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炕——附释建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H21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0-5218（1999）-05-0001-0007
从我国的东北到西北，东起乌苏里江，西迄帕米尔高原，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不仅农村，甚至一些城市人家，都可见到有炕。（注：参看[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圣彼得堡，1906年，第32页；[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沈阳故宫博物院编，《盛京皇宫》，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作为一种经济实用，合取暖与煮饭为一的居室设备，特别为中老年人所喜爱，历时千百年，至今犹甚流行；在与我国相毗连的朝鲜，还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暖气炕（注：参看顾铭学等主编，《朝鲜知识手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85年，“火炕”条。），直可以与西方的一些旧式建筑中的壁炉相比美。炕有多种形式，大致可分为三：一是在地上挖坑，其上铺板、下置煴火的板铺炕；另一种是用砖砌成的土台式炕床；再一种就是在室内地面下以渠道通烟火的地炕（注：参看唐祈、彭维金主编，《中华民族风俗词典》，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8年，“居住器具”，第395—417页。）。在本文中，将不作这种造型的区别，通名之为炕。炕之为物及其名称虽然甚为习见，但似乎原非汉族所固有，而是从其他北方民族传入的。炕字在古代汉语中曾经有过多种涵义（注：参看《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炕”条。），到现代已几乎只剩下“北方的一种床”（注：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炕”条。）这一个解释了，而它的这一词义，也不是从来就有，而是后来添加上去的。
有关炕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466或472—527 年）《水经注》卷六：“〔土垠县〕观鸡寺，寺内起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墍。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煴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这当是一种“地炕”或“火地”，但没有加以这类名称，显然当时使用不广，以后数百年间亦未再见有类似的记载。直到宋金时期，才又出现关于金国女真人中的炕的描述。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的一篇关于女真族的文章中说：“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相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汉语中表示“北方的一种床”的“炕”字，无疑由此而来，显然原为一女真语词。同书卷二十，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馆惟茅舍三十余间，墙壁全密，寝榻皆土床，铺厚毡褥及锦绣貂鼠皮大枕头等”，其中的“土床”当指炕而言。“炕”字亦开始见于当时的诗文中，如曾出使过金国的南宋范成大诗：“稳坐被炉如卧炕，厚裁棉旋胜披毡”（《范石湖集》卷二六）；金刘仲尹《别墅诗》：“灶下旋添温炕火，床头剩买读书油。”（注：转引自《辞海》，中华书局，1948年，“温炕”条。）但“炕”字的这种用法，在当时和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似乎都还没有确定下来。范成大的另一诗：“邮亭逼仄但宜冬，恰似披裘坐土空”（同前引，卷十二）中的“土空”，大概亦指“土炕”；明方日升《韻会小
》谓“秦人呼土窟为土空”（注：转引自《辞海》，中华书局，1948年，“土空”条。），恐不足为据。金韩孝彦《篇海》中载有“炕”的异体“沆”。此字虽生僻罕见，但却形象地反映出了金代史料中所说“环屋为土床”，和后来满族的室内南西北三面呈匚形的“
