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根宏[1]2016年在《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研究》文中提出预期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通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社会预期,去追求经济政策正效用最大化、副作用最小化的效果组合。预期管理源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型于本世纪之初,在近年来各经济体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与持续疲弱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大显身手,成为以“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为代表的“非常规”经济政策的直接理论支持。我国政府因时应势,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与特点,推出了中国版的“预期管理”举措。初步形成了以“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为内涵的宏观经济“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新理念,升华了前瞻性指引的目标层面；在通过货币政策实现预期管理的实践中,立足本国实际,在积极推进利率走廊机制建设的基础上,践行前瞻性指引,提升预期管理效果；在注重通过货币政策实现预期管理的同时,积极扩大预期管理覆盖领域,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纷纷纳入预期管理范畴。本文在对预期、预期理论和预期管理货币政策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围绕宏观经济预期管理对相关理论展开了系统研究,并对预期管理的理论模型、测度指标与实际测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在进一步考察中国宏观调控预期管理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调控与预期管理结合后的探索与发展进行了思考。在构建嵌入预期冲击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后,利用1999年至201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预期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展开了实证分析。在对多类型预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整体预期冲击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其可以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提供60%以上的解释。从而对实施预期管理的必要性、可能性给出了回应,并进一步将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进行模型内生化设定,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了预期管理有效性的结论。为了对预期管理建设提供可借鉴经验,本文以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这一主要实现预期管理的核心工具出发,在对前瞻性指引的实施背景、基本理论和政策进行梳理基础上,对美国、日本、欧盟等国的前瞻性实践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总结了国外实施预期管理的经验与启发。最后,对我国实施预期管理提出了较全面系统化的政策建议。
张龙[2]2010年在《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高速增长,期间伴随着相当明显的周期波动；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直在稳定物价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1992年我国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成功“软着陆”过程中,在治理通货紧缩、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方面,以及在应对国内流动性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又好又快发展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就显得极为重要而不可替代。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进行分析,既可以对宏观形势进行预测,又可为科学的决策提供参考。本文先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然后对有关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再对中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接着有针对性的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搜集相应的数据并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的比较客观的结论。最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进行了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财政政策效应方面,基于相机抉择的政府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基于内在伸缩性的自动效果的贡献率。而主动效果中,政府购买支出效果远大于税收的效果。在自动效果中,税收的效果大于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主动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政府应适时适度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动使用财政政策时,应注意使用税收的内在稳定作用来调节经济。在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和物价的关系中,货币供应量M2对产出的增长的效力相对较大,而货币供应量M,对物价的影响力相对较大,货币供应量冲击对物价仅有短期效应,而对产出则是长期有效的。因此,若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于调控物价,则应关注M1的变动；若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于防止经济过热,则应关注M2的变化。通过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情景模拟发现,不管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其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的影响的方向都是正向的,而且对GDP的冲击效果大于对价格的效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扩张要强于各自单独的扩张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GDP的影响,而同时扩张对CPI的影响要弱于单独的扩张影响；并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的影响。本文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对国内数据的分析方法方面是一种创新；二是通过建立联立方程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应,这在研究思路上具有新意,研究方法是一种尝试和探索；三是利用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全面综合系统分析,方法具有科学性,其结果更具现实意义,提出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建议也具有针对性,这是在提高政策科学性方面的创新。
郑玉航[3]2015年在《基于混频数据模型的中国经济周期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周期特征研究是描述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波动监测与政策调控的前提基础。伴随着计量模型及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经济周期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从混频数据视角研究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及特征,以更为及时准确地刻画经济周期特征,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经济周期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混频数据模型刻画特征变化规律,并据此研究中国经济调控政策,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从经济周期特征相关界定出发,结合适应于经济运行监测的不同频率数据特点,总结了经济周期特征的阶段性及其差异性,将经济周期波动性、非对称性和协动性特征作为研究主要对象。从经济周期特征的内部演化、外部关联以及政策冲击三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周期特征的形成机制,而后阐释了不同频率数据下经济周期测度的差异性以及其契合之处,以此形成了基于混频数据模型的经济周期特征分析路径。其次,在经济周期的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选择反映经济运行总体态势的经济指标,测度中国经济周期并进行分析。