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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歌最先西传，并为西方所接受且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李白的诗。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对其著名诗人李白的研究走向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李白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和仰慕。诚如德国科隆大学教授吕福克所言：“李白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诗人，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的诗人。他的诗歌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我们置身于中国以外的人也应该接触了解李白的作品。”（注：（德）吕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罗纳德说，李白是“被世界公认的产生于中国的伟大诗人”，其诗“容纳着无限的时间与空间，形成了令人感奋的豪爽的风格，给人以无穷的美感享受”（注：《美国大百科全书》，1975年版17卷。转引自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文献》1985年第3期。）。近些年来，研究李白的世界各国学者越来越多。1999年5月于浙江新昌召开的“李白与天姥”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这些国家研究李白的走向是由对李白的崇拜，到不离开李白作品的原意又能体现作品的深邃内涵，且又形式优美的翻译，直至对李白生平的探究及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的论析等专题研究。
早在十八世纪，西方的学者就开始研究李白的诗歌。如英国诗人索姆·詹尼斯(1707-1787)是较早接触李白诗歌者。他在阅读、熟悉李白诗歌的基础上，将其一些诗篇译成英文。1940年于伦敦出版的《唐诗三百首选读》及1944年于伦敦出版的《唐诗三百首选读续集》中，分别收入其当年所译的李白诗歌11首和9首（注：参考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这些翻译作品为西方李白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十九世纪，英国的汉学家对李白诗歌的研究虽然还是处于翻译阶段，但这时的显著特点是研究者越来越多，他们对李白不同题材的诗篇都进行了探讨。如戴维斯在其所撰写的《论中国的诗》（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卷，1830）一文中，译有李白的《赠汪伦》、《晓晴》两首诗。又在其所撰写的《中国的诗》（1870年于伦敦出版）一书中译有李白诗1首（注：参考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另外，道格拉斯在他所撰写的《中国的语言和文学》（1875年于伦敦出版）一书中，收入了其所译的李白的《春日独酌》一诗。他还翻译了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一诗，收入1882年伦敦基督教促进学会出版的他的专著《中国》一书中（注：参考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又詹姆斯·米灵顿翻译了李白诗4首，收入《中国人自画像》（1885年于伦敦出版）一书中（注：参考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其他研究者还有麦瑞尔、艾德肯斯等。麦瑞尔翻译了李白诗《春夜洛城闻笛》、《宣城见杜鹃花》等6首，载入他所著的《散文中的轻松小品》（1890年于纽约出版）中。艾德肯斯在其译著《论李白及其代表作》一文中，译有李白诗多篇，载于《北京东方学会会志》(1890.2)（注：参考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等等。从这些李白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将李白诗歌中那些篇幅短小且脍炙人口的诗篇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从而逐渐探讨李白诗歌的全貌。研究李白诗歌人数之多（这里仅仅举几例），远远超过了十八世纪。说明李白及其作品在西方逐渐产生影响。时代发展到二十世纪，西方学者对李白的研究，既沿袭十九世纪的李白研究路子，同时又有较大的变化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他们既要立足于对李白作品的翻译，让更多的西方人士了解李白、学习李白的作品，同时又着眼于对李白作品的分析，对其生平的研究。如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翻译了大量汉诗，其中有李白的一些诗篇，又撰写文章《诗人李白》（载《亚洲季刊评论》1917-1920年），并著有《李白的生平及其创作》一书，1950年于伦敦、纽约出版（注：参考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译作内容准确，形式优美。