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投资的变化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国际投资论文,变化趋势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的GDP较高的增长率固然是其内在积极因素作用的结果， 但一些突出的外部因素不容忽视，本文试图从国际投资（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及美国对外投资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投资）这一角度思考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90年代美国国际投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势，这些特点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历史背景相融汇，成为在全球化浪潮下理解美国新经济形态的重要关键点之一。
一、美国直接投资新变化的观察
（一）美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大规模交叉渗透双向投资，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过程。
1.国际双向直接投资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外资吸收国与外资输出国。
历史上，美国就不是一个单向型的国际投资输出国。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就以发行铁路债券的间接投资形式吸收外资，以解决资金的缺口。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使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一个新纪元，但80年代后，美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激增，到90年代美国国际双向直接投资额发展到空前规模（详见表1）。
表1 单位：10亿元（年末数）
年份
1990
1991
199219931994
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 731.76 827.54 798.63 1027.55 1076.76
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 539.60 669.14 696.18 768.40
773.73
年份19951996
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 1311.991534.61
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 1031.911253.64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m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1998年年度报告。
另一方面， 美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在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达到了17.7%、22.6%、22.7%。与此同时，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占世界直接投资的比重在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达到了26.1%、22.5%、27.0%。（注：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1998年。）美国在这两方面的相对量指标都超过了其他国家，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双向投资大国。
2.国际双向直接投资在美国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有助于美国提高利用国内国际资源的效率。
表1所列举的年度的数量指标是静态的绝对量指标，为了更有利于反映动态的情况，可将两个具有典型性的国家进行比较。本文选取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累计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并且与日本进行对比（详见表2）。
80年代，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国内GDP的比重经过了一定时期的回落，但在90年代得到了恢复；而外国对美国的投资占美国GDP 的比重一直保持了平稳的上升趋势。日本则与此相反，日本接受国外投资占国内GDP的比重长期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对外投资占GDP的比重在80年代经历一个巨大的升幅，但在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个简单的对比一方面反映出美国要素资源的全球配置优化程度以及全球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均高于日本。另一方面从纯经济理论的要素注入与漏出的关系来看，美国是相对平衡，而日本的漏出要高于注入，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福利来说是净损失，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则是隐性损失。90年代日本经济的困境对这一点也有所证明。具体国家的国际投资的周期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周期有很高的相关度，折射出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经济总体实力。
表2 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累计额占GDP的比重（%）
1980 1985 1990 1996
美国流出累计额 8.10%6.20%7.60%
10.40%
日本流出累计额 1.90%3.30%6.80%5.60%
美国流入累计额 3.10%4.60%6.90%8.30%
日本流入累计额 0.30%0.40%0.30%0.70%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1998年。
3.在美国与外国相互间直接投资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原来高度内需主导型的美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对GDP 增长的贡献度有所提高。
美国的国际要素收支规模迅速扩大，按1992年美元计，从1959年的283亿美元增长到1994年的3123美元，增长了11倍。 （注：根据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2年第303页资料计算。）美国与国外高达数千亿美元的要素收支规模进一步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美国的国内生产依靠的是全球的生产要素。