根据指标的选择标准以及经济调控的目的,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发电量以及进出口总额五个指标;利用动态因子模型抽取各个指标的公共波动因子,作为反映中国经济周期的测度结果,并对经济周期状态识别以及与基础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利用动态因子模型测度得到的经济周期更能反映经济运行的共同周期性波动,其表现较为稳定,同时利用“谷-谷”法识别到自1992年以后经历了两次完整的经济周期,并从2012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进入了平稳的常态模式。第三,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的混频数据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在混频数据模型以及估计方法介绍的基础上,结合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点,构建了经济周期波动混频监测模型,并选取经济运行先行指标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实时混频监测。通过对比不同区制的拟合结果以及不同形式的预测误差,确定了具有三区制转移的混频数据模型,对中国经济周期区制监测实证分析。结论显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明显的三区制阶段变化,即低速增长、适速增长和高速增长;三个阶段的变化在波动振幅以及持久性呈现差异性;采用混频数据的预报结果总体上优于同频数据下的预测能力,混频数据模型对经济周期波动走向有一定的敏感性,能够及时捕捉经济周期的波动变化。第四,采用平滑转移的混频数据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特征。从经济周期结构性变化成因出发,选取影响经济增长的高频月度数据变量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季度指标,检验经济周期的结构性变化。实证得出如下结论:利用Z-A断点根检验到经济周期具有结构性变化,解释周期性波动不稳定的原因;高频数据变量对经济周期非对称性具有循环作用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对经济周期的作用程度具有差异性以及时滞性;混频数据模型得到的两个极端值的循环作用程度涵盖基准回归模型的情况,混频数据模型优于同频数据模型适应刻画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第五,利用动态条件相关的混频数据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周期与金融变量之间的协动性特征。在分析经济周期与金融波动的关联性以及传染性的基础上,构建了描述两者之间动态关系的混频数据模型,并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金融变量波动存在相关关联以及传染的协动性特征;短期的冲击能够向长期的关联趋势传染,影响相关系数的变化趋势且存在滞后性;短期的冲击积累将转化为长期的变化趋势,更够解释动态相关的长期效应。混频数据模型捕捉到了更高频率且隐含在低频数据无法解释的数据信息,能够解释深层次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特征。第六,利用混频VAR模型研究中国经济调控政策,针对经济周期的表现特征,选择高频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数据,在混频数据下分析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得到一下结论:政策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是短期的且不显著;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有长期影响,并具有滞后性;混频数据模型对于传统VAR模型估计得到脉冲相应更为集中和紧凑,估计方法相对更有效。可以说明,使用完整数据信息的混频数据模型,更能准确地把握经济周期特征变化与政策变动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经济政策调控提供可靠的研究方法,适用于对经济政策的模拟研究。最后,在经济周期政策调控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政策波动情景下的经济周期运行结果进行模拟。结果分析显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调整具有差异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而货币政策调控更具有灵敏性;同时,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应关注所带来的政策风险。
刘建平[4]2014年在《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阶段,各国经济复苏具有不均衡和不确定的复杂特征。中国率先实现了复苏,但面临着复苏动力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并存的复杂态势。宏观调控处于两难的境地,政策目标在保增长与结构转型之间难以取得均衡。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的新局势和困难,对中国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在实践当中,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宏观调理论在不断地发展,但是解决了经济过热的问题,又产生过冷的问题；解决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又产生通货紧缩的问题。事实上,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反而可能会成为诱发下一轮危机的制度性因素。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现代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等。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主要有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两种政策手段。经济实践当中这些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因为忽视差异化而呈现一刀切的常态,常常容易导致经济过冷与过热交替出现。探索和建立差异化视角下的宏观调控经济的理论体系,可以为传统的宏观调控增添新的手段,并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和工具。回顾历次宏观调控的实践以总结相应的周期性波动和宏观调控范式,探讨统一的宏观调控体系差异化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完善、思路和对策对于解决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复杂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中国宏观经济所呈现的态势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但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交替使用也面临导致经济的冷热反复的困境。通过探索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化问题,可以在实践上丰富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空间指向和产业指向,实现宏观调控的有保有压,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政策效应,避免经济运行呈现大起大落式的周期性波动。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回顾和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以及在调控实践当中所采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演变过程。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形成机制以及中国宏观调控的范式。重点研究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效应形成机制与影响以及转型时期宏观调控主体行为差异及影响等。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并从区域政策入手,以空间和差异化的视角提出优化宏观调控的对策。本文界定了本研究涉及的“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等基本概念,梳理了西方国家关于宏观调控思想与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深入分析了一国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的客观依据。本文系统回顾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进行的几次宏观调控的背景、过程和效果,总结了转型时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演变,分析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部分缺陷。本文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宏观调控范式进行了总结,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与原因,总结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手段选择和应用、决策机制以及宏观调控范式的基本框架。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差异效应问题。总结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化的体现,包括区域发展差异化、产业发展差异化、城乡发展差异化以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差异化等。分析了统一的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差异化的矛盾。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影响及形成机制。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差异问题,界定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决策主体、实施主体,包括目标差异、行为差异等。分析了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行为的表现、形成原因以及对宏观调控产生的效应。本文分析了转型经济对宏观调控的要求。总结了转型经济在形成路径、发展主导模式以及总量和结构问题并存的特殊性。分析了转型经济因其特殊性而对宏观调控提出的系列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对策,提出了宏观经济调控要创新思路,把握好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关系,并充分发挥深化改革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牵引作用。同时,提出区域政策是宏观调控实现差异化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及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构建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区域货币政策、构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财政政策的优化对策。
