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部崛起过程中区域中心角色的角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中部崛起论文,角色论文,区域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7）02—0074—06
一、国内外区域开发中心战略实践的经验教训
根据国内外区域开发理论和实践，中心地选择和确立有独特的要求和特点。理论上，对中心地一般的要求是：以特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市为次中心；自然条件优良；腹地的市场条件优良；腹地的交通优良；行政条件优良，即中心或有靠实力形成的影响力或有国家赋予的影响力；中心地之间有相当距离，位置多在几何图形的重要节点上。实践中，好的中心地的特点有：中心地和腹地的经济资源强；中心具有发达的多条“轴线”，即多种方式组成的客货运输线、通讯线、能源线、水资源线；中心地有超强的工业和科技水平；较高的城市化水平。
新中国各年代主要区域开发的几种中心战略演变和得失如下：20世纪50年代，全国区域开发战略以“轴线”为主，“点”为辅；在区位上，以中、东部为主。具体讲就是主要以哈大线、京广线、陇海线等几个宏观战略轴为主、以沿线的多个大城市为辅全面实施。全国165个重点项目有65项布局在这三条线上，达40％。国家相应重点地发展沿线一批城市为中心城市。不足是由于“线”过长，“中心点”过多，成效不大。60年代，仍然以“线”为主，但“线”却向西转移，向偏远地转移，即所谓的“三线”。这一区域战略严重违背区域理论。高梯度还未开发好，却转向低梯度开发。“线”多且偏长，沿线基础差，而且没有突出中心城市。这一战略严重失败。70年代属于“点”、“轴”重大调整期。“轴线”方面由“三线”战线集中向少数几个重点轴线转移，即投资和项目布局重点转向海岸线和长江线。“点”则以中小城市为主，限制大城市发展。这次调整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忽视大城市的特殊带动作用是失误的。80年代以后，“轴线”方面几乎集中到海岸线，全国半数左右的重大项目投向海岸线。在“点”方面，开始重视特大城市的作用，一批特大城市迅速腾飞，如深圳、广州、上海、青岛等。这一同时突出区域中心和扩散轴的战略，收到良好效果，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区全国三大发展板块迅速形成。可见，精选的有限的“点轴”结合式战略比较适合我国。
实际上，“点轴”模式在世界区域开发史上也是最受推崇、最为成功的方式之一。“点”多是根据“轴”的扩散需要选取，“轴”一般主要出于发展和成本的考虑选取海岸线、铁路线、江河线、资源线以及这些线的复合轴。德国是区域开发理论和实践的鼻祖。在“点”上，德国以鲁尔区工业开发成功闻名于世。在“轴线”开发上，19世纪末德国紧靠莱茵河两岸建立了东西各一条铁路干线；20世纪20年代沿莱茵河建立一条高速公路；50年代又在另一岸建立了一条高速公路。同时沿河还建立了远程输油管、输气管、欧洲输电线干线。借助这些复合轴来连接一些“点”，如有欧洲心脏之称的“鲁尔区”、中部的“莱茵——美茵工业区”以及南部的“海德堡工业区”，从而托起了发达的德国经济。基于我国中部水流域轴线特别优良的特点，我们有必要看看水流域线在世界区域开发史上的重要位置。世界大江、大河多作为重要的开发轴线。许多国家的重要水流域线，几乎都是繁荣线。不少地方，公司和个人向这些线聚集达到疯狂地步。例如，伏尔加河流域集中了俄罗斯的主要经济带；尼罗河带几乎是埃及的全部；恒河带是印度的生命线；亚马逊河既是巴西的贫穷的象征，也是走向繁荣的象征和起点，为了开发此流域甚至把首都都迁了；美国对科罗拉多河的重视程度达到空前绝后，《河流法》、《科罗拉多协议》以及一系列法律性协定都为此河而“生”。而在中国最长的两大河流——长江和黄河的核心带，却看不到有突出的重视和繁荣，这两条黄金水道的开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二、中部区划的成功诞生和中部区域中心选择的困难性和必要性
我国区域开发实践中，区划和中心地选择这两个重点逐步成熟。早前，区划上总是变来变去，比如，“八大区、九大区”等划分都是不太成功的。在中心地选择上，时而一花独放，时而又遍地开花。结果由于国力有限、规划不当，开发成功的只是少数。后来国家在东部的三大江河入海口——长江口、珠江口、黄河口流域开发，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我国最富裕的三大板块区。由于这一成功与按东、中、西三分法区划的正确选择不无关系。东、中、西的“三分法”也就被人们接受了。
