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的房号税——兼及明代其他城市的几种房屋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房号论文,几种论文,北京论文,其他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房屋税”，是指以房屋作为课税对象的税收种类，如唐代曾“税间架”，五代及两宋曾开征“屋税”。明代亦有房屋税，但并非一项普遍性的税收，只有部分城市曾经征收，其名称和性质却比较繁杂。关于此一税种，明代文献只是零星提及，今人亦未曾留意。本文试作考梳，惟因史料匮乏，不明之处尚多，疏误亦难避免，有待方家补正。
一 明代北京城市的房号税
明代北京城市有一特殊税种，叫做“房号税”，又称“房号钱”、“房号银”，简称“房号”。天启五年(1625)大赦诏云：“京师居民，差役最繁，苦累尤甚。乃房号银两一项，又天下所并无，京师所独有者。”①据万历《顺天府志》解释：“所谓房号，即间架也。”②可知房号税就是以间架为课征单位的房屋税。
关于此税，明代文献记载殊少。笔者所见资料中，明确提及房号税时间者，最早可追溯到嘉靖年间。万历十三年(1585)，翰林院回回馆译字官龚敏学申请优免房号的呈文谈到：“查得本馆嘉靖十七年(1538)，女直等馆译字生鲍谊等三十余人，散住五城，先后俱蒙优免。”③另据《明穆宗实录》记载：“诏免林衡署果户房号税。初，永乐时，有果户三千余，渐多逃窜，存者仅七百余户。嘉靖间，复征其房号。至是，果户高锐等奏诉贫难，上亦悯之，故有是命。”对于这段记载，至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嘉靖年间，向包括果户在内的北京居民普遍开征房号税；二是房号税此前业已存在，嘉靖年间将课征对象扩及果户。笔者认为，嘉靖前期，明世宗尚可称励精图治，国家财政亦未发生困难，应当不会在京城增加新的税种。
细阅分类汇录成弘时期条例的《皇明条法事类纂》，发现有几件题本提及“房号”：(1)成化十四年(1478)，中城兵马指挥胡观奏诉：“五城兵马，本为巡捕盗贼、缉捕奸宄、洁净街道、疏通沟渠。递年以来，往往添设，事务繁杂。”并详列各种事项，内一条云：“房号，每月打卯三次。”兵部议覆，建议减免兵马司额外差使，但认为“寺观修设斋醮、洒扫坛场、巡视试院、管城巡河、光禄寺打扫、点视房号等事，亦为有限，俱合无照旧理办”④。(2)成化二十一年(1485)，指挥司指挥张济等奏诉：“其见役总甲，俱是贫难小户充当。又被各项官理官司数多，每月打卯，锦衣卫坐城官六次、巡街官二次、司房巡捕二次，巡城御史二次，工部委官二次，户部巡盐官二次、房号官三次，本兵马司二次，共二十一次。”⑤(3)弘治元年(1488)，因“京师远近盗贼为患”，兵部针对编当火夫提出一些建议，其中谈到：“圣驾看牲垫路、各寺观修斋醮洒扫坛场、巡视试院、点视房号等项，旧有例暂用火夫者，听其暂时拨用，事毕即放，不许久占。”⑥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点视房号”虽非兵马司的本等职掌，但至迟到成化年间，已成为其无法推卸的常规职责，兵马司官要率领总甲，每月到户部房号官处打卯三次。由于未能发现相关的说明性资料，尚难了解“点视房号”的具体内容。但从“房号官”隶属户部推测，此职责当属经济事务，或许即与房号税有关。
关于房号税的征收机构和征收范围，官修政书亦未说明。万历十九年(1591)，巡视北城御史邵以仁题称：“夫京师之民，原无恒产，止以居房为业，衣食不足，即致变卖，有数年而一更者，有一年而再更者，甚至不能一月居者，在五城有房号之征，在府县有税契之课，良亦苦矣。”户部覆奏时谈到：“至于收纳房号，告更名姓，悉系五城兵马分管，而督之各御史，亦旧规也。”⑦据此可知，房号税的征收范围为“五城”，即五城兵马司所辖地方，除城墙以内的城区外，还当包括近城关厢地区。房号税的征收机构是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则负有监督之责。对于兵马司官员来说，征收房号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正如杨起元所说：“都城内外，勋戚中贵棋布。而房号之征也，暴桀之摄也，动有所不得自由。”⑧当然，兵马司官员数额有限，不可能逐门亲自征收，而是委由各坊总甲“每月督催房号”，这给了总甲从中渔利的机会，“催收房号，展转支吾，则曰那上趱下”⑨。各兵马司均存有本城“房号簿”，以作为征税依据。居民凡买卖房屋，须到本城兵马司“告更房号”。此间滋生不少弊端，万历三十年(1602)，巡视北城御史乔应甲疏论“更名渐扰”云：“照得都会之地，人烟辐辏，房屋买卖，固所时有，但彼卖此买，须更此名。乃书办预得常例，日逐用有挂号，中间实买实卖者固多，亦有假托势豪而影射者，更有观望巡城而觊觎者，种种奸弊，不可胜穷。”他建议改革更名之法：“合无比照大造过割之例，每月定于二十九日，房牙带同买房本主，执拿原买文约面审验过，方准佥更。庶事有定规，日有定期，而打点之风可少息矣。”⑩
房号税按月征收，每年应征12个月，遇闰则为13个月。隆庆四年(1570)，以久雨坏民庐舍，谕都察院：“京城内外小民疾苦，即今为始，每岁五、六、七月俱免房号钱，给与修理。”(11)此外，从万历后期开始，京城遇有较大灾害，或朝廷有重大庆典，也常蠲免房号。如万历三十二年(1604)，京师“雨水连绵，米价日贵”，令“五城房号银两，除旧例免征外，再着免征一个月”；三十三年(1605)，颁诞育元孙诏云：“京城内外居民，比岁雨潦倒损冲坏田房数多，未尽修复，其房号准免三个月。”三十五年，命五城御史行查灾民，房号免租三月；四十二年(1614)，因皇太后去世颁发恩诏云：“京城内外居民(房屋)，比岁雨潦冲坏，未尽修复，准免房号四个月。”(12)泰昌元年(1620)，明光宗即位诏云：“京城内外居民房屋，比岁雨涝冲坏，未尽修复者，准免房号三个月。”(13)明熹宗即位诏又云：“城内外房号，除前次恩诏已将雨涝倒塌者准免三个月外，今将内外小民穷居，再免二个月。”(14)天启五年，以皇子生颁诏天下云：“(房号)其量免今年十一月、十二月及明年正月三个月，以示嘉惠都民之意。”(15)六年谕曰：“兹者复遭淫雨，昼夜连绵，震动若倾，滂沱若注……京师米价腾涌，小民糊口艰难，今复房屋坍塌，人口损伤，朕甚悯焉。即着五城御史，上紧行查具奏，照例一体优恤。其房号银两，除旧例免征外，再免征二个月。”(16)崇祯二年(1629)，以皇长子生诏告天下云：“京师居民，差繁役重，苦累偏多。房号银两，贫户更难措办。应照例量免今年三月、四月、闰四月共三个月，以示嘉惠辇毂之意。”(17)
