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哲学之争中的“非美学”概念--阿兰·183巴图文艺思想初探_哲学论文

诗与哲学之争的“非美学”构想——阿兰#183;巴丢文艺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美学论文,阿兰论文,文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5-0102-08

诗(艺术)与哲学之争“是古已有之的”[1](P407),最早可以上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公元前五、六世纪,经过两千多年的争论,直到当代,仍然有哲学家、思想家发表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在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位法国当代哲学家对这一问题也发表了新的看法。不仅如此,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激进而独特,他“不合时宜”地批判当前三大主流哲学思潮(解释学、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的“语言中心主义”,提出了“回到柏拉图”的主张,并建立了别具特色的数学本体论哲学、事件哲学、现代理性哲学。

这位法国当代哲学家就是阿兰·巴丢(Alain Badiou)。阿兰·巴丢是继拉康、福柯、利奥塔、德里达、利科等人之后的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曾任巴黎万森纳—圣德尼第八大学哲学教授。1999年回到巴黎高师,同年被任命为哲学系主任。他与齐泽克、南希等人一样,都是近年刚刚涌现并迅速受世界学术界热烈关注的重要哲学家。巴丢在他的《非美学手册》一书中,就诗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由这一问题出发,进一步就艺术主体问题、艺术真理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本文在对巴丢及其哲学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集中从他提出的“非美学”思想、艺术真理、艺术主体思想等几个方面对其文艺思想进行介绍分析。

一、一位“不合流”的法国当代哲学家

阿兰·巴丢是一位与当代哲学主要流派“不合流”的哲学家。他的“不合流”,不仅是因为概念上的创新和独特的表达风格,同时也因为他思想本身的独特性、复杂性,再加上他对当代三大主流哲学的批判态度,使他与当代哲学格格不入,似乎成了一位“不属于当代哲学的法国当代哲学家”。

巴丢的思想广泛涉及本体论、数学、精神分析、政治学、现代诗学、后马克思主义等诸多领域,而他却似乎很难被恰当地归入任何一个理论流派。他提出了“数学就是本体论”的命题,并结合集合论原则,将后马克思主义(如阿尔都塞)与拉康学派进行了拓扑学嫁接。他对马拉美、贝克特有精彩分析,还创作了许多精彩的小说和剧作。齐泽克认为他是:“一个奠基式人物,是一个极具领袖气质的知识分子。……他以独特的方式把严格的数学知识、真正的哲学情怀、艺术家的感性和激进的政治活动结合起来。”[2](P4-8)

他对20世纪哲学的三大主流:分析哲学、解释学、后结构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三大哲学是患病的哲学。在他看来,三大主流哲学有两大共同的主题:其一是“终结”,终结古典形而上哲学、终结真理、终结艺术、乃至终结哲学;其二是给予语言以核心位置,“语言就成了我们时代的伟大的历史超验物”[3](P46)。他认为:哲学应该有四重欲望,即叛逆、逻辑、普遍性和冒险,分别抑制当代世界的四大社会障碍,即商品的统治、交往统治、技术专业化需要和现实的精心安排的安全的执迷(不仅是哲学欲望的四大障碍,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四大障碍)[3](P39-56)。而三大哲学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必须走向一种新的哲学。

他提出了他全新的哲学构想,即:“世界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一种关于单一性的哲学,一种关于当代理性的哲学,一种关于事件的哲学。”“我们需要一种更加确定的、更加迫切的哲学,但与此同时,它也是更加谦虚的,离世界更远的,更具描述性的。一种合理地把事件的单一性与真理的单一性相结合的哲学。一种向偶然性敞开的哲学,但却是屈从于理性法则的偶然性。一种保持无条件原则的哲学,无条件但却屈服于一种非神学的法则。”[3](P56)

阿兰·巴丢创立的“关于单一性”的哲学、“新的主体”哲学、“当代理性”的哲学、“事件”哲学,在当代世界学术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欧美学术界正在掀起一场阿兰·巴丢的研究热潮。①

