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东亚“西部扩张”--基于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构建的分析_中国联通论文

“一带一路”与东亚“西扩”——从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构建的视角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亚洲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视角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界定与相关文献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提出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后，涉及和响应的大部分是亚洲国家。“一带一路”以中国为起点，首先面对的基本上都是亚洲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三个要点：一是以中国周边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为重要推进地区；二是以地缘通道的利用或建设完善为实施手段与路径；三是以中国为主要推动力量。

      “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将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会改变地区的经济增长机制。东亚地区①在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形成了较特殊的区域增长机制，中国的加入已使该机制发生显著变化。现在，中国主导推动“一带一路”的实施，其周边目标区域远超出东亚范围，实施路径也不同于原有的东亚区域经济增长路径，因而，“一带一路”很可能不会重复东亚原有的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由于中国在已有的东亚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和“一带一路”实施的周边目标区之间的衔接作用，“一带一路”的推进有可能使已发生变异的东亚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继续扩展变化为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其过程有可能产生更适于这一时期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与环境。

      因此，本文拟以国际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形成和演变为出发点，分析“一带一路”对东亚—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渠道，由此一方面可以了解“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机制的可能影响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与内涵的探讨。

      （二）国际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内涵与界定

      作为分析的基础和前提，首先需要界定国际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在一个特定国际区域内，实际经济活动中流动的经济要素是资本、劳动力以及包括货物和服务在内的商品，②同时存在对这些要素的流动具有激励或抑制作用的多种条件。这些条件可以影响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向分布与速率，从而影响区域的经济增长，即构成了要素在区域内流动的基本运行环境。本文将此影响要素流动的条件组合界定为国际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以下简称区域增长机制），其不包括流动中的要素。根据《辞海》的释义，“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与动作原理，③现已引申为系统内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各自影响系统运行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基于此，本文认为，区域增长机制的内涵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机制由影响要素运行的基本条件组合而成；二是这些基本条件具备影响要素运行的基本功能；三是基本条件间的相互关系及各自在区域增长机制构建过程中的作用。

      从具体国家和国际区域来看，能够影响要素配置并能使其发挥作用的一些基本条件的完备程度，在各国以至各区域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由于这些基本条件十分庞杂，为便于分析，本文从与区域增长相关理论的研究对象出发，将影响区域增长机制的基本条件大致分为三类。④

      第一类是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和通讯等物理联通条件。相关理论分析以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或区域经济学等为代表，涉及的研究包括企业在地理和资源分布环境下的区域空间布局及其对国际区域增长的影响。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地理和区位空间对区域增长的最直接影响是由之产生的运输成本，⑤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是指有关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和通讯等设施的完备程度。这些设施构成了区域增长机制的最基本的物理基础，即“硬件”。

      第二类是地区内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包括贸易、金融和投资等诸多领域的跨境交易制度体系。相关理论分析以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合作（一体化）理论等为代表，涉及的研究包括贸易和金融等相关国际经济领域和区域市场制度体系的建立、演化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⑥这些制度包括区域内相关经济体的对外贸易、金融、货币以至产业等诸多涉外经济政策，近年来的发展还包括各自的部分宏观经济政策、劳工政策以至环境政策等。这些政策构成了区域增长机制的制度联通条件，即“软件”。

      第三类是地区内的经济技术发展与联通。相关理论分析以产业经济学为代表，从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等角度研究其发展对产业空间布局及区域增长的影响。⑦产业技术关联是区域产业分工的基础，构成了区域增长机制的产业技术联通条件。由于技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与阶段，对区域经济关系的影响不易划入“软件”或“硬件”，因而将其单列。

      从商品循环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这四个基本环节看，区域内的地缘物理联通、市场制度联通和产业技术联通为商品在消费前的各循环阶段提供了国际生产、流通和交换的基本条件，从而影响区域内各增长要素的配置，这些基本条件构成了区域增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上述界定与分类，其一将区域增长机制的内涵确定为三个基本条件，其二已有相关理论分析了三类基本条件各自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将这些基本条件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区域增长机制构建中的作用作为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础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构建亚洲增长机制中的作用。

      （三）相关文献分析

      1.关于区域增长机制的讨论

      对区域增长的研究已有很多，其主要目标为经济增长，因而大多数相关研究都将经济增长要素作为讨论的重要内容或条件，没有将其与要素运行的环境加以分离讨论。实际上，目前学界对区域增长机制并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定义，比较接近的概念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典型的例子是世界银行对东亚增长的考察，其将东亚的持续高速增长及主要原因归结为“东亚模式”，原因包括高储蓄支持的高投资。⑧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常用的概念，主要包括依靠提高效率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以及依赖扩大资源使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典型的例子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涉及东亚增长的讨论中认为东亚是靠高投入实现高增长。⑨涉及区域增长机制的讨论多为国内区域问题的研究，⑩对区域增长机制所涉及的问题研究大都包括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区域合作理论中，讨论的重点是相关的制度体系发展进程，如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货币联盟等。(11)而大致包括本文对区域增长机制三类基本条件的区域增长问题研究是阐述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综合发展战略理论”，其主要思想包括不限于市场的统一；生产和基础设施是经济一体化的基本领域；通过区域工业化来加强相互依存性；强调有效的政府干预等。(12)

      有关影响区域内要素运行的基础条件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多，这类研究的特点之一是较偏重微观且多为关注单向影响，研究对象选择区域也多为发达国家。例如，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一体化和产业区位的大量讨论，其模型主要分析发达国家贸易自由化等制度条件下产生的产业区位效应。(13)而有关基础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则相对宏观一些，因其涉及的往往是国家以至国际区域的增长。这类研究的结果显示，基础条件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大致都是正向影响，如基础设施对增长的影响，(14)以及区域合作等制度建设对区域增长的促进作用等。(15)