中部不像西部、东部那样“散”，地面和经济内涵比较集中，开发战略的“点”、“轴”选择比东、西部容易。中部的水资源轴、交通轴在全国属一流。不过“中心点”的选择还是存在较大困难。主要在于：其一，中部不大不小，一个中心嫌少，二个以上中心又嫌多。其二，中部六省六市没有一个有绝对优势让其它地区“俯首称臣”。其三，没有一个比较集中、实力雄厚的大城市群作中心，六省城相距较远，也没有哪二个省城之间出现了一个很繁荣的连接带。除山西外各省经济内涵比较趋同，互补性差，互不需要造成“老死不相往来”。其四，六省互争中心也给产生中心地增加了困难。
中部区域中心选择具有必要性，因为中部崛起战略属追赶型战略，落后地区的崛起依靠实施有“龙头”的点轴式宏观发展战略往往更有效，这就必须有“领舞人”才行，即不仅避不开而且要重点对整个中部崛起战略中的区域中心定位进行选择。
三、中部六省六市的实力和条件比较分析
为了从六省六市中选出好的中心（或组合），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在对六个备选中心实行具体比较前，本文要说明几点：第一，既要对六大城市比较，也要对六省比较。因为作为中心地的主要依托——中心城自然重要，而中心城依存的腹地也很重要，腹地条件太差，难以发展成为中心。第二，指标选择以人均数与总量数相结合。对中心城选择，主要是“块头”要大、内涵实力要强，要有超级中心的风范，所以六市的比较看的是总量指标。由于对腹地的比较主要是看当地发展水平，所以采用的是人均数指标。第三，本文所选指标一是前人进行区域比较分析时经常用到的有说服力的指标，二是考虑区域理论对中心应具备的重要条件的选取。
（一）六省会城市比较分析。
六市既是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也是中部最大的六个城市，龙头当然也只能从这六个城市产生。下面将六市有关指标列于表1，并作主成分和聚类分析。
对表1应用现代分析软件分析，结论简要说明如下：第一，所选数据高度相关，可信。第二，软件分析给出了2个主因子，累计说明结论的可信度达到90％。各因素贡献率如表2。
表2说明，第一主成分主要由客运量、财政收入和生产总值决定，实际就是考察人财物总量，我们可称之实力总因子。第二个因子主要由居民存款、货运量和高新产值决定，实际上就是考察市场潜力、成本优势和科技力量，可称之为发展潜力因子。第三，软件分析得出的最终结论——2个主因子和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3。
从综合得分看，武汉领先，郑州、长沙可以说是并列其后。数据分析与人们普遍看法接近。从实力因子看，郑州、武汉、长沙分获1、2、3名。武汉7项指标几乎都大于郑州而实力因子为什么还略低于郑州呢？这是因为第一主成分中货运量作为负分，武汉货运量是郑州的2倍多，多扣近600分。这也说明武汉优势不明显，仅就单项因子看，武汉还难出头，还可能因个别因素冲击而受拖累。不过，二市分数很接近，可视为第一档次。长沙可视为第二档次。从发展潜力因子看，武汉、长沙、郑州分获1、2、3名，差别明显。本因子的因素主要是区域理论对中心点条件特别强调的方面（如市场、成本），武汉这方面的得分远远高于其它市。这一切说明，武汉是区域中心选择最佳点之一。对表1作聚类分析也说明了这个结论。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按二类分，武汉、郑州、长沙为一类，其它三市为另一类。如果按三类，武汉自成一类，其它不变。数据和软件对六市分析的结论是：中心地首选武汉；如果选组合中心地，要首选武汉—郑州—长沙。
（二）六省（区域腹地）比较分析。
选择中心特别要考虑的因素是腹地条件，因为中心地的条件往往比较明显，而腹地条件则较复杂。大部分区域开发总是先找最容易成功的地方，这与办企业要选好地址是一个道理。对腹地条件，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考察：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主要选取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指标。第二，市场容量和水平，主要选取居民收、支水平和零售总额水平等指标。第三，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水资源和运输成本优势，选取水资源和客、货运量指标。第四，外向型水平，即国际认同度和外向空间发展能力考察，主要选取进出口总额、利用外资额和外企数量指标。第五，科教水平。主要就是对人力素质、人力和科教投资、科技产出的考察。