房号税既然以间架为课征单位，自然应当是有房才有税。但事实上，原有房屋处即使变为空地，仍然要继续纳税。泰昌元年，明熹宗即位诏中规定：“其年久空地无房，犹包房号者，查明尽行蠲免，候修复之日，另行起征。”(18)此诏免除了年久空地的房号税，但空闲时间较短的地产仍须纳税。另一方面，又未必每间房屋都要纳税。崇祯五年(1632)，因“佥商苦累畿民”，居民翟守谦等建议“凡门面房一间，即算一丁，一年止征丁银，或一钱，或五分”，官府用此银自行购买所需物品。户部“咨都察院转行五城御史备查都民房间数目”，五城御史周堪赓等各具揭回报：“查得五城优免并见征共原额门面房共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六间半，内见征房共止一十二万七千二百一十五间半。每年除例免三个月，每间各征银不等，共征房号银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三两零。”(19)据此推测，房号税的课征对象，当为“门面房”，即临街的房屋。万历十三年，翰林院要求优免译字官龚敏学房号云：“用价买到永清右卫舍人王镗房一所，门面四间，坐落中城明照坊五铺总甲王大用地方。已经更名居住为业，不系重号，所有房号见行认纳。切思学见在馆办事员数，相应照例优免。”(20)公文中特地说明“门面四间”，正可为房号税限于门面房之佐证。
五城御史周堪赓等人的揭报，谓“每间各征银不等”，可能因地理位置、房间大小不同而有所差异。若以房号银总数除以见征房间数再除以9个月，平均每间征银约3分3厘。不过，前引乔应甲奏疏中，则明言每间税额有固定标准：“夫房号，每房一间，收银四分，此系定例。”正额之外，还要加收火耗。万历十年(1582)，户部尚书张学颜等曾指斥“兵马恣行贪肆”，谓“房号银两，虽不可免，加收火耗，视契税犹多”(21)。乔应甲疏中也批评说：“今乃令额外多收，至加四加五，官吏通同，成何法纪。”他建议改为收钱以杜绝加征之弊：“合无仿各州县条编收钱之制，按季呈本城御史，照依时价，每两换钱多少，仍候五城会同批允，方许追征。此无他故，收银则等可暗重，收钱则数难明加。”(22)
事实上，房号收银虽为常制，但每遇钱法壅滞，朝廷也常令改收铜钱。如隆庆元年(1567)，“京城内外钱法不通，诏户部、都察院议所以便民者”，户部建议：“其税课、房号、行户等银，俱令收钱。”(23)明穆宗遂下令：“崇文门课钞，除该银三两以上者收银，其三两以下者，及九门、各城房号、行户，俱令收钱行使。”(24)万历五年(1577)，因“京城内外钱法不通，小民受困”，“命户部设法疏通，其税课、房号等项，都用钱上纳”，户部议定：“税课二两以上，银钱中半；以下及房号等项，尽数收钱。”(25)万历十七年，工部疏言铸钱事宜，建议“辇毂近地，一应房号、税课，宜多收制钱”(26)。万历十八年，御史冯应凤等议通钱法，建议“通行京城省直各官司，凡房号、税、赎以及存留、起解钱粮，一切收支征解，银钱相兼”(27)。天启六年(1626)，传谕都察院：“即今大制钱不行，皆因五城兵马、总甲人等，房号不收大钱，以致壅滞。着各城御史严加查核，限即日回奏。”工部议覆，得旨：“在京五城房号、崇文门税课，俱用大钱，勒限收完，分解原发衙门，改铸小钱。”(28)崇祯元年(1628)，谕令“今后府县五城一切钱粮、房号，及官吏师生公费廪饩、衙役工食，俱银一钱二八收放，每钱六十五文当银一钱”(29)。可以说，晚明时期，房号与税课改收铜钱，被认为是解决钱法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
明代勋贵、品官例得优免房号，就连四夷馆译字生亦在优免之列(30)，不但大大减少了房号税的征收额，还加重了下层百姓的负担。万历二十五年(1597)，刑部侍郎吕坤疏言京师弊政，将“房号重于优免之滥”视为下富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31)。万历三十年，巡视北城御史乔应甲亦对“优免渐多”提出严厉批评：“夫房号优免，多寡不同。自勋戚以及各卫闲住等官，奉有明旨，何容复赘。近来街面如故，房额短少，以致原编银两，正支不敷，一切取办词讼，小民因而受累。”(32)京城权贵们还利用特权，肆意扩大优免范围，“有一人而五城皆冒免者，有一处而百所皆冒免者”。天启元年(1621)，巡视库藏监局给事中周希令针对冒免房号泛滥、商人买办役重等情况，建议“通查冒免房号，量增钱数，以为铺商见买之费”，明熹宗令“该部作速议覆”。(33)此后未见下文，当是不了了之。崇祯年间，因军饷匮乏，户部尚书程国祥建议：“借合京赁居一季之租，及京直会馆守寓者，亦出修理若干。”按照他的估计，可得银50万两，但“其后戚畹、勋臣、巨珰，概从隐匿，所得仅十三万而已”(34)。
关于房号税的去向或用途，前引周希令疏中有“夫房号，除进内及公费免外”之语，可知一部分要进交内府，另一部分留供公费。如工部山西大木厂、台基厂守宿巡逻夫共44名，其工食从西、北、东、南四城兵马司房号银内支给(35)。每年春季开浚五城沟渠，需要动支中、东、南、西四城房号银共111两；每年东安、西安、北安门三粪厂及西公生门北一处春秋二季搬运土渣，需要动支五城房号银共121.9两；遇圣驾郊祀、幸学、谒陵，填垫道路，动支兵马司房号银，远近多寡不等(36)。除巡城御史、兵马司管内事务外，朝廷有时还动支房号银以充其他衙门经费，如万历六年(1578)题准：“通政司、大理寺笔炭，改派一半于东、西、南兵马司房号银内支给。”(37)由于收入有限而支出浩繁，有关官员常感入不敷出。前引乔应甲奏疏中，就认为对吏书犒赏太滥，他抱怨说：“臣北城额外房银，止二千余两，近值清明上陵，中火夫马并各项额外杂支，非六十余两不够。他日犒赏，出自何项？”(38)