      总的来看，已有的区域增长问题研究大多没有从区域整体的宏观角度严格区分要素与其运行环境，相应地，也没有给予区域增长机制明确的界定。

      2.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与讨论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与讨论可依其视角或涉及范围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大战略，“是对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概括性表述”，“是对近代以来西方霸权设计的政治地理的根本性重塑”。(16)对其主要战略方向有不同解读，基本上是面向美国、欧洲，或中国的大周边地区。相应的战略目的对美是解决“陆上及海上战略空间的权力分享甚至势力划分”；对欧洲是要将中欧“两大市场、两大力量、两大文明联接在一起”；对中国大周边地区是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以构建战略依托带。(17)显然，这类解读更多地着眼于国家的战略和安全利益。

      第二类是将“一带一路”视为推动中国与周边地区合作的新路径。认为“一带一路”的战略重心“是促进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18)“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经济合作与发展，可以算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一个贡献”。(19)“传统的从自贸区建设开始的一体化模式并不适应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上分散隔绝的亚洲”，“互联互通一体化模式是亚洲一体化的一条出路”。(20)

      第三类是将“一带一路”视为国内相关区域的重要发展机遇，边境省份的建设同样成为战略的重要内容。“2015年已经有20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或高层会议中明确各自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及发展重点”，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的“基本定位仍然是区域战略而非全球战略”。(21)

      显然，第一类视角偏重于国家的战略和安全利益，第三类视角偏重国内相关地区的发展机遇，均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第二类视角则与本文的讨论范围基本吻合，其中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路径重构区域经济关系这一思路对本文提供了重要启迪。

      以下将从区域增长机制演变的视角切入，首先，以基础设施联通、市场制度体系和产业技术关联这三个基本条件构成区域增长机制为基本分析框架，以目前最大的北美、欧盟和东亚三个区域经济集团的形成演变为基础，分析区域增长机制中三个基本条件的组合与变化；其次，在此基础上考察东亚增长机制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明确其特点、缺陷与转型要求；再次，引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讨论其对东亚增长机制转型的意义与作用；最后是结论。

      二、区域增长机制的结构与演变

      （一）不同区域经济集团增长机制的基础条件配置

      在当前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以至一体化进程中，实际的区域增长机制大多外化为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或一体化机制，形成了众多规模不等的区域经济集团。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可以从区域市场融合的角度将其划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不同层次的具体形态。而从区域发展和分工的角度看，区域经济集团可以分为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

      在诸多经济集团中，欧盟、北美自贸区和东亚地区是三个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三者在经济规模上十分接近，又都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的区域经济集团。不过，三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一体化程度并不相同，上述增长机制的基础条件配置也不同。

      欧盟是二战后世界上成立最早的区域经济集团之一，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和经济货币联盟等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成为目前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欧盟成员也从最初的6个扩展到目前的28个，2014年经济规模为18.5万亿美元。(22)欧盟在21世纪以来的东扩是其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东扩前的欧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内基础设施完备，产业体系呈网络化分布。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欧盟在东扩前大致为水平一体化。东扩后的欧盟掺入了垂直一体化成分，新成员发展水平与老成员差距较大，且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水平要低于老成员。不过，由于新成员的经济总量在欧盟中所占比重只有8%（2014年），(23)因而从总体看，欧盟增长机制的基本条件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其制度体系完备，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已达经济货币联盟的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

      北美自贸区已从1989年生效的美加自贸协定发展到1994年生效的美加墨北美自贸协定（NAFTA），2014年经济规模为20.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85%、加拿大占8.7%、墨西哥占6.3%。(24)北美自贸区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由此出现了制度化的垂直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从发展水平看，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加两国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基础设施完备，特别是美国经济规模巨大，基本左右了北美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墨西哥发展水平远逊于美加，北美自贸区形成的区域增长机制刺激了墨西哥面向美国市场的组装或外包型“客户工业”的迅速发展，这些产业大部分向墨北部集聚，(25)这显然是与运输条件和产业关联条件直接相关。美国在北美自贸协定生效后即于1994年底正式提出建立美洲自贸区，共包括34个美洲国家，2005年完成谈判，实际上是以北美自贸区为先导，经过其逐步南扩而完成。不过此设想不断受到拉美部分国家的抵制，因此目前尚未实现。

      东亚地区一直没有建立起涵盖整个地区的契约化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2014年经济规模为19.7万亿美元。(26)东亚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区域经济集团，主要是因为存在被广泛认同的、形象地被称为“雁形模式”的区域发展机制。其基本模式为日本是主要资本和技术来源、“亚洲四小”(27)为中转、中国和东盟为接收资本和技术的大规模生产地区，由此形成区域性的增长机制。从增长要素看，这一机制是充分将本地的劳动力资源与外来资本和技术相结合。而从基础条件看，制度联通主要依靠相关经济体的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的经济政策以及“关贸总协定”等多边国际协定；地缘物理联通主要依靠海上通道，各经济体的本地参与地区基本上都是沿海地区；产业技术联通主要依靠地区各经济体之间有序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所形成的产业关联，这种产业关联构成了地区内以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的产业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模式主要是从生产角度或供给角度出发，若从需求角度看，东亚地区的商品循环并不完整，因为其产品的重要市场是美国，特别是在相关经济体参与东亚产业链的初期，对美出口是影响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东亚的“雁形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形成，90年代以后向东盟和中国延伸，由此形成了以东亚模式为联系纽带的东亚增长机制的第一阶段“西扩”。不过，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使东亚各国逐步寻求建立覆盖全区域的经济合作机制，现有以东盟为平台的区域合作机制探索已从中国—东盟自贸区（“10+1”）逐步向由东盟首倡、包括中、日、韩、澳、新和印度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合作机制设计发展。

      从区域增长机制的角度看，欧盟、北美和东亚这三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一方面，它们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生产总值（GDP）的76%（以2014年时值美元计）；(28)另一方面，它们又有较充分的多样性，既包括欧盟这样的目前最高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也包括北美这样的具有垂直一体化特征的一般自贸区合作形式，还有东亚这样的虽无整体契约化制度，却有密切产业关联的区域增长机制。