（万）字炕”，或达斡尔族的“蔓子炕”。无论是“炕”或“沆”，在宋元时期都还使用不广，仍常被称之为“土床”或“土榻”，如陆游诗：“土床炽新炭，旃毳如胡羌”（《剑南诗稿》卷六十《短歌》）；“荧荧地炉火，煮药土床前”（同上，卷六四《枕上》）；“土榻围炉豆秸暖”（同上，卷六九《宿村社》）。元宋本《工狱》：“室有土榻，榻中空，盖寒则以厝火者”。（注：见成柏泉，《古代文言短篇小说选注》，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78页。 ）这位元英宗时的头名进士，在下笔为文时，也没有用“炕”这个现成名称，而是详述这种土榻的构造。在元人杂剧中，常用“烧地眠，炙地卧”形容生活的穷苦，可见在元代，炕还仅用于贫寒人家，而且“炕”字经常被写作“坑”，如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俺孩儿每卧土坑披麻被，你可也争知？”；《项贾大夫谇范叔》：“则我这绵囤也似衣裳，坐不的红炉也那土坑”。（注：《全元戏曲》，第1卷，第570、659页。 ）康进之《李逵负荆杂剧》：“那老儿，托着片席头，便慢腾腾放在土坑上”。（注：见《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58 页。）甚至在近现代的一些著作中，有时也把“炕”字写作“坑”，如《痛史·丁酉北闱大狱记略》：“必令汝坐暖坑，煤炭馍馍毕岁无缺也”。（注：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399页。）天嘏《清代外史》：“乾隆一朝，每岁于12月24日之夕，祀灶于坤宁宫。预在正室之坑上，设鼓板。后宫先至，弘历继至，坐坑上”（注：《清代野史》，第一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126—127页。）。聂士成《东游纪程》：“[朝鲜庆兴府]入公廨，进门即坑，席地而坐”（注：荣孟源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179页。）。《重修镇原县志》：“邑人以土墼之方而厚者支为床，谓之炕，亦作坑”，更迳直说明了“坑”字可假作“炕”。（注：民国二十四年兰州俊华印书馆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这些用字不定的情况表明， 表示“北方的一种床”的“炕”字，不是汉语所固有的一个名词，而是一个译音用字，也就是说，“炕”是汉语中的一个外来词，可能出自女真语。
但是，我们在女真文的文献中没有见到表示炕之词（注：参看金启孮编，《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只在女真人的后裔满族的语言中，才见到称炕为naqan～na
，直译为“土炕”。 由此推测，女真语“炕”或亦作naqan～na
，或者仅作qan～
。汉语中的“炕”当为其音译。女真族的炕，不仅见诸汉文文献记载，而且还有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金代女真族遗址中的炕可以为证。前苏联的学者根据他们在黑龙江流域和滨海地区获得的考古资料断言：“火炕是12世纪后半期所有女真房址的特征”（注：E.N.杰烈维扬科著，林树山、姚风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省克东县的金代蒲峪路故城的发掘中，不仅“发现了火炕”，而且还“发现一个完整的火炕遗迹”。（注：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发掘》，《考古》，1987年第2期。）然而，在女真人所从出的靺鞨人中却没有炕。“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除大杜拉尔谷房址以外），甚至在晚期也没有发现过设有火炕的靺鞨房址”（注：E.N.杰烈维扬科著，林树山、姚风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只在被认为是靺鞨的“最先进部分”（注：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页。）渤海人中，才开始有炕。我国考古工作者“1977年，在东宁团结……发掘了渤海的村落遗址。……房屋仍为半地穴式。……房内有石砌的火炕，呈‘匚’字形，一端连有灶，另一端为出烟处，立有烟囱”（注：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黑龙江文物考古三十年主要收获》，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17页。）。上引的前苏联学者， 根据他们的资料亦说：“渤海时期（8—10世纪）， 在女真人的一些房址中，才有了火炕”。（注：E.N.杰烈维扬科著，林树山、姚风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可见女真人的炕，不早于渤海时期；在被认为是女真族的更早的前身肃慎、挹娄和勿吉人中，无论是在文献记载或考古资料方面，都未见有炕（注：参看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由此看来，女真族的炕，又似亦非其所原有。
