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对邓小平人文思想的丰富与发展_人的全面发展论文

“三个代表”对邓小平人文思想的丰富与发展_人的全面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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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建设理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理论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处理党和人民的关系上,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是一切人学思想都不能回避的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人民本位的思想是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以人民为本是邓小平人学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人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一、“三个代表”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民是目的”的重要思想

把人民当做目的,是以人民为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这一点规定着一个政党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手段。把人民作为我们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和要求。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纠正了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错误认识,如把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甚至为了固守某种体制模式,而不惜牺牲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片面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人民群众的个人需要和个人利益:片面注重抽象的普遍的远大目标,忽视人民群众的当下处境和现实需要等等。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人民利益是党和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政策是否变化,以人民是否拥护、是否赞成、是否高兴、是否答应为最高准则等重要思想。江泽民“三个代表”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是目的这一重要思想。

首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如果社会主义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因为人民群众不会拥护贫穷的社会主义。经过苏东剧变和国际国内一些突发事件的考验,江泽民对邓小平的上述思想的认识更加清醒和深刻了。生产力是执政之基,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坚持贯彻党的富民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不断改善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的条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医疗卫生条件,提高生活质量。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2]。

其次,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邓小平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思想,就是在我国已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

面对全球信息化的冲击,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加速传播以外,各种伪科学、封建迷信活动盛行,黄、毒、赌泛滥成灾,假冒伪劣成为社会公害,这些都给人们的精神造成极大的污染。在文化建设上,我们只有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再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邓小平始终关注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从社会主义本质界定的高度,肯定了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江泽民强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出发点和归宿,并区分了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具体利益。他说:“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2](P161-162)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急需的事情并不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而必须适当地、妥善地处理和解决。比如,职工下岗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可以说也是党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问题。但随着下岗职工人数的增多,这个问题就会与越来越多的人的切身利益相联系。因此,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特别关心那些工作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群众,切实安排好他们的就业和生活。要使全体党员懂得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了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而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这实质上是正确处理了新时期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关系。忘记了党的最高纲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去目标;忘记了党的最低纲领,就会使党的最高纲领变得抽象和空洞。只有既重视实现最低纲领,又不忘记最高纲领,才能避免忽视人民群众现实处境的错误认识和做法。

二、“三个代表”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民是主体”的重要思想

如果说邓小平的人民是目的的观点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的话,那么,人民是主体的观点则着重说明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人民是目的说的是出发点和归宿,解决的是立场和方向问题;人民是主体则要解决目的的实现问题。人民是主体的思想是人民本位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人民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主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办什么事也得走群众路线”[3](P110),是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十分重视把人民是主体的思想落到实处,即把人民是主体的抽象转化为中国人民实实在在的创业实践。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3](P342)邓小平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而且特别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号召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目前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邓小平的这种依靠知识分子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工人阶级是实践的主体,始终走在生产力发展的前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力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90年以来,江泽民多次强调这一观点,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建设和改革及维护社会稳定最基本的力量。江泽民明确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2](P156)

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一方面,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提高。知识分子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担负着重要使命,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另一方面,我国今天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完全等同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了。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工人阶级知识化、技术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知识化和技术化的进程明显加快,这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更加壮大,整体素质、整体优势正在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不能把工人阶级内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在谈到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的作用时,江泽民指出:“我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2](P15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家、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不断地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职责。

江泽民还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的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三个一致性突出了人民主体性和创造性,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三个代表的落实和贯彻也要依靠群众。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这告诉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又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三、“三个代表”体现了邓小平“人民利益是最根本的价值标准”的思想

对人的活动进行评价,是价值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人学的重要内容。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新的伟大实践,也是一种追求价值的活动。这一实践活动必须有一个评价标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先后提出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等,这三个标准在理论上有继承和发展关系,但其中贯穿着一个共同标准,这就是人民利益的价值标准。前文述及,邓小平曾指出: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也作为衡量党的政策对不对、工作好不好的根本依据。片面强调生产力标准,蔑视或淡化人民利益标准,借口发展生产力,或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或只顾局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不顾社会和整体利益,或只顾短期和眼前利益而不顾长期目标和长远利益,最终都必然以损害生产力的发展而告终。所以“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三个代表”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人民利益的价值标准。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2](P160-161)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见,“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不管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发展先进文化,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发展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说明,“三个代表”与邓小平人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四、“三个代表”赋予邓小平人学思想新的时代特点

“三个代表”与邓小平的人学思想是一脉相承、融会贯通的,它既继承和丰富了邓小平的人学思想,又赋予邓小平人学思想新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新的时代特点。其突出表现在“三个代表”把邓小平人学思想落到实处,使邓小平的人学思想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1.纯洁党的队伍,净化党员思想,塑造新时期党员形象是邓小平人学思想在进一步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对执政党的具体要求。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总体上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毋庸讳言,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这使党的建设面临新的问题。首先,在思想方面,对一些党员的政治信念、价值观念带来严重冲击。由于共产党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因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生活中的等价交换原则被引入党内,一些党员用等价交换态度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用等价交换方法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工作中讨价还价,严重冲击着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了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部分党员见利忘义,甚至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其次,在组织方面,给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带来一定阻力,党组织对党员的监督、管理更加困难。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强调经济行为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权力,决策权力分散,在一些党员和党的组织中出现了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妨碍政令畅通,损害了中央权威;市场经济要求人财物的最合理配置,人才的流动成为理所当然,这种流动是以个人才能的释放和获取优厚的报酬为原动力的,这与党员无条件服从组织调动的纪律发生冲突。不仅如此,党员工作频繁变换,使党组织对党员的监督管理更加困难。再次,在道德作风方面,冲击着党的优良传统,使党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市场经济的开放性,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一些消极腐朽的东西也会乘虚而入,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被腐蚀而堕落,有的甚至出卖党的利益,出卖国格人格,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改革不配套等问题,这就给人以可乘之机,使党内违法违纪现象明显增多,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和蔓延,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疏远党群关系,动摇党的群众基础。

党员是党的细胞,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地提高党员素质,纯洁党的队伍,塑造新时期党员的形象,不仅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邓小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的人学思想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

2.“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邓小平人学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目标要求

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2](P179)“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互相促进地向前发展。”[2](P180)江泽民的论述指明了两点:“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同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紧密相联的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是目标和过程的统一。同时,“七一”讲话还进一步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物质财富创造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条件。反过来,人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的持续发展。

3.“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思想突出体现了邓小平人学思想的人民性这一显著特点。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这一思想对于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离不开党的群众性。为什么党具有先进性?就是因为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和群众相比,党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理论而更有远见,更能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离开了它所代表的阶级和群众,离开了被领导和指导的对象,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可见,党的阶级性、先进性是建立在广泛的代表性基础上的。进一步说,只有有了群众,政党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政党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纲领、路线、方针、政策。

作为一个执政党,不能把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党的群众性对立起来。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繁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个任务,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说到底,社会主义事业是多数人的事业,是为多数人的事业。执政党有责任把社会上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群体团结、凝聚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执政党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在认真体察和努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的同时,注意尊重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在组织上,要把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优秀分子都集聚到党的周围,只有这样,这个党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保持党的先进性。

在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掌握了一定生产资料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得益于党的富民政策,其产生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其活动受国家性质(具体体现为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其发展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有些人简单地把这部分人归为剥削者,由此认为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把他们视做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这种观点必然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基础是不利的。江泽民关于新社会阶层理论,充分肯定了新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调动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是对邓小平人民性思想的发展。

综上所述,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和邓小平人学思想都表明,在新的激烈竞争的时代,共产党要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就必须做好人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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