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己意识的历史文化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文化论文,内涵论文,知己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心态中的知己意识，产生于士阶层的用世思想及其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与现实社会对人才埋没的深刻矛盾，以及文化精英不为世俗认同理解的孤独感。知己意识自孔子以来形成源远流长的文化的文学的传统母题，并表现为臣下对君主的知遇之感与高山流水的知音情结，还有士大夫与歌女间的红粉知己之情。
关键词 文化心态 人生价值 知己意识
On the Historico-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Intimacy Vision
Zhang Huimin
Abstract Prevalent amo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intimacy vision originated from a deep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ir ambitions to do good to the world with leaving worthy writing behind or achieving high virtues or rendering meritorious service as their life value outlook on the one hand,and the reality of great talents often stifled in oblvion on the other hand,amd from the solitude of the cultural elite not being identified or understood in a world ruled by commonplace point of view.Ever since the days of Confucius,intimacy vision has become the traditional theme of China's age-long cultural distinct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manifesting itself as loyal faith in gratitude for a superior appreciative of and allowing full play to one's talents,or as musicianly knot for discovery of somebody else brilliant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 images of lofty peak and flowing water one intended to produce in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or as tender affection between a scholar or an official and a singsong beauty.
Key wordscultural psychology
life value intimacy vision
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心态中始终深蕴着一份不无悲凉的知己意识，而这个“始终”的过程便形成了文化的传统，至今仍影响于满脑新理论满口新术语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从孔子几近绝望的“知我其天乎”到鲁迅先生“得一知己足矣”的人生之庆幸，从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知音，到当代以蔡锷小凤仙传奇为题的电影《知音》之红透南北为时人所艳称，以至于当代时髦口号“理解万岁”与里巷俗语“知人知面不知心”，均可见“知己意识”之由来久根源深基础厚。所以我们回头审视古代士大夫这份知己意识之所从生及其在文学中的发展与诗意的表现，就既是文化史上有意义的论题，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且可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于当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之转换与建构或有借鉴之意义。
一