对于女真族的炕的由来，我国有的学者推测：“实受诸高丽”；“女真初穴居，必不能作炕也”。（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册，第1002页。）渤海时期和金代女真的炕，是否由朝鲜传入的呢？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朝鲜人中似乎有过炕。“吉林省东部延边地区，……有丰富的原始文化遗存。……[珲春]一松亭遗址等……年代下限可达汉代前后。房址为长方形半地穴。……以石块围筑灶址，有的有灶台，东面和北面设置的‘暖道’，应是雏形的火炕。……有人提出应当属于沃沮”。（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的主要收获》，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03页。）“[黑龙江东宁]团结遗址F[,1]发现的利用余热取暖的火墙式建筑”，“大约相当于秦汉时期”，（注：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黑龙江文物考古三十年主要收获》，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17 页。）距延边亦不太远，不知是否也应当归属于古高丽的沃沮？被推断为“故国壤王九年（392年）春三月兴修的王室社稷和宗庙”， 吉林省集安县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Ⅰ室和Ⅱ室均有火炕，上铺石板，下通烟道，但烟炱不多”。（注：见方起东，《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 ）史书中亦有关于朝鲜的炕的记载。《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其俗贫窶者多，冬月皆作长坑，下燃煴火以取暖”。《金史·世纪》：“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也不禁要使人想到女真的炕可能“受诸高丽”。
朝鲜语的“炕”为
“炕”很像是一个阿尔泰语成分，被一些学者比之于阿尔泰语中的表示“硬”这一概念之词，如日语kata“坚硬”，原始阿尔泰语*kata-“变硬”等等，结果却亦不尽如人意（注：见John Street,AltaicElements in Old Japanese，打印未完稿，1975年，第212—213页。）。我以为也许可以比之于《元朝秘史》中的kebde-～kebte-“卧”以及由之派生的keb-te'ul “宿卫”和kebteri“窝，卧处， 卧的地方”（注：参看I gor de Rachwiltz,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Mongols,Indiana University,1972,Kebte'ül条；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蒙汉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hebteri条。）。-bt-这一音组中的-b-有时脱落（注：参看н.н.лоппе Монголвскцǔ Сиоваръ Мукаддимат ац-АдаВ，1938年， 第57页。），可参看土族语
“炕”在语音方面的关系，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前者中的b前的e，受这个唇辅音b的影响而成为圆唇元音u，而e’u中的u则由于e 的作用而变成为不圆唇的щ，蒙古语的kebte'ul“宿卫”也就可以在语音上对应于朝鲜语
“趴”，（注：参看哈斯巴特尔，《蒙古语词和朝鲜语词的比较》（下），《民族语文》，1993 年第5期，第57页。）但是，满语中的另一个表示炕之词k'amduri“东方七宿之第二，亢”（注：见恩和巴图等编，《达斡尔语词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5页。 ）也许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看法。此词在《通古斯满洲语比较词典》中释作“炕”，“板床”，与naqan ～na
同义（注：в и ццнциус主编，СравнительнGǔ Соиварь
Тунгско-МаньчжурскцхязGков，Канй。）。它大概和蒙古语qanju“炕”一样，是一个出自汉语的借词，可是与蒙古语kebteri“窝，卧处” 在音义上很相近，因为m／b是众所皆知的阿尔泰语中常见的一种对应。说到这里，我们可以附带读一下满族初兴之地“建州”一词的涵义。它似乎就是k'amduri“亢宿”、“炕”的音译。“建州”在《女真文辞典》中标作
，显系汉文对音，不足为据，当如孟森所说：“建州固明廷所设卫名，然建州女直之称由来已久，明廷因其原有之种别以名其卫，非种别因卫而起也”（注：见孟森：《明清史论著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3—34页。）。“建州”一词大概就是满族初兴之地“赫图阿拉”中的“赫图”的变体k'amduri“亢宿”、“炕”的音译。“赫图阿拉”（hetu“横”，ala“平矮山”）意译为 “横冈”。 满语hetu “横”音义近于达斡尔语
“烟洞”、hada“峰”，意译为“灶突山”）。联系起这两个地名看来，与k'amduri“亢宿”、“炕”音近的“建州”，不是很可能即其音译，具有“炕”的涵义吗？“武皇帝实录谓，本系满洲国，南朝误名建州”。（注：见孟森：《明清史论著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从上面所述看来， 也许事情正好相反，“满洲”（manju）之名倒很有可能为“建州”（*k'amduri）之讹。
虽然蒙古语kebte'ul“宿卫”，kebteri “卧处”在音义上与满语k'amduri“亢宿”、“炕”，朝鲜语
