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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唐人传奇小说的文体渊源，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自从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提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的观点之后，“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一说（以下简称“志怪说”），基本上成为学界定论，后世的研究者虽然陆续补充了“科举行卷”、“古文运动”、“印度文学”等等影响因素，但其主要内容始终未变（注：参见缪荃孙《〈醉醒石〉序》、汪辟疆《〈唐人小说〉序》、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李宗为《唐人传奇》、刘瑛《唐代传奇研究》、祝秀侠《唐代传奇研究》等论著之相关部分。）。今人李剑国《唐稗思考录》将此观点作了最新的阐述：“可以肯定地说，唐初传奇小说是在志怪小说基础上融合史传、辞赋、诗歌、民间说唱艺术及佛教叙事文学而形成的，是多种作用力综合作用下的结果”（注：文载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一概括可谓最为全面、周详，但依然将“志怪”视作形成传奇的“基础”。
在一致肯定“志怪说”的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唐传奇与汉魏六朝杂传的特殊关系，譬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云：“《飞燕》，传奇之首也”；鲁迅先生《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则敏锐地指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葛洪的《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李剑国《唐稗思考录》亦承认：先唐的“历史传记小说”是唐传奇的“另一个重要源头”，“尤其是单篇传奇文得以兴起的一个真正前提”等等，只不过由于他们都坚持认为六朝志怪才是传奇的文体渊源，故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也未能予以深入的研究。最近，王运熙先生发表了《简论唐传奇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一文（注：文载《中西学术》第2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明确提出唐传奇中的不少作品，“在体制上显然受到汉魏六朝杂传作品的影响”，并从篇名、题材内容、语言诸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但是，王先生同时仍认为“唐传奇和六朝志怪小说的关系至为密切”，可谓未脱“传奇源出于志怪”的旧说。
然而，如果我们细加考察，所谓“志怪说”却隐存着若干难以解释的疑点：
其一、目前我们所谓的“志怪小说”，乃是以题材为标准的分类名称；所谓“传奇小说”，则是以文体为标准的分类名称，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它们分属两个内涵不同、外延交错的概念。在古代小说的四种主要文体——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之中（注：长期以来，古代文言小说的文体分类，往往与题材分类相混，譬如将文言小说分成所谓的“志怪”、“志人”、“轶事”、“传奇”等体，复将“志怪”分为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杂记体等类，但是在志怪的代表作《搜神记》中就有《弦超》、《李娥》、《张茂先》等志人作品，而唐传奇《古镜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作品却分明又是志怪的，显然，这样的分类无法在逻辑上获得自我统一。因此，依笔者之见，古代小说可以按照篇幅、结构、语言、表达方式、流传方式等文体特征，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等四种文体，而不同文体的小说，可再按照题材分成若干类型，譬如将笔记体小说分为志怪类、志人类、博物类等，将章回体小说分为历史演义类、神魔类、世情类、侠义公案类等，详见另文阐述。），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志怪题材的作品，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话本”或“章回”源出于志怪。“传奇源于志怪”的说法，实际上乃是混淆了小说的“题材分类”与“文体分类”，在逻辑上无法获得统一。
其二、所谓“志怪小说”多以专集的形式问世流传，而传奇在出现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却多以单篇行世。
其三、在题材方面，传奇与六朝志怪也存在较大差别。首先，六朝志怪总体上均“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意在“发明神道之不诬”，有相当数量的故事，其主人公乃是仙道鬼神，其发生的地点亦在仙境或幽界；而唐传奇取材的整体趋势却是“远离神怪，弥近人情”（注：刘瑛《唐代传奇研究》第二章“传奇的源流”，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其人其事或直接取之于现实社会，或在现实基础上加以敷演虚构，大多弥漫着浓厚的世俗气息，《霍小玉传》、《谢小娥传》、《莺莺传》等篇自不待赘言，即便是《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一类“志怪”题材的作品，其纪实的色彩也要远浓于六朝志怪小说；其次，“志怪小说”虽也有部分记人的条目，但多截取片断，而传奇小说却对主人公多有完整的交代。
其四、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志怪”乃是六朝小说文体的特殊称法，它也仍然不能成为唐传奇的文体渊源。因为只要仔细对阅六朝志怪和唐传奇小说作品，便可以强烈感觉到两者在篇幅、结构、语言、表达方式等文体要素方面的显著差异（注：本文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这种种差异，即便是持“志怪说”者，也并不讳言，鲁迅先生曾在《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一文中，清楚地指出，六朝小说“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笑柄，谈资”，“好像很排斥虚构”；而唐传奇文则“文笔是精细、曲折的”，“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将文体特征明显不同的六朝志怪与唐传奇，硬要扯上渊源、承继关系，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其五、志怪类小说在唐代自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其作品数量远超过六朝，而其题材及文体特征，与六朝相比则并无多大的变化，至少没有质的变化。因此，所谓“传奇是志怪的高层次转化”（注：李剑国《唐稗思考录》，文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7页。）云云，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那么，唐代传奇小说的文体渊源究竟是什么呢？答案还得从汉魏六朝杂传身上去寻找。下文，我们将跳出“志怪说”的樊篱，立足作品实际，运用目录文献资料，在前贤所述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一番较为细致的探究。
