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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有的8个民主党派中，有5个民主党派是在香港组建或重建的，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回顾这几个民主党派当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在香港的组建或重建历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历史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香港在民主党派史和多党合作关系史上的特殊位置。
一、香港与第三党的重建
第三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由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人为寻找国共以外的第三条道路而组建的新党。1928年成立时，称“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斗争目标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承认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要由广大的劳动平民阶级共同完成这一革命，但认为中国革命领导权应当归属它。成立之初的第三党曾经寻求同共产党的联合，但由于第三党政策的偏差和当时共产党“左”的倾向，这种合作关系没有实现，此后，两党关系恶化。
1931年11月，第三党主要领导人邓演达在从事反蒋军事活动时被国民党蒋介石逮捕杀害，邓演达牺牲后，第三党顿失领导核心，中央机关陷入瘫痪，地方组织趋于零乱。这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第三党的多数成员在黄琪翔等带领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1933年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中，黄琪翔、章伯钧等发表第三党领导人更是积极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建事变期间，黄琪翔、章伯钧等发表第三党“解散启事”，声明第三党成员加入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随着福建事变的迅速失败，生产人民党亦自行解体，黄琪翔、章伯钧等数十名领导干部离闽赴港。福建事变的失败给第三党领导人以深刻的触动，使他们在挫折中醒悟，重新检讨过去的政治策略和斗争道路，从此开始由“排共”到自觉“联共”的历史转折。
1935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给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以极大的鼓舞和影响。黄琪翔看到中共八一宣言后，立即写信给章伯钧，指出中共是革命主力，要革命就要联合中共。在黄琪翔的赞助和支持下，章伯钧由日本返回香港，其他领导干部也从国内外各地赶赴香港。他们一致深感过去既反蒋又排共，在夹缝中战斗，是行不通的，“今后不应有第三条战线的厮杀”，“应朝向一个新的方向前进”。他们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机就必须抗日，要抗日就必须联共，要联共就必须迅速恢复党组织，以便与中共和全国抗日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党领导人在讨论重振组织的具体问题中，确定了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
1935年11月10日，第三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恢复后的组织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表明反对日本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是党的恢复工作的中心任务。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会议成立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推定黄琪翔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新成立的党中央领导机关设在香港跑马地。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香港的成立是第三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它鲜明地提出了抗日、团结、民主三大要求，公开改变了过去对中共的错误态度，恢复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方针。它的《告同志书》成为中国最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一个文告。
第三党在香港的重建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开始多党合作的标志。
二、香港与中国致公党的重建
中国致公党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它以海外华侨为基础。洪门是我国清朝初年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自19世纪中叶起逐渐发展到海外，以“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为其宗旨，保护侨胞在海外的权益。孙中山为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海外华侨，于1904年1月在美国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被尊称为“大哥”， 并与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结识。1904年5月， 孙中山倡议并领导了“堂务改革”，重订新章程，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经过改革和整顿的洪门致公堂由一个封建帮会性团体转变为初步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团体，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创建民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辛亥革命失败后，致公堂处于涣散状态，与国内外的革命形势很不适应。司徒美堂决心组建一个统一的华侨政党，他于1921年从美国到香港进行组党活动，遭到挫折后，又从香港回到美国继续酝酿组党。1923年10月，由致公堂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决定改堂为党，并通过了《党纲草案》。1925年10月正式成立致公党，通过了党纲，选举封建军阀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党的总部设在香港。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政治上虽然通过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决议，但陈炯明、唐继尧继任正副总理致使致公党组织上涣散，许多地方存在堂党并存，堂党不分的状况。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致公党中央号召“各地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战争”。各地组织继承发扬海外华侨爱国救国的光荣传统，积极募捐为抗日筹款，回国投入抗战。整个抗战期间，募捐总数达几亿美元，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1946年，在重庆的原致公党总部司徒美堂等人，在中共的启发和帮助下，逐步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决心恢复致公党。
1946年初，中国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黄鼎臣、任觉天等先后由重庆到达香港，会同在香港的陈演生、严钖煊、钟杰臣等，提出整顿党务，恢复原致公党活动及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同美洲、南洋等地组织交换意见，得到许多国外组织的响应。中国致公党的重建活动得到了中共华南分局的帮助和其他民主人士的支持。
在重建中国致公党期间，致公党总部发表时局意见，反对国民党擅自召开伪国大，表示愿同其他爱国党派一道为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并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中国内部的干涉。
从1946年至1947年4月，重建致公党的工作逐步展开。
第一，恢复了致公党总部，同中共、各民主党派及海内外各地致公党组织建立了联系，组织动员海外洪门人士和华侨支持参加反对美蒋反动派的和平民主运动及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第二，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组织人力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等。
第三，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公开发表文件，向社会表明致公党的政治主张。
1947年5月1日至10日，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到会的代表有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等40人，大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的《政纲和党章》，发表了《大会宣言》、《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文》，并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致公党历史的重大转折。在思想政治上，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时，完全摆脱了过去“兴汉”的传统观念，而是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加入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为奋斗目标。在组织上，健全了组织原则，尤其是总部恢复后吸收了一些非洪门人士入党，并选举他们进入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就使致公党从上到下都有了新的血液。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并决定总部设在香港，在马来亚、菲律宾、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地建立地方组织。