京城遭遇较大灾害，有时也要动支房号银赈济。如隆庆元年(1567)，“以霖雨坏民庐舍，令五城御史以房号钱、巡按御史以赃罚银分赈之，贫者户给银五钱，次三钱”(39)。万历十五年(1587)，“以京城疫气盛行，命选太医院精医，分拨五城地方诊视给药，仍每家给与银六分、钱十文，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40)。万历后期开始，还常动用房号银两赈济京城贫民。如万历三十七年，“命五城将房号银两赈济贫民”(41)。天启五年，“户部以天寒循例赈济京师饥民”，“赈米札京粮司官如数给发，听五城兵马官支领；增添煤柴银两，照旧于房号银两动支”(42)。从“照旧”二字，可知这已是常规性举措。此外，崇祯十六年(1643)，为疏通钱法，还曾谕令五城动用房号银两，收购品质恶劣的“低钱”，解送宝泉局改铸新钱(43)。崇祯十七年，倪元璐奏陈车户运米积困，谈到“细察车户，例所取资流商、晋商、票钱、房号四项，帮贴约一万五千两”(44)，可知明末曾用房号钱补贴车户运费。
除北京城市区域外，北京附近的通州、张家湾，也有房号税。万历四十年(1612)，直隶巡按汤兆京疏言通州“重征叠税”，内中提到“房号”一项(45)。崇祯三年(1630)，督治通镇兵部左侍郎范景文疏请通商以恤民，要求蠲除房号、牙税，户部令通州穵运主事林弘备查源委，林弘回称：“房号一事，通州与张湾皆有，而张湾仅十之二。其税不齐，总以屋之大小为计，钱粮则充府州供应之需，暂停不妨。”户部认为：“看得张湾房号有税，原谓市廛开张，货卖获利甚饶，故令纳税，以供府州之支用。今居民商贾十室九空，税从何出乎？”遂建议“将房号银自本年正月起至六月止，暂蠲二季”，皇帝批允。(46)
二 明代其他城市的几种房屋税
本文上节所引天启五年诏，谓房号银“天下所并无，京师所独有”，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作为房屋税性质的税课，北京之外其他一些城市也曾存在。只是由于各地课诸房屋的税种起源不同，性质有异，名称各别，甚至存在同名异税、异名同税现象，阅读史料时需要仔细分辨。
(一)南京、杭州等城市的房屋税
在南京，从明初开始，就有“房钞”之征。景泰三年(1452)，左都御史王文会同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各堂上官议事以闻，内一条云：“上元、江宁二县人户，洪武中拨住房屋，今多焚毁倒塌，而办纳房钞如故。宜移文委官，勘实除豁。”(47)据此可知，房钞系因官府“拨住房屋”而起，带有房屋租金的性质，但又与一般意义上的房租有异。此种房屋最初虽然属于国家所有，但拨与百姓后，官府便不能随意处置；另一方面，即使房屋焚毁倒塌，除非官府同意除免，原居住者仍要按原额交纳房钞(48)。从性质上看，房钞与江南官田的租赋相似，可以认为是一种赋税。
明朝初年，“京师辐辏，军民居室，皆官所给”(49)，这些房屋是否都要交纳房钞呢？《南京都察院志》卷二一、卷二二列举各城职掌时，于“钱粮”项下皆谓“本城每年额征境内民厢房钞”，并说明“本钞系民住房屋上纳”。据此判断，交纳房钞者应当限于“民房”。但嘉靖二十九年(1550)，南京给事中李万实疏请在北京盖造营房，以安顿营军和班军，并建议参照南京事例征收房钞：“其每岁房钞，除召募新军不征外，其余班军、营军，照依南京兵部见行事例，每间按季征银二分，收贮该司，以备每岁修整添造之费。”(50)据此，军人居住官房，亦要交纳房钞。可能是因为军人房钞属于兵部职掌，故《南京都察院志》未予涉及。此外，明初南京房屋，除完全由官府修造者外，还有一部分系官府补贴、百姓自造。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诏创制龙江、仪凤门、钟阜门民房，民能自造者，官给市木钞，每间二十锭”(51)。这些房屋可能也要交纳房钞。
对于房钞的征纳方式，《南京都察院志》中城职掌“钱粮”项下记云：“太祖旧制：每民房壹间，置牌壹面，公匣收贮内库。每月拾陆日，吏目同经收吏，赴内府掌房科并户科衙门，注销征完前银，解纳户部银库，本城并无存留。拖欠，本城查比各方总甲。季终，该吏赴户部江西司听比。”其他四城职掌“钱粮”项下皆云：“奉祖制额设，征进京宫用。本钞系民住房屋上纳。每民房一间，置皇牌一面，公匣收贮内库。每月十六日，五牌(引者注——各城牌数不同)吏目同经收该吏，赴内府掌房科并户科衙门，注销前项钱钞。四季征收，令各总甲催纳。每季终填簿，该吏亲赍赴户部江西司查比。其钞银，解交本部银库，并无存留。”(52)各城房钞原额，东城229764贯，西城229720贯，南城78298贯，北城57640贯，中城1133218贯(53)。五城合计近173万贯，中城独多，当是言拨房屋数量较多所致。明初南京作为首都，商业繁荣，各税课司税额总计不过378万余贯(54)。而房钞所入，几近税课的46%，可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其后宝钞大幅贬值，房钞收入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嘉靖十七年(1538)，令房钞折征白银，每钞1贯折银6毫(55)。万历年间，各城房钞银额如下：东城137.9592两，连闰149.4558两；西城73.5504两，连闰80.7456两；南城47.1672两，连闰51.0978两；北城35.8272两，连闰38.8128两；中城673.74248两，连闰731.8732两(56)。五城总计968两余，连闰近1052两。
浙江杭州则有间架之税，征课范围限于附郭仁和、钱塘二县，故董份有“间架税者，天下所无，而会城所独有”之说(57)。查《杭州府志》，仁、钱二县的田土类别，于田、地、山、荡、塘之外，较他县确实多出“基地”一项。据统计，洪武二十四年(1391)，杭州府共有基地68593间半4披5架，内中仁和县有47450间2架，余剩当为钱塘县数。此后历次统计，两县基地数皆有所增加，但幅度很小。到成化八年(1472)，仁和县有基地48592间3架半，内官基地30696间1架、民基地17896间2架半；钱塘县有基地22828间4披，内官基地2858间半、民基地19969间半4披(58)。此后数目则有所起伏，如仁和县基地数，成化十八年为48680间2架，弘治五年(1492)为48772间3架，嘉靖七年(1528)为48592间半，嘉靖二十一年为59004间半(另有官房75间23披)(59)。
