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变动论文,居民消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居民消费率是指在一定时期中一国或地区的居民消费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的比重，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居民消费部分占整个GDP的比重（一般是以一定时期中一国或地区的居民消费总额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注：GDP的核算通常有三种方法：一是生产法，即GDP等于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总和；二是收入法，即GDP等于劳动者（个人）收入、国家税收（含规费）、企业的利润和折旧三者的总和；三是支出法，即GDP等于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的总和。）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居民消费率是最终消费率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和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额占GDP的比例）一起构成了一国的最终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是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它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宏观经济结构失调，损害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使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难以实现。1990年以来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从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是中国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国内需求不旺的主要原因。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促进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旨在对1990年以来的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对影响居民消费率变化的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率变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分析，并阐述对提高居民消费率所应采取的政策的看法。
一、199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1.199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总体演变趋势。在1990～2003年的14年间，中国居民消费率从1990年的49.7％下降到2003年的43.4％，下降了6.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了0.91个百分点（见表1）。具体而言，1990～200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化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见表2）：1990～1994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49.7％下降到1994年的44.6％，下降了5.1个百分点。1995～2000年为第二阶段，由于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使投资增长受到抑制，这一阶段居民消费率略有回升，基本上在47％左右徘徊。1995年、1996年居民消费率得到小幅提升，从1994年的44.6％上升到1996年的47.1％，上升了2.5个百分点。1997年，居民消费率又下滑至46.5％。但1998年居民消费率又开始回升，2000年达到了48.0％。虽然中国居民消费率在这一阶段有所上升，但升幅不大，其平均水平明显低于第一阶段。2001～2003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大幅下降。至200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已经降至43.4％，仅2001～2003年的3年时间内中国居民消费率就下降了4.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53个百分点。可见，从总体来看，199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呈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
表1 1990～200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演变
年份支出法国内 居民消费额（亿元） 居民消费率（％）
生产总值居民消费额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居民消费率 农村居民消费率城镇居民消费率
（亿元）（1） （2） 消费额（3） 消费额（4） （5）=（2）/（1） （6）=（3）/（1） （7）=（4）/（1）
199018319.5
9113.2 5129.1
3984.149.7 28.0 21.7
199121280.4 10315.9 5639.8
4676.148.5 26.5 22.0
199225863.7 12459.8 6571.6
5888.248.2 25.4 22.8
199334500.7 15682.4 7867.2
7815.245.5 22.8 22.7
199446690.7 20809.8 10308.3 10501.5
44.6 22.1 22.5
199558510.5 26944.5 13247.1 13697.4
46.1 22.6 23.4
199668330.4 32152.3 16398.0 15754.3
47.1 24.0 23.1
199774894.2 34854.6 17436.8 17417.8
46.5 23.3 23.3
199879003.3 36921.1 17667.2 19253.9
46.7 22.4 24.4
199982673.1 39334.4 18147.6 21186.8
47.6 22.0 25.6
200089340.9 42895.6 19196.9 23698.7
48.0 21.5 26.5
200198592.9 45898.1 20307.4 25590.7
46.6 20.6 26.0
2002107897.6 48881.6 21265.7 27615.9
45.3 19.7 25.6
2003121511.4 52678.5 21819.3 30859.2
43.4 18.0 25.4
说明：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5）（6）（7）栏数据系作者根据原始资料计算而得。
表2 三个阶段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单位：％
时间段居民消费率的年均值 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幅度 居民消费率的年均变化幅度
第一阶段（1990～1994） 47.3-5.1 -1.02
第二阶段（1995～2000） 47.0+3.4 +0.57
第三阶段（2001～2003） 45.1-4.6 -1.53
1990～2003 46.7-6.3 -0.9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的相关资料计算而得。
2.199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内部结构的演变趋势。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乡差距甚为显著，因此，在分析居民消费率时，有必要将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分别进行研究。作为居民消费率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参见图1）。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明显呈现出下降趋势，除1996年略有上升之外，其它年份均呈下降之势。1990年农村居民消费率为28.0％，到2003年下降至18.0％，这期间整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71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基本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的21.7％上升至2000年的26.5％，上升了4.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34个百分点。但2000年以来，城镇居民消费率又开始持续下降，这表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增长进入了一个停滞期。
附图
图1 1990～200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
说明：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的相关资料计算而得。