因此,彼德·霍尔沃德对巴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认为巴丢的著作是他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它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这个特殊的时代所最急需的哲学家非巴丢莫属。”“巴丢自己的‘普遍’单一性的哲学……是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他以最严格的方式把一种关于事件的非凡的哲学与无法辨别的或没有特殊性的一种哲学关联起来;这是在柏拉图的同一性(the Same)符号下探讨非凡事物的一种哲学。”“巴丢哲学基本的和一鸣惊人的举措,使他完全脱离同代人的举措,就是证实真理的严格的、毫不妥协的普遍性,并最终把这种真理从判断和阐释的合法性中抽取出来。”[2](P4-8)彼德·霍尔沃德认为巴丢的代表作《存在与事件》是“自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以来最雄心勃勃、最引人注目的法语哲学著作”。

二、巴丢文艺思想管窥

巴丢的哲学思想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当前是一个解构的时代、是一个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时代、是一个“哲学终结”的时代,而巴丢却批判了哲学终结的所有思想形式,认为哲学通过“真理”、“事件”、“主体性”等概念得以运行。巴丢哲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取决于作为外部条件的某一真理事件。哲学思想是从真理的程序中来。真理程序有四种模式,单独发生在四个领域、四个方面:即艺术、政治、科学、爱四个领域。这四种模式为哲学提供了“条件”。

在巴丢看来,艺术是哲学思想产生的四个领域之一,艺术是一种真理程序。可见,艺术在巴丢的哲学思想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艺术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文艺思想在其专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和论文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同时,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有专门的章节讨论艺术问题②。在这些著作中,《非美学手册》一书集中就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发表了新的观点。

(一)诗(艺术)与哲学之争

关于诗与哲学的千年之争,国外有许多研究成果③。国内仅有一位学者对此问题做过专门的宏观系统性研究。该文以时间发展为线,梳理了自苏格拉底时代到当前后现代哲学时代的两千余年时间里,重要思想家、哲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观点。论文导言部分有这样一段概括:“围绕着诗与哲学的优劣西方学界也论争了两千余年,这其中柏拉图对诗及诗人的谴责、亚理斯多德对诗的辩护、奥古斯丁和波依修斯对诗的摒弃、中世纪的‘销毁偶像运动’、锡德尼和雪莱的‘为诗辩护’、维柯的‘诗性智慧’、黑格尔让哲学取代诗的‘艺术消亡论’、尼采的‘诗性哲学’、狄尔泰对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关系的思考、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疾病’理论、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罗蒂提倡的‘教化哲学’等,这些背后都直接或间接地隐含着诗与哲学之间优劣的论争。”[4]

巴丢重新思考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其意图是为阐述他的哲学思想,更是对当前哲学危机问题的重新思考。他认为当前哲学的真正危机来自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来自对语言和语言游戏的认可。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的特殊版本——通向语言之途。巴丢认为:海德格尔的努力使哲学被搁置起来,他通过反实证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而把哲学转手给诗歌,这种行为意味着对技术狭隘偏见以及将数学理性贬低为一种“逻辑学”内容。海德格尔的努力在于“缝合”(suture)哲学与诗,而巴丢就是要取消这种缝合,他号召“回到柏拉图”来重新让哲学和诗分离开来,这样就可以重新确分数学和逻各斯,有益于重建哲学及其条件(数学、诗学、爱、政治学)之间的自由循环。巴丢认为:本体论必须从哲学和诗的思想中分裂出来,回归柏拉图指出的其真正的数学渊源之中。

在《非美学手册》一书中,巴丢集中探讨了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从柏拉图开始到20世纪,形成了哲学与艺术关系的三种图式:启蒙主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柏拉图开创了启蒙主义图式。在这种图式中,艺术并不产生真理,而面临被放逐的命运。与启蒙图式相对的是浪漫主义图式,它认为艺术自身能成为真理,艺术是绝对真理的化身。古典主义图式由亚理斯多德开创,认为艺术与哲学可以“和平相处”,因为艺术根本不是一种思想形式,而是一种公共服务。将这三种图式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就是“教化”,尤其是对青年的教化。

到了20世纪,最大的三个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德国解释学。关于艺术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是启蒙的、精神分析是古典的、而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是浪漫的。马克思主义是启蒙的最有力证据可以从布莱希特的最自由的创造性思想中得到证实;海德格尔是浪漫的,因为他展示了诗人的话与思想家思想之间的纠缠,并且赋予了诗人—思想家极高的地位;精神分析是古典的,可以从弗洛伊德关于绘画以及拉康关于戏剧和诗歌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20世纪关于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产生新的图式,而是出现了继承而来的三种图式的“饱和”状态。此后,出现了一种哲学与艺术的“无关联”,即一种哲学与艺术绝望的“无关”。这就是达达主义、情境主义等先锋派创造的“启蒙—浪漫”图式。先锋派渴望终结艺术,谴责艺术的离间的、不可信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启蒙的。但同时,他们也是浪漫的,因为他们坚信,艺术必须马上获得绝对重生。而恰恰这一点也是先锋派的局限所在,他们不可能既尊重启蒙图式的当代形态,又尊重浪漫主义的形式。因此,这种“启蒙—浪漫”图式仅仅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图式。