尽管在统计时，基地采用的计量单位为间、架、披，而田、地、山、荡、塘则为顷、亩、分等，但杭州却并未针对基地制定特别的征税方法，而是将基地与其他类别的田地同等对待，统一纳入田赋之中，分夏税、秋粮起科，交纳物包括麦、米、丝、绵、租钞，但以实物为主，租钞数额很少。在地方志中，基地税额没有单独记载，而是与其他田、地混在一起，所以无法计算每间的纳税额。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各地普遍进行了赋役改革，杭州也不例外，除田赋逐步折银征纳外，还简化了田地赋则。《大明会典》记载，隆庆五年(1571)议准：“杭州府仁、钱二县官民田地、山荡、间架税粮，均为五则。”(60)万历十年(1582)，因削减军士月粮，杭州发生兵变并引发民变，浙江巡抚张佳胤平定变乱后，认为“乱民当诛，良民当抚”，推出一些惠民政策，其中之一就是罢除间架税(61)。不过，从清顺治三年(1646)“免浙江钱塘、仁和两县间架房税”(62)之举措看，浙江会城之间架税，晚明时期当又恢复征收。
除南京、杭州外，其他地方也有征收房屋税者，但大都规模较小，所入不多。如崇祯十年(1637)，面对烽火日炽的局面，杨嗣昌疏请“募筸兵以练土著”，并提议征收门摊钱以充练兵费用：“楚省旧有门摊钱，即京城之房号也。或推而行之，以养教师、练乡勇，为身家性命计，非厉民也。”(63)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湖广征收的“门摊钱”，相当于北京的“房号”，应是一种房屋税。不过，门摊钱在湖广似乎并未普遍开征。检核万历《湖广总志》所载各府贡赋，只有汉阳府“杂课”内有“存留本府汉口镇门摊银”700两；另外，武昌府“杂课”内有“存留布政司金沙洲民房基地”1208间，每间征银1钱，共银120.8两。(64)
(二)由火甲等役演变而来的房屋税
明代各城市为加强治安管理，普遍设立警铺之类的组织，佥派居民充任总甲、小甲、火夫等，统称“火甲”。除负责夜巡、防火、缉盗等治安事务外，官府还往往强迫火甲为其办理各种杂事，甚至提供所需物品，从而给城市居民造成十分沉重的负担。明代后期，一些城市对火甲之役进行了改革，废除实役制，改为按间架征税，然后雇人充当火甲(65)。此种税收，虽然具有代役银的性质，但由于是按门摊征，实际变成一种房屋税。
较早对火甲之役进行改革的，是浙江嘉兴府。明代中叶，嘉兴府的乡村和城市，都存在着赋役不均问题。隆庆初年，乡村地区实行了均平法改革，“田野之民得保恒业矣”。但在城市，“市民所为供亿，如总甲、火夫、义官、坊民之类，其法犹未均也，富而狡者得夤缘而脱漏，贫而良者率叠役无更休，甚至破产废箸而不得免”。隆庆四年(1570)，嘉兴县白苎十五都放生坊耆民施于国，建议官府“仿税间架法”，对坊役进行改革。经过几番往复辩论，万历五年，浙江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嘉兴府最终接受其建议，定为“门摊之法”。关于此法，当地县志记载：“除乡绅、举监、生员等优免外，余户约房租银一两，起科银二分四厘三毫，派征前银，雇募充当，以苏民困。”县志所录《嘉兴县门摊碑记》亦云：“荐绅大夫与乡岁例贡黉序之士所居，不起税。其余则估其屋舍，值十金，大都租一金，租一金，税其廛岁不过八分五厘。百金上下，准是为裒益。而道路僻陋、人甿贫苦者，则又递减之，不满法。嘉兴为坊者九，总六千九百五十户，税可得银一千三百八十一两八钱五分，输之官，官乃招募习事者为总甲、坊民诸役。”关于每两房租银的税率，两种说法有所差别，可能实际征收时较议定税率有所降低。明代其他地方的“门摊”，多是指向城市铺商征收的商业性税课，而嘉兴府的“门摊”则为一种代役银(66)。因系按房屋价值征收，实际上具有房屋税的性质。
万历中期，南京坊役也进行类似改革(67)。南京城市的治安组织，系以千字文编号，故称“字铺”，其总甲、火夫长期以来排门轮当，负担沉重，官民多次提出改革建议。万历三十八年(1610)，“奉南京都察院编定排门居民，纳钱在官，雇募甲夫应役。每城设立库房一间，内板厢一个，房号清册一十八本，木柜二口，木匣四个。四季征收居民房号库书二名、库子二名，管新增优免房号总书一名。每年四季仲月分征收，除给放常拨各役工食并活拨等项支销外，余钱于四季孟月终照时价变银，解贮上元县库备用，完日开数申报。”据此可知，万历三十八年，南京火甲役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排门轮役，改为向居民征收房号钱，由官府自行雇役。据统计，当时南京五城军民铺共有669所，人户67016户，门面房117707间，房披794披9所，堆柴堆竹木地58间，优免房15243间半，优免房披31披9所，实在当差房102463间半，当差房披763披，当差堆柴堆竹木地58间，共计征钱18659976文。房号钱分四季征收，居民交纳的是铜钱，官府亦用铜钱雇役，但若有剩余，则须兑换为白银，解送上元县库收贮。房号钱系按年确定税额，然后分摊到四仲月，若有除不尽的单数，则派入春季征收。由于居民数量较多，四仲月收钱之时，为了便于“居民依期上纳，免其挨跻等候之苦”，官府还将五城各字铺按日排序，从初一日到三十日依次收钱。(68)
南京所有的门面房，除获准优免者外，都要编派房号钱，并按城造有房号钱册，“须于本铺册首开本铺人户若干，征钱若干，免若干，实在征钱若干，每季该钱若干；又于天字铺首叶内开各铺总共人户若干，征钱若干，免若干，实在若干，每季该若干。”个别人户有“前后门面俱编派纳钱者”，“此皆原系前街、后街坐向，系是两家房屋陆续归并一家，亦有前后所居铺分互异者”。如发生房屋焚损事故，则视情况决定是否免征：“如止烧门面，后有住房者，不许告免房号钱，以致轻动册籍。如尽烧无片瓦者，姑准计日暂免，候起盖之日，即要告纳。有终不造房，改作菜地者，巡城察院并兵马官加意严查，仍取本家左右邻人结状，方许兵马官具申巡视察院开除。”在优免范围上，南京也很宽泛，但较北京限制稍严。按照规定，“凡有新告优免者，俱于十二月内赴巡城御史处呈告，批城细查。乡官必须上、江两县籍贯起送者，监生、吏员、匠役必须上、江两县土著者。武生须查何年入学，监生须查何年进监。”五城兵马司负有稽查呈报之责，“务要责令各总甲，每月终，将本铺人户有无新盖门面房，及新买优免房，或原系优免今已事故应该纳钱者，以上三项，或有或无，俱要呈报兵马司，该司每月类报巡视察院”。(69)