二
勿庸赘言，古代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国度，史官文化异常发达。《隋书·经籍志》云：“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以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这种深厚的史官文化孕育出了丰富灿烂的史传文学，从《尚书》、《春秋》、《国语》至《史记》、《汉书》而臻于顶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所涉人物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历代帝王、功臣名将、幕僚谋士，乃至游侠优伶、商人贾客，形形色色，不计其数。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以他的如椽巨笔，运用多种文学描写的手法，塑造了许多神态各异、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其中像秦王赢政、荆轲、刘邦、项羽、韩信、萧何等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妇孺皆知，广为流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记》开创了中国叙事、写人文学的第一个高峰。
本文所谓的人物“杂传”，正是在上述史传文学温床中发育、成长起来的一种人物传记文体。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杂传”之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及南朝宋王俭《七志》，但其所指乃是“儒家经传范畴内的著作”（注：参李详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第七章“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39页。）。 真正隶属于史部、作为人物传记文体名的“杂传”则见于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其“记传录”下辖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十二部，后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俱沿用之。不过，若从实际作品的角度考察，人物杂传的渊源可以追溯得更早：《穆天子传》晋太康二年出土于汲冢，竹简素丝编，文字古朴，基本可断为先秦人所作；《燕丹子》，胡应麟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伪下》。），其作者迄无定论，存在汉人所作的可能；《汉书·东方朔传》班固“赞”曰：“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可知汉时已有《东方朔传》之类的作品传世，凡此云云，都向我们显示了一条颇为清晰的发展线索。
当然，人物杂传真正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在六朝，这不仅因为其名与“国史”“职官”等并载于官私目录，而且因为这一时期涌现出了数量可观的作品：我们首先来看看《七录》、《隋书》、《旧唐书》三书“杂传”部著录的具体篇数：
《七录》：二百四十一种，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隋书》：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
《旧唐书》：一百九十四部，一千九百七十八卷。
这个数目与史部的其它类别相比较，颇显庞大。《七录》所录具体篇目已皆亡佚，《隋书》、《旧唐书》尚存，两者出入不大，从其存在形式来说，人物杂传约略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为单篇行世的个人杂传，如《东方朔传》八卷、《毋丘俭记》三卷、《管辂传》三卷、《法显传》二卷、《汉武内传》三卷等；其二为结集行世的多人合传，如《孝子传》十五卷、《高士传》三卷、《逸人传》三卷、《列女传》十五卷、《七贤传》五卷、《美妇人传》六卷等。若从人物的性质而言，亦可粗粗分成两种：一为世俗人物，如《东方朔传》八卷、《李固别传》七卷、《梁冀传》二卷、《何传》一卷、《曹瞒传》一卷、《毋丘俭记》三卷等；另一为僧道人物，如《梁故草堂法师传》一卷、《法显传》二卷、《高士老君内传》三卷、《王乔传》一卷、《茅君内传》一卷、《清虚真人王君内传》一卷、《三天法师张君内传》一卷等。
事实上，由于六朝至隋唐时期的长期战乱，图书损失十分严重，因此，《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所提供的两份人物杂传目录，并没有完全反映曾有的史实。《太平御览》书前有《经史图书纲目》，收录图书一千多种，其中人物杂传有二百多种，占全目五分之一强，仅单篇行世的个人杂传就达一百三十余种，如《周穆王传》、《穆天子传》、《东方朔别传》、《陆绩别传》、《陆机别传》、《孟嘉别传》、《董卓别传》、《王弼别传》、《向秀别传》、《孔融别传》、《夏统别传》、《吴质别传》、《诸葛亮别传》、《曹操别传》、《曹瞒传》、《管辂别传》、《华佗别传》、《周处别传》、《南阳李先生传》、《关令尹喜内传》、《真人王褒内传》、《五柳先生传》、《魏夫人传》、《南岳夫人内传》、《马明生内传》、《无上真人内传》、《葛仙翁别传》等等。鉴于《太平御览》主要是在北朝《修文殿御览》等类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故其所引书目实际上取之于《修文殿御览》，反映的正是六朝时期的图书状况。这样一份庞大的目录的存在，有力地表明：人物杂传是六朝较为流行的创作文体，而其最主要的形式乃是单篇行世的个人传记。