中国致公党在香港的重建，标志着中国致公党由一个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三、香港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组建
由继承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所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于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
民革的成立，经历了长期孕育、发展的过程，它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大团结、大汇聚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产物。
国民党民主派开始形成于20年代中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围绕着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等问题，中国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野。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是最早的国民党民主派，他们始终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一大批一度追随蒋介石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逐步认清了蒋介石反动本质，幡然醒悟并毅然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线上来，他们也属于国民党民主派。长期以来，国民党民主派积极组党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领导组织的第三党在邓演达牺牲后逐步演变成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不再属于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梅龚彬等在香港组建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这是国民党民主派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为实现反蒋抗日而组织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是国民党民主派组建自己政党的一个尝试。民族革命同盟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日后大多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1941年，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王昆仑、屈武、高崇民、刘仲容等人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国民党内部秘密从事反蒋活动。
1943年2月，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 朱蕴山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同年8月，在“座谈会”的基础上， 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改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民联正式成立，宣布“接受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主张中国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与中共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联系。民联在号召和团结国民党中上层爱国民主人士投身人民革命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1946年3月， 李济深等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宣布忠诚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 并在广州等地开展反蒋民主运动。 1947年，民促遭到国民党的压迫，转入地下，总部迁往香港。
民促的政治纲领和民联的政治主张十分相近，反映了国民党内民主派继承孙中山革命精神，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实现孙中山遗志的共同心声。双方在反蒋民主斗争中互相支持，积极配合，逐渐产生了进一步联合的要求和愿望。1947年秋，已抵达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时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信中写道：“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划一切”。李济深、何香凝等还签发了《上孙夫人书》，恳请宋庆龄来香港领导工作。宋庆龄虽未成行，但对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极表赞同与支持。不久，谭平山等民联负责人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陆续抵达香港。经过反复磋商，一致同意首先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推选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朱学范等十余人为筹备委员，分头进行筹建组织的具体工作，并决定将组织的名称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7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81周年纪念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幕。民联、民促和其他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代表110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推举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 冯玉祥等20余人为主席团成员，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实际负责主持大会）。何香凝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大会认真讨论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民党民主派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组织总章》和《告本党同志书》；选举产生了民革中央领导机构，推举宋庆龄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1948年1月1日，大会闭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1月4日，中共主办的香港《华商报》刊登了民革的《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民革成立初期，建立了北方支部，湖南、广东、福建等支部，总部设在香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宣言》和《纲领》坚持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指导思想，规定了当前的革命任务是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并强调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团结一致，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民革的政治主张的基本精神，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因此成为与共产党合作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对民革的成立表示欢迎，并赞成其在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规定的斗争目标。
四、香港与中国民主同盟的重建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其成员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爱国知识分子，民盟是在抗日救亡的形势下产生的。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1939年10月，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参政员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开展民主宪政运动。1941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其纲领和宣言，主张抗日，反对妥协投降；主张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民主自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中共的支持下成立的，从它成立之日起，中共就同它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领导人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共才是他们的“亲密朋友”和“最可靠的朋友”。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由三党三派（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中华职教社、救国会、乡村建设派）联合组成，是一个松散的带有多种政治色彩的政治联盟，在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