有些规模较小、商业落后的城市，也进行了此类改革。如北直隶东明县，例由在城居民应当火夫之役，而且不给工食，“日夜劳瘁，民甚苦之”。按临此县的何巡抚了解到这种情况，遂商议仿效北京之例，“征房号充工食”。但其效果却很不理想，“行之数年，居民益苦凑辨，往往徙居乡村，城舍几空”。士民强烈要求除豁，经过一番周折，后将各铺并城上火夫“通详增入条鞭”。针对此项改革之失败，县志编者评论说：“巡按何按节境内，询民艰，廉其状，议照京师例添设房号，以充工食，盖一时嘉惠小民之盛念，实未深思经久之远图。夫京师何地，可以明邑埒哉？富商大贾，云集都下，街衢相望，连栋接屋，固要会之区，而射利之薮也。房号之办纳，一反手间耳。明邑弹丸之地，僻处一隅，乌睹乎百货而通之。语云：‘培
之下无松柏，三家之市无厚直。’以无所生殖之窭子，而责之办数百两难办之房号，此势之必不可行者。况僦赁追迫于前，房号诛求于后，适以速之亡耳！”(70)
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南京、东明的房号钱，如同嘉兴的门摊一样，也是由市民徭役演变而来的一种房屋税。这些新增的役钱，其名称虽与北京的房号钱相同，但性质有所差异。不过，就其形式而言，均为排门征钱，又是相似的。由于各个城市的经济状况不同，改革结果也有很大差异。
三 明末清初房号税之行废
明代末期，面对财政困窘的局面，朝廷千方百计扩大税源，曾试图将北京的房号税推行到全国，但效果很不理想。
早在万历年间，明神宗为了敛财，向全国各地派遣矿监税使，这些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算及间架”(71)。此时的间架税，是矿监税使作为搜刮财富的手段而私自设立的，并非朝廷统一推行的新税。到明光宗即位后，“尽蠲天下额外税，撤回税监，其派入地亩、行户、人丁、间架者，概免之”(72)。
崇祯年间，因对农民军和满洲两面作战，急需筹措军饷。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开征房号税的事情，便被提上日程。崇祯三年(1630)，“户部尚书毕自严等，以军兴烦费，新饷不支，奉旨会同兵部尚书梁廷栋等讲求开节大端”，所上公疏有云：“议者或欲开矿而虑得不偿失，仍滋乱阶；或欲加税而关税已增，徒挠商旅。至于间架、门摊，均属苛细苟且之政；权衡子母，又鲜实心任事之人。为今日之计，求其积少成多，众擎易举，无逾加派一策。”(73)看来当时有人提出间架税，但毕自严等认为所入不多，未予重视。不过，毕自严虽不主张开征间架税，但却同意“乡绅、举监优免房号，亦借征一年”(74)，即向享有优免权的缙绅征收房号钱。此后随着财政日绌，到崇祯九年，户部“议税间架钱”，朝廷计出无策，批准了这项建议。清初一份档案谈到：“明季崇祯九年十一月内，因增兵措饷，京城房屋例有房号，行令各直省郡邑，分别城池大小，居民众寡，责令房主每门面一间，岁纳号银一钱，解部充饷。”(75)
如前所述，北京的房号税，是每月每间征银4分，每年例免3个月。推行到全国各地时，令每年每间纳银1钱，税额较北京降低不少。尽管如此，这项举措还是遭到许多官员士绅的反对。如山西巡抚吴甡疏言：“卤寇交讧，所在增兵益饷，司计者仰屋靡措，万不得已为权宜之策，遂有税房号之议……乃各州县商民，日踵臣门，号泣求免，又值天灾流行，久旱不雨，人心皇皇。臣伏枕细思，每市房一间，征税一钱，亦岂为苛？而有司查派不善，或委之佐领吏胥，便滋无穷弊窦。一切征纳起解，名为每间一钱，其实所费良多。市贩之人，迁徙不常，百物之价，一时踊贵，所关于穷民衣食，更多不便。晋中商贾不通，贸易者少，算来每县多不过百有余金。敛百余金而扰动一邑，此亦琐细之甚，非经世之宏规也。”(76)在下令推行房号税时，朝廷允许“被兵残破地方查报酌免”，一些官员便以此为借口，要求蠲免房号税。如江南巡抚张国维请蠲江浦、六合二县房号，户部议允曰：“累年寇氛压境，两邑百姓，多徙江南，力不能迁者，半遭锋镝。间有孑遗，救死扶伤之不暇，即惟正之供，犹虞莫措，苟额外之赋，谁任输将？”(77)郑二阳撰写《酌征房号说》，看似对开征此税表示理解，实际上是通过赞扬“房号止税在城之旨”，防止将此税扩及“城门之外”。他明确说明了撰写此文的目的：“勒为此说，刊布广传，一则使穷乡百姓识朝廷轸恤民隐之至意，一则使里猾奸胥不得滋蠢贻害于民间。”(78)
关于明末推行房号税的效果，清初进行过专门调查。顺治十四年(1657)，清廷要求各督抚查明房号银两“明季何年起征，是何数目，何年停征”。根据现存的几份揭帖，凤阳巡抚所辖各府州情况如下：庐州府于崇祯十年(1637)起征，至崇祯十五年间，因各城官民房室悉遭农民军焚毁，百姓逃亡，遂停征房号。凤阳府于崇祯十三年编认房号，到崇祯十五、十六年间，因城市内外民间房屋多被焚毁，小民逃亡四散，致无稽查，未编房号银两。淮安府崇祯九年接到命令后，决定将府州县城市及附郭关厢各门面房屋，每间征银一钱，但止暂征崇祯十年一年，其余年分并未派征。扬州府所属州县情况不一：如高邮州自崇祯十五年起每年派征150两，鼎革之后蠲除；兴化县城市门面，自崇祯十年间派征50两零，崇祯十一年停止；泰兴县则是明季原无房号银两，清初派征门饷银。徐州沛、萧、丰等县明季皆无房号银两，砀山县明季原有街民门面房号，岁计派银60两零，按年征派，解银充饷。滁、和等州，明季皆未征收房号银两。湖广巡抚所辖各府州县，明季均无房号银两，个别县虽曾“遵查县城内外居民房屋门面”或“于府社乡保查取烟户姓名造册”，但也是“有派无征”。另据顺天巡抚调查，所辖各地亦无房号银两，只有“东光、兴济、沧州、天津卫四处，原无额编房号，盖因巡更直宿，居民雇觅火夫代为力役，既缺工食，遂以门面房间，量出锱株，以资糊口”。(79)此外方志中也偶有记载。如福建宁化县自崇祯十年开征房号税，“凡县城附郭关厢，每间征税一钱”，全县共报603间，计银60.3两，入清后革除。(80)
从上述资料看，明末在全国开征房号银的计划，落实得并不顺利，绝大多数地方并未实际征收，开征的地方也所得无多。但由于房号银属于新增加的额外税收，对于本已饱受赋重之苦的百姓来说，尽管税额不多，亦难以承受，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尤其如此。“是时，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81)这成为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