论著中对李白生平及创作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将李白研究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对促进西方李白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他国家如法国、美国等，对李白的研究起步时间不尽相同，但发展的趋向是大同小异的，当然，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也表现了各自的风格特色。如法国钱德明(1718-1793)对李白研究较早，于1776—1779年在巴黎出版的十四卷本《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丛书的第五卷（注：参考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中，就有他所写的李白传记，将李白介绍给西方读者。德维·圣丹尼选译的《唐诗选》（注：参考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1862年由巴黎阿米奥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李白的诗竟占24首之多。可见，李白在欧洲人心目中，一开始就享有盛名。美国汉诗学虽起步较晚，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李白的研究则呈现出迅猛的发展趋势。如著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写有专著《盛唐诗》，其中专设李白一节，对李白的诗歌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李白诗歌所具有的其他人无法仿效的独特性。正是因为李白的诗歌表现出“才华与独创性”，才使他成为流芳百世的诗人。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李白，他又将李白与王维的诗歌艺术进行对比，将李白与杜甫的创作才能进行对比，来突出李白诗歌的独特风格及其他诗人无法相比的“天赐灵感”（注：参考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欧文通过对中国与李白同期诗人的对比研究，探究其间的差异，从而突出李白的文学地位。美国著名的李白研究专家艾龙研究成果显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被译成中文在《李白学刊》上发表。他对李白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兼研究与翻译于一身。艾龙对李白的研究则侧重在考其行实，究其深意。1973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唐代透视》中，载有他的《论李白》一文。文中从李白的家人取名入手，再从李白诗文中寻找证据，来探讨李白与中亚文化的关系，为李白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对李白研究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西方汉学家对李白的研究，翻译其作品是重要内容，而翻译要达到既能保持原诗的诗意，又不为英文押韵诗所束缚，使得英译诗作流畅，并不是轻易能做到的，而艾龙则做到了兼善并举。他所译的《李白诗选》（肯塔基安斐尔出版社1983年出版）共选李白诗68首（其中包括赋一篇，赞二篇，和轶事一则），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其所选择的诗篇，不仅有如《蜀道难》、《玉阶怨》、《月下独酌》等脍炙人口的名作，还有西方研究者无人涉笔，甚至尚存争议的作品（注：参考秦寰明《美国研究李白的专家艾龙先生》，《中国李白研究》2000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无疑在李白研究上是新的开拓。我们不难看出艾龙在李白研究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
德国是于十九世纪末开始了解李白的形象及其作品的。但一开始的德译李白作品，是间接译自法国戴维·圣丹尼的法文译著《唐诗选》和尤蒂思·顾帖的法文译著《玉书》（1867年巴黎A·梅梅雷出版社出版）（注：（德）吕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并非译自中文原文。其后不断有德译李白作品问世。弗洛伦斯著的《中国诗论》（《德国东亚学会会报》1889.7）中，译有李白诗篇12首。他还将思高特的英译《中国作品》一书中李白诗的译文与德维·圣丹尼的法译《唐诗选》一书中的李白诗的译文作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尽管只限于这些文人所译的李白作品，但也反映出西方这时李白研究已突破了单一的传统方法，正在向多样化方面进展。相继又有阿尔弗雷德·福克研究李白的作品，在其所著的《中国诗的繁荣时期》（1899年由马格德堡商务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译有李白诗27首。这些德译李白作品的问世，无疑推动了李白研究的发展，致使李白及其作品在欧洲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当然，产生影响的不仅是作为文学作品的李白的诗篇，还有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精神色彩极强的济世之想与遁世之念。