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越来越多来自于海外子公司的利润，1996年子公司的利润已占美国跨国公司利润的2／3。就1994～1997年度的美国与日本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情况看，虽然美、 日两国拥有的公司数量和总收入差距不大，但美国公司的优势在稳步上升，二者距离逐步拉开，而且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利润总额差距甚大，美国公司遥遥领先。这正是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高于西方其他国家的深刻根源，也是美国国际投资得以持续增长的原因。
（二）美国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产业集中度的转换，帮助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对传统制造业的依赖越来越小，其产业结构正向高技术领域和现代服务业领域转移，制造业的产值在美国经济总产出所占的比例不到20%，与此同时，知识产业的产值占美国GDP 的比重平均为25%。在美国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国际投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不依靠国外与美国水平分工的投资力量，美国无法实现国内投资向高新技术集聚这一战略转换。1990年美国在高新技术的投资首次超过了对其他产业的投资，1996年，美国对信息技术部门的投资是对其他部门投资的1.6倍，已占同类企业固定资本总额的35.7%， 占世界同类投资的40%。（注：转引自方文：《冷眼看待美国的“新经济”》，《世界经济》1999年第4期。 ）美国国内投资寻找到高科技作为投资的兴奋点，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1998年美国《财富》杂志所列的45个行业中，美国的公司在以销售额为标准的排序中夺得23项第一，其中大多数为高科技含量的企业，如微软、英特尔、IBM等。
从制造业来看，美国的竞争力也有所加强，日本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与美国相比，日本制造业的设备平均役龄正在迅速老化，美国过去一直高于日本的设备平均役龄90年代以来一直下降，到1996年时终于低于日本。美国在2／3以上的钢铁企业普及了电脑辅助设计和智能制造系统。从70～90年代，美国共投资了1600亿美元对汽车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在1998年《财富》全球500强大企业排序中，美国公司仍然占据着全球500强的多数席位，共计175家，达到35%。其中通用汽车（第一位）福特汽车（第二位）连续两年名列榜首。500强中有8家企业的利润超过了60亿美元大关，其中7家是美国公司（通用汽车、福特汽车、 位列第一的埃克森公司、通用电气、IBM、菲利普·莫利斯、英特尔公司）。 从行业的分布来看，这些巨型企业绝大多数仍以制造业为主，反映了美国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制造业发生了结构性的复苏。
（三）美日欧发达国家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跨国趋势明显，高技术领域内相互交叉投资的现象较为突出，加强了美国的技术创新机制。
德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集中于美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1994年，德国在美国的跨国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支出高达24.5亿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相当于德国跨国企业在国外研发经费的50%左右，并占德国全部研发经费支出的1／10。从1980～1994年，德国跨国企业在美国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实际上以每年将近10%的速度递增。
日本和西欧的一些跨国公司也纷纷在美国“硅谷”设立企业的研发机构。据统计，1993年日本在美国一共建立了136个独立的研究中心， 德国在美国也有35个研究中心，这些外国在美的高技术研究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效应。美国跨国公司也不断增加国外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资额，用于国外子公司的研发经费一直呈上升趋势，1977年美国在国外的研发支出仅为20.75亿美元，1982年增为34.67亿美元，1990年跃至109.54亿美元。（注：见林进成、柴忠东《试析跨国公司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趋势》，《世界经济》1998第7期。）
跨国技术创新具有示范和集聚效应，使美国通过高新技术领域的相互投资，大规模使用全球技术成果，获取科技规范的制定权，从而赚取超额垄断利润。
二、美国国际投资与美国对外贸易的复杂关系
美国的国际投资地位决定了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同时美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与美国国际贸易地位的变化又有交错：工业品的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逆差，是其在产业内分工发展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必然反映。
美国是一个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出口资本技术密集产品，而专门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另外，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也通过大量对外直接投资将本国已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后再进口该产品；另一方面，美国不仅与发达国家而且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从而导致了商品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混合的事实，使美国的贸易赤字呈现出结构性的特征，从而使传统的比较贸易的理论受到了挑战。从另一角度来看，结构性的逆差也是保证国内低通膨胀不可或缺的条件。
跨国公司相互投资导致了产业内贸易的趋势，但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的统计却无法纳入常规的海关统计体系，“灰色区域”的存在使美国实质贸易出口额经常被低估。美国的产业内贸易的规模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美国与发达国家进出额最大的前五种商品中，相互交叉的有四种商品，前十种商品中相互交叉的有七种商品。如果这一大份额排除在统计指标之外，美国形式上的贸易逆差难以消除。