中国士大夫文化心态中的这种知己意识自从士成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希望致用于世时便产生了。知己意识的产生与士阶层的用世思想及其立德立功立言以期不朽的人生价值的实现相关。致用于世，为社会则济苍生，为自己则取功名，都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认可其具有相应的德行与才能，这就归结于要取得当权者的了解认同赏识、推荐征辟提拔任用。但现实社会条件的局限以及用人者本身素质胸怀眼光、用人标准的不同与主观随意性，社会甄拔任用人材制度的不科学不完善以及人为造成的不公，使士大夫这种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极为渺茫而充满偶然性。加以一般士大夫多有缺乏自知之明的毛病，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期待过高，在严峻的社会现实中碰壁而造成的心理落差，而产生了怀才不遇不为人知的怨抑。中国的士大夫又耻于自衒以求售，即鄙薄“推销自己”的求进方式，像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现象少而又少，既重不显山不显水的修养方式又渴望社会的知赏正造成了这种知己意识的普遍性，其根源则在于社会对人才的埋没。
我们从先秦典藉中追寻士大夫的“知己意识”的心迹，最好莫过于《论语》了，因它的经典性与其中的群体性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典范性与代表性。我们看到，一部《论语》，即有近十次强烈表现了孔子及其子弟的“世不知己”之患。《论语·学而》（以下只记篇名》载：“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生们学了本领不为人知不为世用而懊恼，孔子则以提高自身修养而勉励之，把它作为君子人格应有的内涵。孔子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此即所谓知己知彼。人们的任何关系总是双向的，别人对自己的了解知赏不容易，而自己对别人的了解与认知也不容易。不能为人所知，只是怀器不用而己，不能知人则使自己在处世中陷入盲目性，既不能知人而善任，也不能择主而事择友而交，不能分辨善恶则易产生实实在在的忧患。《里仁》载：“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孔子对“不知己”之患的态度是理智切实而又积极的，主张不怕没有人知赏自己，怕的是自己没有为社会所知赏的完美道德和真才实学。能自立，就不患“无位”了。孔子正道明了知己意识产生于士的“患无位”的根本原因。《宪问》载：“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儒家的人生价值是立德立功立言，欲立功则需得位，在世为人所推誉，没世而美名称。所以杜诗还有“千秋万岁名，寂莫身后事”之叹。孔子患世人之知己进而患没世之不知己，正是必然与合理的延伸，这正可见“知己意识”产生于士大夫立功立德立言以期不朽的人生价值追求中。《子罕》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里正见出孔子对用世立功之急切而对识货的“善贾”的深切期望。孔子之“待贾而沽”，已接近于推销自己了。但终于，孔子的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无善贾之沽，孔子对这个社会彻底失望了。《宪问》载：“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是一个大政治家、思想家的彻底的悲哀，道不行，只好乘桴浮于海。天下不知己，知我者只有苍天了！失败的人生经历，终于使积极用世归于天与命。高不可测谓之天，不由自主谓之命。士阶层中人的主动进取与被选择的矛盾正是知己意识产生的内在原因，孔子的时代是奴隶主贵族独占统治权的时代，士大夫并不能以自身才德而获世用。而后之封建专制，一面是士阶层的胀大，一面是入仕致用的途径更隘，而士的被动性被选择性更其突出，士的患不知己、患无位、患没世而名不称的知己意识就更其普遍而浓郁和悲凉。在中国的历史上大约只有战国争雄时代，良禽择木，良臣择主，历九州而相其君，才使士阶层获得唯一的一次人才流动双向选择甚而有几分主动性的历史机遇。
如果说，《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知己意识”的产生是士大夫身处其时的自然而正常的产物，那么，屈原作为楚国贵族成员所执着的知己意识则是黑暗现实迫害的产物。《论语》中的“知己意识”虽不无沉痛和悲凉仍是一种理性的表述与现实的态度，而《离骚》《九章》《九歌》中的知己情结则更多的是一种深重的悲哀与强烈的激愤。《离骚》云：“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屈赋列举古代君臣遇合而建大功成大业的佳话寄寓自己的理想发抒自己的不幸，虽有傅说吕望宁戚之才而楚王却非武丁周文齐桓之主，“知己意识”在这里成了一个现实的“知遇”问题，正是孔子以来士大夫立功立德立言人生价值的具体化。但屈原处举世皆浊举世皆醉的时代，只能悲哀地吟唱“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这正是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走了之的意思，但孔子可以游说诸国以求用，而屈原与楚国则是家邦的关系，欲罢不能欲弃不忍，实难历九州而相其君，故其逃离故都之想也就显得万不得已与更为沉痛而无奈。