①《明熹宗实录》卷六四，天启五年十月庚子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3039页。
②万历《顺天府志》卷三《食货志·田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81页。
③[明]吕维祺：《四译馆增定馆则》卷一四《文史·优免房号》，《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2页。
④[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附编《两京兵马司各衙门免其打卯》，《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6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7页。
⑤[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附编《申明兵马司专主巡视刑部应该责成止于二十里内并月报盗贼起数例》，《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6册，第263页。
⑥[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四五《刑部类·捕盗升赏分别应捕[非应捕]人并审编火甲》，《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第801页。
⑦[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二《契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0年，第97、100页。
⑧[明]杨起元：《杨复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三《贺司城杨子擢任中城兵马司指挥叙》，《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87页。
⑨[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五《街道》，第43页。
⑩[明]乔应甲：《直言巡城要务以恤穷民以禆圣治疏》，载吴亮编《万历疏钞》卷一二《台宪类》，《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第528页。
(11)《明穆宗实录》卷四六，隆庆四年六月辛酉条，第1167页。
(12)《明神宗实录》卷三九八，万历三十二年七月戊辰条，第7483页；卷四一六，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卯条，第7843页；卷四三七，万历三十五年八月丙寅条，第8265页；卷五一九，万历四十二年四月丙戌条，第9782页。
(13)《明光宗实录》卷三，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条，第70页。
(14)《明熹宗实录》卷一，泰昌元年九月庚辰条，第34页。
(15)《明熹宗实录》卷六四，天启五年十月庚子条，第3039页。
(16)《明熹宗实录》卷七三，天启六年闰六月癸卯条，第3524页。
(17)[明]孔贞运：《皇明诏制》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58册，第436页。
(18)《明熹宗实录》卷一，泰昌元年九月庚辰条，第34页。
(19)[明]毕自严：《度支奏议》广西司卷三《覆佥商困民改议官买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660页。
(20)[明]吕维祺：《四译馆增订馆则》卷一四《文史·优免房号》，《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第632页。
(21)[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三《铺行》，第108页。
(22)[明]乔应甲：《直言巡城要务以恤穷民以禆圣治疏》，载吴亮编《万历疏钞》卷一二《台宪类》，《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第528页。
(23)《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丁酉条，第111—112页。
(24)万历《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二·钱法》，《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558页。
(25)《明神宗实录》卷六九，万历五年十一月辛酉、乙亥条，第1492、1500页。
(26)《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四，万历十七年八月甲辰条，第4042页。
(27)《明神宗实录》卷二二四，万历十八年六月丁酉条，第4173页。
(28)《明熹宗实录》卷七○，天启六年四月甲申条，第3355页；卷七一，天启六年五月甲子条，第345页。
(29)[明]毕自严：《度支奏议》广西司卷二《商价旧例搭钱备陈沿革始末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610页。
(30)[明]吕维祺：《四译馆增订馆则》卷三《典制·优免房号》；卷一四《文史·优免房号》，《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第539、632页。