三、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与美国国际投资的关系
近年来，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有所加强，而美元中心地位的加强，使美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主要体现在美元自身在世界其他各国间的循环，为美国经济注入强大的动力。美国作为资金充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着与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国际收支结构：经常项目的贸易收支逆差通过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平衡，这种现象还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美国的贸易逆差可以通过巨大的资本净流入来弥补，这种特殊的国际收支结构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密切相关。贸易顺差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大量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同时私人投资者也将获得的美元资金，大量地投资于美国本土间接资本市场，包括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证券。1994年，外国私人投资者购买美国股票、企业债券和其他非国库券的各类证券总额为570亿美元，1997年增长至1970亿美元， 1998年更是达到了2280亿美元。（注：见陈全伟：《论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私人资本流动的地域倾向》，《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5期，第49 ～50页。）美国国债的非居民（包括国外官方与国外私人）的持有量在十年间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升幅，1995～1997年总量的增长上更快，这部分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国际资本的流向很可能对今后的美国经济周期产生重要影响（详见表3）。
表3单位：10亿美元（年末数）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296.3 353.8 423.8 450.3 496.6 548.1 625.1 660.1
年份 1995
1996
1997
860.9 1109.5 1265.6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1998年年度报告。
四、美国第五次兼并浪潮所形成的新特点与美国国际投资
美国第五次兼并浪潮的资金来源不再是依靠发行垃圾债券进行筹资，而是凭借兼并者本身的资产净值，通过股票交换或以股票交换加现金的方式进行兼并。
美国第五次兼并浪潮的规模和兼并对象的广泛度（跨国并购），都应是全球资金运用的结果。1997年全球企业跨国并购金额达到创记录的3410亿美元，美国公司支付了近8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同时美国也是最大的国际并购对象， 外国公司为并购美国公司而花的费用共计610亿美元。美国的《幸福》杂志把1998年称为大兼并年，1998 年外国投资商购买美国公司的总额达到了2340亿美元。这种趋势在1999年得到了延续，1999年的头两个月，购买美国公司的总金额达到945亿美元。 这股兼并浪潮何时消退，以什么形式消退的问题已成为国际投资业关注的焦点。以往美国历次兼并浪潮消退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即并购活动的筹资渠道的坍塌，具体来讲，就是证券市场的崩溃。截止1999年1月，美国各类证券总值已达13.1万亿美元， 证券市场上任何不利变化、波动都会对美国经济显现出强大的破坏力。另一方面，美国公司的利润增长速度难以支撑股价的增长，证券市场的整体市盈率已超过30倍，股价新高更多依赖于并购所创造的利润增长预期。如果企业并购并没有导致出现与预期相适应的业绩增长，那么价值的转移只能造成虚幻的收入预期，股市与并购的这种相互推动成为美国经济泡沫膨胀的根径。
五、美国的外资政策
1.美国的外资政策是美国开拓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步骤之一。
1992年以前，美国只同11个国家签订投资协议，而从1993年～1997年的4年中美国同19个国家签订了投资协议，还在同10 个国家进行协议谈判。美国以国家的形式为私人的投资取得环境上的保障，客观上减弱了对外投资的障碍。虽然非洲与美国的对外贸易额仅占美国对贸易额的2%，但美国政府提出的并经由众议院通过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增长与机会法》将对撒哈拉沙漠以南出口，包括纺织品服装等数以百计的产品的国家扩大美国的免税待遇，并要求进出口银行增加对非洲的融资，以及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更多地担保美国对该地区的企业投资。
2.开放性的国民待遇政策。
美国对外资一直采取开放政策，无特定限制，未建立统一的审批制度。除考虑国家安全的个别情况，对外资拥有的股份比率没有限制，没有外汇管制，外资进出自由。即使在税收上，也是既无优惠，也不岐视，与美国国内企业同等对待。
美国外资政策就性质而言属于发达国家的外资政策，它与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政策手段不同，政策效果也就会不同。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激励型的外资政策与非激励性的外资政策何者效率更高，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政策激励，政府的推动作用是更多体现在税收的优惠上，还是有更优的选择（如制度的公开与透明）。从美国的政策经验来看：在对外投资方面，政府扫清投资环境上的障碍而不是代行投资职能；在吸收外资上，政府给予进行投资生产企业一个公平化的经营环境，并不是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两者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美国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投资成为决定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10年数据在周期经济研究中使用的范围有限，如果能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进行有关美国经济增长与国际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我们中国发展开放经济亦有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