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演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我国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909(2014)01-0061-05
在新中国6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我国的对外交往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外交主体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部门参与到了对外交往之中；外交内容逐步拓展，狭隘的政治追求和博弈逐渐被多元的目标追求和较量所取代。[1]在这一过程中，体育外交凭借其独有的优势在我国的对外交往活动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演进研究旨在对我国的体育外交活动进行理论的梳理，这必将有益于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发展，对提升我国在体育外交中的国际话语权也有着一定的实践价值。
1 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内涵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组成判断的基本要素，是理解命题和推理的基础。[2]要对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内涵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需要对“政策”、“外交政策”以及“演进”等概念予以厘清。
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方法，即全面考虑的、分析问题的方法；狭义的政策是管理部门为了使社会或社会中某一区域向正确方向发展而提出的法令、措施、计划、方案、规划或项目等。[3]体育外交政策的内涵是基于政策的狭义理解，即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是相关管理部门为体育对外交往事业向正确方向发展而提出的法令、措施、计划、方案、规划或项目等，这是探讨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逻辑起点。
外交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4]随着国家间交往的日渐频繁和深入，外交的内涵逐步开始由单纯的国家政府间接触变扩展到更为广泛参与的“大外交”。体育外交便是“大外交”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指涉范围也必然延伸到了整个“大外交”领域，这是探讨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思维视域。
“演进”一词是“演”与“进”的合成。“演”的含义是“缓慢地行走”；“进”意为“向前，长进，进步”(《汉语大辞典》1993)。“演进”一词可以理解为事物缓慢地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演进是指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进步。时间维度下的体育外交政策演进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内容维度下的体育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外交流形式的逐渐丰富；目标维度下的体育外交政策演进体现为从单一目标向多元目标的发展。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过程中，可以把目标和内容的视角融入到时间视角之中。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阶段划分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演进历程来说，改革开放、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三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历史里程碑。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决定了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5]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我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基于“6·4风波”的特殊背景，这一届亚运会的举办消除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误解，增进了亚洲邻邦对我国的了解，促进了我国与亚洲各国的体育交流，为我国的体育外交逐步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誉为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6]
体育外交政策作为一种观念性事物，需要在体育对外交往的活动中得到贯彻和体现。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分析也就来自于对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对外交往活动的梳理，这些体育对外交往活动既包括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国家政府行为，也包括参加各级各类国际赛事的体育组织行为和各种体育文化交流的体育社团行为。
2.1 突出竞技体育交流、积极走向世界的体育外交政策阶段(1978-1990年)
自改革开放到北京亚运会之前，国际政治环境依然复杂，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尚处在逐步复苏阶段，体育事业的发展仍保留了改革开放以前“政治战略重心”[7]的历史惯性。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针对体育事业发展先后作出了相关部署。如“体育等各项事业，都要适应形势的需要和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统筹安排，有一个新的发展”(1979年)；“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费用的支出增长5.9%”(1981年)；“努力提高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1982年)；“努力提高体育运动的水平”(1983年)；“各项文化事业和卫生、体育事业要在改革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88年)；“全国都要关心和支持亚运会，努力使本届亚运会达到先进水平。广大运动员、教练员要发扬团结拼搏精神，刻苦训练，努力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1990年)。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可以归纳为“突出竞技体育交流、稳步走向世界”。
2.1.1 “立足亚洲”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起点
积极加入亚洲体育组织、争取我国在亚洲体坛的合法地位是这一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1973年11月1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亚洲运动联合会的合法权利得到了承认。截至1984年，我国已经加入了28个亚洲体育组织，并在20个亚洲体育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积极参加亚洲运动会(包括冬季亚运会)，逐步确立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体坛的地位是这一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从1979年新德里亚运会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我国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了亚洲体坛的“新霸主”。在1986年和1990年的两届亚洲冬季运动上，我国也逐步确立了我国冬季项目在亚洲的强国地位。
2.1.2 “走向世界”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目标
在我国这一时期的体育外交政策中，主要通过四个方面得到贯彻“走向世界”的目标。
首先，积极争取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1979年11月26日，“名古屋决议”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为我国重返国际体坛扫除了障碍；截至1984年，我国已经加入了52个国际体育组织，并在15个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着领导职务。另外，何振梁在1981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85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1989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成为第一位当选此职位的亚洲人，我国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日渐提升。