      （二）区域增长机制的基本结构类型

      显然，三大区域各自的增长机制基础条件的配置是有不同侧重的。欧盟和北美自贸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它们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关联紧密，因而将对区域增长机制的基础条件配置调整重点放在市场制度体系的构建上。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商品供应链的两端，即设计研发与市场是控制整个供应链的关键环节，随着产业分工的发展，生产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关键。从控制整个供应链的角度看，前端核心的设计研发一般都在本国国内，后端的市场则包括了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因而构建可控的国外市场制度体系就成了其国际区域经济政策的首选。图1是欧盟增长机制的基础条件示意图，三个基础条件基本平衡匹配，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相对稳定。

      

      由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的示范效应和发达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强势推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区域增长机制都以自贸区或自贸协定起步，但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关联却多显发展不足。由此形成的区域发展机制的基础条件配置相对不均衡，市场制度体系构建领先于产业关联和基础设施，区内产业对市场制度建设的支持不足。也就是说，尽管有自贸区等制度支持，但区内产业供给不足，需要从区外进口产品以满足区内需求。区域增长机制的基础条件关系变为图2，它在表面上与欧盟相同，都重点着眼于构建区域经济制度体系，但因缺乏区内产业支持而成为仿欧盟模式。其特点是市场制度建设超出区内产业关联程度，区内产业不能满足区内消费需求，表现为区内贸易水平较低，需要进口外部产品支持。

      

      东亚地区则不同。由于其终端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因此东亚并不能控制与美欧相关的市场机制体系的构建，相应地，东亚区域内市场机制体系的构建在区域经济增长初期也就缺乏紧迫性。东亚多数经济体都是在经济起飞初期依靠建立沿海出口加工区以解决基础设施与外向通道问题，同时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解决资本和技术的短缺问题。因而东亚的产业关联发展相对密切，大量产能面向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市场，区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区内贸易以中间产品为主，最终消费品比重较低，由此形成了较特殊的东亚增长机制的基础条件配置（见图3）。

      

      （三）基础条件的调整升级与内在矛盾

      1.基础条件的调整升级

      上述三个基础条件构成的区域增长机制为增长要素提供了生长的环境，当环境向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变化时，要素适应这些变化就可能引起区域经济的增长。不过，此后增长环境变化的刺激作用会逐步降低甚至消失，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增量刺激会逐步转化为常量支持。因此，为保持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激励，调整和改善增长环境是必要的，这就意味着有必要持续升级构成增长机制的基础条件。在实际运行中，这些调整常常表现为质量上的自我升级或数量和规模上的向外扩展。

      首先，从制度体系的调整升级看，改善制度体系环境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在水平大致一致时提高制度质量，实例是欧盟从关税同盟向经济货币联盟的持续升级。二是向非制度覆盖区扩展，以相对降低制度平均水平从而为制度发挥作用提供新的空间，实例是欧盟自其前身共同体成立后就不断扩展其成员，且当前扩展进程仍未停止。实际上，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也有很强的扩展与升级倾向，表现为北美自贸区向构建美洲自贸区设想扩展的努力，以及美国重新包装并着力推行的、并被称为新一代自由贸易规则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

      其次，从产业关联的调整升级看，其调整途径是以提升质量为目标的产业升级和以扩展规模为目标的产业转移，实例是东亚地区持续数十年的群体性先后接替的高增长历程。东亚地区先行工业化的经济体在区内后发经济体的竞争压力下尽力完成自我产业升级，同时将其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向区内后发经济体转移，由此形成区域内联系较为密切、不断调整升级且扩展延伸的产业关联。

      最后，从基础设施的调整升级看，调整的重点是完善和补充地区性的基础设施。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欧美地区，区域性的基础设施联通往往不占据区域经济政策调整的优先议程。但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补充很可能在区域经济经历高速增长时期之后出现，此时相关国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有需要也有可能增加对涉外基础设施的投入。例如，东盟（ASEAN）为支持其共同体建设(29)而提出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就将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物理联通作为重要的基础条件。(30)

      制度体系和产业关联的调整见效快且本身就有升级和扩展压力，因而具有较强的向外扩展的主动性，易形成支持区域相关基础条件扩展升级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即提供升级路径及所需资源。其主要原因是地区内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政府（或企业），它们有实力支持和推行区域制度体系或产业关联的升级和扩展，因而这种区域性公共产品可视为由主导力量（区域大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反观基础设施条件，则因投资规模大、回报慢而不易形成对其进行完善和补充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一般情况下，地区内的基础设施联通往往需要各经济体通过自行筹措资源、增加投入来加以补充完善。不过，在区域有向外扩展的要求时，有可能对扩展对象地区的基础设施给予区域性的联合投入，即基础设施条件在特定时期内也可能出现区域性公共产品。

      2.基础设施瓶颈：功能优先性与实践中的政策滞后性矛盾

      从一国封闭的商品循环看，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是不会分离的，生产是源头，而后是流通、交换和消费。但在开放的环境中，生产和消费有可能产生分离，本国对部分商品的需求可以由进口解决，而对本国生产的部分商品的需求可以由出口解决。不过，进出口所需的基础设施却是必需的。这样看，基础设施条件是与外部市场衔接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外向型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本地市场与本地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却并不一定是相互间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三个基础条件中，基础设施因其具有物理联通的基本功能而具有优先地位，至少要与制度体系和产业关联之一建立较好的匹配关系。不过，在开放的环境中，市场制度体系和生产关联之间却不必相互匹配而可能会选择单项优先发展。例如，东亚地区选择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出口加工工业，而区域性的市场制度建设则相对滞后（见图3）。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此时真正具有优先地位的基础设施是涉及外向经济的部分，这部分的基础设施并不一定能与当地的内向经济完全衔接，因而具有“飞地”性质。这就使外向基础设施在一国经济决策中的地位并不一定是绝对优先的。

      如前所述，制度体系和生产关联具有自我升级与扩展的主动性，基础设施的改善升级则相对被动。由于能够影响区域经济中各成员政策选择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主要集中在制度体系建设和生产关联构建两个方面，而来自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性公共产品较少，因而区域增长机制的调整改善多从制度体系的建设起步，罕见从基础设施联通起步者。从前述三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过程看，欧盟和北美自贸区都是将建设地区的市场制度体系作为构建区域增长机制的重点，东亚则是建立以“雁形模式”为名的区域产业关联为主导，三大地区都没有将完善基础设施联通作为构建区域增长机制的首选。