3.居民消费率的国际比较。从居民消费率的绝对水平来看，如表3所示，1990年以来，除东亚国家之外，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基本上在60％以上，而自1990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一直都低于50％，比低收入国家低10～23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2～17个百分点左右，比高收入国家低11～16个百分点，比南亚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即使与居民消费率最低的东亚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仍然要低5～10个百分点。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1995年人均GDP730美元以下的49个低收入国家中，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位居倒数第二，26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新加坡的居民消费率低于中国。
表3 居民消费率的国际比较单位：％
国别 1990 1994 1995 1999 2000
低收入国家61.0 62.0 57.0 70.0 62.0
中等收入国家 62.0 59.0 63.0 62.0 62.0
高收入国家61.0 - 63.0 62.0 62.0
东亚国家 55.0 54.0 52.0 53.0 -
南亚国家 69.0 70.0 73.0 71.6 -
中国 49.7 44.6 46.1 47.6 48.0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97、1999/2000、2000/2001），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表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居民消费率会有所差异，因此，将中国目前的居民消费率与世界其他国家处在和中国相似的发展阶段时的居民消费率进行比较可能更有意义。H·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GDP 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注：H·钱纳里等：《发展的模式，1995～1970》，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951美元（以1995年美元计），接近100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3.4％，远远低于这一阶段居民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平。表4中我们列举了印度尼西亚、泰国、玻利维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和韩国六国在人均GDP 1000美元左右时的居民消费率的情况，这六国当时的居民消费率均在60％以上，而中国2003年的居民消费率比六国的平均水平大约低了25个百分点。
表4 与世界一些国家处在和中国相似的发展阶段时的居民消费率的比较
国家年份 人均GDP
居民消费率（％）
中国2003 951
43.35
印度尼西亚 1995 1042 61.58
泰国1978 1057 64.87
玻利维亚1976 1041 63.79
菲律宾 1976 1034 62.27
哥伦比亚1960 1104 72.34
韩国1960 1256 83.18
说明：1.人均GDP均以1995年美元计。
2.资料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综合司：《关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16），20页。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199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虽然经历了一个下降——小幅上升——下降的过程，但从总体上看呈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第二，从居民消费率的内部结构来看，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城镇居民消费率小幅上升，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源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下降；第三，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目前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的平均水平，而且也远远低于世界一些国家处在和中国相似的发展阶段时的居民消费率，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严重偏低。
二、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率变化的因素分析
一般而言，居民消费率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西蒙·库兹涅茨和H·钱纳里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消费率与一国收入水平所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的。在低收入阶段（人均年收入低于300美元），国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满足居民基本生理需要，居民消费率较高；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年收入在3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由于必要的生理消费需求约束的减弱，储蓄与投资的空间增大，居民消费率降低；高收入阶段（人均年收入高于1000美元），财富的增长使居民消费率提高趋于稳定（注：H·钱纳里等：《发展的模式，1995～1970》，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是符合世界性一般规律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性一般规律”所显示的相同收入水平下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长期严重偏低，因此，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并不能仅仅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进行解释。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和低水平明显与其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不相吻合。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如此之低且不断下降是与以下一些因素密切相关的。
1.崇尚节俭的文化传统。尽管各派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不懈努力，但对居民消费率的国际差异至今不能从经济计量的角度得到完满的说明，那些无法解释的部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由历史和文化因素决定的各国居民对消费和储蓄的态度的差异。美国人的生活哲学信条之一是“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因此所谓“现在”一代选择更高的当期消费水平和更低的储蓄水平。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东方国家则往往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中国人有着崇尚简朴的文化传统，信奉“居安思危”，更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誉为美德。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很多人的消费意愿相当弱。因此，尽管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而且国家采取了各种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但居民储蓄倾向仍然很高，储蓄率仍节节攀升。贺菊煌曾运用经济计量模型测算中国和美国居民储蓄差异的形成原因，其结论是：“约42％来源于两国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差异，剩余的58％来源于两国文化传统和有关制度的差异”。刘遵义在分析影响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储蓄状况时也曾开门见山地提出“储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前的历史经历和文化因素”。消费与储蓄的比例本来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较高的储蓄倾向和储蓄率必然产生较低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率。因此，如果从居民消费率的长期基本态势考察，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之所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储蓄率之所以远远高于世界水平，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2.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额占GDP的比重，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反映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的对比情况。 而居民消费作为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取决于居民的收入，因此，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的对比情况直接决定着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的对比情况，从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就会滞后于GDP的增长，居民消费率也会随之下降；反之亦然。