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存的越境与个体的自我救赎——西美尔论现代性体验中的“冒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体论文,自我论文,美尔论文,性体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4)10-0057-02
冒险作为现代个体的一种生活方式，西美尔将之视为现代生存中的一种极端体验，是个体生命力的高扬和内在生命冲动的显现。冒险通过与日常生活的陈旧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抗拒日常生活的自动化和平庸化，从而实现了个体对自我生存的越境和对现代生活的超越。
一
西美尔对冒险的论述与他的“人是越境者”思想紧密相联。西美尔认为，人是作为天生的越境者而存在的，“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特性与思维、我们的积极价值与消极价值、我们的意志与力量上是受限制的，——但同时我们又具有越过限制眺望、越过限制前进的能力，而且也知道那样做是必须的”。[1](p154)因此，“人是天生的越境者”，个体一方面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一个边界内，但同时又能自觉地努力去超越这个边界，实现自我的对外开放性。北川东子认为，在西美尔眼中，人与神以及动物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人可以超越自我的边界，神与动物不能超越自我的边界，而“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越境者’，我们能够一面在一个边界内，一面又自觉地认识到这点并能超越这个边界性。”[1](p154)
边界在西美尔眼中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层面上的概念，而且也是个体生存的一种形而上的哲性概念。人作为天生的越境者，必须不断地打破束缚自我生存的边界，对现实中连续性自我进行不断的超越。这种超越的现代形式就是冒险，“冒险的最普遍形式就是它从生活的连续性中突然离去”，它是个体现实存在的一部分，“直接和那些居于它之前与尾随它之后的部分相邻接”，同时又是对这种连续性的中断和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它发生在生活的日常连续性之外”。[2](p222)
西美尔的这些论述揭示了冒险的深刻内蕴之所在。第一，冒险是个体对生活的连续性的一种中断，是个体对生存边界的一种超越。冒险发生在边界之外，它“常常远远地游离于自我的中心和由自我引导和组织的生活进程，以至于我们认为它是另一个人所经验的事情”。[2](p222)如果说，个体的现实生活的整体连续性意味着的此在，那么冒险就意味着不同于此在的超越性彼在，它远远处于现代个体生活进程的外部，是现实生活的连续性进程中的异质性因素。第二，冒险又是与个体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个体存在的组成部分。冒险虽然发生在现实生活的连续性之外，但冒险直接与居于它前后的生活相邻接，它与构成生活整体的延续部分前后相贯穿，因此，它不是现实生活的绝缘体，而是个体现实存在的一部分。
由于冒险中断了个体连续的整体性日常生活，实现了对现存自我的不断超越，这种对生存的越境形式就与艺术品具有了的相通之处。此外，在冒险的体验中，冒险既不由任何消逝的过去所决定，也不受无法预期的未来所影响，“冒险家却把不确定性和非计算性作为行动的前提”。[2](p227)因此，冒险关注的个体存在的当下性与即时性，“冒险的气氛是绝对的当下性——生活进程突然跃至与过去和未来毫无关涉的一点；所以它以其猛烈的强度将生活聚集在自身之中，以致于使该事件本身的实质性通常变得无关紧要……所以冒险的魅力从来都不在于它反复给予我们的实质——如果换成另外一种方式，也许不会引起我们的任何注意——而在于体验这种冒险的形式。就在那种体验的瞬间，它让个体感受到了猛烈而又刺激的生活”。[2](p230)
作为现代生活中的个体生存体验，冒险是个体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中断和超越，是对平淡的生活存在一种打破，它能将现代个体从庸俗的陈旧日常生活中推离出去。冒险的激进性，使现代生活处处带有一种紧张的刻痕，形成生活的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现代生活中构成了一种独立于物质生活的不和谐之音，而且“这种张力的威力相当大，它足以撕裂生活、超越现实物质，使其行为自成一体”，它“拥有神秘的力量，能使我们将生活的全部视为这种力量的完满体现，并使我们能瞬间来对其进行感受”。[2](p232)在冒险体验中，“冒险家让偶然事件具有控制生活连续性的意义”，“而且在这种偶然的、外在给予的内容和内蕴意义的生活存在的内核的距离中,使冒险家的生活具有一种新的重要的必然性。”[2](p224)它使个体超越了生活中被现代工具理性所奴化的现代生活，消除了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条件性和制约性，并使现代个体在现存的生活之中感受到了一种超生活，感受到现存生活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生活的统合性，也正是在这种超生活中，能使现代个体在越境的他者体验中获得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二
在现代性生存中，冒险作为个体对自我生存的一种超越，它使个体现代个体超越了庸俗、平淡的现代日常生活，因此，作为现代个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使个体能够在庸俗的都市化体验中实现对自我的审美救赎。而这种救赎之可能，就在于它是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一种中断和超越，也就是说，它创造了个体与现代生活的一种距离。