《九章·惜颂》云：“竭忠诚而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证之不远。”离群与背众，是优秀人物高出寻常不为人所理解、认可接受的孤独感，而儇媚谗佞之辈则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成原本属于众群的庸主变而为昏君。由于先秦以来就形成的家族政权，君临其国者握有生杀予夺的极权而并不必具有治国的才能，由于君主素质的差异及庸主昏君的普遍存在，更由于这种统治机构缺乏评议考核鉴别官吏的科学合理的制度，加以统治集团中人的普遍贪婪自私谗恶嫉邪忌妬，像屈原这样卓然特立不能儇媚以从众，离群而被视为赘肬的人，希望明君能洞察一切，知己之忠，也就难乎其难，其忠而被谤被贬也就几成定局，唯天可表了。君臣遇合，本应是两方面的双向选择，但“知遇”则是臣下单方面的奢求与企望。“相臣莫若君”的希企而君主却“莫察余之中情”的悲剧，在封建社会中，无代无之，最为沉痛者如《李陵答苏武书》之悲叹：“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率复勾践之雠，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李陵兵败而降，思学古英雄行非常之举以报汉，但非常之举当然不易为庸常之人所理解所相信，所以朝中群僚，顺武帝之怒，杀李陵之骨肉，断李陵之归路。这可见一个人在酝酿策划着必须保密的伟大举动时想得到人们的信任理解宽容是多么的难得，而千载之下，苏武的知其苦心，司马迁之仗义执言，何其难能而可贵，而英雄之良谋未就无可告白。“椎心泣血”的悲愤感动了千百年来的读者。屈原所希企的臣为君知，君臣共济终始无猜的理想，后世似以刘备与诸葛亮的遇合最为人所称道艳羡。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知己之感知遇之恩溢于言外。刘备的知遇换得诸葛亮呕心沥血鞠躬尽悴死而后已的辅翼托孤之报。由于士大夫这种受知遇之机会的难得，这种知遇之恩就被看得特别珍贵而报偿的代价也就特别沉重，如诸葛亮之以终生心力，更如古之侠客刺客，如聂政专诸等等，其以性命和鲜血以报偿君主的知遇（有的实质上是有预谋的阴险的收买）之恩就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因为知己的难得，一言然诺许以驱驰生死报之。即如陶渊明，本已近于出世的静穆，而其《咏荆轲》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何其深情乃尔。这正是士为知己死的盲目报恩与留名千古的人生价值的自觉追求的混和。后世用人制度中普遍的举荐、征辟方式，使被举荐征辟者对举荐征辟者也必然产生知遇之恩而必须终生以图报，所以忘恩负义之徒为中国人所不齿。豪放不羁吐气如虹的李白也说：“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之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与韩荆州书》）正是知恩图报的表白。对于士大夫所感激流涕的对主上的“知遇”之恩，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曾有过一段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①这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悲剧！后世之士被“跻之仆妾之间”而“遂感在上之知遇”，这是“知己意识”的堕落，是一种奴化的知己意识。
以上所论乃士之立功立业须待君主之知遇，而文人之立世传名也须待文章司命者之权衡。这一传统起自汉魏以来的人物评鉴而表白之清楚则莫过于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所说：“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士大夫之怀才待用，文章优劣，需文章司命文坛祭酒的品鉴揄扬，然后可以定身价而成佳士。这其实正反映了士大夫入世过程中对自身价值与自身命运的不能自信与自主，这才产生了强烈的渴求知赏的心态，否则，“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仙，何以如此谦恭轻易俯首！这种渴求揄扬汲引的知己意识于南宋陈人杰的《沁园春》词有更强烈而又悲凉的表述。其词之题序云：“予以为古今词人抱负所有，妍媸长短，虽已自信，亦必当世名钜为之印可，然后人信以传。昔刘叉未有显称，及以《雪车》《冰柱》二篇为韩文公所赏，一日之名，遂
张孟。予尝得叉遗集，观其馀作，多不称是。而流传至今，未就泯灭者，以韩公所赏题品尔。今才士满世，所负当不止叉如，然而奖借后进，竟未有如韩公者。才难，不其然，有亦未易识。诵山谷之诗，不觉喟然。因作思古人一曲。他时傥遇知己，无妨反骚。”其词云：“不恨途穷，所恨吾生，不见古人。似道傍郭泰，品题季伟；舟中谢尚，赏识袁宏。又似元之，与苏和仲，汲引孙丁晃李秦。今安在，但高风凛凛，坟草青青。
