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之争的理论反思：新制度金融学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金融学论文,人民币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大课题。自2002年以来，有关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问题甚至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最为关注的问题，并由此引起持续至今的广泛争论。如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些争论都忽略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发生作用的制度前提或微观经济基础。可以说，这些争论并没有真正切中问题的根本所在，而由此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要么因缺乏现实操作性而难以被接受，要么在客观上会阻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从而不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及国际化，不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不利于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的长期增长，故而都不可取。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以便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及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订提供思路。
一、人民币升值之争的理论回顾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国内的主流观点基本上是反对，大多数人都主张人民币汇率应保持稳定，甚至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Mundell)及“金融深化论”的创始人麦金农(Mckinnon)这样国际著名的经济学也明确反对人民币升值[1][2]，其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
1.由于人民币升值使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出口品价格上升，因此，人民币升值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会导致中国出口减少及相当企业倒闭。由于扩大出口是中国增加就业（中国出口产品中的相当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带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因此，因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出口下降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就业及经济增长，并进而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因此，人民币升值将进一步提高出口农产品的价格，并降低进口农产品的价格，从而将使中国的农业处于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
3.人民币升值将使外商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吸引外资。
4.一旦人民币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会导致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这就不利于国内的金融稳定。同时，在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国内消费者会认为进口品的价格将进一步下降，这样，人们就会延迟消费，这将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从而会加剧通货紧缩，给国内经济带来紧缩的压力。
5.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Y（国民收入）＝C（消费）＋I（投资）＋X（出口）－M（进口），有：
Y-C=I+X-M(1)
由于国民收入减去消费(Y-C)等于储蓄，即：
Y-C=S(2)
将Y-C=S
代入上式，并移项得：S-I=X-M(3)
根据(3)式（该等式可称为“双剩余模式”，即一国同时存在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Mckinnon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X-M)是由中国的国内储蓄大于投资(S-I)造成的（本国出口大于进口实际上是本国向国外提供储蓄），而不是由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由此，Mckinnon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2]。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不赞成人民币升值的学者又认为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此，这些学者又纷纷提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措施。从操作层面来看，这些措施主要有：(1)一方面增加进口，以减少贸易顺差，另一方面调整吸引外资流入的政策，并放松资本管制，放宽国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及企业和居民的用汇限制，以减少资本项目的顺差，从而逐步减少过多的外汇储备；(2)实行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让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来调节国际收支，以减少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有意思的是，明确主张人民币应该升值的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及欧盟）的政府官员以外，主要是旅居国外的中国经济学家。最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学者是日本福井县立大学经济学部的经济学教授凌星光[3]，其后，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关志雄则明确提出中国才是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受益者[4]，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黄有光也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利大于弊[5]。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不反对或基本上赞同人民币升值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并不直接主张人民币升值（因为这有对西方国家让步之嫌），而只是提出应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6]，或提出应“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及“人民币强势论”[7][8]。从最新的研究动态来看，目前国内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或逐步小幅升值的学者似乎在增加[9]。
主张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但是必然趋势（因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且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及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长），而且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以下好处：
1.人民币升值使以人民币表示的进口品价格下降，这有利于降低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进口的技术设备，资本品及中间产品价格下降），提高国内生产的附加价值。同时，人民币升值将使国内消费者的实际财富（因一单位的人民币能兑换更多的外币）及实际购买力扩大（因进口的消费品价格下降），这就有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2.由于人民币升值使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出口品价格上升，因此，中国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将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企业要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并不断开发高新技术产品，以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所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人民币升值也有利于我们进口更多的技术和资本设备，这也有利于促进国内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3.对已在中国投资的外商来说，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外币表示的投资利润增加，这就有利于增强外商的投资信心；同时，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国内资产价格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间接投资（即以购买中国境内的股票或债券的形式在中国投资）就会增加，这就会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4.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在国外进行投资的成本下降，这使得中国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占领外国市场，扩大产品的出口，并根据各国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生产资源，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扩大在国外的直接投资，从而建立全球性的生产、经营及销售网络，这有利于造就出中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学者还认为，如果人民币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且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不升值，则会带来以下问题：(1)外汇储备及基础货币会不断增加；(2)贸易摩擦加大；(3)贸易条件恶化；(4)资源配置失当。这不但会严重削弱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最终会带来通货膨胀，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及长期有效增长。