粟壬波[5]2016年在《财政政策规则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政策作为我国政府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一直以来都是宏观经济学领域重点探讨的政策话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并面临政府债务规模扩大、财政政策延续性等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是当前政府和学界所关注的焦点。财政政策规则对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能力和稳定政府债务规模具有重要影响,财政政策规则的经济含义依赖于所研究的政策工具组合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内生反馈机制。本文在一个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内,通过引入六类财政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调整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内生反馈机制、政府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机制、财政支出主动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进行逆周期调整的机制、政府融资机制、决策时机等,拓展了当前财政政策规则问题的分析维度。基于我国1996年1季度到2015年3季度的实际观测数据,对刻画我国财政政策规则的模型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具体分析财政政策规则作用于宏观经济系统的动态传导机制和政策效应。得到以下研究结论: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存在规则性,且具有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1)决策时机上,税收政策根据上一期政府债务规模进行调整,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根据上一期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进行调整,政府转移支付根据当期产出缺口及时调整。(2)政策敏感性较低,采取弱自动稳定器规则和不完全盯住税率规则,财政政策冲击的延续性位于0.5-0.7之间,属于中等水平,财政支出对产出缺口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对通货膨胀缺口的敏感性。(3)收缩阶段,税收政策对政府债务规模的敏感性降低,政府更倾向于采取盯住税率的规则即通过债务融资的方式为刺激性财政政策筹集资金;政府投资性支出对产出缺口的敏感性增强,政府更偏好于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方式刺激经济复苏。税收政策规则影响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债务融资机制下财政支出在短期内更有助于刺激产出增加,中长期内税收融资机制下直接税融资相比于间接税融资方式对私人投资的伤害更大,间接税融资对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更大,直接税融资方式在中长期内的产出效应更明显。同时,流动性约束占比变化会影响不同融资机制下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体现为财政支出冲击对私人投资、总消费以及流动性约束者消费的挤出效应随流动性约束占比提高而不断降低。财政支出规则影响政府债务扩张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债务扩张何时挤出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取决于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工具组合以及政府通过何种方式为财政支出融资。增加政府转移支付、降低消费税和降低劳动收入税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更大。不同类型的正向政策冲击在响应初期表现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而后则挤入私人投资。政府消费性支出、政府投资性支出、消费税的正向冲击作用下,私人投资的响应轨迹发生逆转的持续时间最长,资本收入税的持续时间最短,降低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在响应后期挤入私人投资的力度更大。同时,货币政策偏好将影响私人投资偏离稳态的幅度和恢复到稳态的速度,但不会改变私人投资的动态响应方向。在资本收入税降低的情形中,保持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较低的敏感性以及对通货膨胀缺口较高敏感性,能够逆转冲击初始期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我国财政政策规则的政策效果分析。从稳定效果来看,当前财政政策规则的产出稳定效果较好,就业和物价的稳定效果较差,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现象。不完全盯住税率和弱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规则不能同时兼顾稳定产出和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从刺激效果来看,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和降低资本收入税对产出的刺激效应更明显,降低劳动收入税有利于提高就业。进一步的政策模拟结果表明,自动稳定规则的强弱程度对政策稳定效果的影响不大,强盯住债务规则即通过税收融资方式为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筹集资金时,不利于政策稳定目标的实现,当前不完全盯住税率规则即通过债务融资方式筹集资金时,更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保持财政支出政策适度的延续性有利于刺激产出增加,提高就业水平。自动稳定规则的强弱以及单纯的决策时机调整对支出类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影响不大。如果融资方式和决策时机同时调整,将对财政政策规则的稳定效果和刺激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消息冲击视角下财政政策规则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结论表明,无论是技术还是财政政策类消息冲击的引入并未对当前财政政策规则产生明显的影响,参数估计结果的差异不足以改变当前财政政策规则,这说明目前公众对于未来各种冲击的预期,还不足以影响财政政策的调整方式,预期管理在当前的政府宏观调控中并未发挥实质性作用。植入消息冲击的系统模型能够导致产出、投资、消费、就业这些总量宏观经济变量呈现共动性特征,表明我国存在预期驱动的经济周期波动。技术冲击的消息期限变化对经济系统中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公众预期到单个消息冲击和预期到复合消息冲击时,财政政策规则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差异。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稳定政府债务规模和提高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率的政策建议。
赵海云[6]2008年在《中国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近40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政府开支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导致普遍“滞胀”;还是80年代后西方的强化财政预算约束,注重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其理论依据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而进行的探索,这些理论受到各国政府青睐,并得到了较好地实施贯彻。货币政策体系是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它既决定着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基本行为,又决定着货币政策执行中的目标传导和运行。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指一国的中央银行(或者称货币当局),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货币供应量或利率、汇率等经济指标进行调节和控制,所采取的指导方针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框架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通过操作目标实现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的基本架构。