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当代发展——柯林#183;海伊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访谈录论文,当代论文,教授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柯林·海伊（Colin Stewart Hay）教授是英国知名的新生代左派政治理论家。他曾师从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鲍勃·雅索普，对战后英国的国家形式和功能进行了出色的研究。此后，他由国家理论而扩展至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复杂而具有偶然性的变迁过程，力图在一种更加宽广的比较视野和国际背景中来把握这些政体变迁和政治经济体制变迁。他勤奋而多产，其中代表作的有《再国家化的社会与政治变迁》（Re-Sta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1996）、《新工党政治经济学：错误伪装下的劳作？》（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Labour:Labouring under False Pretence? 1999）、《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2002）、《我们为什么憎恨政治？》（Why We Hate Politics,2008）。同时，他还和其他学者一起共同主编了《国家理论》（Theories of the State,2006）、《牛津英国政治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itish Politics）等影响广泛的工具书。他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研究系主任，现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主任、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同时还是《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等多个杂志的主编，以及多家著名学术刊物的编委。
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访谈者应邀以高级访问研究员（Advanced Visiting Fellow）身份在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系从事访问研究。柯林·海伊教授是访谈者的合作导师之一。访谈者借机就自己所关心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当代发展问题对海伊教授进行了访谈。以下“张”代表访谈者，“海伊”代表海伊教授。
张：海伊教授，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至今都还不是非常深入。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来解释：“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据我所知，西方学界有一个“社会科学事实”，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发展出一种连贯的、单一的或统一的国家理论。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它的真实性都是难以否定的。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解释这一事实。你能首先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海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你所言，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这种真实性，即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供连贯的和完成了的国家理论（这当然与一系列可能发展出一种国家理论的潜在理论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出发，力图（通常是从其中的一个出发点出发）发展出一种国家理论。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没有留下连贯的国家理论呢？这可能有两个关键问题。首先，我认为，我们完全应当考虑到：之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要知道，马克思计划撰写的《资本论》第四卷差不多已经为后来完成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论著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坐标点。很清楚，马克思是把这种坐标点作为发展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前提来看待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很可能是希望在关于经济基础的理论完成后，再去着手发展国家理论。其次，尽管已经成为具有真实性的东西，不过，要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没有发展出国家理论，那完全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的著作已经就这种理论应当如何提供了许多强烈的暗示，它们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尤其希望去发展的东西，确切地说，是使之适用于西方发达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东西。
张：很清楚，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源于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实际存在着的国家的批判分析。与那时的国家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均已经发生显著改变。因此，指望通过直接将马克思的理论运用到现存环境中，以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解，无疑是可笑的。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一笔并不以现金方式存在着的、可以直接使用的宝贵遗产。在你看来，马克思的国家理论遗产都有哪些？其中又有哪些是依旧具有现实活力的？
海伊：绝大多数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谱系都可以或直接或间接地回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国家理论遗产中相当大部分的内容今天都依旧是有活力的。当然，确如有学者曾指出的那样，有些联系现在已经变得相当模糊、难以辨明了。我发现，尽管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能够描述或追溯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和/或恩格斯的学说与论题的关系，不过，对他们的读者而言，要想自己追溯出这些联系，确实非常困难。这就使得我们将那些有活力的东西从马克思恩格斯可能如此的原初思想中区分出来，变得更加困难了。不过，马克思和/或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存在三条思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总是择其一者出发的：（1）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国家；（2）作为观念的集体资本家的国家；（3）作为阶级分化社会中的社会政治黏合因素的国家。
张：在我看来，马克思唯物史观最核心的东西是对生产方式之于社会变迁以及全部上层建筑变迁（这当然包括国家）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就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言，你认为生产方式是如何发挥它的决定作用的呢？
海伊：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不过，就像许多非常棒的问题一样，它绝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首先，我认为你是对的。一种国家理论要是想被别人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我认为，论证生产方式之于上层建筑（当然包括国家）的决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的确非常有趣，在我看来，许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自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的人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将国家看作经济基础的附带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趋势，因为这些理论都给国家以越来越大的“相对自主性”。
