突破。这些突破主要包括承认台湾“护照”、台日航权谈判，并多次制造了李登辉访日风波。1994年台日修订航约，突破了1974年的限制。1995年台日达成台湾长荣公司飞大阪的协议，重开中断23年的台北—大阪航线，1997年台日再达成“华航”飞台北——大阪航线的协议，从而完全恢复1972年以前的情况。1998年5月， 日本国会通过法务省提出的“出入国管理法修正案”，承认台湾的“护照”有效，同时恢复对台湾旅客“七十二小时过境免签证”待遇。1999年9月1日起，日本再次大幅放宽对台签证规定，签证有效期从3年延长为5年，使台湾完全享受与美国、欧盟等相同的权限。此外，自1991年起，李登辉访日话题几乎每年都被提出，主要有1991年的渡假风波、1994年的亚运会观礼风波、1995年APEC大阪会议风波、1997年京都大学校庆风波等。
其次，是经济上谋求引进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减少贸易失衡。台湾在台日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充当着“输血者”角色，因此台湾强烈希望日本开放技术转移。战后台日经贸逐步形成了从日本进口机械、半成品，加工成消费性商品，再出口美国的所谓台、美、日分工体制。1972年台日“断交”对经贸关系曾一度形成冲击，当年双方贸易额为14亿美元，但很快便迅速发展，1992年达305亿美元，1998年台对日出口102.68 亿美元，进口270亿美元。在台日双边贸易中， 台湾充当着“输血者”的角色，贸易赤字持续上升。1991年前，台对日入超不超过百亿，自1992年突破百亿大关后，台湾的赤字一直居百亿美元以上，1998年入超167.32亿美元（注：台湾“经建会”编《自由中国之工业》1999年第5期。）。台湾的巨额贸易逆差引起岛内各界的广泛关注，改善贸易失衡之声时时涌现，甚至1998年台“外交部”针对桥本首相辞职发表评论时还提出台对日工作重点之一是弥平双方贸易逆差，组促销团到日本，并希望促成日的技术转移（注：台“外交部”发言人乌元彦语，1998年7月14 日台《中国时报》。）。由于台湾与日本间巨额贸易逆差主要是产业结构差异引起的，因此台湾不断要求日本配合，在技术转让、产品出口、开拓销售管道等方面提供方便，并试图加强自身研究开发，希望能提升产业结构，减少对日贸易失衡。但是，岛内企业的自身研发能力不足、研究投入有限及长期形成的加工出口体系的惰性，加上日本对技术出口配合意愿不高，收效甚微（注：关于此问题可参见拙作《从台缩减对日贸易逆差措施看台日经贸关系》，载1997年2月出版的《现代台湾研究》。）。
第三，谋求发展密切的“民间关系”，取得实质利益。
以“民间”形式推动的经济、文化、教育、观光等人员与物质交流的实质关系是1972年台日“断交”后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台驻日机构、岛内各政党、社会团体、台商以及个人一直进行着多层次、成效显著的“民间外交”活动，扩大台湾在日本的影响，培植亲台势力、培养对台亲近感。
这种实质关系的表现一是台日之间成立了为数众多的、旨在联络关系的各种组织和团体。台湾主要有：（1 ）当局控制的半官方的“亚东关系协会”，派驻日本的实质官方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在大阪等地设分处）；（2）各种以民间形式组成的专业性组织， 如台日“经济贸易会议”（每年一次的经济领域对话机制）、“三三会”等。日本方面主要有：（1）文化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外务省所属。 ）；（2）政党和其他民间组织，如“日华关系恳谈会”（注：1997 年2月由原自民党、 新进党等党派的亲台派议员组织“恳谈会”合并而成，现任会长是由中贞则，参众两院议员加入者超过300人， 活动力最强。）、“日华（亚东）亲善协会”、“日华文化协会”、“中华联合总会”（亲台侨民组织）。表现二是台日间维持着各种密切的关系。人员方面，去台湾的日本人自1986年起，每年约维持在70—94万人数之间，占同期去台外人总数的43.65%（1996年）至54.4%（1989年）， 台湾访日人数也不断上升，达到70万。台日媒体互派，加强对对方的报道。学术交流方面，除各种临时性交流外，“亚洲展望研讨会”、“中国大陆问题”会议等是相对固定的台日间学术交流场所。一般民间文化上，日本文化更是充斥岛内：日剧、日本风尚、日本书籍、音乐、体育运动等的影响比比皆是。
2.鼓吹形成日本主导下的区域经济整合体系，企图组成并参与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安全体系