缘于此，德国的一些汉学家为了让欧洲读者能进一步了解李白其人，“他们常拿西方文化圈内著名文人如法兰思瓦·维隆及拜伦等人相比较，将李白在唐明皇时代的不得志与意大利的宫廷诗人托尔夸透·榻索相比较”（注：（德）吕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德国的一些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也常常取材于李白的诗。还有的作家，相信自己是李白的化身，因而为自己创作的作品取名也要与李白这个“谪仙人”相暗合。德国著名作家阿菲尔德·韩煦克(1890-1928)就是如此。可见当时的“欧洲李白热”。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李白的研究则暂时停止。战后，西方汉学界研究的中心转到了历史、政策、经济等课题上来。到了七十年代，特别是中德建交之后，一些汉学家研究的中心又转移到了中国文学方面，有人则继续从事李白研究。成绩突出的有海德堡大学的根特·德波恩教授、奥地利籍的汉学家恩特·史瓦兹、科隆大学教授吕福克等。他们翻译了大量的李白作品。他们所翻译的李白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特点：①注重版本的选择。②力求语言文字的正确及文体形式的优美。③追求李白诗歌真实面貌的还原。如吕福克所翻译的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既充分呈现了原诗中所展示的“大自然的雄浑壮阔，对严酷现世之觉醒，以及归隐的决心”的内涵，又注意此诗的换韵及层次结构。吕福克对李白诗歌内容与艺术研究得非常深入，对李白诗歌曾评论道：“李白诗中呈现的精神境界，也正好是新旧世纪更替时，许多读者内心的向往渴慕。他的诗句如‘别有天地非人间’所传达出来的意念，流露出世纪末的那种深沉不安、悲哀且充满疑虑的时代精神。”“李白是循世者的偶像，因为他不仅透过诗表达对政治迫害的精神反动，他也是一位醺醺然的先知：能借由他神妙的诗歌艺术而超越了自身存在的困窘痛苦。他的诗体现了对悲惨现实的脱离、对传统社会礼教的嘲弄，以及艺术战胜现实的成就。”（注：（德）吕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指出了李白诗歌创作超越世俗，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艺术特征。所论颇有见地。吕福克通过李白研究，还很有体会地说：“若无中国文人在文学史上的努力及辉煌成就，我们在西方的艺术爱好者，就不会意识到世界文学的存在。而李白则不仅仅是个人名，而且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来自古老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注：（德）吕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对李白若没有深入的研究，非能道此发自肺腑的切身体会。
加拿大的汉学家对李白的研究也经历了由翻译作品阶段进入对其作品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研究阶段。如怀履光曾翻译李白作品《慈姥竹》，将其收入《中国竹画：关于1785年的一套竹墨画的研究》中。其后又有很多学者对李白的作品进行翻译、注释。现在加拿大的汉学家对李白的研究正处在对李白诗作本体研究的基础上逐渐走向多角度的专题研究阶段，使李白研究不断深化。如麦基尔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方秀洁所写的《新、旧、现实——李白诗中的女性形象》一文，对李白诗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李白诗里较多出现的女性角色，有弃妇的声音和形象，这应与他生平的政治境遇以及他婚姻生活的境况有关。李白对仕宦功名有过追求、成功与失败。仕之不过成为文人诗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个主题又经常透过扮演女性角度来表达。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美人香草比喻传统。……如果我们把李白这类话题的诗放在这个传统里去阅读，我们可以说李白是通过女性形象表达一种自我认同。”（注：《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分析曲尽其深旨，辨析颇为精到。从上述李白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李白研究者利用西方文化学、心理分析及意象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这也给中国学者李白研究以很大的启迪。