199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虽有较大提高，但其增幅却一直低于GDP的增幅。从表5中可以看到，1991～2003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7％，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却分别只有4.50％和7.65％，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相比，分别低4.16和1.01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导致了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1991～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2％，比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低1.5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下降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更加缓慢，远远低于人均GDP增长率，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1991～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低3.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其消费水平的增长。14年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仅为5.9％，比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低1.3个百分点，直接拉低了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总之，居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是中国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5 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居民收入增长率和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单位：％
年份人均GDP 农村居民家庭人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 全国居民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
增长率
均纯收入增长率 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水平增长率 水平增长率水平增长率
19917.7 1.997.22 8.36.7
9.3
199212.8 5.929.65 12.9
9.8
15.4
199312.2 3.189.53 8.16.1
8.9
199411.4 5.048.51 4.34.6
1.7
19959.3 5.304.88 7.58.2
4.6
19968.4 8.993.89 9.114.0 2.5
19977.7 4.593.42 4.23.3
3.5
19986.8 4.305.77 5.51.8
8.3
19996.2 3.799.31 7.94.7
11.3
20007.1 2.116.41 8.34.8
10.1
20016.7 4.208.50 5.34.5
4.4
20027.6 4.8013.40 6.25.7
4.0
20038.7 4.309.00 6.32.7
4.9
1991～2003 8.7 4.507.65 7.25.9
6.8
说明：1.增长率均按可比收入计算，1991～2003年增长率为年均增长率。
2.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3.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同群体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不同地区居民之间、不同行业职工之间、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9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397。1990年，收入最高的20％的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1.8％，而收入最低的20％的居民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6.4％。到1998年，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收入最高的20％的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6％，而收入最低的20％的居民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5.9％（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载《经济评论》，2002（5）。）。假定按收入水平将居民分为高、低两个收入阶层，并且居民不能通过借贷进行消费。因此，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总额（Y）和全体居民的消费总额（C）可分别表示为：Y=Y[，h]+Y[，1]
C=C[，h]+C[，1]=C[，h]Y[，h]+c[，1]Y[，1]（0＜c[，h]、c[，1]＜1）
其中，Y[，h]、C[，h]和c[，h]分别代表高收入阶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消费额和平均消费倾向，Y[，1]、C[，1]和c[，1]分别代表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消费额和平均消费倾向。因此，整个经济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c）可以表示为：c=C/Y=（c[，h]Y[，h]+c[，1]Y[，1]）/Y=c[，h]Y[，h]/Y+c[，1]Y[，1]/Y=c[，h]Y[，h]/Y+c[，1]（Y-Y[，h]）/Y
即：c=（c[，h]-c[，1]）Y[，h]/Y+c[，1]
从上式可以看出，在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储蓄倾向既定的情况下，居民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取决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在全体居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Y[，h]/Y），由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一般小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c[，h]＜c[，1]，即c[，h]-c[，1]＜0）因此，整个经济的平均消费倾向是随Y[，h]/Y的增大而减少的。从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可以明确得出，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倾向呈负相关关系。经济中可支配收入越是倾向于均等化，居民整体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重越大；反之，可支配收入的分配若趋向于非均等化，则居民整体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重越小。
中国的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以城市居民为例，从表6中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到高收入阶层逐渐递减，这说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高，最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甚至出现了上升。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占居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大的高收入阶层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1997年的0.81下降到2003年的0.77。可见，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造成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表6 城市居民收入分层平均消费倾向
年份 城市居民平 最低收入 低收入 中偏下 中等收入 中偏上 高收入 最高收入
均消费倾向收入 收入
1997 0.810.96 0.900.860.83 0.800.770.71
1998 0.800.97 0.900.850.82 0.780.760.69
1999 0.790.96 0.900.850.80 0.770.750.68
2000 0.800.96 0.900.850.81 0.790.770.69
2001 0.770.96 0.900.850.81 0.760.720.65
2002 0.780.99 0.890.850.82 0.780.760.69
2003 0.770.99 0.890.850.80 0.770.730.66
说明：1.各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系作者根据原始资料计算而得，各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各阶层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各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4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2004年。