令人遗憾的是，《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经史图书纲目》三份目录所辑录的人物杂传，原书迄今已多亡佚。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阅读到颇为丰富的杂传文献：其一、在《三国志》裴松之注（注：据笔者检阅：《三国志》裴注引及个人单行杂传凡21种，篇目依次为：《曹瞒传》（18条）、《荀彧别传》（3条）、《荀勖别传》（1条）、《郑玄别传》（1条）、《邴原别传》（1条）、《程晓别传》（1条）、《孙资别传》（6条）、《曹志别传》（1条）、《嵇康别传》（1条）、《吴质别传》（1条）、 《刘廙别传》（4条）、《卢谌别传》（1条）、《任嘏别传》（ 1条）、《华佗别传》（3条）、《管辂别传》（19条）、《赵云别传》（5条）、《费祎别传》（5条）、《孙惠别传》（1条）、《虞翻别传》（3条）、《陆机云别传》（1条）、《诸葛恪别传》（1条）。）、 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华阳国志》、《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文选》李善注等书籍中，保留着数量可观的人物杂传作品，尤其是单篇行世的个人传记；其二、在《高僧传》、《出三藏记集》、《道藏》等佛道典籍中，较为完好地保存着僧道人物的杂传作品。根据上述目前可以看到的作品，我们对人物“杂传”这一文体的文学特征作出如下总结：
（1）多个人立传，单篇行世。
虽然在官私目录中，单篇行世的个人杂传作品与多人合传的杂传作品集并存，但从所占比例来看，前者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后者。这有其主客观的原因：就主观而言，六朝士人崇尚清谈，标举个体，一个人的社会声誉、仕途前程往往决定于别人的“品题”，因此，单人立传行世无疑有利于其个性的张扬；就客观而言，六朝时，纸张虽已代替竹帛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但印刷之术尚未发明，文学传播的手段仍然以抄写为主，因此，相对较为短小的单篇杂传，自然要比鸿篇巨制更便于流传。
（2）多叙一人之始末，主体形象鲜明，情节结构完整。
人物杂传脱胎于史传，但又是对史传的改造和发展，程千帆先生《史传文学与传记之发展》一文（注：程千帆《闲堂文薮》， 齐鲁书社1984年版。），曾于此有精辟的论述：“史传之作，乃以史实整体为对象。故以传传人，亦着眼史实所关，而定其去取”，“杂传之作，则专以传主一人为对象，虽所取资亦有存汰，然要与史传标准有异”；“史传乃全书之一部分，凡诸史书，莫不彼此牵连，欲去重复，必赖互见”，“至于杂传之体，则以单行为主。故不独传主在所详叙，即有关诸人，亦皆旁及，在所不遗”；“史家自司马迁以次，多本《春秋》之旨以著书，故多微婉志晦之衷，惩恶劝善之笔。而史传人物，遂每以此而成定型”，“杂传则如《隋志》所云：‘率尔而作，不在正史’，褒贬之例，不甚谨严。虽其中不免杂以虚妄之说，恩怨之情，然传主个性，反或近真”。验诸具体作品，斯言确然。
（3）多取材于现实，间杂以虚妄。
人物杂传的“传主”绝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或现实社会中人物，即便是僧道杂传的“传主”也大多确有其人，譬如上文曾提及的老子、王乔、王褒、葛洪、法显等等，这体现了杂传作为“史部”文体的求实特征。当然，人物杂传毕竟不同于史传，特别是它又受到汉魏六朝佛教、道教的深远影响，因此，在现实人物的身上，亦间或附著虚妄之内容，蒙上神秘之色彩。像《汉武内传》、《葛仙翁别传》、《王乔传》等篇自不必赘言，这里，略举数则历史人物的例证：
《曹瞒传》云：“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三国志·武帝纪》裴注）
《华佗别传》云：“青黏者，一名地节，一名黄芝，主理五脏，益精气。本出于迷入山者，见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为佳，辄语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见阿之寿而气力强盛，怪之，遂责阿所服，因醉乱误道之。法一施，人多服之，皆有大验。”（《三国志·华佗传》裴注）
《华佗别传》又云：“琅琊刘勋为河内太守，有女年几二十，左脚膝里上有疮，痒而不痛。疮愈数十日复发，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视，佗曰：‘是易治之。当得稻糠黄色犬一头，好马二匹。’以绳系犬头，使走马牵犬，马极辄易，计马走三十余里，犬不能行，复令步人拖曳，计向五十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断犬腹近后脚之前，以所断之处向疮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而出，便以铁椎横贯蛇头。蛇在皮中动摇良久，须臾不动，乃牵出，长三尺所，纯是蛇，但有眼处而无瞳子，又逆鳞耳。以膏散著疮中，七日愈。”（同上引）
上引三条材料，曹瞒一条明显属虚妄之说；华佗则已被神化为一名巫医。又，《管辂别传》所载多为管辂卜筮之事，神机妙算，一如仙人，文繁不赘，俱见《三国志·管辂传》裴注。
（4）语言多骈散结合，且注重细节描写。
因为叙事表达的需要，人物杂传作品的语言，以散体为主，但在散体之中，又体现出骈体的色彩，颇多四言句式，这是受六朝盛行之骈文影响的结果。譬如《管辂别传》载：“日未入，东南有山云楼起。黄昏之后，雷声动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没，风云并兴，玄气四合，大雨河倾”；《曹志别传》载：“帝大怒，免志官。后复为散骑常侍。志遭母忧，居丧尽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注：《三国志·陈思王传》。），如此行文者甚夥，今不一一繁举。人物杂传文又常引及疏、表、奏、书、诏等其它文体，间或亦有诗文，如《吴质别传》引录吴质思念文帝的五言诗十六句；《诸葛恪传》载有诸葛恪与蜀使费祎对嘲四言诗十句等等，显示出其文体上的包容性。另外，人物杂传作品多有刻画细致的细节描写，这事实上是对以《史记》列传为代表的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在此略举两段分别描写环境及人物动作的细节，以期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昙无竭传》载：“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如箭。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
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先拔下，右手攀上，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相待，料检同侣。失十二人。”（《高僧传》卷三）
《庞娥亲传》载：“至光和二年一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之前，与寿相遇，便下车扣寿马，叱之。寿惊谔，回马欲走。娥亲奋刀斫之，并伤其马。马惊，寿挤道边沟中。娥亲寻复就地斫之，探中树兰，折所持刀。寿被创未死，娥亲因前欲取寿所佩刀杀寿，寿护刀嗔目大呼，跳梁而起。娥亲乃挺身奋手，左抵其额，右桩其喉，反覆盘旋，应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寿头，持诣都亭，归罪有司，徐步诣狱，辞颜不变。”（《三国志·庞淯传》裴注）
（5）篇幅一般较长，大大超过同时期的笔记体小说。
