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时代发展与政党现代化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话题论文,时代论文,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996年，您就在《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一书中提出：“政党政治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政党现代化”这个问题，但在那时人们对“政党现代化”这个词还相当陌生，所以您的提法应该说十分“前卫”。那么，您当时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近些年来，世界各国政治中频频爆出的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有政党这条主线贯穿其中。这是为什么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其实，各国政治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政党问题，是与政党和政党体制的运作不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联、东欧的剧变，非洲国家的多党制进程，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以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政治地震”，折射出的是这些国家原有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危机。它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政党政治究竟怎么了？它的前景如何？
我正是从考察政党所面临或曾经面临的种种危机和挑战着手，力图说明政党危机不是发生在某一类或某几类政党身上的特殊现象，而是政党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普遍现象。政党本身就是在克服各种危机和挑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政党今天遇到的危机不过是传统政党在许多方面与当今社会政治发展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它表明政党政治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政党作为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必须而且应当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而改变自己，以便与这一进程相适应。政党的危机，对政党政治来说同时也是一种机遇。把握这种机遇，将会推动政党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研究角度不同，人们给现代化下的定义也不尽相同，由此推演的结论也不一样。从概念上您如何界定“现代化”和“政党现代化”？
●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现代化的阐述，至少在以下几点上是存在共识的：第一，现代化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第二，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不只是经济方面；第三，现代化以经济发展为起点和动力，推动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相应的深刻变化。也正是从这些角度讲，我国是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
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
▲能否说政党现代化是政党发展普遍规律的要求？
●由于政党说到底是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面临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要以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施领导，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必须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真正起到上述工具的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政党的要求也必然提高。政党过去习以为常的组织结构、体制和运作方式会逐渐变得落后和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改善政党内部的组织运作机制，探寻新的有效的活动方式，是每一个政党都会面临的问题。无论这个政党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机制、运作、活动方式不科学，缺乏适应性，它就很难获得成功，要么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淘汰，要么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延缓乃至阻碍其现代化进程。所以，政党必然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政治代表，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建立就拥有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适用的模式和活动方式。相反，历史的经验表明，政党只有在变革和适应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在巨大的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面前，政党只有顺乎潮流，适应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要求，适时调整自身的结构和运作，才能更科学、更有效地影响政权和政治的运作。
所以，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对于政党来说，尤其对一个领导着现代化的政党来说，客观上的确存在一个如何不断改革自身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这种与现代化相联系的改革，可以称作政党现代化。
▲既然政党现代化是政党发展普遍规律的要求，那么对于正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来讲，自然有一个自身现代化的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逐步提上日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党。人们发现，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大如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小如政企分开、党政关系、用人机制、监督制度等，最终都会归结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上。这表明，党自身的改革日渐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邓小平把党的建设问题看得很重。早在1989年，作为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他就郑重地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些年来，在这种紧迫性的促动下，我们党加大了抓党建的力度，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尤其是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对“三个代表”这个党的建设伟大纲领的全面、系统论述，更是把党的建设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开始了党的建设的新阶段。然而，我们也看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我国加入WTO，党的建设遇到了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权力过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缺乏民主、腐败现象泛滥等邓小平早已指出过的问题仍然存在，有的问题甚至比过去更为尖锐。中国的现代化能不能实现，越来越取决于我们党在这些问题上能不能给人民群众以满意的回答。
不能把出现的问题归因于坚持党的领导。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政党来控制（或称为领导），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问题不在于该不该领导，而在于如何领导。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这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事关党的执政地位是否巩固的问题。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就是由于领导得不好，丢掉了政权。
共产党赖以立足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都是符合政党政治一般规律的，例如代表一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由这个阶级或集团的精英分子所组成，有自己的组织纪律，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等。在取得政权以前，这些原则在政党活动中都充分发挥了作用。但是，为什么在执政后，所有这些党都一波三折，程度不同地出现困难和问题，甚至在掌权几十年后又丧失执政地位？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成为执政党以后，都未能探索出在执政和领导人民开展经济建设的条件下政党活动的基本规律，党的运作缺乏科学性，与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导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一句话，与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不相适应。套用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句式，可以说：搞了这么多年的执政党建设，什么是执政党、应当怎样建设执政党的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其他问题概发端于此。