“炕”相近似，但这些蒙古语词并没有炕的涵义，而且在过游牧生活的蒙古人的毡包中，似乎也没有炕这种设备，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古代蒙古人中也不曾有过炕。在写成于13世纪的《元朝秘史》中，就隐约载有蒙古人居处中的炕，如第86节：“亦薛里因 朵罗 古儿帖列 能知周”（“搜到了床下”）。被怀疑其下能藏人而加以搜索的“亦薛里”（iseri“床”）， 很像是炕。又如第169节：“你刊 忽历合班 阿剌周 亦薛里耶连
孛勒合周”（“杀一个羊羔，用床煮了”）。能用来煮物的“亦薛里”
（iseri“床”），更显然是炕。再如第177节：“丁 撒兀恢 亦薛里孛忽你惕合周 迭额客石 合儿灰 忽泥 朵鲁思格周”（“丁”当为汉语“桯”（ting）， 即“床前几”；此句可译为“教安放着桯的床低着，向 上出的烟散着”）。其上有几，而且又与烟连在一起的“亦薛里”（ iseri“床”）， 不也会使人联想到炕吗？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亦薛里”（iseri“床” ）这个词本身就可能具有一种“炕”的涵义。它虽然在《秘史》和《华夷译语》中都译为“床”，在《卢龙塞略·译部下·器皿类》中亦译为“床”，但在《译部上·居处门》中却有一个与“亦薛里”音近之词“亦色赤”被译为“炕”。海涅什在他的《蒙古秘史词典》中推测蒙古语iseri “床”出自汉语“椅子”（注： 米济生译，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油印本，iseri条。），恐非是。iseri在现代蒙古语中固然有“凳子”的涵义，但椅子并非汉族所原有，而是在辽宋时期才出现，很可能由西域传来，在南宋时期的汉族地区都还使用不广（注：齐思和：《中国史探研·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中华书局，1981年，第260页；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第95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第59页。）。中古蒙古语iseri“床”，不大可能出自汉语“椅子”， 不能与后来由汉语进入满语的ise“椅子”相提并论。它当是由涵义为“炕”的“亦色赤”而来。“亦色赤”似为一突厥语词，按其音义， 可构拟为*isiz， 即动词isi-“变热，热起来”+动名词后缀-Z，可具有“发热之处，热处，热具”的涵义，与炕的特征正相符合，在音义上亦与蒙古语iseri “床”相对应。因此，蒙古语iseri“床”应亦有可能指炕。在这方面还可参看蒙古语isu“炱，煤烟子”，达斡尔语
即使中古蒙古语iseri“床”可能有炕的涵义， 在语音上仍难以与女真语*qan“炕”相比拟。现代蒙古语中的qanju “炕”是一个汉语借词。值得注意的是蒙古语的qal～
似乎与蒙古语和汉语中表示火之词有关。
在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方面，蒙古地方的炕可以上溯到汉代。《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煴火”，虽然顾炎武认为“是盖近之，而非炕也”，但现代考古工作者确实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古代匈奴遗址中的炕。这就是阿巴干城附近的所谓匈奴的中国式宫殿中的渠道供暖设备，和距乌兰乌德不远的下伊伏尔琴斯克的古匈奴城中的类似的构造（注：参看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30—445，468—471页。）。这些建筑的技术，留有汉地工匠的痕迹；某些建筑材料还被推测为从数千里之外的汉地运去的。这样规模的炕，显然是从较简陋的“凿地为坎，置煴火”发展起来的，是汉地的技术与当地的习俗相结合的产物。（注：参看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44—445页。）这种凿地为坎以燃火的习俗，以后还见于元代蒙古人中。《元史·祭祀志》：“掘地为坎，以燎肉”。“坎”也就是“炕”，例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四，第15叶：“掘个坎儿做一堆儿埋了”。
也许还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匈奴的“中国式宫殿”遗址所在的阿巴干城附近，大概就在《周书·突厥传》中所说的“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即黠戛斯，亦即吉利吉思境内。阿辅在《元史·西北地理附录》中作“阿浦”，疑是突厥语
“房屋，庐帐”的音译；剑水作“谦河”（kem），音近于汉语“坎”（kham）。阿巴干（Abakan ）这个地名好像是合这两河之名而成。《苏武传》中的“凿地为坎，置煴火”虽不能确知其在何处，当亦距此地区不远。此外，在《元史》中还有因谦河而得名的谦州，又作谦谦州，在拉施特《史集》中作kemkemjiut，在音义上似可比于前述满族初兴之地的建州（*k'amduri“炕”， “亢宿”），亦可能具有“炕”的涵义。虽然当地的萨彦方言称“河”为克穆（kem），但吉尔吉斯语