其次，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体育赛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体育逐渐充当了国际政治博弈的载体，竞技运动逐渐成为了国家综合国力较量的舞台，竞技比赛俨然成为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奥运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竞技体育在我国这一历史阶段的体育对外交流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女排的“五连冠”不仅鼓舞了国人，也震撼了世界。(2)参加夏季奥运会是我国全面走向世界体坛的标志。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3)积极参加冬季奥运会是我国全面参与竞技体育交流的重要表征。自1980年开始，我连续参加了三届冬奥会，虽未实现奖牌“零的突破”，但对于我国竞技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仍具有积极意义。(4)积极参加残奥会是我国践行奥林匹克精神的表现。1984年，我国首次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七届残奥会。1988年，我再次派出了残奥代表团参加了在汉城举行的第八届残奥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国体育对外交往的领域，让世界对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为我国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第三，逐步开始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在奥林匹克运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体育科学研究逐步得到了重视。在这一时期，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也开始成为我国体育对外交往中的一个内容。(1)参加奥林匹克科学大会是我国进行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自1988年开始，我国一直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在这个平台上与全球体育科学工作者汇报成果、交流信息、探索未来提供了平台。(2)参加或举办国际性体育学术会议是我国进行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的另一个重要举措。1986年，我国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运动医学学术会议”。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充实了我国体育外交活动的内容，丰富了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在“走向世界”中的内涵。
最后，继续向一些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体育援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东南亚、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继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包括体育援助。按照“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究实效、共同发展、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指导思想，我国帮助这些国家援建了“楼、堂、馆、所”等项目。[8]这类体育援助虽是处于政治外交的需要，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与这些国家的体育交流。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竞技体育交流是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核心内容；通过竞技体育平台来展示国家形象是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重要目标；逐步走向世界是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重要战略。在这一体育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的竞技体育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树立了体育大国的地位；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体育交往，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2.2 承担国际体育义务、积极融入世界的体育外交政策阶段(1991-2008年)
自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众多变化。从国际环境来看，“冷战”的逐趋消退和商业化的运作让奥运会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职业化趋势让体育发展的政治战略逐渐让位于经济战略。从国内情况来看，在经历了1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了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并逐步在国际体系中心地带占有一席之地；[9]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体育外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针对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部署，如“中国政府支持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1992年)，“奥运争光计划”(1995年)。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可以归纳为“承担国际体育义务、积极融入世界”。
2.2.1 “承担国际体育义务”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亮点
首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各种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我国的国际体育话语权日渐提升。1993年，吕圣荣当选为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1996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2008年，于再清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另外，于再清、霍震霆等体育界人士先后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邓亚萍、吴侔天、高殿民、魏纪中、屠铭德等人在国际奥委会担任相关职务。目前，我国共有300多人在世界和亚洲体育组织任职，在众多国际体育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举办各级各类国际体育赛事，积极推动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1991年和2007年，我国先后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五届女足世界杯比赛，为世界女子足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91年，北京奥申委递交了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书。尽管这次申办没有成功，但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国在推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积极姿态，获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和赞许。1999年，北京奥申委再次递交了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并在2001年7月成功获得了举办权，对奥林匹克文化在中国的推广与普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积极举办各级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既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体育大国的责任担当，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和自信的体育大国形象。
第三，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多元形式的体育援助。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的对外体育援助在援助形式上改变了以往只注重提供体育器材、援建体育场馆、派遣援外教练等单一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包括体育专家、裁判员、医生、竞赛组织管理人员、体育科研信息等多元交流；在交流方式上也从过去的单向流动改变为双向流动。[10]这种多元化的体育援助不再拘囿于单一的“政治战略”，更好地树立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增进了我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
2.2.2 “积极融入世界”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核心