再回到你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那种依赖关系呢？在我看来，这只能在并且通过思想来把握了。你看，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习俗，以至我们看起来不再能够想象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例如，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甚至不认为需要把它看作一个进行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资本主义危机。相反，我们最多把它看作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只需要一种具有更多调控的资本主义形式，就可以解决这种危机。更糟糕一点呢？我们把它仅仅看作（银行家之流的）流氓金融活动者的自我趋利行为的一种后果，对此，只需要在新自由主义范式（它的其他方面都是不可更易的）内来一点温和的改变就可解决。
张：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葛兰西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贡献最大的两个理论家。今天看来，葛兰西国家观的影响似乎比列宁国家观的影响要大一些，也更持久一些。你如何评价这两位理论家的贡献，以及如何定位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史上的地位呢？
海伊：我认为他们两个都非常重要，因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道路其实都是经过列宁和葛兰西的。实际上是先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然后再经过葛兰西的。尽管葛兰西的影响今天似乎比列宁的影响要大些，但我们不应当忽视列宁对葛兰西相当大的思想影响。但最终，必须看到，相对于列宁面对的国家，葛兰西所遭遇的国家（20世纪早期的意大利）更接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理论反思的对象。因此，葛兰西在今天的影响更大些，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
张：对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中国学术界大体了解一点，也知道，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真正出发点。对于这场争论，你有何评论呢？
海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发展而言，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确非常重要。那是一场密集的理论交锋，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来源、统治阶级与国家机器在决定国家政策内容方面的关系这两个重大现实问题。
普兰查斯指责密里本德没有能够把握社会阶级和国家的客观的结构性现实，从而打响论战的第一枪。密里本德随即还普兰查斯以颜色，批评普兰查斯沉迷于自由意志的行动主体这一资产阶级神话。随后，普兰查斯指责密里本德只是根据主体间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中的客观结构位置来理解阶级，只是根据国家精英个人间的联盟、联系和网络而不是这种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形式和功能来理解国家。显然，普兰查斯捍卫的是一种更加结构主义的立场，他所反对的是密里本德更加工具主义的国家理论。
简单地讲，密里本德的立场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国家，而普兰查斯的立场则是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两者的差别何在呢？
一般说来，工具主义国家观倾向于把国家看作是根据统治阶级或统治精英的利益来控制、把握的中立性工具。它的基本命题是认为现代国家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因为它就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学说强调能动性（个人或社会力量的有意识活动）之于结构的因果重要性。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组问答：
张：进行统治的阶级的本质是什么？
答：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并且，资产阶级是由其对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得到界定的。
张：什么机制将这个阶级与国家联系到了一起？
答：社会化、个人间的联系和关系网络。资产阶级把国家当作统治社会其他阶级的工具。
张：国家政策和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具体关系怎样？
答：国家政策有利于资产阶级维持其社会统治的一般利益。
就像密里本德一本书的名字所讲的那样，工具主义国家理论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理论。它与普兰查斯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是直接对立的。因为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但它却也不过是一种偶然如此的存在。国家参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再生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必然如此的。而且，这种情况只有依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统治精英的统治以及他们与国家机器成员的个人联系，才会出现。
相反，结构主义立场主张结构之于主体及其目的的因果优先性。主体被认为是客观结构的“承担者”（或载体），主体对结构本身的影响有限。在这种框架中，资本主义国家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形式和功能的结构性系统，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政治行为者或统治阶级成员的欲望、动机和目的影响。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就像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结构主义的说明是结构本位或国家本位的。
历史地看，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重要性在于：指出了结构本位的和能动本位的国家说明的局限性，从而为更晚近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张：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发生于60年代末至70年代英国学术界的结构主义转型过程中。在这个语境中，密里本德当时的落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它绝不意味密里本德及其工具主义国家观是一无是处的。你认为，在密里本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有哪些东西是值得尊重和继承的呢？
海伊：对，绝对是这样的。在普兰查斯告诫我们注意过度的能动性本位立场的危险时，密里本德则对过度结构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观的危险，提出了同样力度的批判。这两种批判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随后的发展轨迹。事实上，在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之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比较一致的意见，即应当在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孪生危险之间制定一种新的路线。就这种一致性的形成而言，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的影响应当说是旗鼓相当的。
张：作为争论中占上风的一方，普兰查斯在随后的著作中对自己的结构主义立场也做了某些修正，但这种工作因为其自杀而中断了。那么，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在你看来，如果他没有自杀，那么，他会对自己原来的立场进行哪些修正呢？
海伊：这很难说。部分原因在于，就像密里本德在论战中已经批判过的那样，早期著作中的普兰查斯可能并不像他通常被装扮出来的那——部分原因在于他那时候不合时宜地使用了结构主义语言——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使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在我看来，普兰查斯在论战中选择捍卫的立场，实际上比他在论战之前出版的著作中的结构主义立场更加结构主义。普兰查斯论战以后出版的著作在论调上变得不那么结构主义了，风格上也更加世故圆滑了，这无疑是对的。我的确把他的后期著作如《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看作是其国家理论的顶峰之作。在像《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的那些著作中，普兰查斯的才华无疑已经达到了顶峰。至于今天，我觉得，看看鲍勃·雅索普的著作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因为他在普兰查斯过早逝世后出版的著作里，继续了普兰查斯的许多主题。