对西美尔而言，现代生活的主要风格主要体现为货币对社会的全面笼罩与控制中。在西美尔眼中，货币自身并没有性格，它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交换媒介，就像一个公分母介入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作为一切价值的绝对表现手段，货币俨然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唯一法官，它带来的是现代社会的平均化和量化，它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和特有的价值，使毫不相同的事物具有了质的同一性。事物背后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在货币面前变得黯然失色，文化和终极追求和意义在货币面前惨遭失落，生命的终极目的也最终被这种纯粹的手段所掩盖。而且，一旦现代社会个体只关注作为一种纯粹手段的货币，这种根本上无特色的东西会变得毫无用处，反而使现代人对现代生活彻底失望，产生空虚与无聊，“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3](p10)
由于货币可以随时地期望和加以追求，个体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一种方式去追求它，货币因而成了现代社会个体生命中不受任何限制的目标，它毫无特色，然而又极具诱惑力，它“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持续不断地刺激……给现代生活装上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与狂热不休。”[3](p12)这种“对事物的无动无衷态度首先产生于迅速变化和反差强烈的神经刺激……无限地追求快乐的生活会使人变得无动于衷，因为它刺激神经达到其最强烈的程度的时间是如此长久，以致于到最后失却了对事物的任何反应。同样，通过事物的变化万端与错综矛盾，导致各种无害的压力——如激烈的反应——到处野蛮地撕裂神经，以致于它们积蓄的最后能量都耗费殆尽；而如果个体继续停留在同样的环境里，他们就没有时间积聚新的能量。这样，个体面对带着合适能量的新感觉，一种极度不适就会出现。”[2](p178)当货币以中性、无差别的性格剥夺了所有事物的独特价值、个性与品格后，在永不停息的货币之流中，现代个体就再也感觉不到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差别，一切都变得陈旧和千篇一律，变得没有任何鲜活感。
货币对生存本真的遮蔽使现代人的生存成为了一种毫无激情的体验，一旦这种“对重要性关注和能量的花费在量上达到它们的限度，人们就会去捕捉质上的差异，利用对差异的敏感来吸引社会的注意。最后，人们被诱惑采用最具有特性的怪异，即都市中夸张的癖性、反复无常和矫揉造作”。[2](p183)也就是说，货币文化对现代社会的轰炸导致了个体的内在心灵及自我个性被忽视，个体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一种紧张：一方面，客观文化的增长使个体的内在精神生命受到威胁和压制，另一方面，个体的内在心灵世界又在不断地成长，要力争保持自身的自由与自在。在这种紧张中，主体就不得不远离不断发展壮大的客观文化而以求自保，“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自物质文化的财富不断增长，但个体的内在心灵却力求不断地远离物质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丰富自身发展的形式与内容”。[4](p446)也就是说，个体心灵在物质文化的巨大压力下，只有通过远离物化的世界才能获得生机，这必然会导致自我及主体文化与外在客观文化的距离。
从距离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西美尔所言的冒险。可以认为，冒险虽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但却处于那单调的、理性的、压抑的、窒息的日常生活之外。它脱离了日常生活的链条和逻辑，使个体获得了一种内在心灵的解放和自由。正如其在《康德》一文中所认为，在艺术的审美体验中，“人们会产生一种从日常的细节和片面性存在中解放出来的感觉，这也许是由于来自一个中心的，艺术赖以存在的个性因素的无限性被激活了。这种困惑并不是偶然的联系所带来的，而是来自于由于概念之间的关系、相互吸引和关联而呈现出来的典型而有意味的形式”。[5](p51)在这里，齐美尔谈到了个体从现代生活的当下存在中逃逸出来的感觉，从现实的当下存在中的逃逸，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强调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距离，从而远距离地对现实生活进行审美的体验。
可见，现代个体与生活保持距离，并不是一种对生活的逃避，它可以使个体超然于日常生活的平庸与局限之上，进入一个他者的审视空间，在这空间里，通过以他者的眼光审视现代日常生活，便可获得与惯常的自动化体验不同的审美体验。弗瑞斯比认为，西美尔对现代性的分析“突出了现代性体验的审美维度”，而“旅行、冒险活动就是借助审美来逃出‘平淡的日常生活’的尝试，或者说是以时尚的方式来对日常生活进行抵制”。[5](p51)冒险就是现代体验的审美化形式，它创造了个体与生活的距离，是对平淡的日常生活的超越。也正是在这种超生活中，冒险使现代个体在越境的他者体验中获得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标签：现代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