      由此，形成了在区域增长机制的建设或调整过程中，基础设施条件的功能优先性与政策选择滞后性的失衡甚至矛盾。这一矛盾对区域增长机制建设的负面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尤为突出，而基础设施的滞后会阻碍制度体系或产业关联等基础条件能力的发挥，从而形成基础设施瓶颈，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三、东亚增长机制的形成与“西扩”

      东亚地区成员构成复杂，成员间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体系等都有较大差异。在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东亚形成了一套较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区域增长机制，这一被称为“雁形模式”的机制支持了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扩展，但也存在愈益扩大的隐患，即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而缺乏缓解和摆脱机制。

      （一）东亚增长机制的形成

      东亚增长机制的突出特征是各经济体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互衔接并可以延伸的产业链，其形成期大致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主要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

      1.东亚增长机制的从属型制度体系

      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其经济增长进程中，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其出口中，美国市场占有重要地位，60年代经济起飞期结束时，美国在日本出口中所占份额为31%（1970年）。而在同时期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亚洲四小”的出口中，美国所占份额则高达40%～50%（新加坡为17%）。(31)美国在地区战略格局中的盟主地位和对市场的主导作用使其对东亚具有构建制度关系的主导性。以对日贸易摩擦谈判为例。美国迫使日本签订了有关棉纺品、彩电、轿车和半导体等产品的贸易协议，重点是在日本生产能力上升后限制其对美的出口。从地区角度看，日本和“亚洲四小”之间并未形成区域性的制度体系，相互间的经济联系依从国际市场规则，但实质上是美国主导的规则。例如，在80年代后期美国对“亚洲四小”取消给予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优惠待遇（即后者从发展中国家“毕业”）后，迅即引发了它们的经济减速和产业转移。

      2.东亚区域生产关联的形成

      日本在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并转型，逐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转移，此时东亚的区域经济特征表现为一是日本制造业在经济中比重开始下降，“亚洲四小”制造业开始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二是日本、“亚洲四小”和美国之间形成了逐级放大的贸易顺差，即“亚洲四小”从日本进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加工增值后出口到美国市场。由此开始了以日本为起点的区域内产业转移，“亚洲四小”承接这些转移产业加入地区分工，形成了区域内垂直分工产业关联体系的雏形。

      3.东亚区域基础设施保障

      日本和“亚洲四小”都是岛屿或半岛型国家或地区，内陆经济纵深很小或基本没有。对外经济联系、特别是货物运输主要依靠海运，包括运输和能源保障等在内的相应的基础设施也基本位于沿海，导致其经济重心和增长重心都在沿海地区。这样，它们在发展初期就没有内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陆路交通建设投入负担，而这一时期国际船运业的迅速发展也为东亚提供了相对廉价的基础运输条件，特别是这些东亚经济体的自然资源都极为贫乏，发展所需资源严重依赖进口。

      4.东亚形成“外、海、链”区域增长机制

      综上所述，东亚自70～80年代开始形成特殊的区域增长机制，其市场规则由外部市场主导，基础设施以连接海路通道的沿海港口地区为基础，产业关联以垂直分工的产业链主导，这是一个充分利用外部条件、与外部环境衔接的区域增长机制，因其最终市场、基本制度规则、资本以及技术等主要源于美国，因而可以说，这一时期形成的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的东亚增长机制。若将这一机制简洁描述，可以“外、海、链”（外部市场主导、海路联通为主、垂直分工型产业链）称之。

      日本以及之后的“亚洲四小”在此期间充分利用这一外向型增长机制，迅速完成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发展，从而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并以此带动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32)

      （二）东亚增长机制的缺陷与“西扩”

      东亚外向型增长机制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很大，主要影响显然来自美国市场。当源于美国市场的较大负面影响施加于东亚相关国家和地区时，会引起东亚增长机制的相应调整，调整的代价是东亚相关成员普遍的经济增长减速、停滞甚至衰退，后果是东亚产业链的延伸和增长机制的“西扩”。

      1.美国市场对东亚的抑制

      美国从东亚的进口自60年代起急剧上升。1962年，东亚在美国进口中约占13%，到1985年达到36%，此后上升势头迅速减缓，1995年以后开始缓缓下降，21世纪后大致停留在35%左右。(33)这一变化过程表明，东亚在美国市场中的空间是有限的，即美国市场主导的东亚增长机制提供的利益也是有限的，美国不可能对东亚无限制地开放市场，这也是其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及对日本出口进行限制、其后宣布“亚洲四小”“毕业”等制度层面着手限制的基本背景和结果。

      2.东亚产业链的延伸与东亚增长机制的“西扩”

      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四小”的抑制降低了后者在美市场上的竞争力，迫使东亚部分生产能力开始较大规模地向成本较低的东盟以至中国转移。中国在90年代迅速融入东亚产业链，到21世纪初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在美进口中份额最大的经济体，而后又成为美国在东亚获有最大逆差的贸易伙伴。至此，中国成为以逐级放大的贸易顺差为显性特征的东亚产业链对接美国市场的最后环节。也就是说，东亚产业链从90年代开始向东盟以至中国延伸，到21世纪初期已完成这一延伸过程。从地域方向看，初期以日本和“亚洲四小”形成的东亚增长机制已向其西面的中国和东盟扩展，即东亚增长机制已完成了其初步“西扩”。

      3.东亚增长机制的缺陷

      产业链的延伸对东亚相关经济体来说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过程，尽管各自经济都有自己的问题，但从区域角度看，由机制引发的问题更为明显。日本经济自90年代起即进入长期的低增长甚至停滞状态，至今仍未明显摆脱；“亚洲四小”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产业转移时期经济增长率下降并低于同期东盟的水平；东盟则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而这时正是中国融入东亚产业链的起步时期。由此可见，自80年代后期美国市场开始对东亚设限以后，东亚产业链的延伸就是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东亚产业链与美国市场对接的末环经济体会出现明显的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衰退。而后向前面环节的经济体逐级转导，其方向恰与产业链的技术、资本和产品的基本流向相反，由此引发区域性的经济衰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这样一个“逆传导”过程。