继续发挥我国竞技体育的影响力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对外交流政策的核心举措。首先，我国继续保持在亚洲体坛的“霸主地位”。在亚运会上，我国不仅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而且逐渐拉开了与日、韩等传统亚洲体育强国的差距，体现出了明显的竞技优势。在冬季亚运会上，我国也保持了强劲的竞争实力。其次，逐步建立并巩固我国在世界体坛的大国地位。在夏季奥运会上，我国在1992-2008年的连续五届夏季奥运会上从第四名逐步登顶世界体坛之巅，表现出了“稳定、强劲”的发展态势。在冬季奥运会上，我国在1992-2006年的连续五届冬季奥运会上实现了“三级跳”的发展。在1992年冬奥会上，我国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在2002年冬奥会上，我国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最后，我国在一些影响力较大的体育项目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或长足的进步。中国女排也延续着队伍的辉煌；中国男子足球队在2002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实现了中国人的“世界杯梦”；中国男子篮球队连续在2004年和2008年奥运会上进入八强；中国女子篮球队在1992年奥运会上获得亚军，在2008年奥运会上进入前四强。在竞技体育空前强势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在竞技体育领域的竞争优势为体育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力支撑。
“走出去、请进来”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突破性举措。首先，“海外兵团”是我国这一时期在对外体育交流中的一大特色。“海外兵团”从客观上体现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11]其次，足球和篮球等项目的职业化进程是我国这一时期在对外体育交流中的另一个特色。体育职业化为体育国际交流提供了催生性土壤，推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体育交流。始于1994年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和1995年的CBA联赛先后吸收了众多国际知名球星，这种“请进来”的方式不仅提升了我国职业体育的水平，也扩大了我国职业体育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我国也有一些球员加入到其他国家高水平的职业联盟，如足球运动员孙继海、范志毅、马明宇、杨晨、黎兵、李金羽、邵佳一、孙祥、蒿俊闵等球员先后效力于欧洲顶级职业足球联赛；篮球运动员单涛、巴特尔、王治郅、姚明、孙悦、易建联等先后在NBA效力。通过“走出去”的方式，不仅提升了我国运动员的竞技能力，也加深了世界对我国体育事业的了解。
全面加强国际体育科学研究交流是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拓展性举措。首先，我国举办了一系列的体育学术会议。1993年，我国举办了“北京国际运动医学学术会议”。1992年，我国举办了“东亚体育研讨会”。1993年，我国举办了中韩学校体育学术会议。2007年10月，我国在上海举办了上海国际运动医学研讨会。2008年7月，我国在广州举办了国际运动生物力学研讨会。其次，我国向世界推广了我国的传统健身功法。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组织编创了五禽戏、八段锦、六字诀和易筋经等4套健身功法，并向世界进行了广泛宣传。把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向世界，不仅丰富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内容，而且提升了我国体育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在内容上逐趋丰富，社会体育、体育文化与竞技体育一起构成了对外交流活动的内容体系；在战略上逐趋多元，经济战略、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一起构成了我国体育外交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育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我国逐步建立并巩固了作为一个体育大国的地位，国际影响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2.3 彰显体育文化自信、积极影响世界的体育外交政策阶段(2009年至今)
北京奥运会后，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2008年9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接见我国奥运代表团和残奥会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的体育发展目标，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开始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12]体育对外交往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体育外事工作应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和建设体育强国的需要；科学谋划和继续扩大国际体育交流与合作；深化与亚洲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务实推进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互利合作，巩固和发展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体育援助；继续巩固和加强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国际体育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可以归纳为“彰显体育文化自信、积极影响世界”。
2.3.1 以更趋强劲的实力参与竞技体育竞争
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我国获得了199枚金牌、119枚银牌、98枚铜牌的战绩，在亚洲体坛确立了无可撼动的“霸主”地位；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我国运动健儿获得了5枚金牌，2枚银牌和4枚铜牌，在金牌榜上跃居第七，开启了我国冬季项目发展的新篇章；在2011年的深圳大运会上，我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共获得了75枚金牌、39枚银牌和31枚铜牌，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列第一位，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学校体育的强劲实力；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我国获得了38枚金牌、27枚银牌和23枚铜牌，取得了在本土以外参加奥运会取得的最佳战绩，尤其是叶诗文、孙杨等年轻运动员的惊人表现在世界体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2012年伦敦残奥会上，我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95枚金牌、71枚银牌和65枚铜牌，再一次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位列第一。
在后奥运时代，我国体育外交政策在竞技体育发展层次上已经全面着眼于世界体坛；在竞技体育范围上已经延伸到各类竞技比赛领域；在竞技体育群体上分布在了各类竞技群体。强劲的竞技实力让我国在对外体育交往中有了更多的自信，更广泛的影响。
2.3.2 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承担国际体育义务
2010年广州亚运会是我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举办的又一体育盛事。广州亚运会向世界全面展示了中国文明开放、发展进步等良好形象。[13]广州亚运会的举办体现了我国在承担着国际体育义务中多了一份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成功获得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举办权也是我国在承担国际体育义务中彰显自信的一个具体表现。田径运动被誉为“运动之母”，在竞技体育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通过举办世界田径锦标赛，不仅将推动我国田径运动的发展，也将拓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体育交流平台。
2.3.3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体育文化交流
2011年，我国举办了第14届世界群众体育大会。通过举办这次群众体育大会，实现了“利用世界体育大会平台，加强与世界体育的交流”的重要目标，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体育大国在世界群众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应有的担当。[14]2012年，我国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科学大会。在这次体育科学大会上，我国是论文录稿最多的体育代表团，也是参会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体现了我国在推进世界体育科学发展的积极、自信的态度，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3 结论
(1)从时间上看，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体现在三个历史阶段的逐级推进。
(2)从目标上看，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演进体现在从体育大国逐步向体育强国的迈进。
(3)从内容上看，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进体现在从单一的竞技体育向全面体育事业拓展。
修回日期：2014-01-27
标签：外交政策论文; 竞技体育论文; 2008年北京奥运会论文; 政策论文; 亚运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