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首先对一般货币政策体系框架进行界定,论述货币政策体系的普遍性。第二章以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史结合的方式论证经济理论随着经济制度和经济状况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第三章分析美国、欧洲、日本和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第四章详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货币政策实践和我国特殊的经济条件。第五章构建我国的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第一章从货币政策体系的普遍性看,货币政策体系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中介指标、传导机制、货币政策规则等。政策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稳定货币、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经济结构调整等,一般性的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有消费信贷款控制、证券市场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直接信用控制工具包括规定存贷最高利率限制、信贷配额、商业银行流动性比率等,而各国中央银行使用较多的间接信用控制是“窗口指导”等。中介指标一般包括利率、货币供应量。传导机制有利率传导机制、信贷传导机制、财富传导机制、资产价格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机制等,多数国家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则,其中有重视利率的泰勒规则、重视基础货币——名义GDP的麦克勒姆规则,还有把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并公之于众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第二章,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学派货币金融理论和政策的分析,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理论的创立和应用。发现每一个经济学派的创立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经济条件,经济学家们往往是为了解决政府所面临的经济难题,通过总结前人的理论成果,完善并创立新的经济理论。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理论应该根据我国经济条件的特点,解决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探讨适合中国经济条件的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第三章,从国外货币政策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最大,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从而中介指标的选择也不同,在经济繁荣时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而出现经济危机时,义无反顾地采取计划经济的政策挽救市场萧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本经济依赖对外贸易,极易受国外经济环境影响,因此货币政策也以对外贸易为主,依赖国外经济环境。欧洲中央银行注重经济信息对货币政策制定的贡献,经济条件变化时,货币政策转变。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适应实业部门的发展变化,较多使用信贷最高限额和法定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主要用于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第四章,通过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初期条件下实施货币政策的实践过程,我们看到中国货币政策的明显特征,货币政策多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特殊性,货币政策工具多样性和货币政策效果评价的特殊性。货币政策特殊性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国民经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金融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由于中国货币政策多目标,评价政策目标的效果就不可能与评价单一目标的效果相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的经济发展、就业、货币稳定、国际收支等方面来综合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多目标是必然选择,并取得了显著效果。经济条件决定了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的选择。中国货币政策体系不同于国外货币政策的原因,不仅在于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而且主要在于我国的特殊经济条件;中国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有企业为主导,金融体系中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我国将在较长时期内交错并存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且互为因果;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呈现多元化和易变性。第五章,中国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的选择。货币政策目标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目标是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是发展经济的基础,经济结构协调是发展经济的保证,保证就业是中国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和谐社会的民生之根本,国际收支平衡是保持我国内外均衡的重要条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利率是中央银行直接调控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中国人民银行逐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业务,形成基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指标具备中介指标的要求,仍然是货币政策重要的中介指标。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货币信贷为主,随着利率市场化,可以利率传导机制为主。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具有综合性特征,从我国实际条件和政策实践看,我国是以名义GDP为经济发展目标,以利率为直接调控手段,货币供应量为间接调节手段,通货膨胀目标也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计划之内,如果超过计划目标,则采取行动制止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所以货币政策规则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学派货币金融理论和政策的分析,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理论的创立和应用。发现每一个经济学派的创立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经济条件,往往是为了解决政府所面临的经济难题,经济学家们通过总结前人的理论成果,完善并创立了新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经济理论更加贴近我国经济实际。在利用国外经济理论中,我们如果关注经济理论所处的环境,适用条件,就可以减少政策上的失误。2.通过回顾我国货币政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初期条件下的实践过程,中国货币政策特殊性的主要根源是中国的经济环境,国民经济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迅速,地区差异较大等因素制约着整个货币政策的实施。由于国有企业的双重职能,即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因此宏观调控的政策就是多重的,这决定了货币政策目标必然具有多重性,包括币值稳定,经济发展,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3.通过对美国和日本、欧洲等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分析,看到每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体系内容都不同,每个国家都实行着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体系。4.我国货币政策体系是我国经济特征的反映。从我国实际经济条件和实践看,国民经济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地区差异大,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这一格局。中国复杂的经济环境决定了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同样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多渠道和多中介指标,因此货币政策工具也与外国货币政策工具有别。货币政策规则也是综合各规则的优势,选取适合中国实际的相应规则。5.以西方货币理论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效果,显示出我国货币政策弱效,紧缩是力度过大,扩张是力度不够,时滞性强。