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利益结构：一个研究政治发展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益论文,政治论文,结构论文,新视角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对政治发展产生了和将要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构建一个实证性强、解释力大的利益结构分析框架，已经成为当前政治发展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对该课题作一点初步和尝试性的研究。
一、社会利益结构概述
对于社会利益结构，笔者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下定义的，认为它是诸种社会单元围绕着物质利益的获得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的网络，是把各个社会单元有机地联结成社会整体系统的基本桥梁和中介。在社会利益结构的网络之中，笔者把各种社会单元称之为利益单元。利益结构的上述定义内含着如下要素：
第一，利益结构的性质。它是一种以物质利益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关系网络。由于物质利益相对于其它利益具有决定性和根源性，所以“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的深层结构，是社会和政治运行内在动力的源泉。”〔1〕
第二，利益结构的构件——利益单元。社会大系统中那些功能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诸如家庭、学校、企业、机关、社团等，都是利益单元的具体形式。从利益单元的功能角度划分，其基本类型有：利益资源的生产单元，如各种经济组织；社会利益的调控单元，主要是政府组织；利益消费单元，主要是家庭；利益个体，这是其它单元的基本构成单元；以及在上述诸种单元之间起媒介和沟通作用的中介单元，广义上可以把这类单元称作利益集团。
第三，利益单元的关联。各利益单元为了实现自身的一定利益，必然要发生一定的相互作用和关联。物质利益资源就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利益单元的关联作用是形成一定状态利益结构的前提条件。各利益单元的关联均表现为相互之间的“投入”和“产出”关系。
第四，利益结构的网络特性。利益结构是诸个利益单元相互关联的网络，它随着各个利益单元相互作用的变化而变化。作为这种作用的结果，利益结构总要体现为一定的状态。弹性和均衡性等就是对其结构状态的描述和刻划。在这里，网络的含义与系统的含义相等同。
第五，利益结构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在系统论看来，系统诸要素相互作用以生成系统整体的桥梁和中介就是系统的结构。社会利益结构就是诸个社会单元相互关联以形成社会整体系统的中介系统。它是社会系统中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子系统。形象地说，社会系统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而利益结构则是它的骨骼子系统。
既然利益个体是社会利益结构的最基本单元，那么对个体利益的分析自然就成为利益结构研究的逻辑起点。个体获取自身利益的基本方式是以一定的要素投入换取一定的利益资源产出。要素投入的消耗构成个体利益的成本，所获得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利益资源构成个体利益的收益。利益成本的基本构项有：①资财；②体力；③脑力；④风险。一定成本与收益的理性预期比较是个体决定采取某种利益行动与否的前提。换句话说，个体利益行为符合经济理性原则。用公式表示就是：
利益行为＝收益／成本
上述公式可以作为社会利益结构分析的基点。从个体利益出发来建构政治发展的利益结构分析框架，这体现了微观——宏观相统一的基本思路。
在对利益结构的主要含义作了上述分析之后，下面将对利益结构的三方面特征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一初步分析。
二、社会利益结构的均衡性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各个利益单元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所形成的社会利益结构，首先表现为社会成员利益的群体化。各个群体的区分标尺是其成员利益性态的相似性，即成员获取自身利益时所付成本的构成与所获收益样式的相似性。例如，有些社会成员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其成本构成以体力为主并辅之以少量农资，含有较大的风险，收益则以实物性的粮食产出为主，他们所构成的社会利益群体就是农民群体。根据这种划分方法，我国当前的社会利益群体尚有工人群体、亦工亦农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社会管理者群体、个体劳动者群体、私营企业主群体、企业家群体等等。
社会利益结构的均衡性，主要是指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程度，其基本评判依据就是各个群体成本——收益的相对比值。纯粹意义上的利益结构均衡，是指各利益群体之间社会成员的等量成本付出能够获得等量的物质收益。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实生活中它从未存在过。由于这个原因，笔者选用“均衡性”的概念来描述社会利益结构偏离理想均衡状态的程度。这一偏离度大，说明非均衡性大；反之，则均衡性大。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利益均衡性的问题不仅存在于群体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群体之内。利益结构的均衡性可以用如下公式来描述：
（收益／成本）i～（收益／成本）j
（i≠j）
