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初中生孝道观念特点研究

孙配贞 ¹，贾 茹 ²,林 泉 ¹

(1.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江苏 徐州 221116；2.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Division of Primary Care，英国 诺丁汉市 NG34PL)

[摘 要] 为了解社会转型期初中生孝道心理特点，采用叶光辉的双元孝道量表对江苏省某市两所中学420名初中生展开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初中生互惠性孝道观念极显著高于权威性孝道观念。在社会转型期，初中生某些层面的孝道观念(如互惠性孝道观念)较为稳定且具有较高得分，而某些层面的孝道观念(权威性孝道观念)在逐步衰退或减弱。(2)社会转型期，初中生孝道观念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年级差异、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差异、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差异。具体而言：首先，女生的互惠性孝道观念得分要显著高于男生，男生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得分极显著高于女生；其次，在互惠性孝道上，初三学生得分极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二年级学生得分，但在权威性孝道上，初一学生得分极显著高于初二和初三年级学生得分；第三，独生子女的互惠性孝道观念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得分，但在权威性孝道观念上二者不具有显著差异；最后，在互惠性孝道上，家庭经济情况良好和中等的学生得分极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学生，而在权威性孝道上，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和中等学生的得分极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的学生。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初中生；互惠性孝道；权威性孝道

一、问题提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着华夏先贤的无穷智慧，孝道就是其中的文化瑰宝，自古以来，孝是最重要的善行与德行，对于维持传统中国家族主义式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人云：“孝乃天之精，地之义”，孝道是一切德行之源，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孝道是中华民族传承一代又一代的遗产。俗话说“百善孝为先”。道德教育的起点是要孝顺父母，这是最基础的道德教育，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起点。孝道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孝道是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教育的核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就孝道从事学术性研究，以往多是人文学者(如哲学家、史学家、伦理学家等)的工作。过去的人文学者在探讨孝道问题时，关注较多的是孝道的哲学本质、孝的根源与演变、孝的伦理价值与功能等^[1]。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者才开始从社会及行为科学的角度研究孝道问题^[2]。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本土化心理学的发展，我国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人提出了一套探讨孝道概念、内涵以及层次的框架^[3]。1998年，叶光辉等人提出，应该使孝道内涵具有可操作性，才能深入了解个体孝道信念与其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孝道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他们从亲子关系的视角研究孝道，提出了双元孝道模型^[4]，认为孝道可以分为两种运作机制不同的类型：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其中，互惠性孝道主要由尊亲恳亲和奉养祭念两个次要成分的孝道观念组成，它反映了人们之所以遵循孝道规范，一部分原因在于回报父母的生育与养育恩情，另一部分原因来自人际互动中的亲密情感。互惠性孝道以儒家的报和亲亲两个重要的人际互动原则为运作基准，它展现了先秦时期相对主义孝道观念的特征。而权威性孝道主要是由抑己顺亲和护亲荣亲两个次要成分的孝道观念所组成，它反映了对阶级与权威的顺从以及对个人自主性的压抑，权威性孝道以儒家的尊尊原则为运作基准，它反映了汉朝至明清时期绝对主义孝道观念的特征。

本研究欲以双元孝道模型为理论基础，考察初中生互惠性孝道、权威性孝道的发展特点。当今社会正逐步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传统孝道的某些功能正在逐步减弱。在当今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冲击着青少年的心灵，部分青少年视家长的给予与付出为理所当然，孝道失落现象令人忧虑。考察社会转型期初中生孝道现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老龄问题尤其是养老问题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青少年孝道现状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养老问题的解决，也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考察社会转型期初中生孝道观念的特点，对于促进青少年道德素质的提升与良好品德品质养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标准化灯桩设计建造易维护、易建造、易管理，成本低，适合灯桩建设批量多、任务重时采用。个性化灯桩设计建设因地制宜，在不同的海岛、不同的海域、结合当地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建设个性化灯桩，融入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人文精神等元素，既能发挥航标效能，又能促进旅游开发。灯桩设计建设标准化与个性化融合发展，既适合交通系统内投资要求，又找到了与当地政府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更能发挥航标应有的效益，一举多得。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江苏省某市两所中学的初中生展开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40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420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5.5%。其中，男生223人，女生197人；初一学生136人，初二学生151人，初三学生133人。