同时,关于艺术与哲学关系的问题,从柏拉图到20世纪,就局限在三种图式中,未能找到两者的一种全新的关系图式。而巴丢《非美学手册》一书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哲学与艺术的新的图式,即“第四种”模式。这“第四种模式”就是将艺术作为哲学的条件、作为哲学的一种真理程序。而要探求第四种模式,需要从继承来的三种图式的共同点中寻找突破口,这个共同点就是艺术与真理的关系。

(二)艺术与真理

在巴丢看来,哲学并不产生真理,而仅仅是艺术与真理之间的“中介”。哲学思想来自科学、艺术、政治和爱四种真理程序中。艺术作为一种真理的程序,艺术真理都来源于艺术真理事件,而不是来自艺术作品。因为艺术作品是艺术的事实,是艺术规程纺织而成的织物。一件艺术作品不是一个真理,真理是一种源于事件的艺术程序,这个程序是由艺术品构成的。巴丢认为:“一边说艺术品是真理,一边又说艺术品是这一真理由此起源的事件,这是不可能的。”[5](P11)一个艺术真理就是一个作品的类属的多。艺术作品的不同节点就是艺术的主体,换言之,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艺术真理的主体节点。因此,巴丢总结道:“认为艺术作为一个内在而独特的真理的最准确的表达因而既不是作品,也不是作者,而源于事件的断裂的艺术的形构。”[5](P12)那么,“艺术形构”又指什么呢?巴丢解释说:“它是一种身份结果,始于一个事件,由一个几乎无限的作品混合组成,谈及它时,就好像是说它产生了(在严格的所谈及的艺术的内在性角度上)这个艺术的一种真理,一种艺术—真理(art-truth)。”[5](P13)艺术形构往往发生在哲学的边缘,因为艺术作为单一真理,作为无限的形构为哲学提供条件。哲学并不产生真理,而是对某种真理类型的详尽阐释。“哲学自身不产生任何有效的真理。哲学把握真理,展现真理,揭示真理,宣布真理的存在。”[5](P15)

巴丢在《哲学与真理》一文中,更详细论述了他的真理观。他认为:关于真理问题,海德格尔只留下了诗的解决方案④。为了寻找其他解决途径,必须构想一种真理,“它既可以作为对于事件忠诚的结构,同时也作为知识领域传播的普遍力量。”“真理的本质呈现为思想的一切种类都是否定性的: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不可辨别性(undiscernibility),普遍的非—整体(generic notall)和不可命名(unnameable)。”[3](P58)接下来,巴丢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三段关于真理的文献,并逐一分析。最后总结认为:“真理不是智力的符合。真理不是限制在判断的形式中,黑格尔认为真理是一种通道。海德格尔认为真理是一种历史命运。”而巴丢则认为:“真理首先是某种新的东西”。为此,要严格区分真理与知识。如果真理是某种新的东西,那么,关于真理的根本性哲学问题“就是真理的现身(appearance)与其‘形成’(becoming)的问题。”真理必须服从思想,它不是一个判断,而是一种现实中的过程。图1就可以说明真理的“形成”过程。[6](P61)巴丢用大量的篇幅和例证,论证了真理的形成过程。在巴丢看来,真理、主体和事件是单一过程的各个方面,真理的形成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真理通过宣布真理的主体而得以存在,这些主体在宣布真理的过程中以其对事件的忠诚而成为主体。”⑤

图1

(三)艺术主体思想

如上所述,真理开始于事件,而在事件与真理之间,必须有主体出现,真理才得以形成。所以,艺术主体思想也是巴丢文艺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巴丢在《论艺术主体》一文中,详尽阐述了他的艺术主体思想。巴丢认为:“主体的问题是作为事件的踪迹与具体世界中的身体结构之间的一种关系。”如图2:

图2

在巴丢看来,思考主体的问题的出发点是要思考更为本原的“存在”(being)的问题。而在他看来,“存在”的问题,就是要思考“存在”的纯粹的“多”(multiplicity)、实存(existence)与事件(event)及事件的发生(happening)的关系的问题。“世界”(world)与“世界情境”(world situation)就是一切事物得以存在的地方;“事件”不是“在”(in)世界中发生,而是“为了”(for)世界而发生。“主体”(subject)就是“事件与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事件消逝后的“踪迹”(trace)与主体在世界之中的现实存在的“新身体”(body)之间的关系。

而思考艺术主体问题,就要思考诸如“艺术世界”、“艺术的事件”、“艺术事件的踪迹”、“艺术的身体”及“什么是新的艺术主体的结构”等重要问题。

巴丢认为:“艺术世界”就是“艺术世界的情境”,这种情境就是混乱的感性现象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而“艺术事件”——“一个真正的艺术事件,就是世界规则中的一种变化。”巴丢这里讲的“世界规则”,指的就是世界的新的形式化的可能,或者说就是非形式化东西的形式化。“艺术创造”就是使这种非形式化的东西形式化,所以,艺术创造就是这种形式化与非形式化之间的“肯定的”分离。“艺术事件的踪迹”就是“某种总是宣称是真正形式的东西,是某种新的艺术作品的尊严。”他认为那些宣言式的对艺术流派、艺术时尚、艺术趋势的命名,同样是这种“艺术踪迹”的表现。接着,巴丢分析了艺术中的“身体”问题。他认为“艺术领域的新的身体是某种像真正的具体的创造的东西——艺术品、表演,你想到的一切这类东西,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与事件的踪迹有关的。”艺术世界中的“新身体”就是与艺术事件的踪迹相关的艺术世界的新创造。在巴丢看来,艺术创造中新形式的创造是一种内在无限性的运动,也是世界无限性实现的途径。

如图2所示,在巴丢看来,“艺术主体的问题就是真正保持身体一方与事件踪迹一方的差异的问题。”但当今世界艺术主体存在着两种范式,一种是称为“一元论的可还原性”范式,它认为主体就是身体本身。而这种艺术范式的最终形式就是“享乐”(enjoyment)。另一种艺术主体的范式就是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式的所谓“可分性”范式。这种范式认为主体可以从它的身体中分离出来。这种范式的艺术的最终形式就是“牺牲”(sacrifice)。当代世界的艺术就是“享乐”与“牺牲”之间的战争。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死亡的权力”。他认为在这两种范式中,根本没有真正的艺术创造的位置,因此,必须寻找第三种范式的可能性,就是要寻找一种新的主体范式。这种新的主体范式“是某种内在的差异的东西”,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主体性过程,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当我们把主体理解为一个创造的过程,一个生产的过程,理解为一个真正能够把事件的踪迹与世界中的新身体的结构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过程。这就是主体情境。”“所以,我认为当代艺术主体的问题就是寻找新的主体范式的问题,这种新的范式完全处于享受与牺牲的当代战争之外。”因此,巴丢最后总结说:当代艺术主体的问题就是寻找新的主体范式的问题,这是当代艺术的特殊使命,因为这种新的主体范式是平息“享乐”与“牺牲”之间的两种范式之间的斗争、实现真正和平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巴丢分析了艺术主体的问题就是创造一种新的范式的问题,而这种新的范式就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是保持艺术事件—踪迹与艺术世界—新身体结构之间关系的张力,是真正保持身体一方与事件踪迹一方的真正的内在差异的问题。

巴丢关于艺术主体的思想,是建立在他哲学中的新的“主体”概念基础之上的。巴丢的主体思想与福柯的主体理论,尤其是与拉康的主体思想都有一定的联系。这里我们不妨对三者的主体理论稍作介绍。

福柯的主体理论是一种“建构论”。他认为:人是通过三种“对象化模式”而被转变为主体的,即成为科学的对象、成为分化的实践的对象、成为自己伦理实践的对象。并因此分别构成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总之,在福柯看来,主体并非知识、权力、伦理的主人,而相反是作为它们的对象而被建构出来的。