1.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由于六省发展内容和水平有趋同性，给人的粗印象是六省发展水平差不多。实际上，六省差别和变化速度还是很大的。先看六省人均地方生产总值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变化情况（见表4）。
从生产总值看中部发展水平，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湖北省人均水平一直处于一、二位，上世纪90年代以后，湖北就一直处于第一位。第二，山西比较特别，它是能源特大省，带来巨大财富，由资源拉动比较靠前，一度处第一位。但毕竟多项条件在中部不占优势，之后的名次落后了，说明单靠极少产业有不足之处。第三，位次变化比较大，说明不同的战略往往带来效果的巨大变化。河南省进步最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河南一直处中部最后，经过一段时间追赶，到目前已居中部第二位了。第四，六省差距不是不大而是很大，对以上各年数据进行省与省、省与全国的差异性检验，都呈显著性差异。表4数据也表明，整个中部的“脊梁”逐步在湖北、河南和湖南一线有所反映。
财政收入是最被追求的、最实在的、最有直接多用途多推动力的综合总量，也是效益好坏的集中反映。中部塌陷更体现在这方面。2004年，晋、赣、豫、皖、鄂、湘六省和全国人平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769元、425元、480元、441元、516元、479元和915元。整个中部人均总产值8789元，是全国人平数（10561元）的83.2％，而人平地方财政收入（492元）却只是全国的53.8％，只相当全国的一半多一点，这一指标更反映了中部的日子不好过。
而现代中心地特别要依靠财政对产业升级和科技的巨大投入来推动区域发展，所以有实力的中心实际是财政金融中心。中部的山西人均财政收入最高，但主要是煤炭资源所获，而资源优势是暂时的，不具备财政主要应从产业升级优化、科技起步中产生这一长效来源优势。这样看来，湖北就是中部财政来源最优的省份。河南虽然近年发展快，但从此项指标看，居中部第五位，要担当中心角色，通过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提高财政来源是今后主要努力方向。
此外还要对一个不是通过经济总量而是通过经济结构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三次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各省产业结构通过与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或者一种公认的比较理想的理论水平比较就能充分反映其发展水平。六省2004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数据列于表5。
表5数据表明，中部六省的产业构成体现出发展水平均不高和不合理。三次产业比重比较合理的比例约为10：50：40的比例，中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比重过大，除山西和湖北外，4个省份的农业比重均在全国平均数的2倍以上。要说明谁有优势，只能看谁调整理想数据的难度最小。这样看来湖北最有优势，湖北只从一产减少6个百分点而相应在二、三产业分别增加约3个百分点，就达到理想水平。其次是山西，它要从二产业减少约10个百分点而相应对一、三产业分别增加约2个和8个百分点就达到理想水平。其实这对山西很难。山西经济的主要内容在二产业，煤炭和化工在二产业中又占绝对内容，所以减少二产业难，一、三产业要增加也比较困难。其它各省的调整和进步均较难，主要是因为都要从农业减少约10个百分比。农业比重减少比其它比重减少难得多，在保持经济总量增加要求的同时相应大幅减少农业比重，意味着要有脱胎换骨式的工业化和社会服务化的巨大进步才能达到。