江东无我无卿，政自胸中分渭泾。叹今人荣贵，祗修边幅；斯文寂寞，终久宗盟。面蹉长江，目迷东野，却笑韩公接后生。知音者，恨黄金难铸，清泪如倾。”何其悲凉凄伤。正向往魏晋以来名士能遇知音知己之知赏题品，向往于刘叉之有幸得知遇韩愈，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传名于后。所以陈人杰于俯仰古今四顾人海之后，慨然叹曰，才难，知音知己更难！
二
知己意识在士大夫的政治生涯中主要归结为具体的与主上的“知遇”，而在人生旅途中孤高寂寞的心灵上则升华为富有诗意的“知音”，这是人与人之间极其难得的精神上进行的对等完满的交流契合和共鸣，是更为深刻的理解与信任。宋玉有“曲高和寡”之喻以比知音之难得。而《列子》所载伯牙、子期的故事则更为美丽动人。“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於何逃声哉！’”②俞伯牙用琴声表达了他高山一样的志念、情操和江河一样的智慧、涵养，而且表述得十分精确、生动和感人，而钟子期也一定具有同样的志念、情操、智慧和德性，两心相同，两个精神世界的高度一致，因而琴声一起，便引起钟子期心灵深处强烈的共鸣，使两颗心相融合相沟通。伯牙钟子期心灵的沟通和共鸣是知己与知彼同时双向的进行，知己知彼互为前提和基础。但世界上人与人的差异性是绝对的，同一性则是相对的，两个精神世界的高度同一是极其难能而可遇不可求的，人与人精神与个性的差异和真正有着完美人格、高深修养的人的稀少，总使他们处于孤独的境地，这也就是“子期既死，伯牙绝弦，终身不复鼓”的根本原因。
历代仁人志士无不有这“知音”难遇之叹。司马迁《报任安书》说：“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司马迁由于其现实的境况而对伯牙之绝琴作了自己的解释，而归结为士为知己者用，琴为知音者弹。我们也正可从此悟出“知音”的本质正是士之不为理解不为知赏不为世用的知己意识的诗化升华。《古诗源》所载之《琴歌》云：“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以高山流水之琴，弹奏人生新相知之心曲，该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心灵共鸣与精神契合。而且开始把这种知音知心的知己之感提到人生最可宝贵最可庆幸乐莫大焉的地位。《古诗十九首》以其特有的人生感慨把这种知音情结酝酿得格外深沉。《今日良宴会》首云：“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识曲听真齐心同愿，正是通过音乐的表达与审美完成两个精神世界的共鸣与沟通而达成心灵的契合。《西北有高楼》首云：“清高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馀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歌者通过音乐以表深心的慷慨和哀苦，而知音难遇，茫茫人海何处求得理解与认同，这正是人生之大悲哀。由于《古诗十九首》在总体上传达的是一种人生无常生命危浅的忧患与彻骨的感伤，从而也使知己难得知音难求带着浓厚的人生况味而显得更为郑重与珍贵。
陶渊明处晋宋易代之际，统治集团之间互相争夺杀戮，到处是战乱与饥馑，世族与庶族之士明争暗斗，他在青少年所接受的“先师遗训”所树立的建功立业之壮志成为泡影，而他的道德修养与任真率性又使他“少无适俗韵”，不能与士族社会同流合污，不能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毅然弃官归隐急流勇退，安贫乐道，亲自躬耕南亩，这种独特的思想情趣与生存方式都迥异于当时的社会，而难以得到人们普遍的理解认同与接受。这就使陶渊明在生活与精神上处于一种孤高寂寞的境地，既不能从众而媚俗，而自己的思想情趣品格情操又希望获得认同与理解，这正是历代高士之知音情结与孤独感并生的缘由。陶诗《咏贫士七首》之一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正是慨叹自己这如孤云而无依，并对能理解自己与自己精神契合的“知音”的企盼。而这种企盼又是渺茫的，最终是人生难得一知音而成终世之憾恨。其《拟古九首》之八云：“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茫茫人海，举首四望，不见相知之人，同道知音之士，只存于古，而今只剩下路边的高坟，颇似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与无望。伯牙与钟子期的心灵沟通精神契合，陶每心向往之，如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谓伯牙弹奏的悲歌，唯钟子期能穷其趣听其志知其心！至于庄周，更是怀大忧愤为人类之盲目争夺及生存的无意义而悲哀，更是举世难得与庄语者，唯惠施差能理解而不幸先逝，故庄子谓惠施死，世无可与语者。所以渊明对这种能全心灵的完满沟通契合终于绝望而发出此生何求的哀叹。对这种相知之难得，渊明作过深刻的思考以探讨其原因。《咏贫士》之六：“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长相从。”