按可比口径计算，1993年以来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民平均水平，使贫困县与其他地区农民平均的收入差距缩小。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期间，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提高了12百分点；2001年至2010年这个比值提高了3百分点；2011年至2017年这个比值提高了10百分点(图1)。

(二)研究工具

研究结果表明，在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得分上存在极显著的年级差异。具体而言，在互惠性孝道上，初三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二年级学生得分，但在权威性孝道上，初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初二和初三年级学生得分。互惠性孝道建立在子女对父母的亲密情感与感激之情基础之上。互惠性孝道观念的高低体现了子女对父母感恩情感的强弱。而感恩是一种认知情绪。根据感恩的认知情绪理论^[10]，感恩来自于对个人积极结果的认知，也是对收到恩惠的积极认知，某人在收到恩惠之后是否能够体验到感激心情，对他人善意的知觉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感恩情绪产生于受惠者把自己的积极状况归因于他人的行动或努力。相对于低年级学生，初三学生的认知能力更强，更容易识别父母的恩惠与辛苦，更容易对父母产生感激之情，更容易具有较高的互惠性孝道观念。此外，在中学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思维的独立性随之发展，他们逐渐从依赖父母走向追求独立、平等的亲子关系，对父母的权威表现出怀疑和思考，对父母的控制越发敏感，从而导致高年级学生的权威性孝道观念要显著低于低年级学生。

三、研究结果

(一)初中生孝道观念基本状况

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初中生互惠性观念的平均数为5.26，标准差为0.62。权威性孝道的平均数为3.55，标准差为0.83。本研究采用6点量表计分，其中得分1=完全不认同，2=相当不认同，3=有点不认同，4=有点认同，5=相当认同，6=完全认同。初中生互惠性观念、权威性孝道观念维度得分采用维度下面各个题目求平均数的方法求得。本研究调查显示，初中生互惠性观念平均分为5.26，更倾向于“完全认同”的一端；初中生权威性孝道观念平均分为3.55，高于3分低于4分，介于“有点不认同”与“有点认同”之间。配对样本t 检验表明，初中生互惠性观念得分极显著高于其权威性观念得分(t =34.46,p <0.001)。

(二)初中生孝道观念的性别差异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互惠性孝道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独生子女的互惠性孝道观念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但在权威性孝道观念上二者不具有显著差异。计划生育是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国策，独生子女问题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很多研究者对独生子女的心理和社会发展，尤其是道德和责任意识的发展表示担忧。本研究亦发现独生子女的互惠性孝道观念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这与前人有关独生子女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1]。研究者认为，成长环境的不同可能是造成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互惠性孝道观念上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独生子女大多从小受家人格外关注疼爱，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需求大都能及时得到满足。父母对独生子女更容易出现溺爱现象^[12]，导致部分独生子女养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态度，对父母的关心与帮助认为是理所应当。非独生子女正好相反，非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中其他子女的影响，非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看到父母在抚养兄弟姐妹时的艰辛与努力，从而更加真切地认识到父母对于自己成长的重要意义。这种现实的体验增强了他们对于父母恩惠的感知与理解，容易具有较高的互惠性孝道观念。

表 1不同性别初中生双元孝道得分差异检验

注：*p <0.05，**p <0.01，***p <0.001，下同。

(三)初中生孝道观念的年级差异检验

表 2不同年级初中生孝道得分差异检验

其中，Bi的11次载气空白信号值均为零，默认其11次载气空白信号值的3倍标准偏差为1 CPS[11-13]，计算得到Bi的检出限为0.0065μg/g。综上所述，各元素的检出限为0.0065～0.31μg/g。

(四)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孝道得分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孝道得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权威性孝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互惠性孝道上存在显著差异(p <0.05)，具体表现为，非独生子女的互惠性孝道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表 3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孝道得分差异检验

(五)初中生孝道观念的家庭经济状况差异检验

表 4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初中生孝道得分差异检验

(一)在社会转型期，初中生某些层面的孝道观念(如互惠性孝道观念)较为稳定且具有较高得分，而某些层面的孝道观念(权威性孝道观念)在逐步衰退或减弱。初中生互惠性孝道观念极显著高于权威性孝道观念。