但是货币政策效果的强弱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取决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时的条件。因此,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一方面我们必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建立有效的适合中国实际货币政策体系框架。6.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适应实业部门的发展变化,较多使用信贷最高限额和法定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主要用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7.经济条件决定了货币政策体系。货币政策目标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是发展经济的基础,经济结构协调是发展经济的保证,扩大就业是中国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和谐社会的民生之根本,国际收支平衡是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要求。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利率是中央银行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业务,形成基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指标具备中介指标的要求,仍然是货币政策重要的中介指标。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货币信贷为主,随着利率市场化,未来可以利率传导机制为主。
王学真[7]2004年在《东亚地区汇率波动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东亚地区各经济体货币的汇率波动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具体分析处于经济发展不同层次的各东亚国家和地区汇率波动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引进人民币汇率稳定性的分析，并构思人民币在东亚地区汇率稳定中的作用及其依据。全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扼要地介绍了本文的结构和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等内容。正文分为五章：汇率波动理论及汇率制度；日元汇率波动的阶段性分析；亚洲“四小”汇率波动的比较分析；东盟主要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及其因素分析；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及其区域意义。第一章，汇率波动理论及汇率制度。在回顾和综述汇率波动的有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历程，提出国际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同时就国际汇率制度与国际货币本位、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理论阐述。本章是全文的理论铺垫部分，主要揭示了汇率波动与国际汇率制度变迁间的依存关系，提出国际汇率制度变迁以及各国和地区汇率制度选择与汇率波动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的论点。第二章，日元汇率波动的阶段性分析。本文认为1971～1984年间日元的逐步升值与日本经济实力的急剧上升、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石油危机”的不对称性影响、日本的金融体制改革和日元的国际化、政府的政策选择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1985～1995年间的日元升值主要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各国保护主义倾向的增强等因素有关；1995年以后的日元汇率波动与美日经济增长的反向变动、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美日经济政策的选择、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等有关。通过对日元汇率波动的阶段性分析，主要揭示了经济增长在一国汇率波动中的重要性，同时探讨了政策选择、国际资本流动、贸易保护主义、国际金融环境等内外因素在汇率波动中的作用。<WP=5>第三章，亚洲“四小”汇率波动的比较分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四小”虽然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但方式却有所不同：其一，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基础不同。只有韩国和台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员，而香港和新加坡只不过是通过与英镑固定比价而间接与美元挂钩。其二，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时间长短不同。韩国从1945年到1980年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台湾从战后到1979年实行爬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香港从战后直至1972年实行英镑汇兑本位制，从1972年到1974年与美元挂钩，从1974年起实行自由浮动；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到1972年实行英镑汇兑本位制，从1972年到1973年间与美元挂钩，从1973年起就实行自由浮动。虽然该时期“四小”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但是它们的汇率也存在波动，而且各国汇率的波动程度不同，其中韩国的汇率波动频率最高、幅度也最大，台币在50年代也曾呈现弱贬值趋势，同期港币也有几次贬值，但主要是由于英镑的贬值所导致的，所以相对来说港币并没有贬值，而以新元的币值最为稳定。东亚金融危机后随着韩国经济的逐渐复苏，韩元兑美元逐渐上升；港币继续维持联系汇率制度，兑美元比价基本上维持在7.8港币/美元的水平；台币汇率虽在短期中有所上升，但一直高于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并从2001年中开始再度陷入贬值之中；新元在危机以后虽然呈现微弱贬值的趋势，但在微调中走势一直比较平稳。“四小”汇率的不同走势不仅是不同汇率制度的体现，事实上与东亚金融危机后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四小”的汇率波动的比较研究发现，汇率制度的选择和汇率制度的变迁仍然是影响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第四章，东盟主要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及其因素分析。通过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主要国家汇率波动的考察，发现在汇率波动的众影响因素中，汇率制度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汇率制度的选择决定着汇率波动的趋势；而汇率制度的变迁往往会导致汇率波动的出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选择适宜的汇率制度，谨慎地处置汇率制度的变迁，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东盟主要国家汇率制度安排的次佳选择是：由单一主要货币钉住汇率制转向货<WP=6>币篮子钉住制,对货币篮子实施动态调整；根据克鲁格曼的汇率目标区管理模型，制定各国汇率波动的区间。第五章，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及其区域意义。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波动相比，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出一个稳态的发展趋势。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本因素是其汇率制度的选择；同时，同期中国高速、优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也对汇率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理性选择和坚定实施，也是其摆脱地区货币危机和内部经济紧缩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间政策协调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而货币领域的合作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全球的区域货币合作中，东亚地区虽然迄今无所作为，但经历二十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以后，无论从主观态度上、还是从客观意义上都迫切地希望解决货币汇率的稳定性问题。人民币自1994年1月1日并轨以来，其汇率经受了各种冲击，始终保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性，人民币也逐渐为东亚其他各经济体认可和接受。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重新评价人民币在地区汇率稳定乃至经济增长
