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学者人道主义观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人道主义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十月革命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理论界对人道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原则。例如，高尔基曾写道：“我们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所谓的‘人道主义’——就是仁爱主义的虚伪，完完全全，无可争议的，极其无耻地暴露了。”（《高尔基论文选集》第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在40年代，加里宁提出把培养人道主义感情作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项内容。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法西斯对德国士兵进行反人道的兽性教育，鼓吹“人种特殊论”，胡说高等人种日尔曼人有权杀尽一切俄国人。希特勒说，“我有权消灭象昆虫一样繁殖的下等人种，谁又能反对我的这种权利呢？……首先要做到减少斯拉夫人的数量。斯拉夫人和东方各族人民的巨大繁殖力，对北方的白种人说来，是极大的危险。必须使统治民族去奴役大批大批的奴隶。”（转引自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第24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加里宁愤怒地批判了这种反人道的兽性教育，提出必须抵制德国法西斯宣扬的仇恨人类思想对青年的恶劣影响，必须教育苏联青年要崇尚人道、教人行善和热爱祖国。他说，我们“要教育青年，使他们具有高尚的、人性的、真正是人道主义的情感，是要培养青年，使他们养成一种深入肺腑的高尚情感。”（同上书，第275页）
一、60－70年代苏联学者的人道主义观
加里宁提出的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中包括人道主义的内容，这个思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伦理学影响很大。但当时，加里宁并没有把人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加里宁也没有对人道主义的涵义作出明确的概括和理论的分析。苏联第一位伦理学博士施什金在1955年出版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一书里，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概念。并认为，它是共产主义道德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这一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表示尊重人的尊严，关心人，憎恨一切压迫和侮辱人的形式。”（施什金：《共产主义道德概论》第2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施什金在倡导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同时，揭露了剥削制度的反人道性质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他说，剥削阶级对待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道主义性质。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关于博爱的道德说教和康德关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公式，成为掩盖帝国主义压迫、奴役和杀戮人民群众的遮羞布。施什金肯定评价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的伦理学中的革命人道主义思想，认为它对于唤醒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自尊心，宣传农民革命起了积极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和发展了过去的革命人道主义传统，指出无产阶级反对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集体斗争是人道主义最伟大的源泉。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共产主义是和人道主义一致的。
施什金论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特征和涵义。他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它是具有现实性的人道主义。他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为全社会摆脱资本的压迫，摆脱战争对各族人民的奴役，为建立人们和各民族间的全世界友好关系而斗争的人道主义。
第二，它是劳动者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为全社会的幸福，为最充分地满足每个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劳动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人道主义。
第三、它是反对和憎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要求极端憎恨那些阻碍社会进步，为了压迫劳动者而发财致富及其权力而使千百万人陷于贫困和灾难，遭受战争和法西斯恐怖的势力。施什金还明确提出：憎恨敌人和警惕性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可分割的一方面。
施什金还认为，作为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人道主义，它对人的行为的主要要求是：尊重人的尊严和对人的关怀。而对人的关怀是指满足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本——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施什金在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书中，还概括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旧人道主义的主要区别：
1.旧人道主义一般地、不分阶级地谈论人，愿意帮助“所有的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看到的则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人，它愿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
2.旧人道主义认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人，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认为劳动者是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争取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人。
3.在旧人道主义中，言辞胜过内容，一个人只要具有好的意图，也可以算“好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根据人们的意图，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判断他们，认为内容胜过言辞。（参看施什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第八章，载于《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事实证明，施什金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特征和内容的论述，虽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至今不失其正确性，是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的。
50年代和60年代初，苏联理论界把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而对人的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对西方流行的人的哲学采取置之不理、全盘否定的态度。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明确写进了有关人道主义的内容，从而掀起了人道主义的宣传热潮。这个时期的人道主义宣传带有明显的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色彩、粉饰苏联国内现实的色彩和反战宣传的色彩，理论内容比较空泛，谈不上扎实的研究。
苏联哲学界对人的问题开展比较认真的研究是在70年代。当时，他们召开了一系列专题讨论会，哲学刊物开辟了讨论人的问题的专栏，出版了一大批从不同角度论述人的问题的专著，一度出现了人学热。
当时，苏联学者认为，对人的问题需要各门科学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哲学对具体学科所提供的关于人的科学知识进行概括总结，进行综合的研究。认为哲学的重要使命是揭示人的本质。他们说，医学、法学等具体科学都只是把人当作客体来研究的，而人不仅是客体而且是主体，是主动的、自由创造的存在物，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他们认为，哲学的探索应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中去。苏联学者说，人的本质问题必须包括人的内心，生活问题和人生意义问题。为此，他们探讨了：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关系；人的能力、需要和利益；社会决定论与人的能动性的辩证法；人的意识和活动的创造本质；新人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个人的行为方式；人和人的个性的类型学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对苏联伦理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苏联70年代对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使70年代的苏联伦理学增添了关于人的本质、生活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内容。而且对人道主义的认识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表现在季塔连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中，论述了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涵义的论述更全面、更丰富了。
