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之梦与治国之路——试论毛泽东1949——1965年的经济思路与经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之路论文,强国论文,之梦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一九四九年共和国宣告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共和国最初二十八年的经济发展史，基本上就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实践史。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决定了共和国经济的最初取向；作为第一代领袖群体中的最后决策者，毛泽东的经济实践左右了共和国初期经济的运行轨迹。本文试对毛泽东在1949年——1957年、1958年——1965年两个历史阶段上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在比较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1949——1957：渐进与发展
新中国的经济是在一片战争废墟上开始起步的。因此，共和国的经济起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决策层的政策选择，也影响了毛泽东的经济思路。
第一，1949年的工业状况
1949年，新中国所面对的工业起点是一个发展迟滞并屡遭战争破坏的烂摊子。
194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
工业品 产量 位次世界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
钢15.8万吨26 16,000万吨 1‰
煤3200万吨 9165,129万吨
1.94%
原油12万吨27 46,652万吨 3‰
发电量 43亿度25 8,491亿度5.1‰
（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第二，1949年的农业状况
长期停滞在黑暗和落后的中世纪状态中的旧中国农村经济，1949年的状况更为恶化，特别是1949年的粮棉产量对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构成了严重威胁。
1949年粮棉产量与最高年产量（1936年）比较（单位：万吨）
产品名称1936年产量1949年产量比较（以1936年产量为100）
粮食 15,00011,31875.5
棉花84.9 44.452.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编制）
第三，1949年的人口状况
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我国人口高速增长（1741——1850年，年均增长率为17.3‰），奠定了我国近代人口的基础。1949年我国人口已达54，167万人。庞大的人口基数与落后的物质生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为新中国的经济起步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总之，新中国赖以起步的经济起点很低：工业落后、农业凋蔽、人口众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亚洲倒数第一……
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状况使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思想明显地具有一种冷静客观的基调，也使其经济实践具有一种循序渐进的特征。
1.符合国情的过渡理论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政权之后，不可能立即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转变。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提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形式。”正是在这种过渡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明确提出的经济政策都是审慎而渐进的，充分表现了作为一代伟人的高超的政策水平和练达的策略艺术。1953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并且指出，“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②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过渡理论，为三年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期间的政策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人民创造了三年恢复时期的经济奇迹，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过渡理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理论构想，毛泽东过渡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政策选择。
2.休养生息的民生意识
毛泽东在“五四”期间就已明确确立的民生意识一直到建国初期始终未改。开国以后，毛泽东通过城市与农村两条主线将其强烈的民生意识付诸实践之中，并集中地表现在对阶级关系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并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后不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应以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来决定政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成为当时的一项基本政策。而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恢复时期毛泽东的这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逐渐演变为和平赎买政策，并具体表现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
建国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提出：“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毛泽东的这种源于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关于农村问题的思路在建国后具体化为农村土地改革的农民所有制。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保存富农阶级的政策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民生意识的灵活性。其结果，既有效防止了对中农利益的侵犯，同时也稳定和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
正是毛泽东的这种休养生息的民生意识以及由此而确立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使共和国初期那场规模巨大的经济改组和社会整合运动得以平稳过渡并顺利完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指出：“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3.发展生产的经济观念
当战争的硝烟行将散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曾提醒全党：“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已摆在我们面前”③，并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的号召。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④
