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或“留城”：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教育分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儿童论文,留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6)01-0097-06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约1277万人，北京市约50多万人。从2000年左右开始，流动儿童问题尤其是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各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有所好转，但情况依然不乐观，仍然有2.94％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流动儿童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问题亟待解决[1]。受当前户籍制度以及教育体制的制约，北京市流动儿童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和高考，在他们快要进入初中之时，必须就“返乡”还是继续“留京”进行抉择，由此也就出现流动儿童“返乡”读中学和“留城”读职高的教育分流现象。熊易寒、周潇等人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角度来分析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发现农民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的反学校文化是由于对未来期望较低而导致的自我放弃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现了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2]。也就是说无论是返乡还是留城，等待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他们无法避免阶级再生产的命运。 一、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流动特征 我们于2013年11月到2014年1月期间对北京市的流动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500份，收回有效问卷为1437份，有效回收率为95.8％。调查采取了分段抽样的方式，首先在北京市抽取了四个区：昌平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和海淀区；再在每个区按照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抽取1-2所学校；然后在每所学校的每个年级(三年级以上)随机抽取一个班级作为样本。最终一共抽取了6所学校，其中3所打工子弟学校，3所公立学校。调查数据采用STATA软件进行分析，根据需要在对主要变量进行均不缺失处理后，得到一个1108的样本量。除了采用问卷调查之外，还采用了深度访谈的方式，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老师、父母及流动儿童进行了访谈。调查发现，北京市流动儿童很多出生在北京，流动儿童转学比较频繁，流动儿童存在回流现象。 第一，超过1/3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流动人口的流动已经出现家庭化趋势，流动儿童是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所调查的流动儿童中，有34％出生在北京，而且年龄越小，出生在北京的比例也逐渐提高。流动儿童中，1998年出生在北京的比例为17.6％，2005年出生在北京的比例已经提高到了42.2％。出生地非北京的流动儿童中，他们被父母接到北京来的最主要原因是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一家团聚(45.3％)；还有一些是由于客观原因，譬如老家没有人照顾，不得不来(26.7％)；爷爷奶奶年纪大，父母不放心(26.6％)。由此可以预测，流动儿童及其出生地在北京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他们具有不同于上一代流动人口的特征。 第二，流动儿童的转学次数频繁。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不稳定，处于频繁的流动中，这也导致了流动儿童转学次数频繁。在1108名学生中，没有转学经历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2.8％。而且年级越高，没有转学经历的学生比例也逐渐下滑：三年级为47.1％，四年级为27.2％，五年级为20.8％，六年级为21.7％，七年级为6.5％，八年级为3.4％，九年级为2.0％。到了七年级之后，学生普遍都有两次以上转学经历，所占比例分别为：七年级为66.6％，八年级为70.5％、九年级为76.5％。年级越高，转学次数在两次以上的比例也越高。而从学生最近一次转学前所就读的学校可以发现他们的流动特征。在有转学经历的790名学生中，从老家学校转过来的学生一共有279名，所占比例最高，为35.3％；从其他打工子弟学校转过来的有226名，占28.6％；从北京的公立学校转过来的一共有206名学生，占26.1％；还有一部分学生是从其他城市转过来的，占10.0％。而且在每种类型的学校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有两次转学经历。这表明，流动儿童往往随着家长的迁移而不断地在北京与老家之间、北京不同的打工子弟学校之间、北京公立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之间、北京学校和其他城市学校之间转学。频繁的转学经历，使得流动儿童不得不不断地面临陌生环境，不利于他们的学业成绩、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 第三，流动儿童存在回流现象，留守与流动并存。北京的流动儿童不仅是从老家等其他地方流向北京，而且他们往往也要经历从北京返回老家的过程，在留守与流动之间不断转换，留守与流动是一种共同存在的状态[3]。低年级阶段主要是从老家流向北京。五、六年级是他们从北京转学回老家频率最高的年级。但是由于教材的不统一、环境的重新适应以及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教育水平的低下，返乡的流动儿童学习成绩往往也不理想，难以考上大学。 二、流动儿童的教育分流 从广义上讲，教育分流是指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进入不同类别的学校(或班级)，而不论这种分流是依据学生学业还是其他的人为要素。教育分流具有多种分类：从其分流形式来看，包括校内分流和校际分流；按其阶段来分，有小学后分流、初中后分流及高中后分流等。教育分流直接为学生从事不同职业和进入不同社会阶层奠定了基础[4]。 (一)“升学派”&“厌学派” 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子女的最大期望为“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占比达80.1％。