1.人道主义的产生。
苏联学者认为，人道主义产生于奴隶制时代。那正是阶级对抗、人压迫人最严重、最缺乏人性的时候。最早的人道主义就是被称之为“金科玉律”即“用你所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伦理判断，也就是孔子的名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们认为，这一古代人道主义的产生是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始风尚的否定，包含对人的尊重和仁爱，标志着人类的人道性程度的提高。它的产生也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不平等、暴力、人们相互关系的剥削实质极度不满的表现。（季塔连科主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第1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2.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
苏联伦理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他们说，阶级对立社会的人道主义，都提倡个人的平等，对人的尊重、仁爱，但都没有得到名副其实的体现，不过是形式主义的、空洞的、内容极其有限的东西。这个阶段人道主义的最典型表现就是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可以减轻人们一些痛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慈善事业以特殊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道主义化的水平”。（同上书，第198－199页）但是，慈善事业既不能改变劳动人民被压迫和被掠夺的处境，而且对接受施舍的人，甚至对施舍者都产生道德腐蚀作用。70年代的苏联伦理学家，不但认为慈善事业的社会作用极为有限，而且认为它的道德价值是令人怀疑的。
3.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
在苏联的哲学文献中，“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人道主义”这几个术语一般不作严格区分，常常交互使用。而在季塔连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书中，主要使用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术语。
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含义是：
（1）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这一著名论断是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依据。
（2）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是在批判和否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局限性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人道主义道德准则和人们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的最高形式。
（3）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是有普遍性的、有积极作用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它要求对任何人都要尊重、积极帮助、热爱；它不仅承认人的生存权，而且也承认合格地做一个人的生存权；它不是空话和善良的愿望，它在人们的实际的相互关系中建立真正的平等关系，并确实成为人人都应遵守的道德要求。
（4）恩格斯说，马克思“他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576页）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反对的是旧制度及其剥削、暴力和战争，而不是反对某些具体人本身。它并不要求世界摆脱坏人，而是要求人摆脱坏世界——资本主义社会。
（5）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不仅要求热爱人，也要求憎恨他的敌人，憎恨那些与共产主义、和平事业、各族人民的自由作对的敌人。它认为暴力绝对不是目的本身，暴力是斗争的手段之一。不赞同抽象人道主义的那种认为暴力与人道主义水火不相容的观点。他们说，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对剥削者施加革命的暴力是正当的。
笔者认为，在70年代季塔连科主编的、由古谢伊诺夫执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中关于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上述论点，不但丰富和发展了60年代的施什金的观点，而且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正确的观点。可惜的是，在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特别是在“非暴力伦理学”的讨论中，苏联伦理学者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学者人道主义观的变化
苏联道德伦理观的演变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人道主义在道德法典中地位的变化。在苏联早期的道德伦理观中，认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完全是虚伪的假仁慈，是共产主义道德批判的对象。因此，在20年代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法典中，就没有人道主义的条目。在30年代马卡连柯为苏联社会设计的道德法典中，也没有人道主义的地位。但在马卡连柯的著作中，提出了“我们的人道主义”、“最大的人道主义”这些术语。其意是表示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
在40年代，加里宁明确提出反对法西斯主义仇视人类的思想，提倡崇尚人道，教人行善，教育青年具有高尚的、人性的、真正人道主义的情感。他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应该包含人道主义内容。但是，他还没有明确提出人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
施什金在1955年出版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术语，并且把它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法典中的重要原则。他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既是由苏维埃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本质产生的，当然是共产主义道德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施什金：《共产主义道德概论》第21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在1961年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党纲》中提出的“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法典”， 把人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法典的十二条原则中的一条，这就是：“人们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和互相尊重：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转引自施什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第181页。载于《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在这以后的60～70年代，苏联学者对人道主义作了大量的研究，发表的大量的论述人道主义的论著。1976年出版的季塔连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中建构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法典，最高的道德原则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认为它表达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和它特殊的思想内容。而人道主义则是道德原则。直至1985年苏共26大上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法典，人道主义也是从属于忠于共产主义这条最高原则的一般道德原则。
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的伦理反思中，苏联学者对人道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人道主义在苏联道德法典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认为人道主义这个共产主义道德法典中一般的道德原则，应该成为最高的道德原则。苏联改革时期担任全苏哲学协会伦理学分会主席的古谢伊诺夫在《新思维与伦理学》一文中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意味着深刻的世界观革新，新伦理学的形式，而“人的生存权是新伦理学的最高原则”。因为承认全人类价值的优先权是当代最迫切需要的新思维的基本思想，它就是最主要的绝对命令。而这个时期苏联学者对人道主义的认识有两点变化：