张：就我现在的认识而言，鲍勃·雅索普应当是80年代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贡献最大的一位理论家。虽然我在中国见过他两次，不过，可能因为他主编的多卷本《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给我留下的影响太过深刻，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一名杰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研究者。你能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学术生涯吗？
海伊：我认为，你把雅索普看作杰出的、特别是当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是正确的。刚才我已经提过，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普兰查斯遗产的继承人。他对这些论战的第一次重要介入是1982年出版的杰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书。我认为，该书今天依旧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史单卷论著。在其影响极大的《国家理论》（1990）和两本近著《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2002）、《国家权力》（2007）中，雅索普在自己的国家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出的那些论题进行了探索。此外，他1985年出版的《尼库斯·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战略》今天看来也是未被超越的。
张：我曾经读过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2002）。但坦率地讲，远谈不上理解。不过，我明确地感受到：他依旧在马克思的传统中，因为他坚持运用生产方式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我的这种感觉对吗？你能简要介绍一下该书的核心思想吗？
海伊：我觉得，你发觉这是一本关键著作并感觉它非常难读，无疑都是对的。实际上，要想在一个有限篇幅内对他的论证给予充分说明是很困难的。不过，我可以试一试。首先，我认为它可能是在《国家理论》出版10多年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贡献最大的一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它的贡献是它之前的那些书都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国家理论》是一种谨慎的理论反思联系，目的是为了不知疲倦地、小心翼翼地搞清楚发展国家理论过程中会遇到的那些内在困难；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则是一种更锐意创新、野心勃勃的尝试，其目的是力图对变动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积极的把握和理论反思，以追寻它的当代道路、轨迹、步伐和潜在目的地。
由于曾得益于调节理论的启示，雅索普的很多分析都是用经济学术语表达的。雅索普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一个新近变化，即（他所说的）熊彼特式的后国家的工作福利政体，正在取代在战后早期发展起来的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只要它能够稳定、强化福特制之后的积累体制扩大的再生产，并为这种再生产创造条件，那么，它就很可能从以前嵌在大西洋福特制（直接的和扩大的）回路中的经济体中突现出来。简言之，雅索普把握所表述的国家形式的变迁与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发展联系到了一起。
张：在一篇论文中（即“政治的再国家化与国家的再政治化——新自由主义、经济需要与竞争国家的兴起”，载《求是学刊》2010年第六期），你曾经把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中的国家理论与美国学者菲力浦·切尼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比较。不仅对我，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切尼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你能大致点评一下他的学术思想吗？
海伊：切尼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尽管和许多西方国家理论家一样，他的著作无疑吸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论题。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对竞争国家（他的术语）的兴起的说明。在你提到的那篇论文中，我指出，切尼这种影响很大的说明，与雅索普对熊彼特式的后国家的工作福利政体的兴起的相当复杂和世故的说明构成了一组镜像。我的目的是要考察：人们在切尼的说明中确定的某些问题是否就是雅索普的说明中所提供的问题呢？看过我的那篇论文就会知道，我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张：90年代以来，还有其他具有一定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或左派国家理论家吗？
海伊：我刚刚讲过，切尼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与雅索普不同，他关于国家发展的说明完全是描述性的，他实际上没有解释他准确描述过的趋势。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其他关键性学者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影响的学者实际上寥寥无几。因为不幸的是，雅索普现在几乎是在孤军奋战，发展一种完全理论化的、内在一致的国家观。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中心地位持续上升这一问题的不断认识，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能够应运而生，对这种关心进行反思研究。
张：在你的第一本专著《再国家化的社会政治变迁》（1996）中，你叙述了战后英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变迁，进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证，即这些变迁能够根据国家理论得到最大的理解。你能重新陈述一下你的核心思想吗？
海伊：我的论证的核心是国家确实经过一系列危机而得到了发展。但我提出，不能仅仅在物质层面上理解这些危机：矛盾的积累导致危机的爆发及解决。重要的是，我提出，对危机的回应取决于我们对所遭遇的国家危机的本质的理解。因此，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就不仅是对70年代现实的经济管理失败的回应，而且是对一种特殊的、严重扭曲的危机的回应：它建构了危机，并把自己装扮成了危机的解决。今天，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公认的危机后，我们能在相应的论证中发现明显的相似性。
张：在前一本出版差不多8年后，通过评论雅索普和切尼的国家理论，你又得出了一个关于国家的再政治化的新结论。因为该文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中国读者能够比较好的理解你的论证。因此，你能告诉我们你关于国家的再政治化的计划吗？换言之，你认为，在国家的再政治化方面，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能做些什么呢？
海伊：我认为，就再政治化和引起对国家作用的关注而言，当前的危机语境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时机了。全球经济危机让我们想到，不能依赖私人机构和市场机制提供公共商品（如金融、环境、健康安全）。它还让我们想到，我们应当依赖和继续珍视这些公共商品。简单地说，我们已经依赖私人机构提供集体的公共商品，但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似乎是不明智的和短视的。所以，现在，我们承认市场不能提供这些公共商品后，我们应当重新回到政治和国家。我们觉得我们有权利要求提供这些商品，但是，我们所赖以提供这些商品的个人或机构却没有义务（可能也没有能力）提供。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作为提供这些公共商品的最后手段保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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