      如前所述，东亚增长机制是以美国市场为基础形成的，实质是以外部市场规模解决本地区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协调平衡问题。东亚增长机制使地区的部分生产能力与消费分离，当外部市场足够大时，东亚只要扩大生产即可实现经济增长，基本不用考虑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当外部市场一旦饱和就必然要限制进口以求平衡，而东亚区域内生产大于消费是区域增长机制造成的结构性问题，区内市场不能在短期内吸收无法出口的区内产品，只能以抑制生产求平衡。由于生产是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产业链形式完成，抑制生产就会导致全产业链的衰退，居于产业链末环的经济体则首当其冲。

      （三）中国的加入导致东亚增长机制的变化

      1.东亚经济规模急剧扩大

      中国经济在90年代进入持续稳定的高增长阶段，只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增速从高速降为中高速，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东亚产业链的衔接使中国逐步融入东亚增长机制，相应迅速扩大了该机制的规模。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北美和欧盟的经济增长先后出现减速，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更是连续下降，致使2012年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GDP开始超过欧盟（28国），成为实际上的世界第二大区域经济集团。(34)东亚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也为扩展区域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为东亚区域内平衡生产与消费关系提供了更大空间。区域市场的潜力使东亚越来越强烈地寻求建立独立的区域市场体系，尽管各成员间龃龉不断且还有区外力量的掣肘与羁绊。

      2.东亚开始向内陆扩展基础设施网络

      在接入东亚产业链的同时，中国开始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例。1988年，中国建成第一条高速公路，2001年底高速公路里程超过加拿大居世界第二，2012年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铁路运输则是一方面新建，一方面提速，1997～2007年间，铁路运输完成了6次大提速。目前，中国铁路的运输效率和完成的运输工作量已居世界第一，而且是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截至2015年7月，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7万公里，总体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35)

      从东亚地区角度看，中国和东盟加入东亚产业链后，东亚增长机制已大幅向西扩展，更重要的是，中国以及中南半岛的内陆地区相应也涵盖在内，这就使原有的优先利用海路作为区域增长机制的外向基础设施条件开始转变为需要大幅度增加和改善内向的陆路基础设施条件。这一转变是拓展东亚区域内市场的重要选择，中国已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设施扩建和东盟在共同体建设规划中的完善东盟物理联通等都是这一转变的内容。

      3.东亚有可能形成区域性的全产业生产网络

      东亚的链型产业关联为东亚后发经济体提供了快速工业化的捷径，通过接收前端经济体的转移产业，后发经济体可以节省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时间和费用，但相应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降低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提升企业对外部的依赖性，这种产业内的依赖关系因此成为东亚相关经济体密切联系而形成区域经济集团的内在纽带。不过，由于受东亚产业链前端经济体的市场规模和资源优势等条件的约束和对技术垄断的要求，以及美国为主的外部市场主要只进口东亚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形成对东亚进口的结构性约束，这些产业转移基本上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消耗资源多且环境污染较重的重化工产业为主。从建立一个完整的区域经济循环的角度看，这些产业部门相对狭窄，不足以形成基本覆盖全产业的区域产业网。

      中国经济规模与发展潜力巨大，在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部门和科技领域都具备一定的实力与潜力。尽管目前它们多数都与发达国家的相应产业和领域有不等的差距，但就覆盖面的完整程度和规模潜力来看只有美国能够超出，世界上其他各国都没有中国这样的完整性与规模潜力。(36)以此为基础，中国的持续发展具有为东亚以至更大范围的周边区域提供完整市场的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潜力，相应地，可能为建立区域生产网络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产业技术支持，从而提升区域经济的相对独立性。

      四、“一带一路”与东亚增长机制的转型

      中国经济与美国主导的东亚增长机制全面接轨后，已使该机制的缺陷充分显现，美国、中国和东亚都在寻求该机制的转型途径与方向。

      （一）东亚增长机制的转型与相关问题

      东亚增长机制面临的直接问题是对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由此一方面导致区域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使区内难以形成完整的市场制度体系以及相对独立的生产关联体系，缺乏相应地区域内的自主稳定能力，在发生外部冲击时不具备区域层面的自我调整和缓冲的能力与机制。

      东亚需要构建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体系以解决上述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问题。其途径之一是“补课”，即补建东亚区域市场制度体系；二是“扩容”，即向周边的中亚和南亚等区域扩展，或可称为东亚的第二次“西扩”，以此来相对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这样，东亚就有可能从“外、海、链”为特征的区域增长机制，向“内、陆、网”（区内市场主导、陆海联通保障、区域全产业生产网络）为特征的亚洲增长机制转型。

      不过，区域市场的扩展将遇到传统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前述东亚增长机制向中国和东盟的第一次“西扩”时，这一问题就已开始出现，突出表现为中国国内从沿海向内地发展时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东盟“共同体”新规划中强调的物理联通。当东亚再向中亚和南亚扩展，以期作为构建相对独立的亚洲区域市场的增量组成部分时，新纳入的中亚和南亚地区有庞大的内陆部分，而它们又都是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以东亚区域的力量提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相关规划、资源等公共产品以帮助这些地区克服基础设施瓶颈，将是构建新的区域增长机制时的首要任务。

      （二）现有可能转变东亚增长机制的相关设计

      1.美国主推的TPP以及“新丝绸之路”

      美国正在推行的TPP是利用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选择性地吸收成员以建立更高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设想，其目的既有利用并维护自身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提振国内经济的考虑，也有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及中国对东亚事务影响力的区域战略企图。目前，TPP谈判成员已有包括日本在内的5个东亚国家，美国的刻意拉拢很可能影响它们以及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立场。

