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2009年中国古典美学研究要点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年中论文,要点论文,开新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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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0)05-0039-06
2009年的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依然保持着遍地花开的研究态势。艺术美学、哲学美学、美学范畴和中西比较美学等领域都有相关论题出现。不过，就理论研究的集中点而言，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反思现代性、面对全球性以及构建本土化的美学问题意识来展开的。下面笔者仅采撷其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来分述之。
一、中国美学史的写作范式
中国美学史的写作范式问题一直是这些年来学界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这一问题的缘起是和“中国美学”这一学科相伴而行的。中国美学是随着现代化的学科建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建立起来的一种本民族历史条件下的美学理论。其写作范式理所当然地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背景息息相关。外在背景的不断变迁，必然引起中国美学史写作范式的变化，这也带来了理论的思索空间。每一种写作范式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2009年学界关于中国美学史写作范式的思索更多地体现在反思现代性和面向全球化方面。现代性的弊端和全球化的身份焦虑使得学人在反思中国古典美学资源时增添了更多的自信和希望。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2009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美学研究的文章有多篇，这里仅介绍其中的直接探讨中国美学史写作范式的两篇论文。
黄柏青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三十年》一文[1]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美学史写作范式进行了概说。文章通过对三十年来中国美学史著作的整理，总结和分析了中国美学史写作的优缺点。作者认为，三十年来，中国美学史研究推出了不少通史类的佳作，这奠定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并让中国美学独特的资源得以挖掘和整理；学科建设初具规模，并日趋发展和完善；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维度日渐扩展，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发展局面。同时，文章对当前中国美学史研究存在的五大不足(历史时段和领域研究的不平衡、套用西方美学观念导致的研究方法的不足、写作范式创新的不够、研究观念的相对狭隘以及研究对象的相对模糊)也进行了分析。
虽然这些分析不一定准确地概括了当前中国古典美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但作者提到的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却被充分地反映在当前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中，这应成为今后美学史写作调整的重点。第一，研究的时段不平衡。先秦和六朝的美学被研究得较多，汉代的美学则被研究得较少；唐代的美学被研究得较多，隋代的美学则被研究得较少；宋代、元代、明代和清代的美学被研究得较多，金代的美学则被研究得较少。第二，研究人物和流派的视野比较狭窄。如研究主要集中在六朝的美学，研究的美学人物也主要是刘勰和钟嵘等人，而对王弼和郭象这样对美学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对儒道流派的研究比较注重，而对佛教禅宗以及道教美学的研究较少。第三，研究对象相对模糊。特别是对美学史、哲学史和文艺理论史的区分不是很明确。作者认为把哲学概念直接用作美学概念或者把美学文本集中在文艺理论文本的现象存在于大量的美学史著作中，这势必造成美学史写作的重复性。
