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娟[1]2002年在《福建文化大革命的一·二六事件》文中提出本文以福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二六事件为个案，对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与意义进行探讨。全国范围内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是福建一·二六事件发生的大背景，文中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概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福建一·二六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及其影响。一·二六事件作为在福建乃至全国文革中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意义的事件，以点代面地再现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社会的混乱程度及军队所处的状况。此外，文中还对林彪、韩先楚等军队主要人物在文革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
丘新洋[2]2016年在《“一月风暴”下福建省“夺权运动”研究》文中指出“夺权运动”是一场发端于上海“一月风暴”下的政治运动,地处东南海防前线的福建省也被迫卷入其中。本文以福建省“夺权运动”为研究对象,深入地分析福建各地、各单位的“夺权运动”。时间跨度从1967年初“一月风暴”的产生到1968年底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详细地论述了福建省各地、各单位的“夺权运动”,探讨在“夺权运动”下福建群众组织的叁次分化和对立,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武斗”事件。此外,还力图通过对福建“夺权运动”参与者的心态、运动特点、深远影响、历史借鉴等诸多问题的分析,探究出福建省“夺权运动”的特殊规律。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除了努力重构历史事件的完整经过,还希望能给当今福建省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主法治的建设、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殷鉴。
喻频莲[3]2016年在《“两报一刊”评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特殊年代的一种非常规媒体现象,“两报一刊”评论极具个案研究的价值,是当代新闻史研究不可绕过的一个对象,是修当代新闻史尤其是“文革”新闻史的客观需要。而在当代新闻史研究中,“文革”新闻史为敏感地带,研究亦为薄弱地带,以“两报一刊”评论为对象的本体研究,至今尚付阙如。本研究走出的这一小步,旨在突破盲点,而完整准确地呈现“两报一刊”评论这份历史遗产,尚任重道远。本研究重点有二：一是通过考察在“领袖——媒体——民众”的政治控制模式下,“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面貌及其宣传运作的动态过程,还原“两报一刊”评论的真实历史面目；二是通过梳理舆论权威主体从“一报一刊”评论到“两报一刊”评论,再从“两报一刊”评论到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变化轨迹,厘清“两报一刊”评论从形成到终结的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本研究正论部分共有五章,研究思路总体上遵循纵的历史发展观,即依循“两报一刊”评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展开,第一章考察“两报一刊”评论的历史渊源,即舆论权威从“一报一刊”评论到“两报一刊”评论的演化过程；第二、叁、四章是对特殊历史时空下的“两报一刊”评论的本体研究；第五章考察“两报一刊”评论的历史终结,即舆论权威从“两报一刊”评论到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演化过程。第一章“两报一刊”评论的形成主要考察“两报一刊”评论的前身“一报-刊”评论在特殊历史情境中,应形势所需演变为“两报一刊”评论的过程。第二章“两报一刊”评论的生存基础主要就更集中化的宣传体制、更权力化的新闻媒体两方面展开论述,揭示“两报一刊”评论的生存基础本质上是一个更一律的舆论环境。第叁章“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内容从对“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议题分析入手,厘清“两报一刊”评论宣传内容共时性存在的内部逻辑以及历时性流变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两报一刊”评论背离实际的表达的虚伪性,及其顺应新的客观现实的表达流变。第四章“两报一刊”评论的宣传路径主要从新闻媒体宣传路径、组织化宣传路径两方面就“两报一刊”评论宣传路径的特殊性展开分析,并通过考察具体议题沿着这两条路径展开宣传的概况,以窥全貌。第五章“两报一刊”评论的终结考察了困于表达僵局的“两报一刊”评论舆论威权渐渐折损,被新的舆论权威“特约评论员”文章取代的退场过程。通过以上五章分析,本研究最后结论是：从甚嚣尘上的喧哗到止于无力的静默，“两报一刊”评论有着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性。具体说来是：“两报一刊”评论诞生伊始,即建立起了超越文本的舆论威权的符号价值,在“领袖——媒体——民众”的政治控制模式中,“两报一刊”评论被赋予了宣达“最新指示”的政治权力,具有无上的威权,作为重要的权力角色,参与到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凭借举国权威媒体的齐声呐喊和如毛细血管般延伸到每一个单位的组织化宣传网络,“两报一刊”评论将领袖的政治意志传达到每一个民众。提出和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一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为“两报一刊”评论的重要政治任务。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越来越难以继续,意识形态与实践的严重背离,使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己任的“两报一刊”评论逐渐陷入到表达的困境。新的舆论权威“特约评论员”文章横空出世,名声鹊起,承担起新的“改革”意识形态的启蒙任务,“两报一刊”评论权威折损,最终失守,退出政治的舞台,淡出民众的日常生活。其终结,正如其出场一样,都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赖正维[4]2002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文中认为“文革”期间，福建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各种群众组织林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全省各地所谓老区农民组织。福建老区农民运动的兴起时期极短，来势异常迅猛，波澜壮阔，遍及全省，两起两落，结局悲壮。农民参加“文革”在全国并不罕见，但公开打着老区农运旗号却唯有福建，并且老区组织中又集结了大量原地下党及游击队等老区干部，因而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老区问题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这个建国以来长期未解决的历史问题在“文革”特定背景下以大规模农民运动形式爆发，然而矛盾并未解决，直至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这个长期困扰我党的历史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依据已收集的丰富历史档案资料，拟对这一过程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福建文化大革命的一·二六事件[D]. 郑小娟. 福建师范大学. 2002
[2]. “一月风暴”下福建省“夺权运动”研究[D]. 丘新洋.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3]. “两报一刊”评论研究[D]. 喻频莲.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D]. 赖正维. 福建师范大学. 2002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文化大革命论文; 人民解放军论文; 一二六事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