而拉康的主体论可以称作一种“生成论”。他认为主体(人)是能指作用的产物,是具有优先性的“象征界”这一秩序的产物。拉康强调主体是一个发生的过程,是从对自我的求助的失败到最终投身语言游戏,讲的都是人如何成为主体或主体之实现的问题。拉康从个体发生学模式的角度分析了主体是由个体逐渐走向作为文化社会的代表的主体的。他通过对自我和他者的比对以及将语言和无意识引入主体研究,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改为“他者思故我在”,从而消解了现代性意义上的实在主体。

而巴丢的主体理论既具有福柯主体理论的“人之死”的内涵,同时,更受拉康的“生成论”主体理论的启发。但巴丢的主体理论在对二人的“吸收”基础上,更走向了一种“超越”,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主体理论。

在巴丢看来,“主体是由艺术工作、科学定理、政治决策以及爱的证据构成的。除此之外,‘主体’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操作者,通过事件之后的有规则的行动,所有的个体都成为这个主体的一部分。”在这里,巴丢所说的主体是总体化的,没有他者,没有对立面。这就从根本上扬弃了后萨特时代复活主体的普遍存在的自我延宕和自我间离。例如,梅洛—庞蒂、伊莉格瑞和利科所探讨的“作为他者的自我”的观点,在差异与他者中确立主体自我。这样的主体是通过差异和他者范畴的中介而存在的。巴丢把主体从差异从延宕中抽取出来,从自身的内部撤离出来,以至于完全存在于它们所证实的当下的外部之中。也就是说,当一个真理—事件发生时,主体就会出现,并通过在一个情境中辨识出事件的踪迹而忠诚于它,这一情境的真理就是这个事件。

(四)艺术与哲学之争的非美学之途

“非美学”(ineasthetics)一词用来指哲学与艺术间的一种关系,这个词并非要把艺术变成哲学的客体,而是通过它试图探索哲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新的“图式”。这里,作者使用“非美学”一词的用意就在于“描述由一些独立存在的艺术作品所产生的严格的内在哲学效果[5](intraphilosophi cal effects)”。在此,“非美学”(Inaesthetics)这个概念具有多重含义,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反美学”(anti-aesthetics)或超美学(trans-aesthetics)。⑥

首先,“非美学”用来命名一种掩饰性的操作,这种操作就是分离艺术美学王国的逻辑,以此建构一种作为艺术思想的“柏拉图主义的多”。使艺术的真理从混乱的当代艺术的诸种“美的形式”(艺术形式、生命形式、艺术思想的形式)中抽离出来。

其次,“非美学”还指一种扭曲的必要性,真理的柏拉图主义与美学的柏拉图主义的分离暗合了现代主义追寻的对于“正当艺术”的确证。现代主义所谓“正当的艺术”就是真正的美的艺术,是一种对“反美学”(anti-aesthetics)的憎恨,一种自律的艺术观。从柏拉图主义的艺术他律到现代主义的艺术自律,期间的演进过程也恰恰是“非美学”一词的所指。

再次,“非美学”一词还指对于艺术的划界的行为,划分什么是艺术的范围与领地?什么是未定的艺术?什么是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非美学”使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关于艺术的讲述重新联结了起来。因此,“非美学”一词绝不是现代主义所憎恨的“反美学”走向极端后的命名,而是对“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及混乱的艺术等问题的回应,是对现代主义的“反美学”的憎恨及后现代主义“无意义”艺术潮流的反抗。“非美学”思想要对当代艺术的混乱的多元化进行纠正和引导。

总之,巴丢通过艺术与哲学关系的“非美学”的途径,用来表达“艺术在其自身产生真理,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哲学的产物”的全新观点。他的“非美学”是某种意义上的“反美学”——反对思辨美学将艺术理解为能够提供思辨形而上的本体论承诺。同时,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超美学”——因为这个概念只关注艺术的“内在哲学效果”(intraphilosophical effects),并且是只关注某些艺术作品的内在哲学效果,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方法美学的特点。对这种方法美学来说,艺术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既定的“客体”。巴丢用“非美学”这一术语,表达了他对艺术及哲学关系的全新思考:艺术是自身真理的产物,是一个真理过程;艺术的真理既是内在的,又是单一的;当代艺术要通过有限的物质减法⑦的手段创造无限的主体级数群(subjective series);艺术是面向所有人的非个人的真理的产物;当代艺术的功能应该是创造一种新的普遍性——艺术真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巴丢关于艺术与哲学关系的新见解,关于艺术真理、艺术主体的新看法,关于“非美学”途径的新构想,为当代哲学思想、文艺思想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些内容仅仅是其丰富文艺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某个侧面,而更为广阔的、独具原创性的其他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正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