无独有偶，相同的对中国美学史写作范式的思考体现在祁志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观念更新及路径创新》一文[2]中。文章同样在肯定已有美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美学史研究的五大不足。与黄柏青的论文不同的是，该文着意并不在于以资料来分析这些美学史研究的不足，而是在于提出了要以创新的观念和路径来克服这些不足。基于此，作者认为中国美学史范式的写作首先应该对“美”和“美学”观念进行厘定。作者对传统的关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进行了批评，然后结合中国审美特点提出了以审美经验为核心的关于美的四个层层推进的论断：美是愉快的对象；美是普遍愉快的对象；美是不同物种的生命体感到普遍愉快的对象；人类美是视、听、嗅、味、触五觉快感的对象。从美的论断中，作者进而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美学史的论断：中国美学史为中国感觉规律和情感经验的认识史，中国物质形式愉乐规律的思想史，它既包括客体方面的形式美学，又包括主体方面的情感学。对“美”和“美学”作出说明后，作者进而对中国古代美学精神进行了概说。文章认为中国古代美学精神是一个以味为美、以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和以文为美的复合互补系统，这种系统构成了美学史演进轨迹和时代分期的轴心和依据。就中国美学史来说，先秦两汉为味美、心美、道美、文美和同构美的奠基期；魏晋南北朝为情感美学和形式美学的突涌时代，为情对理、形式对道德的突破期；隋朝、唐朝、宋朝、金朝和元朝等为中国美学的发展期，也是道美和意美的巩固期；明、清两朝为中国美学的综合期，道美、心美、情美和文美并行不悖；近代为中国美学的借鉴期，为古代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型期。
应该说，《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观念更新及路径创新》一文比较深入地论述了中国美学史应该如何写作的问题。该文作者已于2008年出版了三卷本约160万字的《中国美学通史》，这体现了他的渊博学识。这篇文章就是对这部美学史著作写作范式的概括，代表了最新一部美学史的写作思路。作者认为对美学史的写作应该先对“美”和“美学”进行厘定，这确实是写作美学史首先要做的工作。以前出版的一些美学史著作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这导致了美学研究对象的模糊，或外延过大，或外延过小。该文作者不限于西方现代性的审美观念，结合中国审美的特点，对中国以味为美、以道为美的美学(特别是儒家道德美学、佛教美学和道教美学)进行了自觉审视，这极有意义。不过，文章关于美是一切快适的观点，依然外延过大。中国古代审美虽然包括嗅觉、味觉和触觉，但只有把这些生理快适融入或整合到统一的内在感觉中，才能是审美的，这和饮食男女的生理快感完全是两回事。另外，文章把中国美学界定为既包括客体方面的形式美学又包括主体方面的情感学，难免有主客二分的嫌疑，因为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形式-情感是不分的。
当然，由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和不同的学术背景，中国美学史写作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一个核心的问题依然应该得到进一步的考量，即中国美学史的边界问题。中国美学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艺术和中国史学处于一种复杂的网络中，一部成功的美学史写作应该在这几者之间保持一种谨慎的张力关系。美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作为一门连接形而下层面的器和形而上层面的道的桥梁式学科，一方面，它不能离开具体的艺术现象和人生实践；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局限于具体层面，还必须通过具体层面去通达形而上的道的层面；再一方面，美学的这种由器达道的通达又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完成的。所以，中国美学史的写作，要改变单个人美学思想或美学范畴的罗列，并要顾及到艺术、历史和哲学在具体情境下的互动。
二、儒家美学的价值重估
在反思现代性、面向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下，更多的学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古典的美学资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家美学研究大量地进入了重新阐释和价值重估的理论氛围。深入拓展对儒家美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难点。2009年的儒家美学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而且有些论文体现出了儒家美学研究新的深化方向。
虽然儒家美学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功用色彩，但儒家美学不是单纯地把审美和艺术看做是伦理和政治的工具，而是把道德和政治看做是审美和艺术所包含的必然结论。最起码在先秦儒家看来，儒家的道德和政治秩序不是简单地被理解为统治术，而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性境域。在儒家看来，审美走向道德、走向政治并不是为道德、为政治而审美；相反，道德、政治恰恰是因为人对现实生活情感的领悟而获得其存在的必要。
基于这种反思，2009年有多篇论文都对儒家哲学美学的生存论进行了阐发。金昕的《人格修为：中国美学传统的再审视》[3]和刘悦笛的《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4]这两篇文章都从人生在世的情感经验上对儒家美学的“情”进行了再审视。