(31)《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万历二十五年四月辛酉条，第5780—5781页。
(32)[明]乔应甲：《直言巡城要务以恤穷民以禆圣治疏》，载吴亮编《万历疏钞》卷一二《台宪类》，《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第528页。
(33)《明熹宗实录》卷六，天启元年二月辛未条，第320页。
(34)[明]文秉：《烈皇小识》卷五，崇祯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35)[明]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五《厂夫规则》，《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第532页。
(36)[明]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七《见行事宜》，《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第599页。
(37)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七九《类进职物》，《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第180页。
(38)[明]乔应甲：《直言巡城要务以恤穷民以禆圣治疏》，载吴亮编《万历疏钞》卷一二《台宪类》，《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第528—529页。
(39)《明穆宗实录》卷九，隆庆元年六月丙申条，第250页。
(40)《明神宗实录》卷一八六，万历十五年五月丁酉条，第3479页；另据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五○《奏疏·恤典疏》所载沈鲤《灾疫施药疏》：“五城房号内支银，太仓支钱。”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43页。
(41)《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三，万历三十七年十月己巳条，第8741页。
(42)《明熹宗实录》卷六四，天启五年十月戊子条，第3014页。
(43)[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八《户部四·宝泉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2年，第647页。
(44)[明]倪元璐：《倪文贞公奏疏》卷一二《议恤车户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1页。
(45)《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万历四十年十二月丁酉条，第9551页。
(46)[明]毕自严：《度支奏议》贵州司卷一《覆通镇督部破格蠲赈通湾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90册，第175页。
(47)《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三，景泰三年十一月庚午条，第4827页。
(48)除景泰三年题准“勘实除豁”外，嘉靖十年题准：“房钞、园钞，查果坍塌无存者，准与分豁。”[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二四《职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4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674页。
(49)《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一，洪武二十四年八月辛巳条，第3139页。
(50)[明]李万实：《崇质堂集》卷一八《虏犯京畿条陈事宜并论劾团营太监大臣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2册，第279页。
(51)《明太祖实录》卷二○○，洪武二十三年二月乙未条，第2993页。
(52)[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二一《职掌十四》、卷二二《职掌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4册，第594—595、608—609、618、626—627、633页。
(53)[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二四《职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4册，第674页；万历《大明会典》卷四二《南京户部·内府课钞》，《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760页。
(54)万历《大明会典》卷四二《南京户部·内府课钞》，《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760页。
(55)[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二四《职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4册，第674页。
(56)[明]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四三《南京额征课钞》，《续修四库全书》第833册，第165—166页。