4.经济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居民的消费决策与其对未来的预期高度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各项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经济转型不仅增加了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加了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必须在储蓄与消费之间重新进行权衡和选择。
（1）居民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按其稳定性可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两者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稳定的收入增长会形成可靠的收入预期，从而提高持久收入的比重，降低暂时收入的比重，进而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反之，收入的波动会降低持久收入的比重，提高暂时收入的比重，进而降低居民的消费倾向。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企业体制改革中追求效率引起的减员增效、农村科技进步所释放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等，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各阶层收入构成中，工资等持久性收入比重减少，其他临时性收入比重增加，使得居民的消费倾向降低，消费行为趋于谨慎。
（2）居民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目前，中国的住房、医疗、 养老等社会福利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入，各项改革的方法和进程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的趋势是一致的，那就是由原先国家或集体负担的费用逐步转为个人负担或个人、集体与国家共同负担。而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健全。虽然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险四项内容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资金积累规模与资金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有些保障措施还难以落到实处。与城镇居民相比，广大农村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程度更低。面对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增加，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支付，即进行一种自我保障型的积累。另外，近年来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教育费用的加大也使得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加，居民为子女教育进行储蓄的倾向也随之增强。2003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036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9.2％，远远超过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储蓄的高增长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5.消费环境的不完善。
（1）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商品的消费必须有特定的基础设施条件与其相适应，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必然会制约居民的消费需求。目前，中国城镇交通拥挤、停车设施建设滞后、居民住宅供电线路老化与供电容量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阻碍了城镇居民消费的升级；在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发展的严重滞后更是制约了农村居民对家用电器和交通工具的消费，使农村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难以得到实现。
（2）消费品市场秩序还比较混乱。生产者和销售商在提供商品和劳务时，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诈消费者的现象严重，虚假广告、价格欺诈、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屡禁不止，产品的售后服务跟不上，消费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消费者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从而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3）消费政策环境不合理。 这一方面表现在一些抑制消费的政策未能及时做出实质性调整，如高额的购车附加税、摩托车牌照税、电话初装费、车辆定期检测费、城市扩容费、住房中高额的土地费和各种税费等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表现在许多领域的消费政策严重滞后。当前，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开始向住房、汽车、信息、旅游、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集中，但与之相关的消费政策仍然不够健全或尚未出台。同时，还缺乏足够的刺激和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和法律制度。
（4）消费的金融环境不健全。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美国的“低储蓄率还可归因于现代经济中资本市场运作的改善”（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文版，上卷，19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这里所谓“资本市场运作的改善”是指消费者可以用较低的利率和简便的手续得到消费信贷。消费信贷的发展和完善可以使居民更加灵活地安排其长期的消费储蓄比例，从而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由于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中国居民住房消费、汽车消费、高等教育消费等大额消费，往往需要长期的积蓄，这就需要金融体系对居民消费提供支持。但是，目前中国的消费信贷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贷款规模小、贷款期限短、抵押担保难、手续繁杂、有关法规不完备等问题，消费者面临着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变相地抑制了居民的消费。
6.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率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这二者的关系，一般主要从总负担系数（注：总负担系数指被抚养人口（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例，计算公式为：总负担系数=被抚养人口/15～64岁人口×100％。），即被抚养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变动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动这两个角度来展开讨论的。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被抚养人口由未成年人和退休人员组成。由于被抚养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没有任何收入，其消费支出完全由抚养者提供；同时，退休者的消费源自其工作期的储蓄，因此，一个社会的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即总负担系数的变化趋势将对消费率的变动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当被抚养人口比例上升时，由于在消费增大的同时，提供收入的人口，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因此会对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产生向上的压力，对储蓄产生向下的压力；反之，当被抚养人口比例下降时，由于在消费减少的同时，提供收入的人口，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对上升，因此会对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产生向下的压力，对储蓄将产生向上的压力。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即总负担系数一直稳步下降。1990年，中国0～14岁人口、15～64岁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7.69％、66.74％、5.57％，总负担系数为49.8％。2000年，中国0～14岁人口、15～64岁人口、65 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2.89％、70.15％、6.96％，总负担系数下降为42.6％。总负担系数的下降也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总负担系数下降的势态还将延续一段时间，因而将继续对推动居民消费率下降产生影响，但是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影响将逐步减弱。