2.市场容量和水平比较。区域中心，也是利益中心，必须引领市场的导向和潮流，区域中心要有更大的市场容量和更高的市场水平。这就主要看人们的财富来源大小和消费大小。本文选取六省2004年有关指标列于表6，对六省作市场优势比较。特别要提醒的是，居民存款余额不能作为市场容量的正面因子。因为此指标越大，虽然有收入大的成分，但往往也是不愿消费的结果，因而成为市场容量大小分析的负面因子。
对于表6，软件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市场容量的有二个主因子，累积说明问题的程度达到92.5％。根据各反映市场大小的指标对主因子的贡献率，对市场主因子1影响较大的主要是社会最终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理解为市场消费因子，对市场主因子2的影响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收入，可理解为农村消费因子。对六省的2个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的排序见表7。
在市场容量和水平方面，从综合排名来看，湖北居第一，湖南、山西紧随其后。河南虽大，但市场水平不高，使其中心地地位在此受了一定影响。从市场主因子2看，湖北排在湖南之后，说明湖北想作为中部中心，在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上还得赶上去。
3.水资源和运输成本优势比较。区域中心的利益优势，说到底是成本优势。运输成本可塑性强、比重大，是重点关注对象。有研究表明，湖北的武钢与上海的宝钢的主要差距就是运输因素。水资源常常居基础条件优势之首，“择水而居”历来都是优先原则。所以，研究区域中心，运输和水资源是重中之重。中部六省2004年相关指标列于表8。
分析软件对表8进行分析的结论说明，成本优势有两个因子，累计说明问题的程度达85％。因子1由用水量和水资源二指标决定，实际就是水资源成本因子。因子2由另三个指标决定，实际就是运输成本因子。六省各因子得分和排名见表9。
综合看，水和运输成本优势前三甲是湘、赣、鄂。分类看，水资源因子，北方二省差距大，分数落后，最大相差近7倍，与南方三省有天壤之别。湖南、江西、湖北优势明显，这就是国、内外企业为什么更愿选择南方投资的原因之一。北方之地要想充当中心地角色，要特别注意改善水条件，作好水文章。运输成本因子也是南方三省较优于北方二省，而一向被看好的湖北和河南得分不占优势，这多少与老印象有点出入。河南、湖北一向认为自己的交通优势在全国领先，看来也不尽然。河南的交通运输优势主要是由于郑州在铁路和公路居全国重要的东西向、南北向二线的交点。但随着南方交通网的迅速发展，河南先前的优势逐渐暗淡了。湖北自感有交通运输优势，一是因为武汉居全国公路、铁路东西向、南北向二线的交点。二是因为有长江水道和在中部的航空优势。三是因为湖北暨武汉在全国“图形”中有位置和距离优势。经典的表述是：湖北居全国经济中心地带；以武汉为圆心，以约1000公里为半径划圆，能圈进一批全国重要城市。这样的区位优势在全国确实无与伦比，但数据分析表明，湖北的优势并不突出。主要是因为，一则全国东西走向经湖北的公路线、铁路线还没有完全按最优通道形成，二则武汉优势明显但全省其它不少地方交通网较差。当二者改善时，湖北的交通优势会凸显出来，会明显具有区位中心的优势要求。
4.外向型水平比较。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主趋势，经济的“强者”状态和具有长远优势特别在于外向性水平高。评价外向性和国际认同性水平的方面很多、很微妙、也具巨变性，但人均进出口总值、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外企数量等指标是实在的综合反映，我们选取它们作为比较指标，六省各数据列于表10（第一项为2004年数，后两项为2003年数）。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中部与全国有极显著性差别，中部之间也有显著性差别。外向性贡献因子有2个，累计可信度达到98.2％，外向性主因子1由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外企数决定，可理解为外来因子，外向型因子2由进出口额决定，可理解为结果因子。表11是各省得分和排名表。