二、目前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所有争论都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
要找到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症结所在，首先就必须认识到：汇率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工具，而且也是一种价格。作为价格，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作为政策工具，调整汇率是要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汇率的变动（即汇率的升值或贬值）能否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关键就在于该国的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在于该国的市场主体能否对汇率变动所导致的成本及收益的变化做出灵敏的反应，以便根据汇率的变动做出最佳的决策。要研究一国的汇率问题，就必须将该国的汇率与一国的市场主体状况及该国市场机制的效率联系起来。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从中国市场主体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的产权制度是根据所有者的身份或性质不同来界定财产权利的，因此，中国的市场主体也按照所有者身份或性质不同被划分为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及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组建的国有股份公司）和非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目前，国有企业的比重虽然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断减少，但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垄断性（包括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及垄断竞争等）的行业中，国有企业更是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中国的民营企业目前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于目前个人产权与国有产权的法律地位不相同，再加上中国的金融业被政府垄断而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因此，民营企业目前还难以成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注：“民营企业”是中国的特殊提法，事实上，企业只存在因其所承担的财产责任或民事责任的不同（既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而出现企业组织形态不同的问题，而不存在因所有者身份不同而导致企业性质不同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国有企业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或者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的企业”[10]。因为：(1)国有企业没有真正独立的财产（因为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并不是由资源的所有者通过签订市场合约而形成的独立于所有者的法人财产，而只是国有财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11]；(2)无人真正拥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剩余索取权，或者说，无人对企业的净资产和净所得拥有索取权，即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3)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界定不清、配备不当或相互无关[12]，因而国有企业缺乏内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
由于大量非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的企业”在政府的政策保护下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因此，这就注定了由此而形成的市场必然是不规范的，或者说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汇率这种价格是难以起到其应有的调节作用的，也就是说，在产权制度存在缺陷，因而导致市场不规范的基础上，人民币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目前有关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成果恰恰都忽略了这一关键环节，因而这些研究结果都无法切中问题的要害。
（一）赞成人民币升值的主张忽略了中国目前的制度难以实现人民币升值的好处
1.人民币升值虽然有利于降低国内企业的进口成本，但是，在国有企业没有自我约束机制及投资主体不承担投资风险或投资失败的财产责任情况下，因人民币升值造成的进口品价格下降有可能导致盲目进口的情况，从而可能使中国的贸易顺差迅速转变成贸易逆差。
2.由于无人真正拥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剩余索取权，因此，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我激励和内在动力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并不断改善经营管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是否能促使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国内的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显然是有疑问的。相反，在国有企业没有自我激励和内在动力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将会导致国有企业的成本大幅上升。
3.在中国证券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依靠外资的流入并不能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大量的资本进入，将有可能导致中国证券市场的波动，从而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
4.在国有企业因所有者“缺位”而导致缺乏所有者监督及所有权约束，在个人产权与国有产权的法律地位不相同的情况下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无疑将导致侵蚀国有产权及规避国内产权风险的制度性资本外逃，这不但会影响汇率的稳定及国际收支的平衡，而且会降低国内资本形成率，减少国内就业机会，削弱国内税基，等等。
（二）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主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1.人民币升值确实对中国的出口不利，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长期地保持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扩大中国的出口，最根本的不是靠价格，而是要依靠不断地降低国内产品的成本及不断地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如果单纯依靠汇率政策来扩大出口，就会减轻国内市场主体通过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及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来扩大出口的压力，这并不见得是件好事。事实上，人民币升值将会淘汰一些出口换汇成本或机会成本过高的产品出口，淘汰一些低效率的企业，促使国内将资源用于生产出口换汇成本或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从而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真正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并由此而减少财政补贴，这恰恰对中国经济有利。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全球的出口只能等于全球进口，因此，全球所有的国家是不可能都长期维持净出口顺差的。这意味着，一国根本不可能依靠长期保持净出口顺差来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国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从长期来看，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是要进行产权改革，以造就更多的企业家，鼓励人们进行资本积累或技术创新，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单纯依靠汇率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事实上，保护低效率的企业恰恰不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中国的农产品之所以价格高因而缺乏竞争力，根源在于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集体所有）因产权界定不清而严重压抑了人们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并导致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难以合理组合及优化配置，结果造成中国农业生产率低下及成本过高，因此，单纯依靠汇率政策的保护并不能解决中国农业的竞争地位问题。