这种举世难知，不能理解认同接受的因果是：由于“罕所同”而导致“举世无知者”，道不同不相与谋，故难以沟通。世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而仲蔚则独“爱穷居”；入世之人与俗浮沉周旋人事，而仲蔚则独“介然”而“绝交游”“拙人事”；俗人之所乐在于通达所悲在于穷蹇，而仲蔚之所乐在得道如庄子所说：“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正是对人生价值、人生行为准则的根本性差异导致了两种精神世界的互为隔绝，并进而互为非议压抑势不两立泾渭分明雅俗判然。陶渊明处魏晋玄风尚炽之世，其本身又极具哲人气质，其诗其文多悟道寻源之深思、追根究底之玄想，所以他对知己难求知音难遇这种社会现象也同样作了深刻的思考以揭示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及人们文化心理的原因。其《感士不遇赋》序云：“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赋云：“（上古之世）或击垠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淳源汩而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君子之人）“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上古之世，没有争夺各安其分，人们不必伪装，不必矫饰，没有猜疑没有毁谤，是一种原始的有序与和谐，人与人之间坦然而相对，称情而生活，真风浩荡之世尽是真人故无知己问题的存在。而历史进入私有制社会，产生了阶级政权，也就产生了争夺算计，滔滔之世大伪斯兴，而社会之网罗铺张充满陷阱，社会从有序变成强权强力的无序，原始的和谐变成阶级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而整个社会的道德也随之堕落，人的不良根性随之恶性膨胀，雷同毁异人恶其上世不容哲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善不胜恶，所以怀正志道之士，只能没世如潜玉逃禄而归耕，如山之怀影如川之藏声，善自韬晦不求闻达，虽怀琼握兰胸襟芳洁而举世谁亮！所以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独清独醒之士，谁能理解谁能认同，于是四顾茫然，孤独感与知音难遇之深悲自然而生了。陶赋以“感士不遇”为题，也说明了知己意识知音情结与士之祈求知遇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境况密切相关。
“知音情结”对后世士大夫文化心态的影响可谓大矣，翻开历代诗词文赋，比比皆是，这里仅录数例以说明之。如唐初王勃名篇《滕王阁序》云：“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即表达了高山流水之曲期盼知赏之意。又如北宋晏殊《山亭柳》“赠歌者”：“家住西秦，……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漫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採，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郑骞《词选》说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之作。又说：“此词云‘西秦’‘咸京’，当是知永兴军时作，时同叔年逾六十，去国以久，难免抑郁。”晏殊一生总的还算通达，故所作词也以珠圆玉润为主要特色。中间曾论事不合刘太后，后又于事涉仁宗生母问题，虽有一怀若心而终为谏官论罢，失去君王的信任又有不为世人所理解的苦衷，故有如此哀音激楚之词，于普通歌女身上寄托自己知音难遇的深悲。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重整山河之志直捣黄龙之举为高宗秦桧所沮，欲进不得欲罢不能，检讨于自己之为功名所累，向往于旧山将老之松竹，一种身系家国安危而又不为所容不被理解的沉重忧患化作对高山流水知音的企盼，但悲剧是彻底的，“弦断有谁听”，举世而无一知音之钟子期。在这个历史的时空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鲁迅所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何其庆幸而又郑重其事。宋元之际，张炎于毗陵客中闻老妓唱词，作《霜叶飞》“■客里凄凉，尚记得当年雅音，低唱还好。同是流落殊乡，相逢何晚。”北游燕京，遇杭州歌妓，作《国香》词，其序云：“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云：“相看两流落，掩面凝羞，怕说当时。凄凉歌楚调，嫋馀音不放，一朵云飞。”又《意难忘》“风月吴娃”首题序云：“中吴车氏，号秀卿，乐部中之翘楚者，歌美成曲得其音旨。余每听，辄爱叹不能已，因赋此以赠。余谓有善歌而无善听，虽抑扬高下，声字相宣，倾耳者指不多屈。曾不若春蚓秋蛩，争声响于月篱烟砌间，绝无仅有。余深感于斯，为之赏音，岂亦善听者耶。”张炎处亡国之际，一腔悲愤凄凉，其怀念故国之情，寄于楚调与南音，而故国名妓唱凄伤悲凉之曲深有音旨，而玉田能深感而为之赏音，歌女善唱玉田善听，而其中尽是亡国之思，更寄寓着“相看两流落”的天涯同病之悲。在知音难求的庆幸中更有一种红颜知己的命运感，其中还包含着士大夫对红粉知己的角色认同。