俄罗斯于十九世纪末发表翻译李白的诗歌，如诺维奇的俄译李白的《宣城见杜鹃花》一诗，收入他所翻译的《中国日本诗选》中，此书于1896年圣彼得堡出版。其后他又翻译了李白诗歌多篇。其后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阿列克赛耶夫于1911年发表李白诗歌的俄文翻译，如所译的《春日醉起言志》、《春怨》、《秋日》、《怨情》等诗篇，载于《俄罗斯东方古文献学会会刊》（1911年圣彼得堡科学院印刷所出版）（注：王丽娜《李白诗在西方》。）。阿列克赛耶夫对李白非常仰慕，于192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简史》中，称赞李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先知诗人”、“语言大师”、“民族巨人”，并认为“李白在诗歌创作中达到了前人所未能达到的广阔境界。李白的天才有待于俄罗斯文学界去发现，而俄罗斯文学界对他的了解很少，而且很肤浅”（注：《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充分肯定了天才诗人李白在世界的文学地位，并指出了李白研究任重而道远。其后他又发表了多篇翻译李白的作品，分别发表在《东方》1923年第2卷和1925年第5卷上。值得称道的是阿列克赛耶夫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被疏散到哈萨克斯坦，在当时既缺乏图书资料，又无写作条件的情况下，仍能坚持翻译李白的诗歌，为俄罗斯的李白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1946年12月，列宁格勒大学叶费什曼撰写了以李白为内容的博士论文，即《西方学者论李白》，1958年又出版了《李白生平与创作》一书。书中介绍了李白的生平，阐述了李白个性的发展，并分析了李白、杜甫在性格和气质及创作风格上的差异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突现其文化史的意义。1957年阿·基多维奇翻译的《李白抒情诗选》问世。书中收李白译诗100多首。译诗节奏明快、逻辑完整、文字通俗，受到了俄罗斯读者的欢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H·C·李谢维奇翻译李白诗多首。对自己当年的翻译情况，他至今还很有体会并很谦虚地说道：“当我试图翻译令我如此陶醉的李白时，我推敲翻译的结果，发现我的译文缺少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李白所特有的那种磅礴的气势和豪放。”并下决心要“安心于做一个研究中国中古时期诗歌专家的角色”。正是因为有如此决心，他才在李白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其后瓦列里·依里亚将H·C·李谢维奇俄译的李白的二十多首诗再译成乌克兰语，载入《世界》杂志1973年12期。后来，H·C·李谢维奇又发表了新成果，即对李白的山水诗进行探讨。他所翻译的李白的山水诗，不仅节奏明快，语言优美，富于浪漫气息，而且还保留了原诗风貌。H·C·李谢维奇至今还在孜孜不倦地对李白的创作进行探讨，体现了新时期俄罗斯李白研究的水平。
在亚洲很多国家，对李白早有研究，特别是日本研究李白历史悠久。研究者早从翻译李白作品阶段，进入到专题研究阶段。他们对李白的传说故事、家世、生平、思想及其作品进行了探讨。如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吉川幸次郎，生前对李白有精彩的论述。曾为武部利男所写的《李白》等做序言。撰写过《牡丹花——李白的故事》（原载日本《世界儿童》1948年9月号；后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1卷。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8月，165—180页。又载于《中国李白研究》2000年集）。这是李白研究民众化、通俗化的重要成果。文中讲述了关于李白的传说，并指出：“盛唐诗人，即玄宗时代的诗人有很多。其中特别优秀的有二位，一是李白，一是杜甫。如果说中国诗歌中最好的是唐诗，唐诗中最好的是盛唐诗，盛唐诗中最好是这二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中国的诗歌之王。不，不仅是中国的诗歌之王，二人的诗，在日本也很早就能读到；此外，欧美人也将它们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来欣赏。诗歌，将名山、大川、小鸟，以及人们的心灵之美，用美好的语言表达出来，陶冶着我们读者的心灵。给我们留下美好的诗句的伟大诗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位？李白、杜甫就是其中的两位。那是比拿破仑、丰臣秀吉更了不起的人物。”充分肯定了李白的文学成就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指出了李白的作品在世界各国所产生的影响，表达了他对李白的仰慕之情。日本学者对李白的家世、生平、思想及作品的内容到艺术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对有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表现了日本学者对李白研究的深入。如关于李白与科举制度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超俗的‘诗仙’李白与世俗的科举制度之间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武部利男先生就指出：李白根本没有志愿考科举。他讨厌拘泥各种传统观念和死板形式的官僚社会，李家系不属于官僚士族，这可能影响他的志愿。”（《李白》上，岩波书店《中国诗人选集》，1957.11）（注：参见（日）下定雅弘《李白的形象在日本——兼论李白与科举的关系》，《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对此问题，现在还在继续探讨。日本塚山学院大学教授下定雅弘先生指出：“李白为什么没有考科举，在日本第一个探讨此问题的学者是小川环树和笕久美子。