陈立兴[8]2006年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接受西方宏观经济学观点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理论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国家内部或单边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分析。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事物当中，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外部性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财政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提高周边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率、保证世界经济稳定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全新领域。因此，中国当前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过程中所奉行的经济理论和执行的财政、货币政策面临重大变革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多数研究仍然处于消化和应用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偏重于微观层面应对单一冲击或实现单一目标的对策研究，没有过多地突破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在解释现实经济运行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对客观存在多年并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做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二是忽视了在宏观层面通过合作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研究。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的过程中，一直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下，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宏观调控理论也正在不断丰富和形成，在“和平崛起”这一指导原则提出之后，研究崛起的中国将对区域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周边国家如何看待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以及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保持和平等一系列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理论研究中国的重点。作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中国财政政策将在政府采购、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税收、国债发行等几个方面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研究和探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的这些变化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各部分紧紧围绕这一主题，探讨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对中国经济特别是财政运行的影响，并针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从财政政策调控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措施。第一章从回顾亚当·斯密创立财政学开始，阐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蒙代尔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研究、国际财政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理论的研究，认为目前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政策的研究的范围已经逐步扩展到国家以外。因此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和“和谐世界”新理念对财政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财政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第二章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在各种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不断扩大的新背景下，并没有一个超国家政府的权力存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政策不再由纯经济理论所决定，而是受到各个参与方的影响，是所有国家进行博弈的结果。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在国际经济协作过程中尽管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实力不同的大国和小国都可以通过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和合作实现帕累托改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还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方面转变和实践，阐述了不同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的协调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第三章首先回顾了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总结了日本在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应对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的冲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由于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亚洲国家，又是中国的近邻，其发展的轨迹以及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其次回顾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方面的协调措施。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安排，因此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其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财政税收安排对中国当前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一章的最后总结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的税收调整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趋势。第四章首先比较了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异同点，中国经济崛起将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因此中国实施“和平崛起”战略，无意于在经济实力壮大过程中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而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摆脱国内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和社会矛盾的困扰，并通过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其次，重点论述了“和平崛起”战略对中国制定财政调控政策、参与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指导作用，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对周边地区和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实践使中国财政调控能力日益增强，各种财政调控措施成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首先阐述了WTO的主要原则和WTO框架下的博弈格局、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参与WTO的利益，然后在分析加入WTO对中国财政运行的影响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WTO框架下财政政策调整策略，主要是关税水平逐年下降、出口退税政策的优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化以及履行对政府采购制度的承诺等等，还分析了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的策略和谈判过程中一些与中国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财政政策调整效果。第六章论述了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国财政政策的转变与创新。在回顾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安排、中日韩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参与区域协作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提出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协作的应对措施和财政安排。中国应该以亚洲为依托，积极参与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协作。财政政策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国家内部区域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探讨建立亚洲区域经济协作补偿机制，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运行和政策的跟踪监测，协调好国内外政策的操作力度和方向，减小区域合作的阻力等等。