而子女对此也表示认同，这占到了流动儿童的76.8％。他们普遍都认为，好好读书考大学才是正途，否则以后只能像父母一样从事体力劳动。除去3.43％不喜欢读书的学生，可以说大多数学生都是认同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他们的教育阶段安排应该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由此，可以根据流动儿童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认同与否将他们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升学派，二是厌学派。“升学派”的目标是努力学习，将来考取大学。而厌学派持“读书无用论”的观点，表现出厌学情绪，他们乐于继承父母的衣钵，认为赚钱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处于非主流的位置。然而“升学派”和“厌学派”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晰，“升学派”的升学之路比较坎坷，一旦遇到挫折，就容易自我否定和放弃，从而向“厌学派”转化。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年级的上升，流动儿童的升学目标逐渐发生改变，这尤其体现在七年级以上的年级。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大部分学生都持有“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的态度，这个比例高达88％左右；到了七年级这个比例逐渐下降到64.1％；而到了八、九年级这个比例已经很低了，下降到27％、28％左右。 (二)流动儿童的教育分流 在升学体系中，非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不过事实上在小学升初中阶段他们就已经对是否继续升学作出选择。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他们第一阶段较大规模的教育分流为小学后分流，即“返乡”读书是为了读初中考高中，而留京的是准备在北京读初中考职高。第二阶段分流为初中后分流，即：留京的初中后参加工作，或者读职高；返乡的初中后参加工作，或者读高中。第三阶段分流为高中后分流，即：留京的职高后参加工作，或者继续读高职；返乡的高中后参加工作，或者考上大学。 由于六年级面临小升初，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这是个重要的分水岭。大多数流动儿童的家长在六年级时候必须进行抉择，是继续在北京读书，还是“返乡”读书？如果继续留京读书，这就意味着要放弃高考之路。到了六、七年级，“升学派”中的大部分都会选择回老家读书，参加高考，所占比例分别为39.2％、39.1％。剩下的一部分因为学习成绩差，迫于无奈，只能放弃高考目标，他们选择留在北京念职高，这部分学生于是从“升学派”中分流出来。到了九年级，如果还没有回老家，基本上都已经放弃了高考这条路，这个时候他们只能继续在北京念职高或者技校。九年级的流动儿童对于毕业后的打算，选择继续在北京念职高的占61.5％，走一步算一步的占5.8％，不读书直接参加工作的占11.5％。一个九年级的毕业生说：“感觉学习没有用，以后打算上技校。我们班的同学很多都是混个初中，家里准备钱开个小店，大部分人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 (三)无奈的选择：职高 随着年级的增长，流动儿童被父母预期会被甩出高中升学体系之外，这个时候的职高与技校对他们来说不吝为一根救命稻草。北京市教委相关文件规定，自2013年起，满足相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参加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录取考试。其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和学习涉农专业等符合相关规定的学生享有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学生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后，可按照有关规定参加高等职业学校的录取考试。虽然流动儿童仍然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和高考，但是他们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职与高职入学考试，并且学费全免。 随着职高的放开，直接降低了北京市流动儿童中初中生的辍学率，将近70％的学生会选择继续深造。而在前几年，初中生的辍学率比较高，达到了70％，初二上了一学期后就不上了，他们或者帮助父母做生意，或者天天在外面游荡。这些辍学的孩子觉得上学没意思，而且他们的父母多数也持这种想法，认为上学没有什么用。而职高的开放对于父母来说，意味着有一个相对社会更为安全的成长环境，送孩子去职高，起码孩子不容易学坏，此外还可以学一门手艺和技术，不失为无法返乡读书的学生的一条选择。 三、流动儿童教育分流的影响因素 流动儿童被分化为“升学派”和“厌学派”两个群体，家长主要依据他们的在校成绩对他们的未来进行规划。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升学派”还是“厌学派”，他们都难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到高等教育阶段，他们不断地被分流出大学升学体系之外，或者进入职高，或者直接参加工作，只不过“厌学派”放弃得更早而已。在他们成年后，他们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仍然是父辈的职业，阶层劣势得以代际传递。那么阶层结构对流动儿童的教育分流产生什么影响？ (一)外来人口的职业地位与特征 从我们的调查可知，北京市流动儿童的父母从事的职业，第一为个体经商，一般为夫妻共同经营。在1360名父亲中，有474名父亲从事个体经商，占34.9％，经营的主要项目为卖菜、卖水果和维修等；在1362名母亲中，有459名母亲从事个体经商，占33.7％，主要经营项目为卖服装、卖菜、卖食品、卖化妆品等。其次，为打工，父亲主要从事餐饮、搬运、快递物流行业；母亲则主要在超市、饭店、酒店、美容美发店等地方打工。第三，外来务工人员所从事的职业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分工。父亲主要从事装修、建筑、运输等需要体力的行业，占26.0％，而从事这些行业的女性非常少，只占了2.1％；母亲主要从事家政清洁服务，占13.4％。制造业工人主要从业人员为男性，占4.8％，女性很少进厂当工人，她们中有一小部分人去打工子弟学校当教师。另外，还有27.2％的女性目前没有职业，在家看小孩、做家务；而男性失业人口远低于女性，只占6.2％。 综上，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的是服务业、建筑业、装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行业的流动性强，由于大多数是个体经营模式，面临着拆迁、市场整顿、市场效益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这必然导致频繁流动。