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的干预，只是对这种干预的科学性的要求严格得多。这从客观上对政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这就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在我们面前：伴随着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党本身的运作也有一个适应现代化要求而科学化、制度化的问题，即政党现代化的问题。毫无疑问，现代化的社会，需要现代化的政党来领导。
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能不能在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适应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进行改革，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命运。这正是提出党的现代化问题的意义所在。无论怎样，对我们党来说，政党现代化已经成为一个应当加大力度探讨而不能回避的课题。谈论这个问题并非刻意求新。
▲您提出，以往我们党的许多失误以及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碰到的大量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与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适应，与党实现领导的体制和机制、活动方式和方法、党自身运作等方面不够科学相联系的。这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苏共模式的长期的持续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苏共模式是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革命武装暴动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其基本特点就是高度集权，实行列宁所说的“战斗命令制”。取得政权后，列宁曾设想党进行转变，扩大党内民主，取消“战斗命令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列宁之后的实践中，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比过去大大发展了。它使苏共越来越不能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最终以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代价，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共模式对我们党是有影响的。毫无疑问，从主观上说，我们党为摆脱苏共模式作了许多探索。但是，由于认识所限，在改革开放以前，总体上我们始终没能突破这个模式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加大了探索的力度。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探索之中，建立其上的政治体制因而也只能相应渐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旧模式的影响、建立起了崭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党的建设模式，显然不符合实际。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目前十分需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对执政以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整个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厘清其中哪些方面是我们党不能放弃的优良传统，哪些方面是我们党适应领导现代化要求的新创造，哪些方面还属于需要剔除的苏共模式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这是我们推进党的现代化必须做的基础性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应当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党的建设领域，要以“三个代表”作为检验理论的根本标准。
第二，在领导传统计划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观念还未完全消除。我们党的现代化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其基本含义之一可以概括为：从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党的建设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党的建设模式。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将其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想寻找一种不通过市场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结果采用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在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后，我们开始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变。实际上，对于我们这种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这也正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我们党关于对国家和社会进行领导的相当一部分观念，是在领导计划经济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尽管我们已经在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长期形成的旧观念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应当承认，这在不少方面，在不少党员、干部（其中还有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上都有反映。例如，我们还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的机关和部门直接掌握行政权力，习惯于把党管干部的原则理解为组织部门和党委一把手说了算，习惯于把领导经济建设理解为直接管企业，习惯于把民主集中制原则理解为主要是集中和服从，等等。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些观念还有实践作支撑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观念就越来越和实践发生冲突，成为不能不突破和超越的东西。
第三，没有完全摆脱我国政治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对政党政治的误解。政党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物。当中国的革命者们把政党政治作为先进经验吸收进来的时候，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理解。这里面，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不那么正确的东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孙中山认为，党就是未来国家的雏形。“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借，则在政党。”人民掌权要通过政党来体现。根据这一思想，孙中山把党设计成政府的模式：设“总理”为党的领袖，在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一旦取得政权，党就转而为“国”，代替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虽然体现了他的革命民主精神，但与此同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政党和国家的本质区别，似乎认为党执政后可以和国家是一回事。这个局限性后来被蒋介石所利用，演绎出了充满封建色彩的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
我们党对政党在政治中作用的理解与孙中山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以党治国”的思想对我们也不无影响。对于执政党和政权之间的区别，我们的确是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弄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实践中，它往往导致混淆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的界限，把党的机关当作各级政府的上级机关，结果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了。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了照搬苏联模式的原因之外，对政党政治认识上的局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渊源。
所有这些方面，归结起来都说明了一点：与领导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我们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还有许多有待于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党的现代化是当前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政党现代化需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和思路？
