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邓小平对党的思想建设的伟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建设论文,新时期论文,贡献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世纪新阶段，当13亿中国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满怀信心，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阔步前进之时，迎来了世纪伟人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回首最近20多年华夏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深刻巨变，展望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我们更加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新探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很多创新。
一、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推动全党思想大解放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党的思想建设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党的思想建设在目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改进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激发党内思想活力，才能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在认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清理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的过程中凸显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恢复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就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第一要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首先是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党内部的危机导致出现国家危机。“文化大革命”不仅延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且党的执政地位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党在革命、建设时期形成的思想优势、政治优势逐渐失去，人们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也受到极大摧残。由于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公共权力的架构上，与西方国家公共权力分立制衡、政党隐身其后的架构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等级序列中居于公共权力机关之上，与公共权力机关实际上存在上下级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的方面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因此，新中国经历了20年的“左”倾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极左思想统治的年代之后，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和灾难性的错误，迫使党和人民重新思考，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治国必先治党。对国家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思必然反映到对党自身问题的反思上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都出了根本性问题。要恢复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秩序，实现党从领导革命的党向领导建设的党的转变，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党的思想路线的转变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扶正，这是根本前提。
但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政治路线仍主宰着中国的政治生活，极“左”思想路线仍统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未能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这样的层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反思，仍然固守“两个凡是”这一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里讲的“凡是”，并不是要把毛泽东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针发展下去，而是要我们党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两个凡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纠正自身错误的最大障碍，成为横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座大山，不移开这座大山，党就不可能领导人民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泥潭，闯出一片新天地，开辟一条新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所有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中，最紧要的是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首要的是要解决党在思想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要求。否则，就不可能扫除污浊沉闷的政治空气，不可能解决好“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不可能把全党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更谈不上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走出困境、再创历史的唯一选择。必须而且只能把重新确立并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作为党的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认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过程中，恢复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少数人发动、社会动员、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三部曲。
少数人发动主要是指“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等党内部分领导同志率先提出要恢复并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探索，付出沉重代价才最终明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产生于西方，其社会条件与中国完全不同，只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也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于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他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正式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在这前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被党的高层领导所接受。1941年在全党范围开展的整风运动使全党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统一，至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了统治地位，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注：杨金海、周战超：《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由于我党坚持并遵循这一条思想路线，领导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就受到严重干扰，“文革”时期正确的思想路线遭到践踏和破坏。因此，“文革”结束后对正确的思想路线首先是要恢复的问题。邓小平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谈到党的问题时特别指出，“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在他们看来，是不是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如何对待“两个凡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老同志最先站出来否定“两个凡是”。也正是在邓小平等负责同志的支持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阐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开展尽管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个别领导人的指责，但也无法阻挡在全党范围引发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从而为恢复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广泛的社会动员。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恢复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发表的一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宣言书，明确提出要解放思想，并把解放思想看成是当时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把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恢复和端正到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上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党的思想路线通过党的决议的形式得以全面恢复和发展，表明党的思想路线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最终从“文革”结束后少数人的意见成为全党的意志。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党解放思想，转换脑筋，作出科学回答，从而推动着党的思想路线的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由于人们长期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对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改革开放究竟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有疑问，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遇到了姓“资”姓“社”的困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虽然受到群众欢迎，但从地方到中央对此均存在分歧。“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需要弄清楚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改革在我国能否起步，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否走出一条新路。对这一基本理论要作出科学的回答，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而不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的个别词句和某些观点的束缚，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敢于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标准，敢于突破那些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个别判断和结论，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走出新路子，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统一、相一致。对如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展开和发展，要求思想解放的深入，要求理论思考的深入。因此，党的思想建设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显得更为重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党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新的概括，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一科学表述于1982年正式载入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党章总纲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在原有的基础上给党的思想路线加进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条，使它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充实，各有侧重，又互相贯通，形成了内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核心，科学地反映了党的思想路线最本质的内容。它贯穿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思想路线的起点和出发点，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必然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思想路线的终点。这一时期还提出了解放思想永远不会到头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多次强调说：“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党的十三大又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我们的基本口号。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要敢闯、敢试、敢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对我有用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不断发展，大大激发了党的生机和活力，党领导开辟新道路有了导航旗帜，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有了活水源头。正是坚持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引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
总之，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文革”前我党坚持的正确的党的思想路线得到全面恢复，并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突出表现在，其一，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实事求是原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认为实事求是不仅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基本原则和科学作风，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其二，拓展和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首次把“解放思想”纳入到党的思想路线中来，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并强调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首要条件，解放思想要先行，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具体表现为既要克服社会主义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式的教条主义，又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按新的思路建设社会主义，独立探索，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
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解放思想中统一全党思想
自1945年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正式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文化大革命”结束，随着对“四人帮”批判的深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始被人们所认识，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毛泽东。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左”的错误思想突出表现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形式上是维护毛泽东以及党的形象，坚持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其实际效果只会有损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损于党的形象。右的错误倾向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极少数人借口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二是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毛泽东思想只适用于搞阶级斗争，现有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因而毛泽东思想不灵了；三是有些人认为既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许多波折，这说明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右的错误倾向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一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重要政治问题。历史经验证明，政治上出问题往往是从思想混乱开始，是从理论迷茫开始。要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就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维护党的思想统一。邓小平作为当时党内威望最高，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以马克思主义的敏锐眼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驾驭全局的能力，从挽救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左”右两种错误思想。一方面，坚决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彻底纠正“两个凡是”，不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就无从谈起，就无法摆脱僵化思想的羁绊，也就不能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坚持好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又力排众议，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地位，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旗帜的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曾先后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某些错误严格区分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不能由毛泽东一个人来承担，“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毛泽东一生功大于过。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决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和党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造者，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主要探索者。否定毛泽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党的光辉历史。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强调“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在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指导下，《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又坚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及毛泽东思想对全党工作的指导作用；既分清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和观点，又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逝世后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其影响极其深远。