四、讨论

(一)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孝道水平现状

本研究发现，初中生互惠性孝道观念、权威性孝道观念都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女生的互惠性孝道观念得分要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崔慧旭的研究^[7]保持一致。然而，男生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与李启明的研究结果^[8]一致，这可能是男女性格差异以及性别角色期待造成的。男生更为理性而女生更为感性，女生情感更加丰富、细腻。由于受这些人格特质的影响，女生与父母更容易有更多的情感交流，更体贴、细腻。相比于男生，女生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比男生更重视亲密关系的维系。女生是以人际关系为导向的。与男生相比，女生容易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视保持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度^[9]。互惠性孝道在概念内涵上偏向于情感连结，女生更加注重情感沟通，更容易具有更高的互惠性孝道得分。而权威性孝道运作时更强调规范性，男生更倾向于维护权威与规则，同时，受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男性被赋予较多的家庭责任。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使用孝道规范，因而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孝道观念。

本研究亦发现，初中生权威性孝道观念平均分为3.55，高于6点量表计分中的3分低于4分，在认识上介于“有点不认同”与“有点认同”之间。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初中生权威性观念得分显著低于互惠性观念得分。这一结果反映出，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某些层面的孝道观念(如互惠性孝道观念)是较为稳定不变的，而某些层面的孝道观念(权威性孝道观念)是逐步衰退或减弱的。权威性孝道运作依据的是“角色责任与义务”，展现的是对阶级权威的顺从以及对个人角色规范的服从。权威性孝道要求子女抑制自己的观点，服从父母的权威^[6]。我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互动方式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涌入国内，受西方民主、独立思想的影响，很多青少年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更有主见，权威性孝道观念降低。

(二)青少年孝道观念性别差异分析

在本研究中，初中生互惠性孝道观念平均分为5.26。由于本研究采用的为6点量表，5.26为6点量表中较高得分，由此可见当代初中生仍然具有较高的互惠性孝道观念。互惠性孝道主要以亲子关系中的“爱与亲密情感”为根源，体现的是由于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子女在情感、精神、物质等方面对父母的爱与关心^[5]。本研究结果说明，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强调子女对父母感激之情的互惠性孝道仍然没有衰弱。孝道在中国传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常说“百善孝为先”，在耳濡目染下，青少年的互惠性孝道观念不断得到强化。

作为20世纪雕塑界重要的革新者，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是开启动态雕塑时代的先驱之一。考尔德及同时期的动态雕塑艺术家在作品中展示的美感并非产生于雕塑单体的运动现象，而是产生于其它作用力的作用下，通过自然力的介入，让人感受到这种力所带来的微妙存在。

(三)青少年孝道观念年级差异分析

采用叶光辉等人编制的双元孝道量表^[4]考察初中生两种孝道观念。该量表分为互惠性孝道(8个题目)与权威性孝道(8个题目)两个维度。问卷共计16个题目，采用李克特6点量表计分(1=完全不认同，6=完全认同)。互惠性孝道题目，如“对父母亲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多与父母亲交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权威性孝道题目，如“无论父母交代什么事情都立刻去做”、“当自己与父母亲意见不合时，要顺从父母亲的意见”。在本次研究中，互惠性孝道的Cronbach 系数为0.88，权威性孝道的Cronbach 系数为0.86。

(四)青少年孝道观念是否独生子女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对不同性别初中生孝道得分进行差异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据表1可知，在互惠性孝道上，男生与女生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 <0.05)，具体表现为女生的互惠性孝道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得分；在权威性孝道上，男生与女生得分存在极显著差异(p <0.01)，具体表现为男生的权威性孝道得分极显著高于女生得分。