僧道人物的杂传作品，其篇幅较易统计，如《高僧传》中《慧远传》约5000字、《鸠摩罗什传》约4200字、《佛图澄传》约5300字、《道安传》约3400字，单行的《法显传》则长近10000 字（注：此据李详年统计，见《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第七章“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7页。）。那些单行的个人别传，其全篇字数已难确知，但仅是从现存文献中辑佚所得，亦足可观，如：
《曹瞒传》从《三国志·武帝纪》《荀彧传》《吕布传》《袁绍传》裴注可辑得18条，约1700字；
《管辂别传》从《三国志·管辂传》裴注可辑得19条，约7000字；
《孙资别传》从《三国志·刘放传》《贾逵传》裴注可辑得 6条，约1800字；
《邴原别传》从《三国志·邴原传》裴注辑得1条，文长约1700 字；
《赵云别传》从《三国志·赵云传》裴注可辑得5条，约1100字；
《虞翻别传》从《三国志·虞翻传》裴注可辑得3条，约1060字。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六朝笔记小说的篇幅：举《搜神记》为例，全书条目字数基本上在几十字至二三百字之间浮动，其中最长的几条字数为：《崔少府墓》约750字、《李娥》约600字、《弦超》约600字、 《张茂先》约540字、《赵公明参佐》约520字。《搜神记》的篇幅在整个六朝笔记小说中是具有代表性的，这组数字与动辄千言万语的人物杂传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
而更有意思的是，《搜神记》的若干条目乃直接取自于人物杂传。譬如《华佗》故事，汪绍楹先生整理本存二条，编号分别为69、70，其中第69条竟然全部抄自《华佗别传》； 《管辂》故事存四条， 编号为53、54、55、56，其中第53、55两条后半部分直接抄自《管辂别传》，第54条系《管辂别传》相应文字的节写。从裴松之注引的《管辂别传》可以推知，管辂与安平太守王基之间的故事是别传的重要内容之一，基本情节为：王基以《易》学自矜，初不服管辂卜术之精，后经多次验证，终于折服，于是“藏《周易》，绝思虑，不复学卜筮之事”，仅裴注所引有关文字就已近500字，原文无疑应该更为铺陈， 但干宝将其录入《搜神记》时，止摘抄、节写了其中的若干梗概，字数不满200字， 恰如鲁迅先生所云，成了“一点断片的谈柄”。这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实际上体现了人物杂传与笔记小说之间的文体区别。人物杂传篇幅长，笔记篇幅短，在很大程度上无关乎作者语言风格的繁简，而主要是适应不同文体需要的结果。
三
以上我们用较为详尽的笔墨，论述了人物杂传在隋唐以前的发展，并根据辑佚作品勾勒出了它的若干主要文体特征。事实上，《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小序，亦曾对此问题有过简单的总结，文云：
“《周官》，司寇凡大盟约，莅其盟书，登于天府。太史、内史、司会，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是则王者诛赏，具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书。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倜傥之士，皆有记录”；“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该序作者的意思很明确，杂传曾经历过三个演变环节，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曾经有过三种存在形态：其一为隶属于正史范畴的“史传”；其二为“率尔而作，不在正史”之杂传；其三为“作者日众”、“名目转多”、内容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之杂传。这第三种，就是上文提及的六朝杂传。因为生活年代的关系，小序作者未能论及人物杂传在唐代的发展情况。但是，鉴于六朝杂传的蓬勃繁盛之态、方兴未艾之势，按照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应该可以推断：人物杂传必然会在唐代获得新的演变，呈现新的面貌。我们认为：传奇就是继承人物杂传的文体传统，结合唐代其它文化、文学因素而诞生的一种新文体，传奇和人物杂传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文体渊源关系。这一观点，并非仅仅出于逻辑的推理，而且可以从唐传奇本身找到充足的证据：
1.唐传奇的作者队伍和创作动机都带有明显的史家色彩。
唐代是一个史学发达、史官地位极高的社会，知识阶层几乎人人艳羡史官之职，因为能够担任史官，参与修史，这不仅是对此人学问的最高评价，更是对他个人声誉及其社会地位的大力标举。刘知己《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记录道：“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而唐人薛元超竟然发出了“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注：《隋唐嘉话》卷中。）这样的慨叹。事实上，薛元超式的慨叹在唐代是较为普遍的，因为能参与修国史者毕竟只有少数，所以，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只得退而求其次，去做些“补史”的工作，譬如李肇撰《国史补》、卢肇撰《逸史》、林恩撰《补国史》、高彦休撰《唐阙史》、高若拙撰《后史补》等等，“诸书均以‘史’字命名，也就反映出了一种共通的心理，即不能任史职而又企羡修史之事，以‘补’国史之‘阙’自命”（注：参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上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普遍的“补史”心态，极大地促进了唐代各类史家体裁的著述：翻开两《唐书》目录，史部所录“正史”“伪史”“杂史”“实录”“起居注”“杂传”等各类书目中，唐代人的著作几乎都占了近一半，数量十分丰富。
源于史部人物杂传的传奇，自然也不免受到上述风尚和心态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唐传奇作者的身分：有高居相位而撰传奇者，如张说、李吉甫、弘农公、房千里、崔龟从等；有进士及第而撰传奇者，如张
、贺知章、顾况、刘复、白行简、许尧佐、陈鸿、柳宗元、韩愈、沈亚之、白居易、郑还古、王建、王洙、郑权、卢弘止、房千里、韦瓘、崔龟从、李绅、曹邺、薛调等（注：此据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所收唐代单篇传奇之作者而统计，比冯沅君《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多出七人，冯文载《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传奇作者还曾担任过史官，且有史家著作传世，参见下表：
传奇作品官职 史家著述
姓名
王度 《古镜记》 著作郎
大业时奉诏修国史《隋书》
《梁四公记》睿宗既位,迁中
张说 《镜龙图记》书郎中,明年进与唐颖撰《今上实录》
《绿衣使者传》 同中书门下平章 二十卷
《傅书燕》 事,国史监修.