最后从财政收支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及其对未来中国财政收支产生的影响。第七章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实践和财政理论的发展，一是改革开放后的赤字预算的实践和财政平衡理论的变化，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二是关于国债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债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巨大作用。对国债功能的认识，由单纯弥补财政赤字，到为国家经济建设筹集资金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对国债运作的认识，由临时性偶然操作到长期持续运用。回顾了1981年以来，我国国内债务发行经历了重大变化以及重新启用国债、举借国内外债务的重要作用。三是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措施有扩大公共消费支出，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增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调整现有的外资税收政策，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外资利用水平，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出口与进口贸易的平衡发展等。第八章从调节内外平衡出发，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问题。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的协调应该以保持经济的内外平衡为最终目标，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积极调控。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组合，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还要从加入WTO后参与世界产业分工的高度，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第九章探讨了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当前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中国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峻挑战；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主要有：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很多不利影响；外资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输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知识产权纠纷加剧；国际资源争夺白热化：跨国公司“攻城略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强势压力等等。经济全球化还对中国地方财政运行产生较大压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会加剧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和地方财政的融资困难，因此应尝试地方政府举债，加强地方财政特别是加强财政融资能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妥善应对挑战。当前中国应该利用WTO体制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具体的应对措施一是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开放应对开放中的危机；二是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参与WTO规则的制定；三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分散国家经济风险；四是充分利用WTO救济体系与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正当经济利益；五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推行全球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观念。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财政安排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改进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政府行政控制能力以控制经济风险；第二，把支持自主创新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政策目标；第三，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功能；第四，运用针锋相对的策略，灵活应用关税、非关税、出口退税等措施应对来自各个方面滥用反倾销、限制进口、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条款：第五，注重零关税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周建元[9]2011年在《调控型公共财政论》文中指出当前,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经济理论选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大,都提出了建立健全我国公共财政的要求。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如何认识公共财政体制则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建国以来,我国主要出现过生产建设财政、双元财政和公共财政三种财政模式。我国现有公共财政理论的基本主张是,财政从竞争性领域大幅度收缩乃至彻底退出。根据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公共财政能够较好地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能够较好地解决财政“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但无法应对经济周期波动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敌,在我国处于内外经济非均衡这一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己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本研究提出了调控型公共财政这一新理论,认为调控型公共财政是我国乃至当前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应该采取的财政模式,也是可以预见的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财政模式。一是社会的分工和发展要求财政具有公共性。财政的公共性,是指财政应具有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公共财政的形成是导源于社会分工。分工导致社会产品分化为盈利性产品和非盈利性产品,盈利性产品可以由市场机制有效提供,非盈利性产品则必须由公共财政提供,因此,社会要发展,需要以财政的公共性为前提。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要求财政具有反周期能力。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平衡性,其表现就是经济的周期性。世界经济从亚当·斯密时代、马克思时代、凯恩斯时代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时期,市场经济的波动性始终存在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始终无法消除,只有运用财政手段调控才能使市场的非均衡性得到缓解,这就要求现代财政必须具有调控性。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为财政模式的选择带来了三大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要求我国财政必须具有公共性和调控性。一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外部经济冲击持续存在,这将成为我国经济平衡的巨大威胁。二是我国财政模式的选择存在效率约束条件。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出现了要素成本上升、三大战略性产业见顶、人口老龄化过快等问题,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大滞胀问题。三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无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在迅速扩大,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还会进一步加大。新中国财政经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前三十年是计划经济体制,后三十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轨经济体制。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模式变更的基本脉络是从调控型财政模式走向调控型公共财政模式,这一过程的终点应该是财政公共性和调控性的平衡点。公共财政能够与原生的市场经济相匹配,这是其与生产建设型财政的本质区别,但公共财政不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不能很好地应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公共财政因此又是一种消极的财政体制。公共财政的理论渊源是经济自由主义,其政策主张的实质就是自由放任,这种主张纯粹是从财政收支平衡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消极落后的财政模式。