《人格修为：中国美学传统的再审视》一文指出儒家强调实用功利，这并没有导致对审美规律的放逐，因为儒家的礼乐教化体系是建立在情性的基础上的。作者认为《性自命出》中将“道”建构于“情”(人类基本的、日常的生理、心理上的欲求和渴望)之上的经验，对当下的美学研究和理论建构具有无限的借鉴价值和意义。儒家礼乐教化的美学诉求恰是通过艺术对人的情感的感发和陶冶，实现了人格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达到了善(仁)与美的彻底谐和统一的最高境界。文章认为，儒家美学首先是“为己之学”，是以个体心性、道德修为和人格境界为论题的。儒家美学强调个人基于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同时又超越个人，达成“天人合一”的人格境界，其中洋溢着浓郁的生命情调，表现出对当下个体“日用常行”的极大关注。
如果说金昕的文章还停留在提出问题方面，刘悦笛的文章则在儒家美学的重“情”本色上寻找到了生活美学的理论资源。在反思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下，很多人提出了美学应“回归现实”、“面向生活世界”。在这种问题意识下，刘悦笛以生活美学的视界回望中国古典美学，也给美学史的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视界融合”。儒家美学重实用践行、关注日常生活的思想特色和生活美学有着一种天然的关联性，因而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具有可能。作者认为儒家美学的基石体现在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礼”和“乐”，而根据郭店出土的简文，“礼”、“乐”都是基于“情”的。所以，“情”成为儒家美学最为根本的东西。由此，作者把儒家美学定位为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对于“情”到底是什么，作者提出了一种较新的看法，认为这种“情”并不是超出了生活之外的“审美经验”，而是与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连续体，它恰恰是介于生存的Being与践行性的Doing之间的，而这种不离日常生活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恰恰又是生活美学的特质。
除了从生活“常情”的角度拓展儒家美学的研究视域外，傅松雪的《与时偕行：孔子美学思想的时间性研究》[5]和余开亮的《孔子情感论与诗乐美学再阐释》[6]这两篇文章则以孔子美学为核心，立足于生存论角度，对儒家美学研究进行了深化。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点都是试图从孔子整体思想出发去看待孔子的美学思想，把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同于过去对孔子美学思想罗列式的叙述模式。
《与时偕行：孔子美学思想的时间性研究》一文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孔子美学思想作出了解读，呈现出孔子美学思想的时间性特征。由于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出于对“人如何在世”这一问题的思索，所以用存在论来解读儒家思想亦有它的合理性。与以往的孔子美学研究方法论不同的是，作者是从孔子的整体思想入手的，通过对仁、诗、礼、乐四个方面的时间性构成境域的论述显现出了孔子的美学思想。这一方法本身就不是把孔子美学放置在静态中来描述的，而是赋予了孔子美学流变性、生成性的特征。在具体论述中，作者将“仁”看做是一种意义本源的构成状态，是道的境域化构成；“诗”通过“学”与“思”的引入而与“仁”相关联，通过“思”，在时间的境域中开启“仁”的境界；“礼”是在具体语境中进行意义的当场的自我揭示，彰显出个体与新情境在相触相合的当下构成的灵活性和自觉性；“乐”作为一种时间化艺术被标识在时间中，它是从人的内心深处发出并显现出来的“仁”的状态。这样，作者把孔子美学的仁、诗、乐、礼等关系统摄成一个有机整体，揭示了儒家美学的“人生即艺术”、“艺术即人生”的生活理想。
和前文相似，《孔子情感论与诗乐美学再阐释》一文也意图从孔子整体思想出发去定位孔子的美学思想。文章结合郭店楚简和《孔子诗论》，从生存情感论的角度对“仁”进行了新的解读，把孔子的“仁”看做是孔子的天命观在人身上的落实和显现，是儒家对人的生命意义的选择和体证。作者认为孔子的“仁”是一种不离现实层面而又具有超越性的情感本体论，其立足于人的自然、质直和诚悫的自然情感根基(尤其是孝悌)，在其生发过程中又时刻保持着与这种情感根基的张力关系而层层上升，并推己及人，成己而成物。正是在对“仁”的体证中，孔子诗乐美学的特性得以呈现。一方面，“仁”的自然情感根基决定了诗乐的审美情感属性；另一方面，“仁”的生发的方向性和道德指向又决定了诗乐审美情感流向道德情感的方向性。所以，孔子的诗乐艺术又能反过来塑造“仁”的情感，“美”又成为“仁”的基础。作者最后把孔子美学的总体地位总结为：“仁”与“美”互为基础并相互生发的良性循环最终形成的就是一种美善圆融的最高人生理想，而这种最高的人生理想恰恰是由“艺”到“仁”、由“仁”到“命”的情感超越过程。
