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我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态势论文,哲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萌发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虽然不是很明显，或者说，尚未取得具有重大理论突破意义和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成果，但是，这些新变化又的确会对我国哲学走向21世纪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大大增强
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出发的，能否正确地提出问题历来是能否正确地解决问题进而推动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世纪之交，面对汹涌而来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大家普遍感到，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理论研究、理论思维的不丰厚、不坚挺状况，必须着力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使大家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敏锐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改变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居支配地位的“解经注经”，将哲学当成某种“政策性注解”，从而使哲学变成“迁就眼前事变的工具”的治学方式。哲学诚然有论证、解释、宣传的功能，但哲学绝不能停留于此。如果哲学放弃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探索功能和任务，那么，哲学也就真的“无用”了。因此，真正充满活力的哲学，应该是批判、探索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使大家感到哲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必须发生转变，即改变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进行单纯的逻辑推演的体系化建构方式。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哲学研究长期在低水平重复中徘徊，哲学不景气，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哲学界长期以来痴迷于建构一个又一个的体系，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当代社会实践中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和难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新时期以来，我们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改革，就提出了许许多多种方案和设想，但迄今尚无一种较为满意的方案。而在数以百计的“体系”面前，我们的哲学在理论上究竟有了多大的突破性进展呢？体系是问题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使得正确处理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总结历史经验，大家感到，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哲学在未来的新发展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所要强调的是两个方面：在对现实问题研究中避免简单化，强化其探索性，在基础理论研究中避免或克服学究化，强化其现实感；使二者真正实现动态互补，互相融合。当然，也许是对十年“文革”的灾难仍然心有余悸，还有一些学者担心研究现实问题危险，或学术价值不大，而主张走学院化的发展道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哲学的学院化是个事实，但不是其发展方向。
如此看来，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关键是将现实问题合理地转化为哲学问题。哲学作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黑格尔语），往往是以高度抽象化甚至思辨的形式存在的，但是，哲学决不等同于“单纯的思辨活动”。从哲学史上看，即使是被公认为抽象、晦涩的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也不是超越时代而独立发展的东西。康德黑格尔哲学的魅力和价值在于以其特有的方式对那个时代提出的诸多现实课题进行了哲学上的加工、处理和解答。马克思当年曾经深刻地分析过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普遍性”观念的实质，认为这种对普遍性的向往，不过表达了资本文明冲破狭隘地域性、民族性界限的客观要求，不过是“市民社会”的预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第46 卷（上），第18页。）
主题转换：从认识论的主题转向历史观的主题
如果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轴心的当代中国哲学50～6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唯物论和辩证法，70年代末期乃至8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认识论，那么，进入90年代特别是中期以来，基本主题则发生了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而世纪之交，这种主题转换的趋向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造成这样一种主题转换的基本原因在于：
首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改革之初，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任务繁重而又艰巨。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批判“左”倾思潮的荒谬，为改革开放扫除思想障碍，这在当时是极其自然的，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但是，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消化了历史经验。事实表明，对历史经验的消化，决不只是认识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价值观、历史观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育、确立和完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社会关系中家族式、宗法式、行政单位制关系逐渐被打破，身份制关系开始向契约制关系转变，大量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步暴露出来，人们的利益关系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切反映并作用于哲学思考和哲学理论形态中，必然地使对社会历史观问题的探讨上升为哲学界关注的基本主题。例如，马克思当年就曾揭示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资本文明的不断扩大、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而在当代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同样有个适应现代化的活动主体的塑造问题。本身尚处于狭隘的血缘宗法关系和地方性联系中的小商小贩，决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实现狭隘的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转变。研究这一转变在我国目前实现的条件和机制，就是摆在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再如，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是以牺牲多数个人即人本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代价实现的，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的尖锐对抗的形式实现的。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过程，也是大量物化的、片面的、偶然的个人不断被制造出来的过程。此种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危机”在西方被认为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而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搞现代化，如何才能有效地克服或避免西方工业化以来日趋严重的“文明危机”、“文化困境”，从而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就势必牵涉到对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民族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观问题的深刻把握。显然，实践把这一问题向哲学家们提了出来，但哲学家对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还不能说已令实践满意。
其次，这是新时期我国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新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开端的。1978年那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本身就已经表明，真理标准不仅仅是思维方式、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是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价值观的问题实质上是历史观的问题，但问题的这一方面性质在当时并未被充分意识到。在当时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就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检验实践的标准是什么？对实践的检验标准必然地牵涉到对不同的实践主体的利益、需要和社会历史作用的理解，因而，与真理标准相比，带有更加明确的历史观性质。但是当时由于哲学界大多数人的关注重点在认识论方面，受这种认识论思维方式的限制，更由于历史观的研究尚处于停滞状态，因而，这一问题提出后，虽然有少数学者参与了讨论，但最终却不了了之。