建国初期，面对复杂的阶级格局和紧张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把发展生产作为工作重心的果敢决断是一项正确的战略选择。而这一战略选择的出台与实施，是基于对当时阶级斗争状况的客观而准确的分析，不受阶级斗争的干扰与阻滞。相反，有关阶级调整的重大举措都是围绕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任务而展开的。恢复时期，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和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其着眼点都是发展生产。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阶级的政策演变，其根本点也是共同恢复和发展生产。即使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以发展生产为工作重心的决策也没有改变。
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建国之始就已把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作为他在新中国经济史上竭力追求的美好梦想。为使梦想成真，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凭借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制定了一整套务实稳健的治国方略，从而使共和国的经济在建国初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启动了古老而落后的中国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现代化转轨的历史进程。
二、1958——1965：激进与波折
三年恢复时期的经济奇迹与“一五”期间的巨大成功，对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与对主观能动性的过于倚重，苏联模式的示范效应与国家富强的美好梦想，使毛泽东同志的经济思路脱离了原来的正确轨道，明显地带有一种激进的特征，从而，使1958——1965年期间共和国的经济在急躁冒进的激情中拉开了帷幕，并导致共和国的经济出现了较大的波折。
1.脱离实际的跃进战略
共和国初期的建设成就与苏联四十年的巨大变化，使毛泽东确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出现加速的趋势。从而，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与未来的发展前景产生了难以抑制的乐观情绪。因此，他提出：“全国到处……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所以，1957年底1958年初，毛泽东同志已经不满意过渡时期健康稳步的常规发展了，以加速经济发展为手段，以赶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的跃进战略开始逐步形成并付诸实施。《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农业跃进的号召书，雄心勃勃的超英赶美的宏伟计划是工业跃进的动员令，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标志着跃进战略的正式确立。那些只考虑需要、不考虑可能、脱离实际、流于空想的跃进规划使共和国的经济一跃而进入严重失衡的困境，最后不得不进入了1963——1965年的三年调整阶段。
2.忽视民生的群众运动
1958年——1963年的脱离实际的跃进战略是通过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不断推进的。为了在短期内实现那些流于空想的高指标，在生产技术水平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提下，唯一的途径就是动员群众，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可是产出的结果与投入的期望相比较令人心灰意冷，再加上追求高指标、实行高积累，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
1958——1962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水平（单位：元）
注：(1)实际平均工资：扣除1958年以来物价上涨因素。(2)与1957年比，系用实际平均工资与1957年平均工资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上表可以看出，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使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而同期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粮食不足以维持农民的正常生活，饥荒在迅速蔓延，非正常死亡人口迅速增加。致使1959年——1960年的中国农村出现了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人口负增长。共和国经济史在一片激扬的跃进声中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3.严重失真的信息机制
1958——1965年共和国的经济是在一个严重失真的信息机制之中盲然前行的。这包括由中央向地方的信息传递与由地方向中央的信息反馈两个方面。
1958年2月7日，中央发出毛泽东拟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第九条是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帐就是中央的第二本帐，这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的第二本帐是期成的。地方还有好多级，以此类推，层层加码，指标一提再提，主观色彩越来越浓。这样，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处于一种严重失真的状态中。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的失真程度更为严重，虚报浮夸蔚然成风，严重影响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宏观决策。这样，地方为完成中央的高指标竞相采取浮夸虚报的办法，而中央反过来又以地方浮夸虚报的数量作为制定更高指标的依据。从上到下进行着一场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使共和国的经济陷入一种扑朔迷离的虚幻状态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毛泽东在新中国经济史上艰难的求索与大胆的试验，为当代与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使新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一直是毛泽东魂牵梦萦难以释怀的情结。为此，他不断探索一条既有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别于原苏联东欧各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当他的经济思路与当时的国情基本吻合的时候，共和国的经济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当他的理论思维脱离实际流于空想的时候，共和国的经济便会出现较大的波折，甚至演变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灾难。
细心的人们可能会发现，开始于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向建国初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回归、发展与创新。时至今日，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仍然给人以启迪与灵感。当然，毛泽东在1958——1965年及其以后的经济思路也给人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强国之梦，依然激荡着当代与未来中国人的心，治国之路，还需要我们不断地上下求索。今天的中国从历史中走来，我们不会对历史的回声充耳不闻。理智的思维与务实的精神终将取代狂热的激情与虚夸的做法。中国的经济应该在注重实效的前提下追求适度的增长。“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⑤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8页。
⑤ 周恩来：1956年1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