同时，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也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变化。从长期看，当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随着生产力发展有所提高时，其退休期也必然相应延长。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个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终生收入的预期，居民是以工作期和退休期的相对均衡消费作为目标函数的。为了使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人们必须在工作期进行更多的储蓄。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同时劳动力人口比例又一直在上升，因此，储蓄率也必然会不断上升，而消费率则相应的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7.消费品市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品市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消费品市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效供给不足，消费性服务（第三产业）的规模、种类和质量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动中物质产品需求比重下降、服务产品需求比重上升的需要，缺少差异性的商品供给不能适应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质量、性能、价格、服务以及消费方式等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二是无效供给过剩，主要是纺织、家电等行业的相关供给未能与变化的消费需求相适应，导致了低水平的生产能力过剩。消费品市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使得现有的市场供给难以激起居民的购买欲望，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大。而且，无效供给过剩使得大量的商品价值无法实现，直接导致了企业亏损和破产的增多，从而造成失业规模的扩大和居民收入的减少，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居民消费的萎缩。可见，目前中国的消费市场疲软不仅要从需求方面进行解释，同时还应该看到消费品供给变化不能适应需求变化这一更深层次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品市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也是制约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造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经济因素的影响，又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既有长期因素的作用，又有短期因素的作用。其中很多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趋势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三、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1.不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马歇尔曾指出：“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对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既是改变基础设施落后状况、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加快城市化的重要措施，也是实现国民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是要有强劲的消费需求作支撑的，如果消费率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而主要依靠提高投资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产生较明显的作用，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来实现产品的价值，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反过来也会制约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无法实现良性循环。目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使得消费市场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1998年，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商品占全部商品的33.8％，而到了2001年，这一数据则上升到了83％，增加了近50个百分点。（注：陈宪：《居民消费率：困惑与出路——对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再认识》，载《上海商业》，2002（9）。） 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得不到实现降低了投资的收益率，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2.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与消费率水平是否合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没有和投资率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较为普遍的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和盲目建设的现象，导致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及时得到实现，造成大量生产能力闲置，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半数以上不足50％，其中，消费品生产行业尤为突出，彩色电视机生产能力利用率为46％，家用洗衣机为43％，（注：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适当提高消费率 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载《宏观经济管理》，2001（12）。） 不少企业严重亏损或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资金居高不下。尽管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居民消费率偏低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3.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投资增长不变的情况下，国内需求的不足就必须依靠国外市场需求来弥补，消费需求的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出口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外市场发生波动时，本国的经济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已从1990年的72.1％下降到2003年的33.8％（注：郑学工：《如何测度三大需求的比例关系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载《中国统计信息网》，2005—01—12。），因此，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出口增长，这相当于把经济发展调控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地交给了国际市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虽然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必须加入国际经济循环，但是基于外部因素的不可控性，始终应该走主要依靠内需增长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范外部风险，避免外部经济波动产生的剧烈冲击。
4.制约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向小康社会的主要表现是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主要表现也就是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而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严重偏低表明经济总量用于居民消费领域的部分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利于调动和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小康社会的实现。
总之，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且持续下降既阻碍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又制约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四、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政策选择