      美国在力推TPP的同时，于2011年推出“新丝绸之路”（第三版），拟以印度为中心将中亚和南亚整合为一个被其称之为“大中亚”（实际应是大南亚）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区域。然而，美国对中亚、阿富汗和南亚地区的实际经济“帮助”是有限的，更多是起到一种召集人的作用。(37)

      显然，美国对东亚、中亚和南亚的区域发展有较为完整的构想，其核心是在保持并延伸自身对这些地区影响的同时，尽量阻滞和分离其融合的可能，特别是要将中国和印度这样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大国分隔开来。

      2.东盟主导的RCEP

      目前正在谈判中的RCEP是对已有东亚增长机制发展进程的“补课”，是补齐区域市场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RCEP并不一定能够承担起以制度建设作为转变东亚增长机制的先导作用，因为一些重要参与者的目的不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从东亚区域制度体系的建构过程看，中国曾主张只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即“10+3”），而日本为降低或稀释中国的影响力提出“10+6”，即“10+3”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显然这种成员结构与目前的RCEP相同。可见，“10+3”扩充到RCEP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东亚增长机制的扩容转型，反而有抑制中国影响力扩展的意图。实际上，RCEP的大部分成员都与美国有很深的政治、经济以至战略和安全关系，它们支持东亚建立相对独立的增长机制并不是要摆脱美国市场的影响，而是要寻求弥补东亚增长机制中制度缺失的途径。

      3.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

      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包括建设以中亚为主要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以南亚为主要方向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当然，对其众多解读和设想已延伸到欧洲、非洲和中东等地区，但真正能够对区域增长机制转型产生影响的是与其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构想。“一带一路”具有以中国为起点的发散性质，其基本发展方向和途径是支持中国西向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以此带动经济增长，对可能参与合作的区域内外各方都提供了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

      “一带一路”与现有的众多区域合作机制的突出不同在于其具有充分的开放性。表现为一是不设置完整的制度框架设计，即没有要建成自贸区之类的整体制度安排约束，参与者可利用已有和新建多形式、多层次的制度安排；二是不设置明确的地缘边界限制，欢迎各地区国家以双边、多边以至国际机构等方式参与；三是不设置部门或领域限制，参与者可在各产业领域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进行。

      “一带一路”的充分开放性源于合作主导领域的基础性。在区域增长机制中，基础设施的联通条件是最基础也是最必要的条件，没有基本的互联互通，许多制度合作和产业关联等都无法实现。“一带一路”将对中国西向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优先解决基础设施瓶颈的机会，从而以区域基础设施联通这一最基础层面起步，为参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进一步的制度合作和产业合作所需的硬件支持，以此带动区域的经济增长。

      正因有了充分的开放性和基础设施联通的必要性，尽管不少参与国对中国的主导地位和意图还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但“一带一路”仍得到亚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积极响应。

      （三）东亚增长机制的转型与“一带一路”

      如前所述，东亚面向中亚和南亚的第二次“西扩”是东亚增长机制转型的重要途径，借此次扩容将构成覆盖范围更大的亚洲增长机制。不过，构成亚洲增长机制的三个基本条件中，能够起主导作用的条件将不是世界上现有多数区域增长机制中的市场制度体系，或东亚原来特有的产业技术关联，而是基础设施联通，这也正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功能所在。

      1.东亚缺乏愿意推动建立全区域市场制度体系的主导力量

      首先，美国主导的TPP和“新丝绸之路”尽管可能使参与的亚洲成员经济有所增长，但从区域经济整合的角度看，美国的设想显然是要将东亚、中亚以及南亚分化，不会促使亚洲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增长机制。

      其次，尽管RCEP由东盟主导并获得其他成员的认可，但东盟在区域内的市场规模、推动区域增长机制对外扩展的资源投放能力等方面都显不足，实际上是为区域内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缓冲矛盾的平台，并非东亚区域内真正的主导力量。在TPP的干扰下，RCEP对东亚区内建立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以完成其支持东亚增长机制转型的任务将会面临诸多困难，因而更难以为东亚增长机制的扩容提供市场制度体系的支持。

      最后，中国的“一带一路”更直接表明并不准备借此主导建立新的区域市场制度体系，各参与者可沿用已有的制度安排，或制定双边或多边制度安排。

      2.东亚缺乏建立完整区域生产网络的合力

      如前所述，RCEP是最有可能推动东亚以产业链为特征的区域产业关联关系向区域生产网络转型的机制，但其主导者东盟并无向东亚以至亚洲其他地区大规模输出技术和资本品的能力，也无吸收制成品的市场潜力。其他成员中，日本有技术实力、中国有市场潜力，但因双方互相牵制和防范而不能形成合力。因此，目前在东亚以至亚洲地区没有能够独自或合作推动并完成区域生产网络建设的主导力量，也就难以形成以区域生产网络为特征的产业关联关系，从而无法形成以其为主导的新的区域增长机制。

      3.中国主导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机制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建设与利用区域内外通道来带动相关区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建构路径的亚洲新的区域增长机制。这种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作为形成区域增长机制的主导路径在已有的诸多区域增长机制中比较少见，却可能是目前亚洲区内外环境下调整增长机制的有效路径。

      如前所述，以建设区域市场制度体系和产业关联关系这两条基本途径来构建东亚（亚洲）新的区域增长机制遇到了很大障碍，其焦点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即如何抑制或利用中国迅速上升的实力与影响。在区域市场制度体系和产业关联关系这两方面，能够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在区域内有重大利益的发达国家，在东亚原有增长机制无法容纳中国的上升时，在新机制形成过程中抑制中国的影响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基本战略方针。但是在区域的基础设施条件方面，越是发展迟滞的地区，对解决基础设施瓶颈的要求越迫切，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和利益却相对较小，因而，利用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发展基础设施成为多方都能接受的选择。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带动周边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以此作为东亚增长机制向亚洲增长机制扩容的“早期收获”。从国别发展的角度看，长期获益的将是这一地区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基础设施的联通可以使它们融入范围更广的区域增长机制，并有可能在其中获得相对稳定和明确的区域分工位置，据此加速其工业化进程，而不仅是基建本身形成的短期经济增长。而在“一带一路”众多设想中，无论通道设计的距离有多远，特别是“一带”所设想的陆路联通欧洲市场，实际上的着眼点一方面是贸易市场多元化的市场开拓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两者比较，后者对中亚以至南亚区域增长及其与东亚的经济融合更为直接与现实。从这一角度看，没有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联通，则“一带一路”就只剩下市场多元化，那对中国以至相关地区的增长和增长机制的调整转型都缺乏实质性的新意。