3.人民币升值确实会使外商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成本上升，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种成本的上升将导致只有那些真正有效率、有技术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这将大大提高中国利用外资的质量。事实上，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并不是资本的数量，而是有效利用资本的制度。
4.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形成升值预期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恰恰是在人民币本应升值（因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且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及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长）而没有升值的情况下才会形成升值预期，因此，人为地固定人民币汇率水平，恰恰不利于解决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问题。政府人为地维持汇率的固定等于是为国际投机者消除了汇率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政府在本国货币出现贬值预期的情况仍试图固定本国汇率，结果为投机者提供了对本国货币进行攻击的机会，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5.根据Mckinnon的观点，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源于中国的储蓄大于投资，而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储蓄大于投资这一问题，因此，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2]。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储蓄大于投资造成的，而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对进出口贸易仍存在着一定的行政干预造成的。事实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需求实际上大于国内储蓄，而不是小于国内储蓄，中国目前储蓄之所以超过投资，是因为中国的大量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而这又根源于我国产权制度上的缺陷。只要通过产权改革以实现经济的完全市场化，只要利率和汇率能够充分地发挥调节作用，则中国的大量储蓄难以顺利地转化为投资的问题(S-I)和贸易顺差问题(X-M)是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得以解决的，也就是说，认为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国贸易顺差的观点是有疑问的。
（三）国内学者提出的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某些措施在目前的体制下会产生负作用
还必须指出的是，国内学者提出的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措施在目前的体制下会产生不可忽视的负作用，这是因为：
1.一国是否应该扩大进口，应该由市场价格机制决定，在维持人民币不升值的前提下为减少贸易顺差而增加进口，就必然要采取行政手段（因为汇率低估会人为地抬高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品的价格，从而对进口不利）。事实证明，采用行政手段增加进口，往往会带来不考虑真实成本的进口决策或贸易结构的扭曲，从而导致效率的损失。此外，在中国目前产权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为减少资本项目的顺差而放松资本管制，会加剧资本的外逃。
2.在国内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因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界定不清、配备不当或相互无关而导致缺乏内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实行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因为缺乏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市场主体很难有真正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为减少风险或避免亏损而紧紧盯住汇率的频繁变化，以便及时做出最佳的生产、投资、融资及进出口决策），相反，汇率的频繁变动会放大缺乏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市场主体的汇率风险及经营风险，从而会导致国内经济的波动。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我国目前的制度约束，人民币汇率政策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人民币不升值不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不利于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人民币升值又不但难以实现其应该带来的利益，而且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相当的负面影响；同时，在这种制度约束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及国际化，但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又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注：根据Eichengreen、Obstfel和ROgoff等人的观点，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各种中间汇率制度（包括“钉住”汇率制度、目标区汇率制度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都将趋于消失，惟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浮动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
总之，由于目前有关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都忽略了人民币汇率发生作用的制度前提及市场基础，没有将中国的制度因素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离开了中国的制度因素来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利弊， 因而这些研究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与人民币汇率有关的中国经济问题。
三、人民币升值之争的实质是制度变革之争
以上分析实际上已充分说明，如果一国没有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及由此而形成有效的市场制度，如果一国的许多市场主体并不是真正独立的产权主体，因而没有真正的内在动力和压力对因汇率变动所导致的成本及收益的变化做出灵敏的反应，则汇率的变动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事实上，目前之所以在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问题上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观点，关键也在于中国经济还没有真正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因为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来自外汇供给持续大于外汇需求，但是，从我国的现实来看，由于制度因素的限制，我国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而是由政府控制或规定的“供给”和“需求”。因为受我国现行的非自由的“结售汇”制度及对外汇指定银行的外汇头寸限制，我国外汇市场上的市场主体并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持有外汇及自由买卖外汇，由此形成的外汇供求就不是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的市场供求，而是政府规定或控制下的外汇“供求”。此外，我国还没有完全放开资本项目，政府对资本的流出仍然实行较严格的管制，因而也限制了由此而产生的对外汇的市场需求，在以上这些制度规定或限制下，我国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给因非自由“结汇”和银行外汇头寸的上限规定而不断扩大，而外汇需求则因非自由“售汇”和银行外汇头寸的上限规定，以及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而受到人为的抑制，结果导致我国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给持续大于外汇需求，从而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一现实说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及外汇市场进行过分管制的结果，而不完全是市场供求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更进一步说，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实际上反映了人民币汇率还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这一现实，或者说反映出政府仍然对经济活动及外汇市场进行控制或行政干预的现实，或者说反映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这次“人民币升值”之争实质上也是中国的制度变革之争。