具体而言，希望以“日美防卫新方针”为主轴，建构稳定的东北亚。因此，短期之内会对是否将台湾海峡问题纳入“周边有事”产生纠纷，但我对目前“周边有事”的界线是依事态性质来定，而不是以地理范围来界定大为赞赏。我认为，日美两国加强安全保障合作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东亚地区部分非民主要国家的潜伏性军事威胁。日本与美国均为民主国家，因此为维护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合作。不仅如此，这在经济问题方面也可如是说，也就是日本更要积极参与ASEAN （注：日本知名政论家深田佑介采记李登辉的全文稿，发表于2 月号《诸君》杂志社，中文版载于1999年2月1日的台湾《民众日报》。）。
上述谈话是李登辉接受日本一知名政治评论家采访时说出的，从中可以看出，李登辉希望日本成为本地区的“领导者”，具体而言，李登辉对日本的期待有两个，其一是区域安全保障，这需要美国的参与；其二是区域经济统合。
首先，台湾企图以集团防卫对抗祖国大陆。为此，台湾当局向日本鼓吹台湾问题不只是中国内政、也是攸关日本生存的问题。李登辉多次表示：“对日本而言，台湾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岛屿，也不是一个出口产品的对象而已，是攸关日本生存命脉的重要屏障，也是有助于稳定整个东亚和国际和平的合作对象。”（注：李登辉《台湾的主张》日文版书面发言，载1999年7月24日台《自由时报》。）
其次，台湾希望日本充当区域经济的领导者。李登辉声称：安全保障固然是一大课题，但日本在亚洲经济合作体制方面，也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日本不积极争取领导地位，可能就会让中共有机可乘……不论从地理位置或经济实力来说，台湾都没有理由被排拒于东协（东盟）之外，拒绝台湾与会，对东协本身亦是一大损失……如果要让这种失衡的体制回归正常，就必须要由具有影响力的国家采取积极行动。因此，东协各国对日本的期待，可能远超过日本自己的想象。……协助日本主导亚洲经济合作体制的发展，恐怕是美国不得不然的选择（注：李登辉《台湾的主张》日文版书面发言，载1999年7月24 日台《自由时报》。）。
（二）、日本眼上的台湾：“牌”的效用。
关于“台湾牌”，由于日本政府（尤其是以外务省为首的官僚机构）强调恪守中日建交公报的原则，处理对台关系时十分谨慎，因此很少有公开的表示，在台湾问题上也严格统一口径。但是，以学者、退职官员、议员、媒体等非官方身份表达的各种意见中，有关利用“台湾牌”的考虑为数不少。
1.利用“台湾牌”实现其战略上的目的
首先，使台湾本身成为“一个问题”牵制中国。认为存在一个“分裂”或“分治”的台湾，中国将无力他顾，而且只要台湾不与中国大陆统一，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纵深屏障，无法走向海洋。一个孤悬于中国大陆身旁的台湾将成为中国发展成为强国的“罩门”。其次，利用台湾问题使两岸内斗，从而削弱两岸在其他问题上力量。主要有南海和钓鱼岛。
2.日本国内对“台湾牌”的具体思考
一是将日本的“安全”与台湾挂钩，这是最常见的主张。相当活跃的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等说，台湾问题应以全亚洲的角度来因应，因为她不仅是两岸问题，也不止于是与日本安保有关问题。日本过去曾殖民台湾，但日本和台湾的地理历史构造、经济和人际关系的密切是比这段“五十年殖民统治”来得更深，日本必须对此深加理解，充分认识到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注：参见1999年4月14 日台湾《民众日报》）出身日本防卫大学、曾任职自卫队的军事评论家志方俊之称，日本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域是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台湾海峡相当于日本的生命线（海上联络线），因此台湾海峡发生武力冲突，使日本的海上联络线被长期切断，日本政府就会把这项武力纷争认定为“周边事态”。（注：1999年5月4日台湾《自由时报》）