公式说明：①当描述群体内利益均衡状况时，i、j代表群体内相比较的社会成员；②当描述群体间利益均衡状况时，i、j代表相比较的利益群体。此时的“收益”与“成本”为各自群体成员的平均收益和平均成本。
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1）体制内外高的利益非均衡；（2）工农群体之间、城乡地区之间高的利益非均衡；（3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高的利益非均衡（脑体倒挂）；除上述三方面外，由于市场化改革使得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的效益与市场紧密相联，而工人的物质利益（工资、劳保、福利等）又同企业的效益直接相关，而不像传统体制下那样直接由政府来分配，这样便产生了：（4）以经济组织为单位的工人群体内部的分化；（5）从事不同职业的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日趋分化，即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呈现出较高程度的分化现象，利益非均衡的状况日趋增加；（6 ）东西部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先进部分和落后部分之间高的利益非均衡。缘于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内部包含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从而使政治发展处于极为复杂的利益环境之中。
利益结构居于社会结构的深层部位，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装置。如果利益结构非均衡性很大，分居各利益群体的社会成员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就会以各种方式（组织的或自发的，冲突的或温和的）进行利益博弈，力图改变现有的制度集合，使利益结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比较好的均衡态。政治，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个社会各利益群体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这种搏弈有两个基本走向：一是达成了新的、比较好的均衡态，国家仍以利益调节与仲裁的第三者面目出现，社会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会。二是利益结构更形不均衡，直至出现两大阶级集团的全面对垒，国家公开站到统治阶级的一边。此时，激烈的政治冲突就要到来。当然，这种冲突式的利益博弈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因此，关注社会利益结构的均衡状况，开辟利益博弈之顺畅渠道，不失为治政的聪明之举。
三、社会利益结构的弹性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物质利益资源的数量都是有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还往往表现为制度性的不平等（这里的“平等”不是伦理学上的概念）。由于这个原因，任何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都是一种层次结构。一般说来，层次水平不同的利益结构，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不同。但是层次水平相同的利益结构，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并不一定相同，这其中还有一个利益结构弹性问题。
依据弹性大小，社会利益结构可大致区分为高弹性结构和低弹性结构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与罗伯特·达尔所说的“累积性不平等”的社会和“弥散性不平等”的社会含义基本相同。〔2〕
所谓低弹性的利益结构，或者说累积性不平等的利益结构，是指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各种类型的利益资源（如收入、职业、教育程度、权力、社会声望等）具有统计学上的较高相关性。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拥有的某一种资源（如资本或者土地，引者加）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3〕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性不平等的利益结构。 “农业社会特别易于形成累积性不平等，因为一个人拥有的土地的价值不仅决定总的财富和收入，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地位、教育机会和政治、行政与军事的技能。”〔4〕由此可见， 传统农业社会是低弹性利益结构的典型。
由于存在着累积性不平等，低弹性结构内部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分化程度比较严重，爆发社会利益冲突的频率较高、烈度也大。因此，这是一种脆性的冲突型结构。
与低弹性结构不同，高弹性结构内部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各种类型的利益资源，呈现出统计学上的弱的相关性。以一定类型的利益资源作为坐标轴可以构造一定的社会利益（分析）空间，从该空间内统计学的图形上看，社会成员的分布呈弥漫状态，而不是呈极化状态。高弹性的利益结构是一种弥散性的分层结构。达尔对“弥散性”的界定是“一个人在某一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没有相互关联）”。〔5〕由于这种“无关”性，缺少某种利益资源的社会成员， 可以通过获取它种利益资源而得到补偿，即社会成员在此种利益地位上的劣势，可以由其它利益地位上的优势加以弥补。因此，在高弹性的利益结构内，社会成员利益地位的“优”或“劣”具有相对性。显然这不是一种整体性的不平等结构，而是一种分散性的不平等结构。由于这种分散性或弥散性，各利益群体的分化程度和矛盾程度并不尖锐，爆发社会冲突的概率较小，即使发生也比较温和。