●与其他领域的现代化相比，党的现代化作为一项宏大的工程，显得更为艰巨和复杂，需要我们付诸更多的精力。因此，应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党情、国情，积极推进这项事业。强调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总的来说，在对党的现代化问题的探索中，应当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明确党的现代化的目标。
我们党过去的历史，决定了我们党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党的生活的民主化。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论述是十分明确的。他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如果人们连自己的意见都不敢讲，“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页）所以，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他强调，“关键在于不断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9页）他提出，“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2-373页）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推进党的现代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倡导比较和借鉴。
推进党的现代化，必须认真研究政党活动的一般规律。应当承认，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由于产生较早，经过长期的摸索，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规则和运作方式。这套东西，在推动整个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总体上说是有效的。其积累的经验、教训，一部分是个别政党所特有的，别的政党、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无法使用，但也有一部分反映政党活动一般规律的内容可以拿来供我们党参考和借鉴。例如，西方国家很注重对执政党的监督，因为在他们看来，执政党掌握着权力，没有监督必然导致腐败。鉴于此，这些国家都建立了一套对执政党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体系。毫无疑问，我们无须把监督权力和三权分立、政党轮流执政这套东西等同起来，搬用其模式。但是，利用民主党派、新闻媒介对权力进行监督，并在权力之间建立某种制约，显然已被证明是必要的，而且看来也已经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党所认同。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比资产阶级政党要晚得多。这使它有可能充分借鉴以往政党运作的经验，一开始建立就是一种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政党。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尤其是共产党在一些国家掌握政权后，这一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相反，许多被其他政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机制和手段，往往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抛弃，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这方面的教训，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总结。
第三，坚持稳妥的原则。
党的现代化要保持正确的方向，借鉴别人的经验，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稳妥的态度。这里面，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划清界限，政党现代化绝不等于政党或政党体制西方化。如同不能把现代化理解成“西化”一样，把政党现代化理解成照搬搬抄西方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模式也是完全错误的。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模式植根于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土壤。搬用西方模式导致失败和混乱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远如拉美国家照搬西方多党制带来的政权更迭，军事政变频繁，导致经济始终处于低增长或负增长的教训；近如90年代非洲多党制引起的混乱和冲突给非洲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现实。在这些事实面前，就连亨廷顿这样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也承认，照搬西方模式往往不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成功。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党情，在党的现代化方面无疑应当走中国党自己的道路。二是循序渐进，党的现代化必须本着慎之又慎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党自身的改革，都是事关稳定大局的问题，搞不好就会出乱子，必须谨慎从事。要吸取苏联、东欧国家搞激进政治改革导致共产党丧权的教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和部署上都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总之，我们既不能在党的建设方面任其滞后，也不能牺牲稳定和发展来搞党的改革。这两种情况都要防止。
政党现代化是政党政治的大势所趋，也是我们增强党的活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的必由之路。可以断言，中国的现代化能不能取得成功，最终取决于我们党是不是一个够格的党，取决于它是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党。
▲政党现代化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您能否从政党的功能转换、组织变革、制度创新、思想建党等方面谈一下？
●在这方面，可谈的问题的确很多。限于时间和篇幅，我只能择其要者，简要地说明我的观点。我以为，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是政党运作深层次理论问题的反映和折射。解决遇到的问题，首先需要对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例如政党的定位问题。我们知道，构成一个现代政治社会通常有三个要素：公民、政党、公共权力。所谓现代政治（或称现代民主政治），简单说，就是公民、政党、公共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民主政治的一般原理，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众对政府的控制，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民众改变政治现状的要求，都要通过政党来实现。换句话说，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政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的桥梁；另一方面，它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
我们党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有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点。但是，现在看来，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种要求同样会反映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整个实践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政治实践和权力运作实践都表明，政党只有保持那种既与民众和公共权力这两者紧密联系、又不等同于其中任何一者的地位，才能正确发挥作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实践中都忽视了政党的这样一个定位。实际情况往往是，党的各级组织直接向政权机关发指示，直接任命政权机关的各级干部，甚至直接代替政府机关从事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事实上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就使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起来，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而使人民监督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推进党的现代化进程，政党首先要回到正确的位置上。在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体制中，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方式形形色色，也存在不少弊端。但是却很少会被在野党或选民指责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其原因在于，它的政党定位问题相对来说解决得比较好。这是资产阶级有丰富统治经验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因而不可能照搬西方现成的模式，尤其不能消极地把党定位在“桥梁”上。但是，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更不应当是国家机器本身，而应当是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党领导和执政的一切观念、内容、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这是符合民主政治规律的。