然而，真理标准大讨论毕竟开启了新时期哲学研究的大门。以这场大讨论为契机，一些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也提了出来，推动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拓宽和深化。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 ）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理解。为了深刻地说明实践何以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界近些年来展开了关于实践的要素、结构以及主体—客体关系等等问题的研讨，从而认识到实践中展开的主体—客体关系，不仅仅是认识关系，还是价值和评价关系。这些复杂关系不仅涉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这样，交往活动作为实践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被提升起来。这也就意味着，实践不仅是认识论范畴，同时也是历史唯物论的基石。而实践的本质正在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对实践本质理解的深化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从历时态上分析实践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考察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的不同形式、性质和方式的变化及其规律性。这昭示了对实践范畴进行唯物史观的考察的发展方向。（2 ）深化了对主体性问题的理解。起初，主体性问题是在认识论范围内被提出来并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重大区别而加以强调的。主体性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使大家感到，仅仅从认识论范围内，人的主体性问题仍然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说明：从历史上看，所谓人的主体性并非天然具有的，在不同历史阶段，人的主体性也会有不同的内涵和形式，况且，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恰恰是被剥夺，是丧失了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异化现象。因而，研究主体性问题就不能抽象地谈论（即仅仅在人与动物相区别这样一种意义上）人的主体性应该如何，更应该客观地揭示人的主体性在历史上是如何丧失的，如何克服这种“沦丧”状况等。从现实来看，只要制约人的主体性确立和得以发挥的条件存在并起作用，抽象地谈论人的主体性对于实际的人的状况的改善而言就只能是“隔靴搔痒”。主体性问题研究向历史观的深化，很自然地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本身的发展的矛盾从而实现二者的统一，这样一个当代唯物史观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提了出来。（ 3）上述问题的探讨要求在哲学价值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虽然，与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一样，价值问题最初也是作为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即作为真理的某种特性）提出来的。但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价值论的研究必须突破传统认识论的视界，提到哲学历史观的高度。因为不同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归根到底反映了不同历史观的分野。唯物史观，只要不被僵化地理解，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深刻而准确地把握这种统一对于丰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这是与世界范围内哲学研究主题的当代转向相契合的。
现代西方哲学中，由于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分析哲学运动的广泛影响，认识论中心主义一度居于支配地位。与此相联，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家那里，已很难具有近代康德、黑格尔甚至古代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那种感召民众、启迪人类心智的力量，愈益成为学院化、私人化的“话语”，哲学成为高度专门化的一种职业，很难说这是哲学发展的荣光。
风靡当代西方的“后现代”文化思潮，近年来成为我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应当承认，“后现代思潮”对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批判、对支配现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主题的解构是颇富挑战性和破坏性的。它实质上是以否定的甚至消极的方式重新提出了历史观的主题。无论是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还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利奥塔的“叙事危机”与“合法化危机”理论，其中所昭示于我们的哲学主题显然已经不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居支配地位的认识论、知识论问题，而是社会历史观的问题。
当然，“后现代”思潮由于其过于强烈的破坏色彩，重视解构，而轻视建构，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近年来已渐趋衰弱，其地位已被一种新的思潮——“后殖民”思潮所取代。但它对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批判遗产还是被继承下来了，譬如，1998年8月， 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本世纪最后一次世界哲学大会上，与会的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是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等方面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主题的新变化。
应当说明的是，当代中国哲学中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主题转向一方面要求人们应该更准确、深入地把握马克思当年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和主题：另一方面也要求历史观的研究必须有新的突破和发展，以弘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因为很显然，所谓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主题转换，并不意味着简单回复到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所设定的历史观的框架中去。
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
在相当长一段岁月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基本上是从前苏联那里移植过来的。而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哲学界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对这一体系的反思、批判与突破。世纪之交，这种反思、批判力度进一步加大了。很多学者呼吁并试图建构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大家普遍感到，传统的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存在如下缺陷：
首先，很难说它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实际。具体表现在：其一，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几大块分割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整体性和理论彻底性，特别是把唯物史观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更是有悖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其二，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得很不充分，有意无意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之外，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理解上，仅仅注意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所谓“基本内核”）和黑格尔辩证法（所谓“合理内核”）的影响，而没有充分揭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性解读，特别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批判性考察以及对近代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批判继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其三，一些内容特别是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中阐发的内容与旧唯物主义相比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则存在不少简单化倾向，如将唯物史观看作“经济决定论”就很难说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重要的思想没有充分地反映到这个体系中来，如马克思的普遍交往思想，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关系的思想，关于文明发展与文化矛盾的思想，关于价值问题的论述等在这个体系中基本上付诸阙如。其四，在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的理解和解释上，存在着较为浓厚的教条化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批判、创造精神被削弱了。
其次，对体系的过度推崇以及严重的教条化倾向，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活力，使得这个长期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解释系统的教科书体系及其所阐发的理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面前常常显得手足无措。受这种教科书体系所代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习惯于采取解经注经式的思考路径，惯于拿教科书所阐述的原理来裁定社会实践，来判定人们的活动和行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新发展变成只有少数杰出的领袖人物才有权或有能力染指的事情；多数人只负有宣传、解释和信从“原理”的使命。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无限开放性、革命批判性就大打折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随着当代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在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取得它本来应该取得的巨大成果。