巴丢文艺思想的当代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由于他的哲学构想是直接针对当代哲学的三大主潮:分析哲学、解释学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所以其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具有极强的批判性。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思考当代社会存在的社会问题如:商品的统治、交往统治、技术专业化需要和现实的精心安排的安全的执迷等四大方面。并提出了极富原创性的全新哲学构想。其文艺思想也充满批判性、当下性。他的文艺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对当下哲学终结论断的批判和反驳,是对当代艺术中的相对主义、语言中心主义等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又对当代艺术存在的“身体主义”“欲望化倾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批判。正是由于其文艺思想的强烈的批判性和当下性,使他的思想更具有思考当下文学理论问题的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例如,它认为解释学哲学、分析哲学,尤其是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当前的文艺思想陷入了语言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泥淖中。后现代哲学更是使当代文艺思想陷入解构的漩涡中,解构意义、解构经典、解构艺术的神圣性、艺术走向日常生活化泛化、艺术娱乐化、市场化等。这一切对于真正的艺术,对于艺术真理的形上追求,对于当代人的精神信仰危机都构成了威胁,因此,如何面对艺术的日益“堕落”,如何重树艺术真理的信仰,就成为当代艺术必须思考的难题。而巴丢的单一真理思想、普遍性思想、事件的哲学、新理性哲学,无疑对于我们思考这些当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注释:

①目前为止,巴丢本人已经出版著作27部,论文160余篇,小说戏剧作品7部,而且最近几年巴丢不断有新著问世。巴丢的几乎所有法文原著均已经被译为英语,有些著作还翻译成了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韩语等多国语言。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巴丢的专著或论文集。截至目前为止,研究巴丢的英语专著11部(包括论文集3部),法语研究专著4部,研究论文226篇,仅英语研究论文就达160多篇。这些数字还只是一个不完全统计,由于成果在不断出现,这些数字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彼德·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詹森、巴克(Jason Barker)等人都编撰了巴丢研究专著或论文集。此外,Paul Ashton,A.J.Bartlett,Justin Clemes,Gabriel Riera等人都有介绍、研究巴丢思想的专著或论文。国外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开始关注、研究巴丢思想。许多学校还专门开设了研究巴丢的课程,例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开设了巴丢研究课程;台湾交通大学由刘纪蕙教授主持开设了“拉冈(康)与巴迪乌:真理、他者、对象”课程,一些国际学术杂志如Lacanian In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ek Studies,The Symptom,Radical Philosophy,New Left Review,Warwick Journal of Philosophy,Acontecimiento等都刊登了巴丢的文章以及大量对巴丢的访谈、研究、评介性文章。截止2010年3月14日晚11时,通过Yahoo.com搜索“Alain Badiou”可以得到2,380,000条结果,搜索“Badiou,Alain”一词则可以得到3,260,000条结果。

②其重要的文艺思想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非美学手册》、《电影论集》、《论贝克特》等。此外,在《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无限性思想》、《理论书写》、《世纪》等著作中,也有专门章节讨论艺术、诗学问题。文艺思想方面的重要论文包括:《语言、思想、诗歌》、《身体、语言、真理》、《作为真理程序的艺术》、《当代艺术的十五个主题》、《艺术的主体》、《艺术与哲学》、《当代政治与艺术中的士兵形象》、《艺术的维度——评乌迪·阿隆迪的电影(宽恕)》、《艺术中的真理程序》、《绘画》、《真理艺术作为一个政治点》,等等。

③例如:Stanley Rosen,The Quarre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Routledge,Chapman&Hall Inc.,1988。 Edmundson,M.,Literature Against Philosophic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Danto,Arthur C.,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New York:Colu 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等等。

④笔者注:巴丢看来,哲学史上也往往只是从某一真理程序(科学、政治、艺术、爱)来理解真理问题。

⑤关于真理的详细的形成过程,必须结合巴丢的数学(集合论)本体论思想才能更清晰地理解,限于篇幅,暂不具体展开论述。

⑥以下三点对“非美学”的解释可以参见:Peter Hall ward(ed.),Think Again:Badiou and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London,Continuum,2004年版,第231页。

⑦所谓的物质减法就是避免沉迷于新奇的艺术形式,避免沉迷于有限性、暴力、身体、痛苦、性和死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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