(57)[明]董份：《董学士泌园集》卷一九《御史大夫左司马崌翁张公定浙变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7册，第326页。
(58)成化《杭州府志》卷一八《风土二·田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第263—266页。
(59)嘉靖《仁和县志》卷三《风土·田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4册，第61页。
(60)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九《户部十六·征收》，《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536页。
(61)[明]董份：《董学士泌园集》卷一九《御史大夫左司马崌翁张公定浙变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7册，第326页。
(62)《清世祖实录》卷二五，顺治三年四月甲申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214页。
(63)[明]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九《湖湘贼势转炽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372册，第259页。
(64)万历《湖广总志》卷二二《贡赋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4册，第710、713页。
(65)参见夫马进《晚明杭州的城市改革和民变》，载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74页。
(66)参见范金民《明代嘉靖年间江南的门摊税问题——关于一条材料的标点理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颜广文《明代“门摊课”考》，《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67)参见罗晓翔《明代南京的坊厢与字铺——地方行政与城市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68)[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二○《职掌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4册，第554、568、583页。
(69)关于南京房号的编派征收事宣，详见[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二○《职掌十三》“房钞五条”、“优免则例”、“五城征收事宜”诸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4册，第564、566—568、581—583页。
(70)乾隆《东明县志》卷三《赋役·火夫》，《中国方志丛书》第51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55—357页。
(71)《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三，万历四十五年正月辛未条，第10438页。
(72)《明史》卷八一《食货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979页。
(73)《崇祯长编》卷三八，崇祯三年九月庚子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2320页。
(74)[明]毕自严：《度支奏议》四川司卷二《覆南户部条奏军兴储备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第362页。
(75)《漕运总督亢得时为报清查凤阳等州县房号税银情况揭帖》，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年间征收杂税史料选(下)》，《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76)[明]吴甡：《柴庵疏集》卷一六《房号得饷无多征派滋扰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41页。
(77)[明]张国维：《抚吴疏草·请蠲房税漕粮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9册，第404页。
(78)[明]郑二阳：《郑中丞公益楼集》卷二《酌征房号说》，《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22页。
(79)参见《漕运总督亢得时为报清查凤阳等州县房号税银情况揭帖》、《湖广巡抚张长庚为湖广各州县荒残已极房号无从征派事揭帖》、《顺天巡抚祖孟光为天津等卫房号税银事揭帖》，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年间征收杂税史料选(下)》，《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80)同治《宁化县志》卷五《度支》，《中国方志丛书》第8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256、262页。
(81)《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第79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