二是工作时间长，没有双休日、假期的概念。无论是个体经营还是打工，他们主要集中于非正式的私营经济领域，这些领域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盈利。三是以家庭共同经营模式即夫妻店为主，多从事服务业。 流动人口一般聚居在北京城郊的城中村，外来人口密度大，人员复杂，环境脏乱差。他们一家人往往就租一间大概13-14平方米的单间，没有厨房和单独的卫生间，租金大概为400-600元/月。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环境，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于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对于自己孩子所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对于自己的职业评价都是负面的，认同感较低。他们对孩子都抱以很高的期望，希望孩子能够摆脱自己的命运，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于是我们发现流动儿童父母所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孩子年龄越小越重视其教育，到了高年级看不到希望，认为读书这条路走不通了，于是父母对孩子的学业也不再抱期望，放任自流。 (二)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方式 为什么随着流动儿童年龄的增长，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就降低？是流动儿童的成绩差导致他们的期望低，还是他们的期望低，进一步导致流动儿童的成绩差？相关研究都普遍表明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缺乏。现有的研究集中关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水平和职业等变量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有学者从家长的教养方式包括成长指导、教养氛围、控制方式、教育期望等方面的研究来考察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5]。 相比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家庭教育方式，如参加课外兴趣培训班、学习辅导班、陪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行讲道理式沟通等，流动儿童父母以命令式教育为主，他们很少陪同孩子参加活动，几乎不送孩子参加课外培训班和辅导班。中产阶级的“科学教育”方式，需要父母投入较长的时间和较高经济成本，也需要父母有相应的知识储备。而流动儿童父母所从事的职业特征以及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没有时间和经济能力，也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去对孩子进行“科学教育”。显然，城市中产阶级的家庭教育方式更有利于孩子在学校教育中取得好成绩，并有利于他们掌握社会规范。流动儿童父母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手中的资源，父母依据资源环境所作出的对孩子教育的行动选择，并建构起家庭内外的教育环境，进一步塑造孩子，前后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过程[6]。 高明华从心理资源即父母期望对孩子学业成就的影响，从而导致父母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7]。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与孩子的学习成绩是相互影响的。孩子的成绩越好，父母的期望越高，反过来父母的高期望，又会促进孩子的学习成绩变好。当孩子年龄小时，父母往往寄希望于未来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改变，会对孩子有比较高的期望。然而一进入六年级，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转学回老家，留下来的都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学习氛围也没了。而且这个时候，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期望也破灭了。我们发现，年级越高，家长参加家长会的比例越低，三年级的比例达到了89％，到了八年级只有50％左右。这表明年级越高，留下来的学生成绩越差，家长对学生学习的期望和关注度越低。 父母对于不准备参加中考的孩子的期望很低，对于他们来说打工子弟学校最主要的任务是保证孩子的“安全”，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低成本组织机构。事实上，不仅家长这样认为，教委也是这样认为的。每年教委到打工子弟学校多侧重检查学校的安全，并不重视学校的教学情况。相关研究普遍显示，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不理想，尤其是高年级学生。学者们往往从家庭、学校、学生个人等多个方面去解释这个现象。但事实上，这是多方共谋的结果。无论是政府教育部门、家长还是学校，他们都把流动儿童当成未来的务工人员。 流动儿童也接受这种安排，他们都厌恶学习，几乎不花精力在学习上。他们在情感上早熟，到了六七年级，学生开始早恋。“早恋很正常，就是闹着玩。我们初二的时候，全班都在早恋，就跟游戏一样，一周、两周就分手了，又跟另外一个人谈，最多不超过一个月。以前学校抓早恋，后来抓不了，太多了。”对业余时间他们主要也是花在游乐上。一个九年级的男生说：“我们班的学习氛围不好，同学爱闹。因为我们长大了，被游戏吸引了。我们男生爱玩DNF、联盟、穿越火箭，男生普遍都去网吧打游戏。女生追星，韩国的EXO、李敏镐，课桌上都是明星照片、海报。女生看视频，听歌，下载到手机里反复看。” (三)多重社会排斥 流动儿童及其父母的“自我放弃”是一个逐渐被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流动儿童也逐渐从“升学派”转向“厌学派”。父母的期望源于孩子的成绩，而孩子的成绩又受父母期望的影响。从表面看来，流动儿童及其父母的“自我放弃”，主要受流动儿童成绩的影响，从而作出理性选择。但是为什么年级越高就越容易“自我放弃”，并且这个过程集中于六年级之后？ 2004年8月，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明确规定对符合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条件的借读生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与北京市户籍学生一视同仁，免收借读费。但是很多公办学校仍在变相收取。而且公办中小学的积极性不高，真正向流动儿童开放的公立学校都是非重点中小学，重点中小学不面向流动儿童招生[8]。而且各区的教育资源存在差异，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区县，公立学校资源稀缺，无法容纳全部的流动儿童，这就使一部分流动儿童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就学。 