1.认为人道主义不仅是道德原则，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实践基础的有机的一部分。从50年代～80年代初期的苏联学者，认为人道主义是道德原则，是共产主义道德法典中的一般道德准则。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则认为，人道主义不仅是道德原则，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实践基础的有机的一部分。苏联著名的哲学家费多谢耶夫在198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问题》一文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是现实人道主义的第一个宣言。虽然人道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没有象剩余价值论或社会主义革命论那样作为一种专门理论突出出来，其实，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世界观和革命实践的基础的有机的一部分。（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俄文）1988年第3期）基于对人道主义的这样认识，苏联学者就以人道主义为基本武器，认识和评价苏联历史上的各种问题，他们认为，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由于排斥和忘记了人道主义原则，犯下了践踏人道主义理想的罪行，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非人道主义化。在苏共20大决议的基础上揭露和克服个人崇拜曾伴之以重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则。然而，60年代恢复现实人道主义原则时所采取的步骤是同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表现、同管理经济和全部社会生活的过时的行政命令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苏维埃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人道化方面的努力便逐渐被削弱了。而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停滞现象在不小程度上是同歪曲理解人道主义、歪曲理解关心干部、关心人有关。这时的苏联哲学家从人道主义角度去观察苏联历史，认为，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烈日涅夫，苏联历史上的一切重大错误，都同排斥、忽视、歪曲或践踏人道主义原则有关。因此，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把人道主义原则作为评价历史和指导改革的首要原则。其主要表现是：（1）提出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真正的现实人道主义社会的总目标；（2）实现国际关系的人道主义化，使非暴力成为人类大家庭的生活准则，作为对外政策总原则。
笔者认为，人道主义是道德原则，是在处理人际关系包括党内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分析苏联历史上，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党内关系方面存在的违背人道主义原则的错误，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认识和评价一个国家的历史，不是从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全面情况出发，而把人道主义作为评价一个国家历史的首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说成是犯罪的编年史，则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这样必然会歪曲历史。美国的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对斯大林时代苏联历史的评价比苏联人自己的评价更为公允。这位美国学者说，“事实是，斯大林以巨大的代价实现了苏联的现代化，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具有高识字率和高科技的工业国家。无论从社会方面看还是从经济方面看，斯大林主义都成功地实现了其历史使命，事后假设这一切是否可以用更加规范、更加和平、更加渐进的方式实现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1997年第1期，第50页）笔者认为，这位美国学者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的评价，比某些苏联学者的评价更符合历史事实。
2.纠正具体的人道主义，转向抽象的人道主义。
在苏联50～80年代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一直坚持对人道主义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认为人道主义有不 同的历史形态，其涵义和社会作用都是不相同的。在1960年出版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中，把人道主义区分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1976年出版的季塔连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书中，则把人道主义区分为早期的人道主义，以慈善事业为典型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无论是50～60年代的施什金的伦理学，或者是70～80年代的季塔连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都主张批判抽象的人道主义，特别是批判以抽象人道主义否定暴力革命的观点。古谢伊诺夫执笔撰写的季塔连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第六章中说，在资产阶级各国广泛传播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如基督教的勿用暴力抗恶说，对生命顶礼膜拜的施韦泽式伦理学、和平主义者等都认为，人道主义与暴力是不相容的。它们提出一个荒谬的二端论法：要么是人道主义，要么是暴力。而现实的二端论法却是另一种样子：要么为了一小撮剥削者的利益而对劳动人民施加反动的暴力，要么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对剥削者施加革命的暴力（季塔连科主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第20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就是这位执笔撰写了批判抽象人道主义观点的古谢伊诺夫，在1990年出版的《伦理思想》的科学通俗读物中，发表了《改革：道德的新模式》的文章，批判具体人道主义观，提出恢复抽象人道主义的主张。他说，逻辑推理似乎完全确信，抽象的人道主义概念脱离了符合社会实际的具体的人道主义内容。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苏联社会发展的非常惨痛的教训就在于这个被称为具体的人道主义问题上。他说，如果没有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不纠正也不转向抽象人道主义，那么人道主义将会全部不复存在。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抽象性不过是它存在的一种形式而已。
由于苏联学者改变了对人道主义作具体分析，转向了抽象人道主义，因此，他们颂扬列夫·托尔斯泰的勿抗恶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而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特别是谴责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哲学家齐普科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不科学、反人道的。正是该学说构成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罪行的理论基础。伦理学家古谢伊诺夫在《非暴力和社会的前景》一文中写道，虽然在社会上也存在着没有暴力的支持就不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对提高人和社会，对于达到社会公正的目标，暴力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无效的。他以苏联20～30年代用暴力手段消灭富农阶级，强力实行农业合作化为例，指出，虽然斯大林的暴力也达到了近期的目的，使 国家获得大量粮食，有利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但是，这个暴力的短期胜利导致民族的灾难，给农业生产造成了长期的破坏。笔者认为，斯大林以暴力手段实现农业合作化，当然是错误的，而且是违背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可是，苏联学者从这里得出否定革命暴力甚至得出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结论。他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谁对？是马克思，还是甘地？有的学者直截了当地回答说，“马克思主义是荒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不是科学。”“社会精神的基础是基督教”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更为严重的理论错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标签：共产主义道德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基督教共产主义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斯大林论文; 伦理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