▲如何认识政党的功能？
●既然党在政治体制中处在连接人民群众与公共权力的中间环节上，那么政党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概括地说，就是要体现本党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和支配；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学中通常所讲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政党定位不正确，就往往难以正确地履行功能。把政党摆在与公共权力重合的位置上，就使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失去了沟通的环节，民众也失去了对公共权力实施影响、监督和控制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政党和民众之间不出现隔阂是很难的。苏共一直声称代表“全体人民”，后来却恰恰被大多数人所抛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从各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看，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由党来包办一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几乎成了这些党执政的统一范例。这种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不应该把这种合理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作模式固定下来，因为它迟早要和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民主内涵发生冲突。对人民民主的宣传，会大大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模式提供的参与渠道却极为有限。因此，一旦这种模式被固定化，人民群众就会渐渐失去主人翁感，产生权利被剥夺感，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就会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害。这也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失败的严重教训之一。基于历史的教训，我们党的十五大正确地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实际上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标志着我们党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政党功能的转换意味着党的领导作用的深化。
●执政党必须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但政党在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用社会控制论的概念来表述，就是实施政治控制。在这方面，邓小平很早就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他认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党的优势“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强调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根本目的是要防止把党的领导变成一种行使行政权力的管理行为。邓小平明确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强调不能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9页）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由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代替一切，只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
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党的组织领导。党的领导要靠党的各级组织来实现，这本身就是组织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三者是统一和密不可分的。但是需要指出，如果把党的组织领导看成党以组织的形式介入政府的运作，党组织直接行使政府中授权机关或执行机关的职能，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党组织行使政府职能，不但使党组织离开了沟通群众的位置，变得国家化、行政化，而且使民主政治中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授权者和被授权者之间、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变得紊乱，导致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等腐败现象泛滥。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把这种长期混乱不顺的关系重新加以梳理。党善于领导应当体现在：一方面，党的领导不会使民主的政治体制发生扭曲，而是积极推动它，为其科学运作提供保证；另一方面，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又无处不受党的强大影响。这就要求在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作文章。这是一个经过很长时间的实践才能达到，但又值得我们去大力探索的目标。
▲新形势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转变和改善？
●在确定党的领导的上述定位和作用的前提下，转变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问题才有比较明确的方向。党的各级组织不应是权力运作的主体，而是对权力主体的形成、运作和政策施加影响的政治组织。党组织不能包办政府的工作。邓小平当年曾严厉批评包办代替的做法，认为党的干部代替政府的工作，结果使政府的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的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指出：“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包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成为各种专业的内行，并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负担更多的工作。”答案显然应该是后者。
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际就是党组织要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变过去居于宪法法律之上的领导为符合宪法法律规范的领导，变过去行使权力为主的领导为说服教育为主的领导，变直接手段为主的领导为间接手段为主的领导。这就需要我们选择更为合理、更为巧妙的手段和方法。例如，党管干部的原则怎样落实？党要管“干部”，这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政党都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党该不该管干部，而是怎样管。过去那种政府官员都由党组织直接任命和变相任命的方法，伤害了人民的主人翁感，引发了用人上的腐败，实不足取。
▲谈起政党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离不开苏共。苏共作为一个大党、老党，对我们影响很大。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苏共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好好总结和吸取。
●是这样。如果从政党现代化的角度讲苏共失败的原因，那么毫无疑问，建立了一套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党的活动模式（我们通常称为传统模式），并教条地、僵化地去固守它，是苏共丧权的一个极大教训。有人不同意把苏联模式作为苏共失败的主要原因，认为在苏联模式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甚至可以举出其经济发展的若本数据，举出苏联成为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其实，这种论证是不足为据的。用经济学界较多地讨论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个比照，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经济学家们的普遍共识是，某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不能说明这个经济发展是正常的，只有可持续发展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是否健康的标志。对比一下就能发现，政治上实际也存在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国家权力的作用之一，就是它能够集中力量，办成个人和单个组织无法办到的事情。因此，利用国家权力在一段时间里推动国家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能做到的。但是使一个国家长期健康地发展，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用消耗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代价，用公民的信任和认同作成本，即使换取到了经济的一时发展，也仍然表明这个执政党是不成功的。苏共正是如此。尽管它的那套模式在执政后一个时期发展过积极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套适用于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没有适时地根据领导现代化的要求改革党的活动模式，找到党联系人民、控制权力的正确方法，一句话，没有自觉地推进党自身的现代化，正是苏共覆亡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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