1944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取消团体盟员制，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摆脱了青年党对民盟的控制。会议确立了“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宗旨，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响应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对民盟领导人做了大量团结争取的工作，为中共和民盟两党合作奠定了基础。随后，中共与民盟达成了“任何一方不得与国民党妥协，在任何会议上双方互相支持”等协议，这个协议开创了中共与民盟在政治上的密切合作。两党在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团结一致，紧密配合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坚决的斗争，迫使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不利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决议。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民盟表现了鲜明的正义感和革命性， 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抵制“国民大会”的召开，反对伪宪法，拒绝参加“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发动和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从而成为国民党在国统区的主要打击镇压目标。1947年3月， 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民盟机关报《民主报》。5月， 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声称民盟等民主党派已被中共控制，甘愿作中共暴乱的工具。7月， 国民党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在国统区大规模逮捕爱国民主人士，10月，国民党当局宣称民盟是中共的附庸，民盟分子参加叛乱，反对政府，公然以通匪罪名杀害民盟中央领导人杜斌丞，并派特务包围封锁南京民盟总部，进而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在白色恐怖下，民盟被迫宣布解散。
蒋介石国民党强迫民盟解散的法西斯暴行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愤怒声讨。中共新华社发表时评高度评价了民盟的历史作用，并指出民盟应当抛弃任何幻想、抛弃中间道路，坚决的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共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地帮助民盟领导人转移到香港。
1947年12月，秘密离沪赴港的民盟领导人多次举行在港中执委座谈会，坚决否认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法西斯行径，决定以在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与内地和海外的民盟组织取得联系。他们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民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刻的总结。接着决定在香港召开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此期间，中共南方局向民盟领导人介绍毛泽东新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民盟的刊物陆续发表了评论和文章。通过学习讨论，为民盟三中通过联共反蒋路线作了进一步的思想政治上的准备。
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沈钧儒、章伯钧的主持下，在香港秘密举行，有29人出席，另有内地各支部及港、九支部、马来亚支部代表12人列席会议。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委托在港的盟员代表他们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恢复盟总部并开展反蒋斗争。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最终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通过并发表《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和《今后组织工作计划草案》等决议案。会议郑重声明：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是“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同时表示，不能接受民盟总部“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声明。
民盟三中全会所通过的联共反蒋路线主要有四点内容：1.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2.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3.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4.反对美国的侵华政策。
民盟三中全会还对民盟的组织路线进行了调整，以群众性的革命性的组织路线代替原来争取合法公开的组织路线。会议决定加强解放区和海外华侨中的盟务活动，积极团结、争取爱国华侨以孤立和打击反动势力在海外的活动。会议确定香港为民盟总部临时所在地，并恢复出版民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开展对国际宣传的活动。全会还对民盟中央领导机构作了调整，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盟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
中共中央对民盟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予以充分肯定，表示“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还指出：“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
民盟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全会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中间路线，宣布彻底和美蒋决裂，重新确立民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重建了民盟总部。从此，民主同盟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是中国民主同盟伟大的进步，它对于推动革命的发展，加速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五、香港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组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台湾省和旅外台湾省籍爱国民主人士于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组建的民主党派。
1947年8月，谢雪红、杨克煌、 苏新等人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具体帮助下，着手筹建台湾革命组织。9月， 成立了“新台湾出版社”，发行新台湾丛书，揭露美蒋反动派对台湾人民的残暴统治，提出台湾人民自治的主张，为建立政党作好思想上的准备。10月，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委员会。11月12日，在香港召开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委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文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时局口号》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规程》。会议推选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为台盟负责人，宣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正式成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时局口号》集中反映了台盟的政治主张。政治上，要求“打倒独裁专制，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经济上，“打倒官僚资本，没收贪污财产”，“保护工商业，撤废一切经济统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外交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民族政策上，强调高山族人民一律平等。
台盟成立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日趋高涨，国民党的政治危机空前严重。“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的推行者也在四出活动，新成立的台盟就把反对蒋介石的统治，反对台湾独立和托管阴谋作为自己的重要斗争任务。
台盟的成立使台湾籍同胞有了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树立了一面民主革命和爱国主义旗帜，代表了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声，对团结广大台湾同胞，联络台湾籍民主人士投身人民革命洪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进行组党的历史事实，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国民主党派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对立物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同盟者。
第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阶级各政党经过长期奋斗、鉴别、选择，最终得出的历史结论，抛弃旧民主主义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大道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乃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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