目前人民币汇率之所以存在升值之争，且人民币汇率政策之所以处于两难境地，其症结完全在于中国的产权制度存在着缺陷，在于中国经济没有真正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因此，现在的关键并不在于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而在于进行产权改革，以创造真正的市场机制，从而为人民币汇率有效地发挥作用创造制度前提及市场基础。也就是说，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正确顺序应该是：先进行产权改革以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注：有必要指出的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条件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必然导致政府干预汇率的形成，从而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汇率，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政府并不事先设定汇率水平，而只是在市场汇率的基础上，为避免本国汇率水平的过度波动而在必要的时候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不可能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在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能为由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真正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只有这样，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因为：
从工业来看，只有进行产权改革使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成为真正拥有独立财产，且法律地位完全平等的产权主体，并由此形成各个产权主体能自由签订市场合约的市场制度，才能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成为拥有独立财产，且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得到明确的界定及合理的配置，从而真正具有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合格的市场主体。这同时还表明，只有产权改革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股份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真正规范且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资本市场[11]。
从农业来看，只有进行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才能促使农村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农村土地转移到最有效率的农业生产者手中，以解决我国农村土地的分散经营问题，实现农村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的合理组合和有效利用，并激励农业生产者增加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逐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农村就会出现通过市场机制而形成的完全按照成本最小化及利润最大化原则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现代化农业企业或具有规模效益的家庭农场。
由于真正合格的市场主体（包括现代化农业企业或具有规模效益的家庭农场）一方面可以独自享有经营成功的收益，另一方面又必须独自承担经营失败的财产责任，因此，这样的市场主体将会自动有真正的内在动力或压力为避免亏损或破产的命运而紧紧盯住汇率及国内外市场价格的变化，并对汇率变动及国内外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的反应，以便及时根据汇率的上升或下降而做出最佳的生产、投资及进出口经营决策，同时通过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则当人民币汇率因国际收支顺差而上升时，国内企业将会为实现成本最小化而增加进口和对外投资；相反，当人民币汇率因国际收支逆差而下降时，则国内企业就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努力扩大出口，从而自动促使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就没有必要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进出口贸易活动并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将有利于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及经济的国际化，并保证我国经济的内外均衡。
更重要的是，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让人民币汇率由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则由此而形成的人民币汇率将能真实地传递国内外价格信息，使国内市场主体能准确了解国外产品与本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与成本差异，从而能正确地进行成本和利润的国际比较，以便能出口成本真正低于国外的产品（包括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及服务等），并进口成本真正低于国内的产品，即为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而出口，为利用别国的比较优势而进口，从而使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真正建立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之上，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所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将引导产权明确且具有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国内市场主体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在国外进行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投资（而不是资本外逃），从而使我国的资源能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最优配置，进而极大地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
此外，只有进行产权改革以建立财产权利一律平等的产权制度，才能真正形成对内资和外资统一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的公平的市场环境，并创造出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资本市场，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让人民币汇率传递真实的国内外市场信息，并让市场机制来调节外资的流出入，才能使外资真正根据中国的比较利益（而不是政策优惠）进行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从而使外资的流入能真正促进中国经济及国际经济的共同发展。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人民币汇率变动会对我国利用外资带来不利的影响（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资的影响是中性的，如人民币升值虽然一方面使外商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成本上升，但另一方面又会使外商在中国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增加）。
最后，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则市场供求的自动调节机制会自动纠正人民币的“高估”或“低估”，从而促使人民币汇率趋向均衡点，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应升值（或贬值）的争端将不会再出现。只有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与人民币升值之争有关的经济问题，并大大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及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有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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