      （四）“一带一路”推动亚洲增长机制扩容转型的可行性

      1.“一带一路”符合亚洲增长机制扩容转型的要求

      如前所述，美国主导的TPP和“新丝绸之路”、东盟主导的RCEP至少在初始设计思路中就没有将其作为亚洲增长机制的考虑，而各有较明确的地缘局限，这就可能会抑制东亚增长机制向建立相对独立的亚洲区域市场机制转型和扩容的内在要求。实际上，各种制度化的区域经济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排他性，“一带一路”不设置边界限制则可以尽量降低这种排他性，让众多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双向选择以决定是否加入，特别是与东亚相邻的中亚和南亚等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进行相互间的开放融合和共同发展。

      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所形成的新的区域市场也有助于亚洲区域全产业生产网络的构建。东亚原有的以垂直分工为主的产业链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主导下形成的，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分工关系则是各自依据其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确定的，因而实际的产业领域较狭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区域市场拓宽并逐步转向以本区域市场为主导时，市场覆盖领域和层次都会有所扩展，可以为本地区更多的优势要素提供竞争机会，有利于区域内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全产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一带一路”没有明确的区域制度框架设计，而是以基础设施联通为主要手段重新构建区域经济关系，这已是在为构建区域增长机制寻求新的主导路径。目前世界上已有的以区域通道建设为纽带的区域增长机制，一般要有明确的地域范围和制度框架设计，机制形成后才有项目推进，如东亚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则以充分的开放性起步，由于所涉及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历史等诸多方面存有巨大差异，短期内要形成统一且有强约束性的制度设计显然十分困难，可能在合作发展中逐步形成较稳定的成员范围，也可能根据不同领域或不同阶段逐步形成具有一定弹性的成员选择机制。这种开放性的机制确立过程并不影响具体项目的推进实施，因为每一个具体项目并不一定会包括所有成员。因而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项目推进的机制建立过程，实际启动的速度较快，(38)不会因制度体系的选择和建立周期过长而延缓经济增长。

      2.中国成为东亚转型扩容的主导力量

      首先，中国可以作为推动东亚向亚洲增长机制转型和扩容的主导力量。根据对欧盟、北美自贸区和东亚等三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外扩进程分析，它们在向外扩展时都有居主导地位大国为主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实际上是区域扩展的基本路线图和相关资源，以此向扩展目的地区施加影响，引导并推动区域扩展进程。目前东亚已有进一步扩展的需要，中国此时提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使其成为东亚进一步扩展的主导大国，中国提供的重视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路径设计与资源则成为这一时期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或者说是提供了“升级软件包”。由此可以认为，中国主导东亚的进一步扩展符合上述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扩展时展现的大国主导原则，即外部或大国向新扩地区提供公共产品。

      其次，中国的发展进入改变外部环境的新时期。自80年代以来，中国与周边经济环境的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外部环境适应期、90年代接入东亚增长机制的外部环境利用期，以及21世纪以来的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时期，目前以“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标志，则已进入改变外部环境时期。前两个时期是适应和利用东亚增长机制的第一次“西扩”而接入这一机制，以此带动自己的经济增长，其后的影响时期是中国接入东亚增长机制改变了后者的结构，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和经济体调整其对东亚区域经济以至战略方向。目前的“一带一路”则是中国对今后周边环境的战略设想，以此为蓝图规划设计了中国周边经济环境的基本结构、走向与实施路径，其中的要点是将中国的经济“新常态”阶段所要求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发展路径设计与周边地区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相结合，指导思想则从适应和利用外部环境发展自身转为调整和改变外部环境以共同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可以视为中国国内经济“新常态”的涉外部分，而从东亚的角度看，则是东亚增长机制以中国为起点向亚洲增长机制的转型与第二次“西扩”。

      最后，中国已具有推动“一带一路”的实力。中国经济在持续的高速增长后开始放缓步伐，大量资本从产业部门中游离出来，形成规模日益庞大的对外投资能力。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钢铁、水泥和大型工程机械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设备材料的生产大国，在之前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拉动下，中国有关产品的生产能力急剧增长，但在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则成为庞大的过剩产能。相应地，中国在交通和通讯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也大幅度提升，在复杂地形和气候环境下的建筑施工水平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联通项目时，具备对所需资本、技术、设备和材料等资源的充分供给能力，也有在这些领域与发达国家正面竞争的实力。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增长潜力可以为东亚向亚洲增长机制的转型和扩容提供有力的市场需求支撑。在有能力引导地区市场走向的东亚地区的重要市场中，日本持续的低增长已很难提供更大的新增市场规模，美国的“新丝绸之路”则将其设想的“大中亚”定位为依赖印度市场，(39)表明其并不愿为中亚和南亚提供新增市场。由于东亚增长机制转型和扩容的重要目标是依靠亚洲区内市场的发展来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时中国作为区域内最大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区域市场的走向，因而中国经济“新常态”扩大内需的调整方向与区域增长机制的调整方向相近，中国的调整实际上已成为东亚区域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联通则将进一步通畅周边地区连接中国市场的通道。

      3.利益共享原则使“一带一路”获得广泛支持

      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已有数十个国家将其视为新的经济增长机遇并给予积极响应，而其后中国倡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也有数十个国家参与并成为创始成员。这些国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它们支持的原因显然是都预期能够从中获益。