顾况 《仙游记》 贞元三年著作郎
沈既济 《任氏传》 德宗大历时,召为左 《建中实录》十卷、
《枕中记》 拾遗、史馆修撰. 《选举志》十卷
传奇作品 官职史家著述
姓名
李吉甫 《梁大同古 宪宗时曾任宰相、 《六代略》三十卷、《
铭记》 国史监修.
元和国计簿》十卷、《
元和百司举要》一卷、
《元和郡县图志》五十
四卷等史部著作;临修
《顺宗实录》五卷
《全唐文》卷六一二载
陈鸿《大统纪序》:"
陈鸿 《长恨歌传》
臣少学乎史氏,志在编
《开元升平源》进士 年,贞元丁酉岁登太常
第,始闲居遂志,乃修
《大纪》三十卷."
韩愈 《石鼎联句诗 宪宗元和八年改比 与沈传师、宇文籍等
序》部郎中、史馆修撰 修《顺宗实录》五卷
张荐 《灵怪集》大历中授史馆修撰 《宰辅传略》(《新唐
书·史部·杂史类》)
《周秦行纪》元和十五年改右补
阙、史馆修撰
房千里 《杨娼传》 进士、宰相
《南方异物志》(《
新唐书·史部·地
理类》)
《二仪实录衣服名义
图》一卷、《服
袁郊
《甘泽谣》 饰变古元录》一卷
(《新唐书艺文志·
史·仪注》)
其次，再来看看传奇作品的创作动机：
《谢小娥传》：“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
《殷保晦妻》：“以余有《春秋》学，命笔削以备史官之阙。”（《三水小牍》）
《南柯太守传》：“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
《王知古》：“余时在洛敦化里第，于宴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谠为余言之。岂曰语怪，亦以摭实，故传之焉。”（《三水小牍》）
《三梦记》：“行简曰：《春秋》及子史，言梦者多，然未有载此三梦者也。世人之梦众矣，亦未有此三梦。岂偶然也，抑亦必前定也？予不能知。今备记其事，以存录焉。”
以“宰相进士”、“史馆编撰”、“国史监修”等身分，参与传奇的创作，复又在作品中竭力声明，所作皆为“摭实”，目的乃是“备史官之阙”，凡此云云，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传奇乃是史家色彩较浓的一种文体，而这种认识正与唐宋文献记载相吻合。
2.在唐宋文献中，称呼《莺莺传》、《任氏传》、《谢小娥传》一类作品为“杂传记”或“传记”，而非“传奇”。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传奇在唐代“已成为某种小说样式的专名”，“而只能说是裴硎的小说集的书名，或者如周绍良《〈传奇〉笺证稿》所考证的那样，更早是元缜《莺莺传》原来的篇名”（注：李宗为《唐代传奇》第一章“绪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真正意义上把《莺莺传》、《任氏传》、《谢小娥传》这一类作品称为“传奇”，据考乃是元代以后的事情（注：参李剑国《唐稗思考录》，文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页。 有关文献资料如下：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八“写韵轩记”载：“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可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缜、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五：“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明杨升庵《艺林伐山》卷一七：“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神仙幽怪以传于后”；明臧懋循《负苞堂集》卷三“弹词小说”：“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目前知道的几条唐五代人评论传奇作品的资料，亦大多倾向于认为它们属于史部体裁，如李肇《国史补》卷下载：“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太平广记》卷二○二引《玉堂闲话》云：“鸿与白傅传《长恨词》，文格极高，盖良史也。”而现存的宋代目录则几乎一致将传奇作品定名为“杂传记”或“传记”：
《太平广记》卷四八四至卷四九二为“杂传记”类，收录唐代单篇传奇作品13篇；
《郡斋读书志》“史部·传记”录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同时另录有《穆天子传》、《汉武内传》、《赵飞燕外传》、《高士传》及宋代传奇作品《绿珠传》、《杨贵妃外传》；
《直斋书录解题》“史部·传记”录唐传奇《梁四公记》、《高力士外传》，同时另录有《高士传》、《飞燕外传》、《杨妃外传》等；
《遂初堂书目》“杂传类”辑录《汉武内传》、《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则天外传》等作品；
《通志·艺文略》“史部·传记”录《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虬髯客传》等传奇作品多篇。
这种称法，无疑是时人对传奇与杂传文体渊源关系的确认。虽然，在注重史家传统的官修目录中，传奇作品的归类有所不同，如《新唐书·艺文志》将《补江总白猿传》等传奇作品录入“子部·小说家”；《崇文总目》将单篇传奇《虬髯客传》录入“史部·传记”，同时却又将《补江总白猿传》、《传奇》等录入“子部·小说家”，凡此均表现出一种对归类标准的困惑。实际上，这种困惑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一方面传奇与人物杂传的文体联系非常紧密，而另一方面，传奇在杂传的基础上又注入了新的文学因素，即小说的因素，显示出十分强烈的小说特征，无论将其归入“杂传记”还是“小说”，都有其理由。但是，正如上述文献资料所示：唐宋人在总体上仍然倾向于将传奇作品归入“传记”类，这说明文体渊源关系，乃是当时确立传奇作品归类标准的最重要因素。
3.唐中期以前传奇作品多单篇行世，与人物杂传的流传方式相同。