单纯的公共财政体制,将使财政体制丧失资源配置职能和“相机抉择”能力。本研究构建了财政效率全覆盖模型,并结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研究了我国公共财政带来的效率损失。笔者根据三种财政模式设计了三种财政政策方案,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实施纯公共财政政策,我国经济将难以应对外部冲击而陷于崩溃,财政自身也难保。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历史上“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是我国政府财政思想的主流；我国经济发展中频繁出现“过热”现象,公共财政具有遏制“投资饥渴症”和经济“过热”的功能；公共财政在保持收支平衡和方便管理上,均具有操作性上的明显优势。而调控型公共财政是对公共财政的扬弃,调控型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包括公共财政目前的所有范围,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但由于我国经济内外非均衡性长期存在,调控型公共财政的管理始终要把调控性放在重要地位,并兼顾领先经济周期和适应经济周期的双重需要。总之,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对于生产建设财政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调控型公共财政是对公共财政的继承和发展,能将财政的调控性和公共性有机结合起来,因而是符合我国和世界市场经济国家需要的财政模式。我国财政模式从公共财政过渡到调控型公共财政,将是一个革命性突破和财政管理的必然趋势。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了现代财政的“双性定律”。本研究认为“调控性”和“公共性”这“双性”是现代财政的根本内涵,是具有永恒性的范畴,也是现代财政的根本属性,必须上升为定律,即“财政双性定律”,为世界各国制定财政政策提供依据。(2)认为调控型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体制。本研究认为,公共财政只解决了市场的结构缺陷,并没有解决市场的波动性缺陷,因而公共财政是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体制,而调控型公共财政才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调控型公共财政理论与公共财政理论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3)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滞胀理论。由于面临着要素成本低廉优势正在被急剧削弱、三大战略性产业出现见顶迹象、人口老龄化可能提前到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引擎开始出现衰竭问题,我国今后要不断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这可能导致资产价格轮番上涨,并将不断削弱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我国经济可能落入“中国式滞胀陷阱”。(4)认为我国目前的公共财政本质上是一种消极财政观。本研究认为,公共财政是与“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时代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公共财政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实现均衡,否认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因而主张放弃财政的调节职能,听任市场自由波动。在我国今后经济崛起的非均衡国际经济环境下,运用这种理论指导实践必然导致我国经济难以稳定增长。(5)提出了“调控性-公共性”这一财政体制分析框架。所有财政体制选择的分析都离不开历史分析,研究历史数据和历史事件是财政体制选择的基础。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财政历史的过程中,大多仅停留在集权和分权的分析上。本研究通过建立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调控性一公共性”分析盒式框架,分析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演变趋势,且分析结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是令人满意的。
文轩[10]2004年在《中间与两极汇率制度的选择：决定因素和假设检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世纪以来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之间的论战一直就未曾平息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再次激起了人们探讨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热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处于国际资本流动漩涡中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钉住汇率制度，现实将迫使它们放弃中间汇率制度(主要是各种形式的钉住汇率制)转向选择两极汇率制度，一极是自由浮动，另一极是货币联盟、正式美元化或货币局。但反对者认为，这一论断既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的支撑，又没有经过统计分析的证实。本文则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一观点无法解释在同样的外部经济环境下，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中间汇率制度而另一些不能，或者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维持钉住汇率的时间长于另外一些国家。 为了沿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探索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并从“中间制度消失论”和反“中间制度消失论”的争论中寻找一些线索，本文首先对汇率制度选择的传统理论和最新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回顾，然后阐述了各方关于“中间制度消失论”和反“中间制度消失论”的争论。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回顾本文发现，“中间制度消失论”关于发展中国家两极制度的选择存在理论上的困难，即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选择两极汇率制度的约束条件。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约束条件再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使这些国家没有像“中间制度消失论”预言的那样走向两极，而是继续维持中间汇率制度。 本文重点探讨传统文献之外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经常讨论的一些结构和制度性因素，如：融资市场结构、中央银行独立性、民主透明性，在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中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这类因素的分析，引出了三个基本假设：以银行信贷为主要融资方式的中等收入国家更倾向于选择和维持中间汇率制度；中央银行较独立的中等收入国家更倾向于选择和维持中间汇率制度；政治的民主透明度较低的中等收入国家更倾向于选择和维持中间汇率制度。进而本文利用50个中等收入国家从1986到2001年的面板数据，以二元离散的汇率制度分类指标为因变量，对一系列的Logit模型进行估计，所得到的结果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资本流动性是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变量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和唯一的变量，这进一步强化了对“中间制度消失论”的有关论断的质疑;本文所提出的融资市场结构、中央银行独立性和民主透明度三个制度和结构性因素，影响着一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并促使一些国家在全球资本流动性增强的趋势下仍然选择和维持中间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 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研究[D]. 赵根宏. 辽宁大学. 2016
[2].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D]. 张龙. 西北大学. 2010
[3]. 基于混频数据模型的中国经济周期特征研究[D]. 郑玉航. 湖南大学. 2015
[4].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D]. 刘建平. 武汉大学. 2014
[5]. 财政政策规则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粟壬波. 湖南大学. 2016
[6]. 中国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研究[D]. 赵海云. 中国人民大学. 2008
[7]. 东亚地区汇率波动的理论及实证研究[D]. 王学真.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8]. 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D]. 陈立兴.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9]. 调控型公共财政论[D]. 周建元. 湖南大学. 2011
[10]. 中间与两极汇率制度的选择：决定因素和假设检验[D]. 文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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