我国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利益结构，由于受单位制、户藉制、身份制等制度因素的限制，形成了一种较大的累积性不平等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这种局面有向弥散性方面加速转化的趋势。但是某些累积性不平等关系的破除任务还很难巨。某些累积性关系与个人的能力、贡献无关，于社会发展不利。目前需要鼓励的累积性关系主要是以知识、能力为基础的自致因素（人的贡献、成果、政绩等）与其所得利益的正相关关系。上述内容的实质是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缩小传统的各种利益之间的相关度，提高社会利益结构的弹性。这构成了当前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新的社会职位和地位不断被创造出来，利益资源的类型也在不断增多，社会流动的频度和力度不断加大。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利益结构要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和整合能力，要变单一的累积性为主的结构为多元的弥散性为主的结构。这既是一个社会利益结构变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发展的过程。
四、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来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导入，社会利益结构正呈现出加速分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第一，利益单元愈益多元化。单就经济单元来说，相对于原来单一的国有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现已产生了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多种新质的利益单元。这些新的单元，对原有的板块状、总体性和平均化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有力的冲击，并且大大增加了利益结构的异质性。第二，各种利益单元的自主性增强。传统的各种利益单元基本上都是政治组织的附属物，都是按政治组织的指令来运行的，它们没有自主性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公共权力组织外，其它所有单元都不具备利益主体的资格，因此都不是自主性的利益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上述情况大有改观。越来越多的利益单元正在向利益主体的方向转化。这就使得社会利益结构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第三，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利益结构中的各种关系愈益复杂，矛盾和摩擦增多；各利益单元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复杂性增加。第四，作为上述三个方面的结果，社会利益群体（或阶层）也呈现出多元分化的状况。
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给政治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发展体现为政治系统对社会系统所实施的控制方式的变革。由于利益结构的分化，社会系统的异质性空前增加；又由于“信息就是差异”〔6〕，“信息就是变异度”〔7〕，所以有关社会系统运行的信息的种类和数量就空前地增多了。原先那种集中运用信息以实施整齐划一的政治控制的方式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由“行动性控制”向“监管性控制”转变。提出这两种控制方式的依据是米尔恩对两种社会权威类型（“行动权威”和“监管权威”〔8〕）的划分。
在米尔恩那里，“行动权威”是指存在于某种行动组织中的权威，其示例有商业企业中经理的权威和军队、轮船或消防队里指挥机构的权威等，这是一种直线型、命令式和操作性的权威方式。在这种权威的控制下，施控者有充分的、依据自己意志行使权威的自由，受控者则只能被迫服从，双方的权利义务呈明显的不对称状态。这是传统体制下政治控制所采取的主要控制方式。由于要对受控者的具体行动进行控制，因此它的作业量是极其浩繁的，所依赖的信息数量也极为庞大，对施控者的要求更为严格，几乎要求他是全知全能的。这种方式不利于社会各方面发展，已为实践所证实。
与行动性控制不同，监管性控制所运用的是监管权威。这种权威对受控者设定了一个可以自由选择和自主行动的制度空间，施控者的责任就在于维护这一空间，他的权威主要就体现在对越界者行为的矫正和制裁方面。显然，这种控制方式对控制信息的要求要比行动性控制少得多，其作业量也要少得多，因此它的控制效能更高。政治控制方式由行动性控制向监管性控制的转变，正切切实实地体现着中国政治的发展。
注释：
〔1〕李景鹏：《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发展》， 《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2〕〔3〕〔4〕〔5〕参见[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22、96、120、96页。
〔6〕〔7〕分别为G·Longo和W·R·Ashby 对“信息”所下的定义。转引自钟义信：《信息的定义体系与测度体系》，魏宏森主编：《系统理论及其哲学思考》，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参见[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力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