(五)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下青少年孝道观念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在互惠性孝道上，家庭经济情况良好和中等的学生得分极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学生，而在权威性孝道上，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和中等学生的得分极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的学生。互惠性孝道体现的是子女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已有研究发现，出身经济状况良好家庭的学生感恩水平要显著高于经济差和中等家庭学生的得分^[13]。家庭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学生，在家庭环境中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父母不用为生计过度忙碌，有更多时间和子女相处，与子女沟通情感，而家庭情况较差的学生，则可能会因为物质上的缺乏以及父母为生计奔波忽视与子女的情感联结和精神交流，而子女也更倾向于将感情放在心里，不习惯表达出来，与父母缺乏感情交流导致对父母产生了心理上的距离感，与父母关系不够亲密。因此，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学生更容易具有较高的互惠性孝道水平。此外，家庭经济情况中等和较差的中学生权威性孝道的得分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的中学生，其原因可能与不同经济状况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有关。前人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地位家庭采用的教养方式具有显著差异^[14]。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倾向于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倾向于采用专制型或忽视型教养方式。权威性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它要求子女服从父母的权威。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对子女产生重要影响，导致低经济地位家庭的初中生个体自主性水平要低一些，更容易选择服从父母权威，从而更容易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孝道观念。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年级初中生孝道得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互惠性孝道上，不同年级初中生得分具有极其显著差异(p <0.001)。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初三学生的互惠性孝道得分极其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二年级学生得分；在权威性孝道上，不同年级初中生得分具有极显著差异(p <0.01)。事后比较结果表明，初一学生权威性孝道得分极显著高于初二和初三年级得分。

五、结论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初中生孝道得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互惠性孝道上，不同家庭经济情况初中生具有极显著差异(p <0.01)，事后比较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情况良好和中等学生的互惠性孝道得分极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学生；在权威性孝道上，不同家庭经济情况初中生具有极显著差异(p <0.01)，事后比较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和中等学生的权威性孝道得分极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的学生。

(二)性别、年级、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对初中生孝道观念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初中生互惠性孝道观念、权威性孝道观念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女生的互惠性孝道观念得分要显著高于男生，男生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得分极显著高于女生。

2.初中生互惠性孝道观念、权威性孝道观念具有极显著的年级差异，具体而言，在互惠性孝道上，初三学生得分极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二年级学生得分。但在权威性孝道上，初一学生得分极显著高于初二和初三年级学生得分。

此外，目录服务中还可以构建项目组概念，根据企业内部需要，如果企业还没有建设项目管理系统，可以在目录中初始化各个项目组，目录服务能够将该项目组的组织机构、项目组成员同步到PDM等协同设计系统中，当项目组撤销、项目组成员变更，项目成员角色变更，都将从目录中自动同步到业务系统中。将来，对于企业内部项目，只需要在目录服务中进行统一维护。通过在目录服务中构建项目统一视图，即可实现在各个业务系统中，项目组信息保持同步。

3.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互惠性孝道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的互惠性孝道观念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得分，但在权威性孝道观念上不具有显著差异。

急性脑血栓作为一种临床非常多见的急性脑血管病症,起病较急,并且患者在发病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运动障碍,导致患者出现伤残,对患者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脑血栓病症的出现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出现有关,同时血流速度有所减慢,血液稠滞,血液中会出现脂质的聚集,从而形成血管壁血栓。

4.不同家庭经济情况的初中生在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上存在极显著差异。在互惠性孝道上，家庭经济情况良好和中等的学生得分极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学生得分，而在权威性孝道上，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和中等学生的得分极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的学生得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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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SUN Pei -zhen ¹,JIA Ru ²,LIN Quan ¹

(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2. Division of Primary Car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ottingham NG34PL, British)

Abstract : For an insight into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420 students in two middle schools in Jiangsu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adopting Ye Guanghui’s Dual Scale on Filial Pie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ir reciprocal concept weighs much more than the authoritative one; the former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has a high score, while the latter is declining. (2) Those concepts bea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grade, economic status, and has disparity between only-child and non-only-child. Specifically, for girls, the score, on reciprocal concep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or boys, while for boys, the score, on authoritative concep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Secondly, about reciprocal concept, the score of grade-thre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ir juniors. But about the authoritative concept, the scores of the first grad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ir seniors. Thirdly, with respect to reciprocal concept, the score of the only child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n-only child,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ncerning the authoritative concept. Finally, as to the reciprocal concept, the scores of the students with large and average family income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ents with small family income, while to authoritative concept,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tudents from rich families.

Key words :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authoritative filial piety

doi: 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4.013

[收稿日期] 2019-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孝道观念的变迁及其衍生的孝道困境问题研究”(15CSH052)

[作者简介] 孙配贞(1983- )，男，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心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 B82-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9)04-0101-07

[责任编辑 苏良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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