当然，在他们之前，英国学者Arthur David Waily(1889-1966)列举了李白同一时期著名诗人王维等12人，指出：“他们中既没有考科举又没有任何正规官职的只有李白一人，而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说，李白并不是盛唐的典型诗人，而且是非常特异的人。”（注：参见（日）下定雅弘《李白的形象在日本——兼论李白与科举的关系》，《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七十年代小川环树和笕久美子在《书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笕久美子著，《中国文学报》23,1972.10）、《李白》（Waley著，小川环树、栗山稔译，岩波新书，1973.1）、《唐代的诗人——其传记》（小川环树编，大修馆书店，1975.11）等著述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注：参见（日）下定雅弘《李白的形象在日本——兼论李白与科举的关系》，《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他们将李白的祖先被窜谪西域，其家业是商贾与科举考试的资格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看法。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日本学者对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及审美意识进行了密切关注，如小尾郊一在其《飘逸诗人李白》中，对李白《月下独酌》一诗分析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李白特有的充满幻想的艺术构思，我们可以想象摆脱世俗，与月亮和影子结伴，在梦幻里快乐地玩儿的李白的形象。带着这种浪漫心情喝酒是他最幸福的时间。”（集英社，1982.10）（注：参见（日）下定雅弘《李白的形象在日本——兼论李白与科举的关系》，《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对于这一首诗，笕久美子在其所写《李白》中指出：“此一首诗充满着李白独特的艺术构思、丰富的想象力、豪放的风格，……它表现出来的诗人的形象非常孤独。但没有那种让读者陷入沉闷感情的黑暗的氛围，带有莫名其妙的独特的诗味。”（角川书店，1988.8）（注：参见（日）下定雅弘《李白的形象在日本——兼论李白与科举的关系》，《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笕久美子在看到李白独特的豪放的风格的同时，也看到李白极深的孤独感。这些研究者从李白生存的诗化、享乐与唯美的人生态度角度进行辨析，将李白研究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日本，随着对李白研究的深入，对李白传记方面的研究成为重点。日本当代最杰出的李白研究专家松浦友久先生，其李白研究论著被译介成中文也最多。他的《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李白抒情诗艺术研究》等著作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松浦友久先生逐渐侧重于对李白传记方面的研究，他于1978年发表了关于李白的生地和家系的文章。文中指出：仔细探讨现存资料的结果和历来的看法，我认为他本是生于西域的异族。”（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4,1978.12）他还撰写了《李白传记论——客寓的诗思》（东京研文社，1994.9）一书。此书通过李白的生平事迹，阐释诗人的思想发展过程，进而论析其“诗思”的形成过程与表现特点。因其独特的视角与精到的论析，该书被学界誉为“推进海外李白研究飞跃发展的名著”。此书的序论第一章《客寓的诗思——李白认识的基准》（尚永亮译）从李白“客寓意识”与“生地和家系”、“蜀中生活”、“长安体验”的关联等方面探讨，指出李白的“客寓意识”是“生就的气质”，“作为异民族移住者之子而形成的疏离感”，“由‘谪仙人’的称呼而增幅了自由放纵性这三者的融合，并进而形成了由资质和环境而被内化到血肉、气质中的观念”。文章最后总结说：“诗人李白由于以源于资质和环境的客寓意识为基调而生活，便得以形成与杜甫相对照的独特的诗风，并达到其顶点；这同时还意味着，李白将内化了自我的‘客寓意识’在其诗作和人生中给予了典型的表现。如果作一结论，那么可以说，‘客寓者’的意识——连同‘主体者’的意识一起——乃是谁都不可避免的普遍要素，因此，将其发展到顶点并得以典型化的李白的诗风，也就保持着永久的普遍性吧。”（注：《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这种由气质而家系而个性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对我们认识李白及其创作成果大有裨益。下定雅弘在总结日本李白研究现状时对松浦友久的研究成果以高度评价，指出：“李白怀有强烈的经世济民的愿望，同时怀有出世成仙的愿望。他一辈子怀有这两种意愿冲突的很大的矛盾。因此他的诗歌往往带有很浓厚、很激昂的悲剧感情的色彩。松浦先生将这种怀有很大矛盾的李白形象，按照他传记研究的成果，比以前大大加深了其鲜明度。”（《李白的形象在日本——兼论李白与科举的关系》）（注：《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对松浦友久的研究做了精到的评价。下定雅弘先生是日本当代李白研究颇有成就的专家，他于1999年在浙江新昌召开的“李白与天姥”国际会议上宣读的《李白的形象在日本——兼论李白与科举的关系》）一文对日本李白研究现状，从李白与科举，Arthur Waily与小川环树、笕久美子的观点，松浦友久的学说等几个方面进行总结，这是在二十世纪末李白研究热潮中的总结，为其后日本李白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基础，也给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李白研究现状以很大帮助。