“炉，窑，地炉”， 似可作这种推测的一个佐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突厥地方和突厥语中的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注：转引自岑仲勉，《隋唐史》上，中华书局，1982年，第22页。）。床且不设，当然，带火的炕就更谈不到了。不过，这只是摩尼教传入以后的情况，不能说在此之前也是如此。本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的民丰尼雅发现，被比定为《汉书》中所载的古精绝国遗址中，即有炕的痕迹（注：前引斯坦因书，第57、72页。）。关于1959年在该地的一次调查的报道中说：“室内有灶炕、土炕，灶炕形式和今天南疆维吾尔族人民烤火取暖或煮水用的壁炉相似”（注：史树青，《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文物》，1962年第7、8期，第27页。）。最近的一次报道中亦说：“内部三面设土炕，居中有火塘”（注：《’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二），1996年4月2日《光明日报》，第5版。 ）。该地成为废墟是在公元3世纪以后；从其中遗留的煴 卢文和汉文木札看来，当地居民属于一种印欧语族，并曾有汉人来往于其间，而当时突厥人还未出现。在吐鲁番出土的属于9—13 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幅绘一妇人带孩子坐于炕上的图画（注：见A,Vol Gabain Das Leben in uigunischen konigreich von Qoco( 850 — 1250)wies buden 1973，第100页。），当是一种汉族家庭生活情景。维吾尔族用于煮水和取暖的壁炉叫
“地炉”而得名。
突厥语族的帖列乌特语、阿尔泰语、列伯德语的
被广泛地比之于古日语kama“灶，窑”，朝鲜语kama“锅”，甚至印欧语中的一个词源不明，被认为可能出自古斯拉夫语kamy“石”或借自其他北方和东方语言，用以表示“壁炉”之词， 如英语Chimney、法语Cheminée、俄语kamin、德语Kamin、 拉丁语caminus、希腊语kaminos。涵义为“土器”的汉语“坩”（kān）被作为日语kama“灶、窑”的词源而涉及（注：见 J.Street and B.A.Miller,ALtaic Elements in Old Japanese,10.Kama'Oven'。）。上述一些突厥语中表示“炉，窑，地炉”之词， 所指的似乎就是岑参诗《玉门关盖将军歌》：“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注：《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 ）中的那种“地炉”。我们在前面还举出过这种“地炉”与“土床”即炕连用的例子，陆游诗：“荧荧地炉火，煮药土床前”。亦可参看前述尼雅遗址中的“三面设土炕，居中有火塘”。因此，突厥语中的这个表示“地炉”之词
“房屋，住处”，（注：参看邢公畹，《原始汉藏人的住所和火的使用》，《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第5页。）在音义上亦相近，而且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西藏势力曾达于南疆包括尼雅在内的和阗地区，当亦可以纳入这一比较中。
从以上所述看来，汉语“炕”
在这方面可参看突厥、蒙古、满语中与*qan“炕”同音为qan“汗，君主”，在通古斯语中一律作kan“汗，君主”。（注：参看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4页。）一些汉语词进入阿尔泰语后，再回到汉语中， 被音译得面目全非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汉语“将军”
，音译为汉语作“福晋”等等。
是否可以把上列关于炕的这种词汇比较更往西延伸，把印欧语也包括进去？也许是可以的。尼雅遗址就已涉及到印欧语族居民，其中某些遗物的装饰带有明显的希腊风格。显然东方的炕与西方的壁炉的确切关系还很难说，但在古代的意大利确实曾有过一种热气炕，既见于小普林尼（约62—114年）的《书信集》中对它的描述， 亦见于著名的庞培废墟中的实物遗迹（注：参看《小普林尼书信集》，Лцсьма Лицния Мпадшего，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2 卷，第17信及注82，83和图3；第5卷，第6信及注30，32。）。 这种炕在英文中称为hypocaust（出自希腊文hypo-“从下面”+kaustos “烧热的”），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出现于意大利， 即大约与《汉书》所载匈奴地区“凿地为坎，置煴火”同时，主要用于浴室供暖，间亦用于其他居室，形制类似于南西伯利亚匈奴遗址，北魏土垠县观鸡寺和朝鲜的地炕。朝鲜的
“炕”译为英文时，就是用的hypocaust这个词， 亦足见其类似。
东方的“炕”和西方的“壁炉”在语音上的相近，是一种偶同呢，或者出自同一语源？东西方的“地炕”在形制上类似，是互不相谋，各自独立的创造呢，抑或彼此之间有某种关系？从语言、历史、考古这几个方面对炕进行探讨，不仅对我国各族文化的交流，甚至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都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收稿日期：1998-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