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来看，政府虽然对其中某些因素（如历史文化因素、人口结构因素等）难以施加十分有效的影响，但它仍然应该且能够在其它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1.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崇尚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是在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形成的，同时也是与以短缺为特点的计划经济密切相关的。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供给短缺，而是供给过剩（低水平的），经济增长的格局必须逐步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引导型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将节俭理解为节约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那么节俭仍然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继续把提倡节俭理解为压制正常消费，则是很不可取的。因为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和归宿，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润滑剂，“清教徒”和“苦行僧”式的消费方式必然会压制生产，阻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消费观，鼓励人们在收入范围之内适当地增加消费开支，使居民不仅学会勤劳致富，更要学会科学消费，从而发挥消费对国民经济巨大的刺激和导向作用。
2.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只有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关系重大。
（1）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是中国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要想从根本上来解决居民消费率偏低这一现象，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有：一是继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增长；二是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更多的机会；三是改革农村税制，减少农民负担；四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大力消除城镇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五是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2）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一，就业是收入的基本来源和保证，因此，要努力提高劳动力的职业适应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流动能力，采取各种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促使更多的城镇居民就业和再就业。第二，建立健全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工资调节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待遇。同时，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应该成为扩大城镇居民消费的重点。
（3）促进一定规模的具有稳定性的中高收入群体的形成。首先，建立企业家或经营者激励机制，根据其经营业绩等考核指标，通过奖金、红利等方式给予应有的报酬，提高其收入水平；其次，继续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和教师、科研人员的收入，使其在整个社会中保持较高的收入水平；再次，提高咨询、中介服务等高智力劳务收入，使之逐步与国际接轨。
3.调整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今后应该继续加强市场化分配制度的建设，使劳动力公平、有序竞争，使个人收入分配规范化、公平化。具体而言，对于收入差距的调整，一是依法取缔靠走私、寻租、设租、欺诈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收入，保护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收入；二是通过完善税制系统来缩小部分不合理的高低收入群体差距；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努力缩小行业间人为的收入差距；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收入转移。
4.稳定收支预期，建立居民消费信心。稳定收支预期是促进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率的重要条件。第一，努力扩大就业。如果就业的前景不好，就业不稳定，即使是在业人员也要谨慎消费，更何况待业、失业人员，因此要通过发展民间中小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等途径广开就业门路。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居民预期。应该继续完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健全失业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并轨。第三，尽快使各项改革到位，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减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只有尽快使教育、医疗、养老、劳保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明晰化，才能稳定居民对未来各项支出的预期，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理性地在储蓄与消费中做出选择。第四，增强居民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而增加即期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率。
5.大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增加各级政府对城乡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对农村地区供水、供电、 道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城乡居民提高消费水平创造良好的条件。
（2）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大对产品质量、价格等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加强消费投诉纠纷的处理工作，维护消费者权益。同时，还要及时披露公共信息，改善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借助这些信息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3）调整消费政策。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需要调整消费政策，鼓励消费，明确提出把适当提高消费率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要对过时的文件、规定等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整顿。对于过去短缺经济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如居民购房、购车、用电、通讯等方面的抑制消费的政策，应该尽快清理，消除居民消费的政策性障碍。其次，要建立新的积极的消费政策。当前，尤其是要调整与居民消费热点相关的政策，进一步启动住房、汽车、信息、旅游、教育、医疗服务等的消费。同时，要注意新的政策、法规不能与鼓励消费的总政策目标有抵触，以免造成新的消费障碍。
（4）积极发展居民消费信贷。中国消费信贷刚刚起步，由于贷款条件苛刻、 贷款利率较高、贷款范围狭窄等原因，消费信贷还没有从本质上对消费市场的发展产生影响。中央银行应在总结前一阶段住房抵押贷款经验的基础上，支持商业银行规范和发展住房、汽车、教育等消费信贷，进一步扩大个人消费信贷的范围，丰富信贷品种，积极发展租赁消费等多种形式的信用消费。
6.调整产业结构，解决供求结构性矛盾。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正在从以吃、穿、用为特征的消费结构逐渐向以住、行为特征的消费结构转变，农村居民正面临从以吃、穿为特征的消费结构向以用为特征的消费结构的升级。这就需要根据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转换，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对经济效益好、市场前景广阔的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不断创新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需要的不同档次的消费品和劳务，使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解决供需结构不匹配引致的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问题。
虽然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但是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可以逐步改善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情况，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