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学者对李白的研究近年来显示出自己的风貌。他们从李白诗歌的内涵、渊源及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如林贞玉《李白诗与李奎报诗审美意识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98.4,77-82页）、《李白与李奎报对月亮的审美意识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8.2,133-148页）等文章，对李白及李奎报的诗从意象、意境、风格及审美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指出李白的诗歌对李奎报诗歌创作的影响。李奎报(1168-1241)是韩国高丽时期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对李白诗歌及其为人极为敬仰，并对李白的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认真的思索，故在其诗文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了接受李白诗歌的影响。金周汉《李白对韩国“时调”的影响简介》（《“李白与三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重庆市万州区李白研究会1998年5月刊印）通过对韩国民众喜爱的文学形式，即时调中的具体作品的论析，阐释其化用李白诗文及传说的内涵，并揭示其影响。突现了李白在韩国文人中的位置。柳晟俊在其《朝鲜郑斗卿诗之李白诗风考》（注：《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一文中，将郑斗卿(1597-1673)与李白诗的意境、风格、诗体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有着“仙风道骨”的郑斗卿在创作上与李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指出：“郑斗卿表达诗之脱俗风格，兼有道仙思想，是正与李白同，而为李白、郑斗卿极相似之点。李白于作诗上善取道仙观念，提高诗之悟境，郑斗卿又可及其境界。”认为郑斗卿诗之拟古乐府，可以说是李白乐府之再现，其诗题与意趣有许多相似相同之处。并指出了相似的原因，那就是“郑斗卿颇醉心于李白乐府世界，而推崇其作风之奥妙点矣”。可见，此文的作者对李白诗歌研究得颇为深入。金世焕的《李白嗜酒与作诗》（注：《中国李白研究》1997年集。），是对李白饮酒诗的探讨，文中指出饮酒触发了李白作诗的灵感，展示了诗人的真性情，酿造出李白飘逸无羁的诗风。又其《关于李白研究的断想》（注：《中国李白研究》2000年集。）一文，对李白研究的发展方向问题进行了探讨，在阐述李白的文学和人品修养时指出：“李白与众多的中国文人一样，一开始就很注重个人的双重修养：文学的和人品的，但是，他的努力与抱负却超越了众多文人。这尤其表现在他伟大人品的修养上。他用孔子‘士志于道’的精神来修养自己，他之所以‘辞亲远游’，也是为实现他的‘四方之志’。他‘仗剑去国’，表明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人材，李白之好道，之练剑术及其漫游，都与他的人品修养甚至他的双重修养有关，这才使他达到了‘非人力所及’的超凡境界。无论在他的中年和晚年，他都表现出很强烈的甚至很成熟的国家及社会意识，这充分说明李白的双重修养所达到的境界，的确超越了普通文人。”他认为对于这样的既有“文学修养”又有“人品修养”的李白来说，在其研究上则只“注重考证，分析义理，寻求有时看来是不着边际的微言大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掩盖了诗歌的具体情景，也埋没了诗歌的美”。认为在李白的研究中，“时常很轻易地把我们的师表李白当作客体，研究他，评价他，造成的结果是研究李白的多，学习李白、从艺术上感受李白的少。正如我们不能把人当作研究客体一样，假如我们以研究的态度来接近李白这位伟大诗人的诗，不会对我们有利的，至少是弊大于利。只注重用科学的、理论的方法来研究客体，不知不觉间忽略了李白的真正价值所在，只留下一个外壳”。正因为他看到了在李白研究上存在的弊端，于是对李白的研究方向提出，“应该是艺术的感受与理论的研究并重，至少也要在体会的前提下去研究。许多在理论的‘科学’支配下的研究，事实上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反倒淡化了诗的真正价值”。金世焕的论点为我们破解李白独特的文化现象开辟了新路，为李白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可见，韩国学者对李白的研究不仅对李白创作进行了多方位的专题探讨，而对其研究现状及其走向也予以审视与观照。这是他们对李白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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