三
屈原由于其博大的胸怀，诗人的气质及其作品意义的深广性，使其对“知己”的期盼，虽产生于政治上之不为其君所理解所信任，但在作品中则表现为心灵上的巨痛与情感上的深悲，故这种对“知己”的希望与绝望，就转化为人生之普遍主题，现实的政治悲剧转化为生命的悲剧。由于其作品多用比兴、美人香草之喻，使士为知己者用的政治主题与生命主题表现为文学作品中的“女为悦己者容”的诗文意象及红粉知己的题材，并转而成为后世士大夫与风尘女子结成相怜相知关系的思想感情基础，以至于这种“红粉知己”情结成为士大夫的文化心态的重要内容。
屈原《九章·涉江》云：“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牂独处此异域。既茕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正是把自己政治上得不到君王信任、同僚理解的孤愤，比拟为佳丽的独处；求知于君王而无路，比拟为女子之无良媒与不得自申；从政治上的失望归结为“灵魂”与“人心”之不同，正是悲剧的深化。屈原开启的这一传统，汉魏多有受其影响者，如张衡的《四愁诗》等。还有如曹植的《美女篇》云：“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以盛年的佳人自比，希媒氏之通接，企君王之我知。这种政治性的寓托，唐代以后大量的闺怨诗宫怨诗，无不如此。即如王安石的《明妃曲》前篇：“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后篇：“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王安石倡导改革而导致稳健老臣的反对而引为助手者又多阴险小人新进之士，终致革新事业受挫，自己又为奸人所中难容于朝退居钟山，如果不是深有感触不会于严华夷之辨的封建社会唱出“汉恩自浅胡恩深”的悲愤之曲。曲中因失意而倍觉人生之至乐在于获得知己与知心。诗歌以明妃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政治上欲求知于君王，而托之佳人之失意。
这一传统到了唐宋词的繁荣，词客与歌女共同的艺术创造，士大夫作词代歌女抒情，一面是歌女之求知赏，一层是士大夫之写幽独，沉重而悲怆的知己意识与源远流长的比兴传统在词中酝酿成更为美丽而内蕴丰富的寄托艺术。宋代的官妓，不仅需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歌唱诗词。于是，那些士大夫官吏，不论是春风得意赏心乐事还是远贬边郡心往神驰，都为这些风情绰约仪态万方的歌女所深深陶醉，诗词与歌舞的艺术感染，惊鸿体态行云标格的性意识的张力释放，使士子官员和歌女的心理距离靠近了，她们不仅成了善解人意的可人，而且给词客播下了情种，送来了灵感，自己也成了歌咏的对象。一方面，她们倾慕文人士子的风华才情和艺术趣味，她们所演唱的往往就是文人所作的诗词，而文人士子往往又是她们艺术表演的欣赏者和评论者，在文人的影响下，她们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艺术趣味，文人成了歌女的师友和知音，有的歌女甚至因受到文人的品评或被写入诗词而名扬天下。宋周昭礼的《清波杂志》载：“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诗，不违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独未蒙赐。一日有请，坡乘醉书：‘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琦？’后句未续，移时乃以‘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足之，奖饰乃出诸人右。其人自此声价增重，殆类子美诗中黄四娘。”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亦载是事而文字略异。这种故事之所以作为词坛佳话为文人津津乐道，正表露了中国士大夫被埋没而渴求奖掖揄扬的文化心态。士大夫与官妓之重视“知己”之情，宋人笔记杂著中多乐道之。如洪迈《夷坚丁志》卷十八载：“张珍奴者……或云吴兴官妓而未审也，虽落风尘中，而性颇淡素。……某士人过其家，珍出迎，见其风神秀异，敬待之。……凡往来几月，然终不及乱。珍讶而问……士曰：‘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贵心相知尔。’”珍奴敬某士之风神秀异，而士惜珍奴之秉性淡素，两情相得而两心相知，这正是典型的红粉知己的新型关系。