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载：“《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自注：“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鲁迅先生《唐宋传奇集》止收单篇，不收专集。章氏的观点受到了后世不少研究者的批评，而鲁迅先生的体例也引起了不少的误会（注：因为像《聂隐娘传》、《红线传》、《昆仑奴传》等典型的传奇作品，它们却并非以单篇行世，倘若按照章氏的标准，就将被排除在传奇之外，这自然说不过去；鲁迅先生虽然在《唐宋传奇集》中只收单篇，但他还是承认传奇集之存在的，《中国小说史略》曾辟专章“唐之传奇集及《杂俎》”进行了论述。）。这里，我们不想展开这场争论，我们想说的是，单篇行世虽然不能作为判别整个唐五代传奇作品的标准，但从创作及流传的实际情况来看，单篇行世却的确是唐中期以前传奇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这可以举一组数字为证。李剑国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把单篇的传奇称为“传奇文”，将收录传奇小说的专集按照传奇所占之比例分为：传奇集、传奇志怪集、志怪传奇集；复将整个唐五代小说的发展，分成五个时期。今将各个时期上述四类作品的数目统计如下：（表见81页）
传奇文 传奇集 传奇志怪集 志怪传奇集
初兴期(约武德初至大
历末,约618-779) 19 无无 2
兴盛前期--传奇文兴
盛期(约建中初至大和初
57 无2
2
,约780-827)
兴盛后期--传奇集兴盛
期(约大和中至乾符末,约 24 6 8
9
828-879)
低落期(约广明中至天佑七
年,约880-910)
12 2 2
5
继续低落期(约后梁初至后
蜀末,约907-965) 4
1 4
6
从唐高祖武德初至文宗大和初200 余年时间中，单篇传奇作品凡76篇，占总数的65.52%，传奇集、传奇志怪集总共只有2部，占总数的0.08%，而细检具体篇目，那些较为著名的、文献材料经常提及的、研究者作为研究重点的传奇作品，大多在此76篇之中，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很显然，唐传奇的发生、发展和兴盛是从单篇行世的作品开始的， 传奇集要一直等到单篇传奇活跃了200年左右以后方慢慢登场，唯一的一部传奇选集《异闻集》更是迟至咸通末、乾符初（约870—876）才跚跚到来。而且，即便是被收录在专集中的传奇小说，部分作品亦曾有过单行本，如《郑德麟》、《虬髯客》两篇虽收于裴硎《传奇》之中，但《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却有《郑德麟传》、《虬髯传》之名，显然它们曾经有过单行本。唐传奇的这种存在和流传方式，正是人物杂传所独有的，它与笔记小说以专集创作流传迥然不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奇的文体渊源所在。
4.传奇亦以“传”为名，亦专叙一人之始末，情节完整，与人物杂传一脉相承。
唐传奇惯用“某某传”为题，上文所说的76篇传奇文中，以“传”命名者就达39篇，占一半强。另外，王运熙先生云：“有的虽不以传名，实际也是人物以及神灵鬼怪的传记，性质也是传。如《离魂记》写王庙和倩娘的爱情故事。《太平广记》卷三五八题作‘王宙’，实际即是《王宙传》；《东阳夜怪录》写东阳夜怪故事，也可称《东阳夜怪传》；《隋遗录》、《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诸篇，均写隋炀帝故事，可称《隋炀帝外传》。因此，唐传奇的绝大多数可说是人物或神灵鬼怪的传记。”（注：王运熙先生《简论唐传奇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载《中西学术》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如此命名法，显承之于杂传。就内容而言，一篇传奇（不论其是单篇还是收录于集者）常常围绕某一人物或神灵鬼怪之故事展开，情节完整，绝不似六朝志怪仅截取片段而述。传奇的开篇与结尾皆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注：参刘瑛《唐代传奇研究》第三章“传奇的体裁及其演变”，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与人物杂传颇为相似，如最常见的开篇为交代时间、人物、地点，《枕中记》：“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霍小玉传》：“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者，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夏六月，至长安”；《莺莺传》：“贞元中，有张生者……游于蒲”，等等。最常见的结尾则为寓劝惩于议论，《李娃传》：“嗟呼，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淯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杨娼传》：“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步非烟传》：“噫！艳冶之貌，则代有之矣。洁朗之操，则人鲜闻。故士矜才则德薄，女炫色则情私。若能如执盈，如临深，则皆为端士淑女矣”，等等。
尤可注意者，乃是《南柯太守传》、《冯燕传》、《柳毅传》、《三梦记》、《王知古传》、《步飞烟传》等篇之结尾，它们分别使用了“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赞曰”、“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行简曰”、“三水人曰”等话语方式，这显然是在模仿《史记》列传尾设“太史公曰”、《汉书》列传尾设“赞曰”以引发议论之制，由此，我们可以再一次体会到传奇与史家体裁之间的渊源关系。
这里，不妨再举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例子：上文曾引及的杂传作品《庞娥亲传》，记述了酒泉烈女庞娥亲孤身勇斗凶徒、为父兄报仇之故事；唐传奇《谢小娥传》亦叙谢小娥只身杀死凶手、为父母报仇之事，两篇题材基本相同，仔细对读作品之后发现，两者的文体结构竟然亦惊人相似：
《庞娥亲传》 《谢小娥传》
开篇
"酒泉烈女庞娥亲者,表氏庞子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
夏之妻,禄福赵君安之女也." 估客女也."