可以说，2009年儒家美学研究的可喜成就在于它改变了过去简单性的美学概念或命题罗列式的研究方法，这使得从儒家整体哲学的角度来寻求美学的思想定位成为可能，从而彰显出美学思想对于人的日常生活或生命存在的重要性。这种思路应该在以后的儒家美学、佛教美学和道教美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当然，就儒家美学研究来说，如何结合出土文献来进一步拓展文本研究，如何结合哲学心性学的研究成果把审美与人的生命存在连结起来以及如何把理学与心学等哲学思想的审美意蕴阐发出来等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生态美学的古典资源
生态美学是基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这一背景而兴起的一门学科。立足现实，响应全球号召，依靠本土理论资源的优势，这使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呈现出强劲的势头。
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母题是“天人合一”，这种人和自然相亲相赏的有机整体观必然与生态美学有着极大的关联性。儒家美学强调美善结合，从美的万事万物上发现其善的价值，在考察自然界事物的同时力图从中发现它们的伦理道德意义，这一点和生态美学、环境美学所提倡的“从美到责任”的伦理学观点是不谋而合的。道家美学强调“道法自然”，强调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自然无为”，更是和生态美学的“全美”、“和谐”、“平等”诸观念相契合。
2009年，关于道家的生态美学资源的发掘依然是以老子和庄子的美学为基础，虽然其中有不少相关的论文，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方面研究的突破性还不是很大。如何深入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和生态美学思想，把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生态美学资源有效地融入到当前的生态美学理论建构中，这还需要继续努力探讨。
相比道家生态资源的研究而言，2009年儒家生态资源的研究取得了更大的理论成就。程勇的《儒家思想之于中国当代美学建构的意义》一文[7]对过去更多地把道家思想和生态美学联系起来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者与物化生”的实践精神比起道家的生态美学思想更加具有创造性的转化价值。该文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对当代生态美学的开展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就作为生态美学理论根基之一的生态伦理而言，儒家伦理可以在旧的人类中心主义学说和当代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学说两者之间提供一种平衡，因而可以保证生态美学所体现的文化价值的普世性；第二，儒家的“天人合一”、“参赞天地化育”和“民胞物与”等思想所显示出来的透彻的智慧，能够更好地成就一个生态存在论的意义世界。沈传河的《〈周易〉生态美学价值探析》一文[8]则立足于《周易》，把文本解读和问题意识结合起来，阐发了其中包含的生态美学思想及其价值。作者从文本出发，认为《周易》有四个和生态美学建构相关的思想亮点：生命、变化、和谐与系统。作者从这四点出发，具体分析了《周易》生态美学中蕴含的生命-生态-生态美、变化-和谐-生态美以及个体-系统-生态美这三条基本思路。
生态美学是当今中国美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美学可以被看做是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现代美学发展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美学的发展一方面要顺应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潮流，另一方面又要依靠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优势，体现出中国的特色。正如曾繁仁教授在《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我国当代生态美学建设要善于借鉴中西生态审美智慧，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生命意识、天人合一和归乡主题等生态审美思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9]。
总体而言，2009年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学界以一种当代美学的问题意识，对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关注与日俱增。生活美学、生态美学、存在论美学和心性论美学等字眼都是这种问题意识的鲜明呈现。可以说，这既是一种本土化的回归，又是一种全球性的开新。但如何把对中国古代美学文本的深入研读和当代问题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返本和开新的统一，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另外，如何加强中国美学史薄弱环节的研究和进一步拓展宗教美学的研究也是摆在学者面前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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