可见，对经济外向性水平进行数据分析比较，山西、湖北、江西获前三名。山西因为有大量煤炭出口，成果因子得分很高，外来因子虽然不高，仍拉起总得分为最高，是典型出口拉动型。因其外企数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在中部最低，不能说明外向型水平很高。湖北外向型三大指标一个居第一、二个居第二，主因子1、主因子2和综合得分也均属第二。虽未问鼎，但结构优于山西，外向性发展比较平衡，外向性状况应属最好。实际上，在国际的一些评价上，湖北武汉的认同度、知名度较高，在全国甚至世界上的一些排名都比较靠前。江西利用运输成本优势和既紧靠珠三角又毗邻长三角的优势，外向型水平得到提高。
5.科教水平比较。我们只把初始阶段的教育经费、中间阶段的高校学生和最后阶段的高端结果——专利数和技术市场成交额这些代表性的指标作为评价指标。我国“十一五”规划中，科技发展的总方针的精髓是自主创新，而原始创新又居其首，专利数是对其最好的反映。虽然中部各省这方面的数量都很少，但仍要作为重要考核指标。2004年六省各数据见表12。
软件分析结果说明，由于1个因子已达到要求可信度，故只需用一个主因子说明科教水平，主因子和综合得分、排名见表13。
科教水平比较，湖北、山西、江西分获1、2、3名。其实，湖北的科教优势，不仅在中部，即使在全国都很明显。这极大地增加了其担当区域领导角色的能力。表12中四项重要指标，湖北都遥遥领先。教育方面湖北在全国历来处领先位置；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高出其它四省3倍～6倍；当前和今后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专利数也基本是其它四省的2倍多。这些都说明湖北打造了重要的优势。山西在教育方面有很大进步。山西充分利用近些年手中的财力，在教育上使昔日因环境差造成人口素质差的问题得到很大改善。不过，科技方面则还较落后。
湖南在科技方面因大城市和靠近东南沿海部分的带动作用有很大优势，仅次于湖北。但是在教育方面因落后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拖累没有优势，使其排名受影响。江西因教育和科技发展上比较平衡，而使排名超过湖南。最后从上面5个方面的各主因子中抽取1个贡献率最高的指标集中进行因子分析排序处理。抽取的指标有9个：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最终消费、农村居民消费、用水量、各类运输线总长、进出口总值、实际利用外资额、技术市场成交额。根据数据处理得到总得分、排序表（见表14）：
通过多方比较分析可见，湖北暨武汉的龙头优势已不可置疑。河南暨郑州也有较大优势，在中部进步最快，但人们往往因只注意它个头特大，而忽略了平均数上的不足。郑州在六市比较居第二位，有绝对优势，但腹地比较却落到第五。河南不少地区的基础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因人口基数太大，平均起来，水平受到很大影响。湖南暨长沙已建起了优势，靠近珠三角的腹地，有很大进步，长沙的进步特别是科技进步很明显。江西可以说是一匹黑马，它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跳跃式发展。山西因煤“爆发”后要注重应用难得的财力机会搞好产业优化和科技进步等内涵建设，同时注意把太原做大做强。依托长三角的安徽发展也很快，但受农业比重大的拖累很大，要注重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摆脱依赖和拖累。
总结论：对中心地（即六市）比较，综合排名前三位的是武汉、郑州、长沙；对腹地（即六省）比较，综合排名前三位的是湖北、湖南、江西。
四、中部区域中心格局选择的设想和建议
根据上面分析的结论，考虑多方因素，我们对中心地选择的结论是：中部中心之地首选城市是武汉、郑州、次选长沙、南昌，备选合肥、太原，我们建议以组合方式为优，应组成以武汉为核心的中心组合，可在以下几种形式中选择：
第一种：武汉——郑州点轴中心。以中部二个最大城市为中心点并以二市之间的快速公路铁路通道连接而成的这样一个组合中心轴，牢牢控制着长江、黄河二条巨龙，就像是中部的一根“定海神针”。通过迅速提升、强化这一“神针”的力量，必将起到稳固、托起中部、舞动“二龙”的重要作用。由于中部除鄂、豫以外的四省都明显有向沿海三大中心发展倾向，特别是四省靠近三大中心的部分。所以，选择此中心组合，一方面有利于带动具有强烈自我发展意向的鄂、豫二省，另一方面有利于吸引中部其它四省靠近鄂、豫的部分向中部发展，还可以吸引西部或者说一切舍近求远拥向沿海的人、财、物到中部发展。这一格局的另一大好处是因阻止全国人、财、物蜂拥至国土的最边缘而使全国的整体成本降低。