文人与歌妓之间知己知音的互相赏爱，有着精神上的投契、情趣的认同和心灵的共鸣，士大夫的赠妓词中我们不难窥见其知己情结所由生的文化心态。而东坡的这类作品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如其《醉落魄》云：“旧交新贵音书绝，唯有佳人，犹作殷勤别。”于宦海风波人情冷暖中对佳人的殷勤惜别尤觉珍重可贵。其《江城子》云：“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始而屡沮于中朝，继而数徒于外府，有时朝令夕改，一岁数移，天涯流落之中，这携手的佳人，可以是异性的相知如歌女，也可以比之于同道的君子。知己之感更有一种共通的身世命运之深悲。与歌妓这种共命运的知己之感，特别集中于东坡咏赠家妓之作。宋代的歌妓，还有青楼卖笑的市妓，更有士大夫所蓄养的家妓。家妓进入某个士大夫家庭之后，户籍便也附编于家长名下，或以妾或以婢而登记入册。由于士大夫宦游在外四海为家时，往往不带妻眷，只有家妓伴随而行，这些女子实际上履行了妻妾、家妓、婢女的多重职责。在风波险恶的宦海生涯中，经过了这种风雨同舟的考验之后，双方的感情会更加真诚和深沉，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双方的相知。苏东坡的这类咏赠家妓之作之表现这种共同命运基础上的深厚感情，并多歌颂这类歌女高洁的品节，如《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儿寓娘”词即具典型意义。王定国有个歌妓名唤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受贬，她毅然同行，相随到了当时还相当荒僻落后的岭南。元丰六年(1083)北归，定国唤出柔奴，为东坡劝酒。东坡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了，极受感动，故写此词赠她。词中赞美柔奴高洁坚贞和超尘脱俗，赞美她不畏艰难，处逆境而不改初衷的“岭梅”品格。苏轼与柔奴一样，也曾是天涯沦落人，相似的遭际经历产生了深深的相知之感。“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一种深为东坡认同的人生态度，特别是这种与家主毅然共进退、欣然同忧患的品节更为东坡所知赏。苏轼的侍妾朝云有着可与柔奴相比美的品节，她随东坡二十多年，东坡晚年远谪岭南时，“家中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唯朝云“忠敬如一”随东坡南迁③。由于这种贬谪的政治性质，故而这种共同担当苦难的命运感必然包含浓厚的政治意味。如东坡《蝶恋花》词“天涯何处无芳草”之句，相传东坡在惠州，命朝云唱此曲，朝云泪满衣襟，说：“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不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朝云死后，东坡终生不复听此词。“天涯芳草”之句，脱胎于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又何怀乎故宇”，是屈原一腔忠忱反遭排斥之后产生的一走了之高蹈远引另求明君的念头，而苏轼的时代已非屈原那个可以自由选择历九州而相其君的时代，天下之大莫非王土，欲远举而不能。苏轼的绝望深悲之感，朝云一读其词即深解之，至于泪满衣襟，可见其相知之深，而朝云死后，东坡终生不复听此曲，也以人生之知音而报答之。
士大夫之珍重于红粉知己的情感和心态，多寄寓身世之感与对现实政治的感慨。罗大经云：“有良家女流落可叹者，余同年李南金赠以词曰：‘流落今如许，我亦三生杜牧。……人世事，总无据，佳人命薄君休诉。若说与英雄心事，一生更苦。’此词凄婉顿挫，不减古作者。”④李南金正是在人生人世无理无据的荒谬感上悟出佳人薄命与英雄落魄共通的苦楚。辛稼轩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榅英雄泪！”稼轩心事无人能会，杀敌之吴钩回天之长剑，只有楼头自看挑灯细认而似水流年满天风雨，时不我待功业何成！其孤独寂寞之感、英雄失路之悲，时时化为对知己的渴慕，如《贺新郎》云：“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尔！知我者，二三子。”举世之中，大约也只有陈亮、朱熹等在抗金救国上能知稼轩了。故英雄之泪，只待红巾翠袖之榅。士大夫之求“知己”，本为尽展其才以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而今只能退而求取一丝安慰与理解。所以，理解也是可宝贵的。但毕竟，辛弃疾之渴望知己，与岳飞之渴望“知音”，比起文人士大夫顾影自怜风流自赏的孤独感和才子佳人倚红偎翠卿卿我我的知己情结来，包含着深广的忧愤和厚重的社会现实内容而非仅是一己的悲欢，从而又使我们时时记起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怆与苍凉，使古代士大夫的这种知己意识来一个升华一个质变而具有深沉的历史内涵与文化意蕴！
注释：
① 黄宗羲《原臣》，见《明夷待访录》。
② 《列子·汤问》，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
③ 苏轼《朝云墓志铭》，《苏轼文集》卷十五。
④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台版《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