再次，未能充分反映、回答当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新成果、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社会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所讲：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喜悦，而一旦有了立即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科学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特别是人类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的吸取工作并不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创立而宣告中止。但是，也应该承认，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中，这样的吸取工作不能说做得是十分出色的。相反，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原理+例证”这样的吸取方式，似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仅仅只是证实或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诚然，这一方面是存在的），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提出什么新的问题或挑战，从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发展贡献出什么积极成果，而马克思主义也未能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贡献什么智慧。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际隔离开来的做法，势必制约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应具有的作用和影响。
最后，它游离于世界哲学的发展进程之外，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被严重遮蔽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基本上停留于近代西方哲学的视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于一个知识论体系，这带来双重后果：一方面，由于从近代知识论的哲学视野出发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知性化的倾向，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真实意义事实上被遮蔽了，它与西方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与非德国哲学传统的有机联系显得极其模糊；另一方面，由于用近代哲学的框架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又被解释成绝对的水火不容，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哲学中的理论意义难以呈现出来。这就大大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批判性对话的机率和水平。
实践表明，传统教科书体系虽然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在目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中，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新发展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期望。特别是在教学中，已经客观上造成了“教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学”的尴尬境地，这当然不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愿意看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也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但目前还很难说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无论如何，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将是21世纪前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是没有疑问的。
打破学科壁垒，切实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长期以来，受传统学科界线划分的影响，我国哲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自我封闭倾向。且不说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交流少得可怜，即使是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乃至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等领域之间也往往是“老死不相往来”。大家痛感，学科划分过细，壁垒重重，严重制约了我国当代哲学的发展。21世纪的中国哲学要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打破狭隘的学科界限，大力推进不同学科之间的比较、对话与合作，在跨学科交流中寻求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对21世纪哲学的发展来说，跨学科交流之所以重要，一方面，这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代哲学所面对的问题是高度综合性的，很难将这些问题归入传统学科划分所界定的哪一门学科。
张世英教授认为，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继续发扬19世纪以来向西方召唤近代主体性哲学和主客思维方式的精神，因为这条道路是发展科学、发扬民主的必然。那种想以提倡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来“拯救危机”的设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既缺乏科学，使人受制于自然；又缺乏民主，使人受制于封建统治者。然而，我们又不能亦步亦趋地走西方的老路，先花几百年的时间补完主客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之课，等其流弊完全暴露之后，再走西方现当代“后主体性的”哲学之路。我们应当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之合理处，进而与西方的主客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这将是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注：张世英：《百年中国哲学之反思》， 载《学界专家论百年》， 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8页。）
刘放桐认为，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之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由于它对近代西方哲学传统的根本变革，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某种同质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哲学的发展道路，将自觉或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连的道路，而这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注：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赵敦华认为，所谓哲学危机实际上只是纯哲学的危机。从历史上看，纯哲学处于危机之际，正是各种文化思想极其活跃并相互碰撞之时。以往我们很少把纯哲学以外的但又对人类哲学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思想和资料写进哲学史，从而把哲学史研究的路子搞得很窄。有鉴于此，他提出了“大哲学”的观念并强调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当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传统的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但是，我国哲学界马、中、西三足鼎立、以邻为壑的状态是不正常的。哲学史和哲学一般的界限应该打破。比较哲学的对象不应只限于哲学史，而应成为哲学一般的方法。未来的世界哲学既不是“西方底哲学”，也不是“中国底哲学”，而是比较哲学，因为“大哲学”不仅是西方哲学的出路，也是中国哲学的出路；“大哲学”之大，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是跨文化的，它消除了按照纯哲学的标准所设定的种种藩障碍。（注：赵敦华：《“大哲学”的观念和比较哲学的方法》，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1期。）
邓晓芒认为，改变当前的哲学困境，冲破沉闷的学术气氛，最迫切需要的是锻造一种新的理论方法，这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并吸收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方法，以建构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在他看来，将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吸收进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中，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指导中国学术的发展，将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理论构想之一。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现象学立足于人的精神现象的全面丰富性对整个自然界及其历史进行一种“本体论的证明”，即通过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通过精神力量的创造性的“自由变更”来确证自己的自然性和客观物质性。 （注：邓晓芒：《文化哲学与哲学建构》， 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9期。）
如此看来，尽管对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走向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必须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标签：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主体性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