娥亲父为李寿所杀,三位兄弟
小娥父、夫及叔侄皆被杀
情节一又遭瘟疫死,她决定以己之力,她立志报仇.
报仇.
情节二
娥亲"阴市名刀,挟长持短,昼 小娥遍访凶手申春、申
夜哀酸,志在杀寿". 兰之踪迹,伺机下手.
光和二年二月上旬,娥亲与李寿元和十二年夏岁,小娥乘
情节三
遭遇,她竭尽全力,终于手刃凶手. 申氏兄弟酒醉之机,杀死
申兰,活擒申春.
禄福地方官员不忍审判娥亲,"弛"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其
情节四
法纵之",复又"并共上表,称其烈志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
义",后娥亲不仅免于处罚,且受 得免死."
到朝廷旌表.
"太常弘农张奂贵尚所履,以束帛 "归本里,见亲属.里中
情节五
二十端礼之.海内闻之者,莫不改 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
容赞善,高大其义."嫁."
"娥亲以女弱之微,年父辱之酷痛,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
结尾仇党之凶言,奋剑仇颈,人马俱摧,塞始终全之而已.如小娥,
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 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
来,未之有也." 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
妇之节."
全篇字数约1000字 约1300字
值得一提的是，两篇故事都将“弱女杀凶徒”一幕作为情节高潮，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场面描写，《谢小娥传》的字数为80，而《庞娥亲传》则多达176字（原文见上节所引），因此， 无论与《谢小娥传》比较什么，《庞娥亲传》都完全具备传奇的资格，王运熙先生说“李公佐写《谢小娥传》，当受其启发”（注：王运熙先生《简论唐传奇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载《中西学术》第 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正道出了传奇与人物杂传之间的因承关系。
5.传奇亦使用散中有骈的语言，与人物杂传非常相似。
文体语言事实上是个颇为直观的问题，我们只要随手摘录唐传奇的若干句段，便可对此获得感性之认识：《南柯太守传》：“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柳毅传》：“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李娃传》：“邸主哀而进膳，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等等，不赘引。王运熙先生云：“唐传奇的这种文体，也渊源于魏晋南北朝。该时期的杂传作品，文体也是常具这种特色”（注：王运熙先生《简论唐传奇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载《中西学术》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
6.传奇的篇幅一般也较长，字数与人物杂传相仿，而与志怪小说差别甚大。
我们挑选了篇幅不等的传奇作品20篇，将其字数粗略统计如下：《补江总白猿传》约1200字；《游仙窟》约8900字；《枕中记》约1180字；《任氏传》3070字；《李章武传》约1670字；《柳毅传》约4180字；《霍小玉传》约3200字；《南柯太守传》约3380字；《庐江冯媪传》约530字；《李娃传》约3760字；《周秦行纪》约1630字； 《湘中怨解》约570字；《冯燕传》约490字；《红线传》约1400字；《聂隐娘传》约1440字；《杜子春传》约1820字；《张佐传》约1250字；《王知古传》约1860字；《步飞烟传》约1900字；《薛伟传》约1060字。从总体上看，单篇传奇的篇幅要长于收录于集子中的传奇，但基本上都在1000字以上，这是志怪小说所难以企及的，却正与人物杂传相仿佛。
总之，如上所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断定：唐传奇的文体渊源乃是脱胎于史传的六朝人物杂传。说“传奇源于志怪”，不仅得不到唐宋文献记载的支持，而且无法解释传奇作品多以单篇流传、专述一人之始末、篇幅长大等文体本质特征的来源问题。事实上，当我们了解了人物杂传在唐以前的演变过程和兴盛态势之后，当我们阅读了大量散佚在《三国志》裴注、《艺文类聚》等典籍中的人物杂传作品之后，当我们仔细将唐传奇与人物杂传进行一番比较之后，我们便不会对唐传奇的出现而感到突然、费解抑或惊愕了。
四
唐代以降，传奇小说续有创作和流传。宋代秉唐传奇盛势之遗，撰有数量可观的传奇作品，据李剑国辑录（注：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单篇传奇小说有89篇，如《李白外传》、《绿珠传》、《杨太真外传》、《唐滕王外传》、《越娘记》、《乌衣传》、《王子高芙蓉城传》、《任社娘传》、《赵飞燕别传》、《李师师外传》、《则天外传》、《红裳女子传》、《江亭龙女传》等；收录有传奇的小说集子有18部，如《江淮异人录》、《丽青集》、《青琐高议》、《绿窗新话》、《醉翁谈录》等。