第二种：武汉——郑州——长沙。即在第一种模式的基础上加进长沙。原因主要是根据中部凝聚力不强的现状，恐第一模式带动和辐射有限，而长沙经济实力较强，又与武郑线接近并处在一个快速通道上，长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佳搭档。这样就好像筑起了能控制整个中部的制高点，为中部崛起搭起了骨架。
第三种：“人”字形结构中心。实际上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从武汉到南昌的分支。这个“人”字，头部是郑州，腹部是武汉，两脚部是长沙和南昌，形象地看去，就像一个巨人脚踩洞庭湖和鄱阳湖两个天赐的生命之轮，醒目地、傲然地立于中部甚至是全国的关键位置，也意欲头顶黄河，“冲浪”于长江之上。这样选择一方面仍然是为了增强辐射力；另一方面是尽量剥离出中部的精髓作为崛起的灵魂；其次是为了给中部中心确立一个好的阵形，好的阵形具有强大助动力。这个“人”字阵形比较好且正好位于中部最繁荣的通道上和点上。可以说，这个“人”站稳和强壮之时，就是中部崛起之时。
其它种类：一种可能就是依现趋势发展，各省城各为中心，形成多处隆起的“馒头”阵格局，这完全可以，但是也许是下策。另一种就是目前各省提得比较多的圈形中心。关于圈形中心，学者们也许本身不好设计，也许不便说，很少有谁提出谁为总圆心。比如在对武汉圈形定位中，说得也比较模糊：以武汉为圆心，将周围各大中小城市组成圈形中心。这些设计对包含进周围中小城市有明显的说明，但对其它省城是否包含进来，则较模糊。其实这是由于目前以中部任何一个大城市为圆心，在中部都难以划一个含进中部主要精华且相对集中的具有“领导风范”的中心圆，于是就只好模糊了。对圈形中心而言，不足之处，一是由于难确定总圆心，最终形成多个圆形造成多个中心，与“馒头”阵无异。其次没有充分考虑中部是狭长形，优点在公路、铁路和水路线上。圆形往往会圈进一些非常落后的地方，影响形成强大中心力量。我国现有三大中心的形成，特点都是在方圆的范围内有一些大城市，便于扎堆发展。所以中部多个省份提出的城市群圈形中心战略主要应是省级战略，拿来作为整个中部战略还要多考虑。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研究，区域开发中心变化有这样的规律现象：先在某个“点”，再延伸到“带”，最后连成“圈”，三种状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呈等比级数1∶3∶9增加。这可能是各省热衷于圈形中心的原委。但是，如果“点”和“线”未开发之前就直接成圈，且圈中有许多落后处和自然障碍，就值得商榷。
以上的结论，不仅基于前面的数据分析，还考虑其他许多非数据原因，比如心理倾向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据观察，中部六省中，除湖北和河南外，其它四省在心理和战略上都有借位置因素依赖和投向我国现有三大区域中心的倾向。这实际成了对中部崛起的重要负面影响因素。如果这四省另有他“恋”，通过“拉郎配”，使其转向中部并寄予厚望，恐影响中部崛起大局。湖南紧靠珠三角，湘南区域的发展战略和民众心理，早就“孔雀东南飞”了。不过，由于湖南区域的大部分靠西靠北，更接近中部区域，又有实力较强的龙头性大城市长沙，有一定自我强大的必要和愿望，可作为中部中坚力量的优先争取者。江西既靠珠三角，又靠长三角，被广东、福建、浙江环抱，一心一意要做此三省的“后花园”，以“对接长珠闽”作为省策。志在“沿海”。安徽由于紧挨长三角，也就“热恋”长三角。加之自身没有特大和强有力的中心城市。所以，上海就是其心中的中心，就可能不是中部崛起的中坚分子。山西自感除了能源和化工，没有综合优势，也没有特大和强有力的中心城市，身边有环渤海区，只做它们的能源后盾即足矣。况且不少学者并不把山西当作中部。所以，山西在中部的作用，也还要探讨。湖北和河南对中部崛起最热心，武汉和郑州是最想成为中部龙头的城市。它们远离全国现有三大区域中心，自我发展意识强，在中部综合实力超前、进步快，是中部崛起的坚定者、领导者和希望。所以，湖北应理直气壮地积极向中央争取“演”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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