首先，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看，在党的上一代领导人之后，如何解决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党的指导思想延续性的问题是一大难题，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执掌政权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最终丢失政权，其在对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和党的领导人的评价失当所造成的深远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深思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异常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解决了毛泽东之后的一大历史难题，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
其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来看，在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基础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使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了历史和逻辑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是密不可分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二者是一脉相承的。从某种意义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邓小平理论就失去了产生的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上体现出的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对人民、民族、国家利益极端负责的精神，以及统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才能。
三、排除各种干扰，党的思想建设紧紧围绕并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
排除各种干扰，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抓党的思想建设，是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一大特点或一大贡献。
第一，针对党的思想建设在加强声中被削弱的状况，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改革开放逐步展开，出现了忽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忽视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侵蚀，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于1982年首次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3年，邓小平针对不少党员和干部对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质和任务把握不准，不能自觉贯彻执行的情况，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党没有认真重视。再次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概括起来，一是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二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三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四是一手抓开放政策，一手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在后一手中，“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当时之所以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因为实际工作中一手硬，一手软，抓一手、放一手的情况已相当严重。这种局面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没有硬起来，放手的情况很严重。因此，邓小平明确要求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针对把经济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这一新论断，赋予政治这一概念以新的时代内容，把经济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统一起来，解决了“两张皮”的问题。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都是党的工作。其中党的思想建设要围绕经济建设这项中心工作去开展，不能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空洞地进行，形成“两张皮”。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党的思想建设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紧紧围绕当时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要围绕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最根本的就是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这样，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才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避免形式主义。在党的思想建设中抓好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和优势。共产党组织上的统一来源于思想上的统一。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与强有力的党的思想建设是相伴随的。
第三，针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顺利贯彻执行扫除障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左”和右都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危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形成和执行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也不时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左”的干扰是反对改革开放，认为改革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开放是向资本主义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右的干扰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认为我们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在经济上主张搞私有制，在政治上主张搞多党制，在思想上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使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遇到巨大的阻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左”。正如邓小平所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从历史上看，我党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左”与右的错误，有人不清楚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要么提出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毕其功于一役，要么提出仍然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把革命领导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其后果是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但危害最大的还是“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由于“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象越“左”越革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过程中，在探索和开辟新道路的过程中，要突破束缚社会发展的传统模式、观念、积习，阻力主要是“左”。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一是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克服“左”右倾错误的重要思想观点，比如，树立党的基本路线百年意识的观点，不搞争论的观点，“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观点，等等。二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有“左”的错误就反对“左”，有右的错误就反对右，避免出现只准反右或只准反“左”，更不能以右反“左”，或以“左”反右，反“左”时不能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反右时不能妨碍改革开放。这些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已深入人心，深入党心，“左”和右的市场大大缩小，影响力大大下降，党的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
四、创立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弄清楚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对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近20年的时间里没有完全搞清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对社会主义曾经有很多认识误区。比如，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只能从生产关系上把握，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中去概括，只要围绕生产关系不断地搞所有制升级，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以为贫穷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成，“穷则思变”“富则变修”是铁的定律，甚至主张“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把贫穷强加给社会主义。以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等等。这些认识误区，相互交织、渗透，构成封闭的思维模式和僵化的思维定势，使人们曾长期处于一方面在搞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困惑之中。能否走出认识误区，关系到党能不能长期执政，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需要我们党在这一根本问题上进行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全党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基础。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页。）个民族是如此，一个政党更是如此。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党就不可能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过程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华民族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第一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形成于共产党处于革命党的年代。党所肩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毛泽东思想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来建构理论框架的，这是正确的，也是合理的，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但随着党的地位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需要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与时俱进。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很多曲折，与执政党的理论准备不充分紧密相关。虽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宝贵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属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部分思想是不成熟、不完整、不一以贯之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中未居主导地位。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执政理论探索的不成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由于20世纪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几乎都出现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要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并在理论上搞清楚，这是一道世纪难题。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过去都没有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伟人也无法超越历史时空的限制。前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执政时期始终没有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国家终结了，共产党执掌的政权也丢掉了。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的新起点。如果说，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曾取得某些成果和经验，那么，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些成果和经验已经远远不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需要，其中很多部分已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障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这些深刻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旧的体制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历史根据已经完全丧失。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也已无法适应国情、党情、世情发展变化的需要，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因此，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既坚持又发展。一方面，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适时地把执政党面临的根本任务作为党的理论建设的核心内容，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理论建设的中心工作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系统和科学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第二大成果。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高度评价，又是对这一理论本质内涵的深刻揭示，一方面，邓小平理论的新思想、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这一理论立足当代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达到了一个新境界。这一新境界就内容本身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过去没有提出的思想观点，解决了以往没有遇到的理论难题。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创造。第二个层面，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较好地解决了以往开始解决、但尚未解决好的理论难题。第三个层面，科学地回答了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未能回答的问题，进一步澄清了以往我们认识不清、认识模糊的问题，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观念。以上三个层面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是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取得的伟大理论成果。
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保证了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尚处于初始阶段，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方位变革，涉及到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思想观念的冲撞，特别是党自身的改革和建设，是上层建筑变革中最为敏感也最为核心的事，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具体工作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重经济、轻政治，重物质奖励，轻思想教育，用经济建设取代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或忽视、淡化党的思想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正如邓小平所说：“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死灰复燃，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开始盛行，社会道德出现滑坡。这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注意，我们坚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祖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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