至元明时期，传奇小说创作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峰。就创作的具体情形而言，约略可以分成两大块面：其一是单篇传奇的创作，以《娇红记》为首，继以《钟情丽集》、《双卿笔记》、《丽史》、《怀春雅集》、《花神三妙传》、《寻芳雅集》、《天缘奇遇》、《刘生觅莲记》、《李生六一天缘》、《双双传》、《五金鱼传》等篇；其二是传奇集的创作，以瞿佑《剪灯新话》为先锋，继以《剪灯余话》、《觅灯因话》、《效颦集》、《花影集》、《九龠别集》等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作品在当时即被认为是本唐传奇而作的：明高儒《百川书志》“史部·小史”首录《剪灯新话》云：“钱塘瞿佑宗吉著，古传记之派也，共二十一段，但取其文采词华，非求其实也，后皆仿此，俱国朝人物”，而其“史部·传记”类所录者，正是《长恨传》、《虬髯客传》、《任氏传》、《霍小玉传》、《红线传》、《杨太真外传》、《绿珠内传》之类的唐宋传奇；《百川书志》“史部·小史”末又录《娇红记》、《钟情丽集》、《艳情集》、《李娇玉香罗记》、《怀春雅集》、《双偶集》等六篇作品，在《双偶集》下高儒注云：“以上六种，皆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但备一体，为解睡之具耳。”事实上，明代市民社会对传奇小说的热情超乎寻常，与唐代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先生说“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非常准确的。譬如《剪灯新话》问世后，“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注：清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条，载正统七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之言。），它还远传日本、韩国、越南，分别对三国的《伽婢子》、《金鏊新话》、《传奇漫录》等古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东南亚古小说之始祖；至于那些单篇的传奇小说，特别是上文提及的《娇红记》、《钟情丽集》、《怀春雅集》、《花神三妙传》、《寻芳雅集》、《天缘奇遇》、《刘生觅莲记》、《李生六一天缘》等作品，不仅自以单篇流传，更被反复刻入《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花阵绮言》、《风流十传》、《艳情逸史》等通俗类书及小说选集之中，畅销一时（注：参陈益源《元明中篇传奇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文载《从〈娇红记〉到〈红楼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它们不仅成为明清通俗小说的题材渊薮，同时也影响了通俗小说的结构模式（注：参潘建国《明清艳情小说结局模式的宗教分析》，载《中州学刊》1997年第4期。）。
有清一代，文言小说的创作，因受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学术文化的影响，而趋于谨严平朴，传奇小说遂陷入衰落，单篇传奇罕见流传，传奇集子也并不多见，相比之下，所谓“著书者之笔”的笔记体小说则占据了文言小说的主导地位。然而在这样一片萧瑟之中，依然有个亮点在闪耀着格外引人注目的光芒，它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们只要将《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小说对阅一下，便可以觉出两者在诸文体要素（如结构、篇幅、语辞、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别。其实，即便是《聊斋志异》本身的各个篇章，也同样存在着传奇体和笔记体两种文体的区别，只不过在总体上它以传奇体为主。鲁迅先生显然早就注意到了此点，故称蒲松龄乃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更为准确的说法是“用传奇文体，而写志怪题材”，譬如《婴宁》、《青凤》、《聂小倩》、《辛十四娘》、《席方平》、《红玉》、《庚娘》、《青梅》、《田七娘》、《公孙九娘》、《嫦娥》、《霍女》、《白秋练》等等，它们均专述一人之始末，注重文辞及细节描写，篇幅长大，甚至结尾处也有“异史氏曰”、“王阮亭云”一类的史家议论模式，与传奇小说的文体特征一般无二，只是选择了狐鬼花妖蛙精一类的志怪题材而已。《聊斋志异》之后，虽有仿作，如《萤窗异草》、《谐铎》、《耳食录》等，其中亦不乏佳篇，但与枝繁叶茂的元明相比，整个清代的传奇小说实已是明日黄花。
上文，我们既已考察了传奇小说的文体渊源，复又梳理了唐以后传奇小说的流变，传奇小说的发展轮廓至此便清晰可见了：
从先秦两汉的《穆天子传》《燕丹子》到六朝人物杂传——传奇小说的发生发展期；
产生《莺莺传》、《传奇》等作品的唐五代——传奇小说的第一个繁荣期；
宋代——传奇小说的衍生期；
产生《娇红记》、《剪灯新话》等作品的元明两代——传奇小说的第二个繁荣期；
清代——传奇小说的衰微期。
沿着这样的发展轨迹，我们尽可以见出传奇小说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种种历史演变，譬如在唐代之前，传奇小说的传主多为帝王将相、释道人物，唐以后转向娼优士子等世俗人物，而到了《聊斋志异》，则狐鬼花妖皆可为传主矣；又如在唐代之前，传奇小说的文风较为平实，唐传奇则“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宋代复归平实，至明代则“粉饰闺情，拈掇艳语”，甚至还开了小说直露性描写的先河。但是，无论是唐传奇、宋传奇，还是元明传奇，其最主要的文体特征如多以单篇流传、专述一人之始末、注重文辞和细节、篇幅长大等等，却始终未曾改变，并与同时期的笔记小说保持着至为明显的区别，从而十分清晰地体现出传奇作为小说文体之一种的独特风貌和独立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