二是口头支持“一个中国”，实际反对中国为制止“台独”、促进统一而采取的行动。日本前防卫厅长官、曾任自民党副干事长（今年第二次小渊内阁再次入阁），兼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长玉泽德一郎的有关言论很具代表性。他一方面说日本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见解，另外却说：可是“中”台纷争是有历史的背景与经纬；日本政府同时也认为，“中”台双方应该以和平的对话来解决双方的问题。如果要以武力来解决，“中”台发生战争有可能对日本的安全带来重大影响，所以，我说“有可能”是周边事态的，我说“有可能”是周边事态的范围……所以象九六年的台海事态，美军出动了，当然日本必须要作后方支援，这就是美日安保新指南所规定的事态范围了（注：1999年5月25 日台湾《联合报》）。
三是鼓吹接纳台湾组成区域性安全防卫集团。90年代以来，日本重新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扩大了日美安全防卫体系的职能。根据日美防卫新指针及1999年通过的三个配套法案，日本可以通过后方支援的方式参与美国的军事活动，这就使日本军事战略从“防御”转为“积极干预”，为日本根据需要灵活运用这一规定提供了时机。近年来，日本更借口朝鲜试验导弹，大力扩充军备。1999年8月， 日本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启动5—6年、耗资500—600亿日元的TMD中高空层防御计划。 另据媒体报道，日本还有筹建两支4万吨级航空母舰战斗群、 购买可以延长作战区域和航程的空中加油机等计划（注：参见1999年7月22日、 8 月17日台湾《中国时报》）。日本防卫厅在1999年度的《防卫白皮》中还首度声称如果日本判断将遭到他国攻击时，有权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注：参见1999年7月28日台湾《中国时报》）。 在此大背景下，日本有人鼓吹结成更大的军事性同盟，并纳入台湾。志方俊之扬言日本会通过援美用武方式干涉中国事务。野村总合研究所的森本敏声称美日的同盟关系不应只有日美“新指针”加强，而应扩充为“以自由民主等共同价值的大同盟”，将新、澳、韩、台湾等均包括进来（注：在日本召开的一项由台湾、日本及美国三方参加的研讨会上，日方成员提出此类以观点，参见1999年9月10日台湾《中国时报》。）。
根据日本政府对日美同盟体制的解释和在“周边事态”等问题上的暖昧态度，可以认为，上述几种观点不无含有日本政府的意图。
日本不会大幅提升与台湾关系。从前述各项内容可知，台日关系的主导权在日本手中。在下述各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日本不会轻易改变现行的政策，不会大幅提升台日关系。第一，日本正努力扮演负责任的“国际国家”角色，维持亚太地区的安定是这种角色的重要一环，台海安定是其中极重要的一环。第二，在美国对台政策没有突破性变化的前提下，基于日美同盟的日本不会独立积极介入台湾问题。第三，公然支持台湾的分裂虽然有助于牵制中国，但与日本根本性国家利益不符合。牵制中国也许可能削弱中国的强大，从而使日本获益，但这极可能转化为中日间的直接对峙，势必危及日本的“生存”与“安全”此一根本利益。第四，维持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助于日本获得良好的周边环境，有助于日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然而，也应注意到，由于台湾当局极力企图将台湾安全与日本、以及背后的美国挂钩，并不断制造事端，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确实存在一股想渔翁得利的右翼势力。故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心态是矛盾的：希望运用“台湾牌”获益，但不愿公开与中国对抗；出现了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却反对中国的反分裂行动；强调台日关系的非官方性却给予种种官方性质的待遇；担心被台湾拉下水却有意将台湾拉入某种类型与层级的区域安全网。
综而观之，台日关系未来发展趋势，将是：日本希望维持两岸的现状；在不付出自身安全代价的前提下，继续支持台湾的“分治”现状和“分裂”要求；台湾希望日本发挥更大作用，利用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安全承诺，妄图在本地区建立与祖国大陆抗衡的势力。
标签：李登辉论文;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台湾论文; 台湾经济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台湾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