流动儿童不平等的再循环机制不仅仅受家庭社会地位以及社会阶层的影响，在不平等的教育制度以及户籍制度下，他们的求学之路，面临多重排斥。在家人团聚与继续学业这个问题上是矛盾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冲突，他们不得不频繁地往返于家乡与北京之间。他们不断地进行抉择，不断地被教育分流。为了和家人团聚，他们从家乡流向北京；为了继续升学，他们从北京返回家乡。而在这种反复的流动中，他们只能接受较低质量的教学以及不利于他们学业的家庭教育方式。最后在这个群体中能够参加高考乃至考取的比例微乎其微。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返乡”只是对加诸他们身上的不平等的挣扎与抗争，但最终他们仍将不得不屈服于这种不平等，重新到城市中去谋求生存和发展。 四、加强流动儿童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 流动儿童问题是伴随着流动人口问题而出现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在北京市的流动儿童中，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已经是事实上的“北京人”。这些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区别于第一代移民。首先，他们与家乡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流动儿童今后不可能返回“老家”。其次，他们一方面是事实上的北京人，但另外一方面他们所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北京公立学校，都以外来流动儿童为主，他们被主流社会所隔离。流动儿童面临着“双重脱嵌”的困境，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制度脱嵌”)，也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传统脱嵌”)[9]。由于他们不可能再“返乡”，他们也不再受到传统乡土社会网络的庇护，这使得他们面临着的制度脱嵌的负面效应更多，他们对于在城市中遭受到的歧视与隔离更敏感，同时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压力也比父母一代更大。因此，要加强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否则在“双重脱嵌”的困境下，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都很低，在外界因素的诱惑下，极有可能成为对抗主流社会的力量。 (二)解决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流动儿童问题开始出现，流动儿童问题主要体现为其义务教育问题。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方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义务教育只是流动儿童问题的一个阶段性表现。随着流动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面临的问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会不断发生变化。如今，这部分流动儿童已经成年，他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他们的未来出路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将会越来越凸显。流动儿童的年龄越大，他们的父母越受“孩子的未来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困扰。由于看不到未来出路在哪里，流动儿童及其父母对未来陷入迷茫，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流动儿童及其父母希望未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所以应该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保障，让他们能够在城市较为体面地生活，使其对未来抱一份希望。 (三)加强职业教育，引导流动儿童转变职业观念 从多次的教育分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是全民筛选式精英教育，教育也是底层实现向上流动的一个渠道，但是对于处于底线不公平的流动儿童来说，他们能够进入精英教育体系的机会微乎其微。最后，北京市的大多数流动儿童都会进入职高或者技校就读。但是当前职业教育的质量较低，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社会认可度低，被认为是一种“低层次教育”，流动儿童家长往往也将其当作落榜生的“收容所”，一个相对于社会来说更安全的场所，而并不认为这是一条好的出路。他们普遍没有职业观念，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也不重视学业。 流动儿童的升学梦破灭之后，需要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人力资本结构必须和产业结构有效对应[10]。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对技术人才有了更高的需求。这就有必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能够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级技术人才。当前，国家经济客观上对职业技术人才有需求，而流动儿童也在寻找一条除了上大学之外的新出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既可以解决外来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让他们学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获得一份收入较高的职业，也可以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在城市中建立起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还要进一步转变流动儿童及其家长的职业观念，改变他们对“蓝领”人才根深蒂固的偏见。当然，目前职业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还不足以承担起这个职能，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改革，在学校专业设置上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并开展各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和工学结合，提高职业学校教育的效率，使其能够真正服务于经济转型升级。 [收稿日期]2015-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