      中国周边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或前半期，不仅面临资本、技术、设备与基础设施等供给方面的短缺，而且即使在工业生产发展后也将面临本国市场需求方面的短缺。“一带一路”为解决这些国家供求两方面的短缺提供了体外循环的解决方案，相关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则使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具有实际运行的物质平台。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利用外部资本技术资源和外部市场来加速本国发展的路径与东亚增长机制十分相近，因而容易得到认同。而“一带一路”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中国这样的地区大国倡导、并首先将着眼点放在打通区域内基础设施瓶颈上，不仅将其作为推动地区增长的基础条件，而且也是最有可能见效的新的增长点，这对于地处内陆的发展中国家和有较广泛内陆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重要。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一带一路”的充分开放性和依据市场规律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使它们在不考虑政治和战略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时都可以直接获得经济回报，因而在东亚并不具有直接地缘战略利益关系的欧洲发达国家对此显示出浓厚兴趣和支持。即使与中国有地缘战略利益冲突的美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展现的和平、发展、共赢等非对抗性理念也不好直接反对。

      本文从区域增长机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东亚向亚洲增长机制转型扩容的影响，认为“一带一路”为区域增长机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并为东亚增长机制向亚洲增长机制的转型扩容提供了相关的公共产品。

      本文将市场制度体系、产业技术关联和基础设施联通作为构成区域增长机制的三大基础条件，认为已有的区域经济集团多以市场制度体系作为建立区域增长机制的主导基础条件；东亚以产业技术关联为主导基础条件形成区域增长机制是特殊案例，其虽然使东亚区域经济有较大增长，但内含的缺陷也使其必须转型和扩容，而选择已有的以市场制度或产业关联为主导的区域增长机制调整路径并不通畅。此时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提供了以基础设施联通为主导调整区域增长机制的新解决方案，并相应设计了以中国为主导的相关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新方案的关键是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地区增长的基础设施“短板”，从而促进区域增长。“一带一路”以解决基础设施瓶颈为先导，旨在改善地区最基本的发展环境条件，使地区拥有可以长期发展和参与区域分工的物质基础。中国目前已进入资本输出阶段且有大量过剩产能，因而具有启动“一带一路”的实力，若能够得到其他力量的支持与配合，沿此途径完成东亚向亚洲增长机制的转型与扩容是可能的。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而稳居世界第二位，世界与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一致，不过对中国崛起的影响和发展方向的认知却是大相径庭。根据本文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对东亚向亚洲增长机制转型与扩容的路径设计，以及中国能够提供的相关资源等公共产品。这一设想若能逐步实现，不仅可以完成东亚向亚洲增长机制的扩容转型，实现东亚的第二次“西扩”并使亚洲获得新的增长环境，而且有助于将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负向认知转为正向认知。

      感谢周小兵研究员及《当代亚太》杂志社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本文中的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大致包含中日韩、中国台港澳地区以及东盟国家。

      ②经济增长要素的涵盖范围已从资本、劳动、技术扩展到制度等，其分析思路源于对索洛余值的分解。参见黄少安等：《合作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第57～64页。不过本文的着眼点是要素在国际区域内的流动性特征，显然，可影响增长的制度类因素在区内流动能力要远低于资本、劳动以至技术，因而本文将制度等能够影响增长的因素界定为要素运行环境。

      ③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0页。

      ④应说明的是，这一分类并不涉及相关理论的交叉、分类和研究深度等，只是将涉及的主要研究对象根据其性质分类，并以此作为本文分析的起点。

      ⑤胡志丁、葛岳静：《理解新经济地理学》，载《地理研究》2013年第4期，第731～743页。

      ⑥保罗·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黄卫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赵秀丽、纪红丽：《产业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发展》，载《税务与经济》2011年第2期，第12～16页。

      ⑧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版。

      ⑨Paul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Vol.11,No.12,1994,p.78.

      ⑩关于经济增长机制的讨论大多没有对其进行清晰明确的定义，而直接使用这一概念。参见魏婕、李勇：《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机制：基于文献综述的思考》，载《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年第1期，第24～29页。

      (11)梁双陆、程小军：《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载《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1期，第40～46页。

      (12)同上。

      (13)李欣红：《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一个理论和实证综述》，载《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12期，第27～33页；邓炜：《深度一体化的产业区位效应——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理论框架》，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73～81页。

      (14)范九利等：《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载《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第36～43页。

      (15)参见黄少安等：《合作与经济增长》，第57～64页；陈欣烨：《国际经济区域化的理论与实践分析》，载《辽宁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2～14页。

      (16)参见储殷、高远：《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定位的三个问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第90～99页。

      (17)同上。

      (18)林毅夫：《“一带一路”需要加上一洲》，观察者网，2015年1月19日，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5-01_19_306718.shtml。

      (19)黄益平：《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第48～53页。

      (20)参见王玉主：《“一带一路”与亚洲一体化模式的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1)储殷、高远：《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定位的三个问题》，第90～99页。

      (22)"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IMF,http://www.imf.org/external/ns/cs.aspx?id=28.

      (23)Ibid.

      (24)Ibid.

      (25)谌园庭、冯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1～34页。

      (26)"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27)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28)"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29)东盟在2003年首次明确提出建设东盟共同体，并宣布将于2020年建成以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

      (30)"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Jakarta:ASEAN Secretariat,December,2010.

      (31)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5页。

      (32)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

      (33)周小兵主编：《亚太地区经济结构变迁研究（1950-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34)"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35)《铁总：今年高铁运营里程将达1.9万公里》，凤凰资讯网，2015年8月14日，http://news.ifeng.com/a/20150814/44425342_0.shtml。

      (36)参见袁岚峰：《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观察者网，2015年8月12日，http://www.guancha.cn/YuanLanFeng/2015_08_12_330260_1.shtml。

      (37)赵江林：《战略方向与实施路径：中美丝绸之路倡议比较研究》，载《战略决策研究》2015年第3期，第3～27页。

      (38)外交部长王毅在2014年表示，“一带一路”提出一年即已从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参见《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并访问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9月20日，第2版。

      (39)赵江林：《战略方向与实施路径：中美丝绸之路倡议比较研究》，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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