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审美文化生态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生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审美文化生态的内涵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语“Oicos”，含有“住所”、“区位”、 “环境”诸意。后来一些生物学家用之研究生物体居住条件、物种构成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遂成为一种生态学说，即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学说。所谓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文化生态系统不只重视自然生态，而且重视社会生态，不只重视环境对文化的作用，而且重视文化与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与19世纪简单的文化进化论和环境决定论有重要区别。我们借用文化生态学的文化生态概念和方法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更强调环境作用的有机整体性，注重从整体的观点研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比那种孤立地考虑某一或某些环境因素的观点有很大优越性。第二，寻求用各种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以解释不同历史阶段和区域文化特征的形成发展。第三，改变过去那种两张皮式的环境描述，更注意突出环境与审美的联系，从而突出审美文化研究的独特性。
一定的审美文化总是在一定环境中产生、发展、演变的。所谓审美文化生态，指的就是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它以与审美文化关系的远近，由远及近大体包括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包括哲学、宗教、道德、风俗等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等等直接或间接与审美文化生成发展有联系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审美文化是一个纷纭复杂的文化形态或层面，它与环境之间，有着极为复杂多样的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考察社会时所说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有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1](P359) 审美文化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它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与多种环境因素交织在一起。各种环境因素对它的影响，作用大小也因时因地因具体作品不同。但有一点是应予肯定的，这就是，各种环境因素总是构成一种合力对文艺产生影响。恩格斯曾经十分赞赏并精确地解释了这样一种生物规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息息相关，哪怕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联系。”[2](P376) 这种规律被达尔文称为“生长相关律”。据此，马克思曾在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时曾说：如果把拉斐尔同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提威安诺（提香）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而列奥纳多的作品则受到佛罗伦萨的环境的影响很深。……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3](P459)。无疑，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与其相适应的艺术家，而艺术家却不是受到仅此一种影响，社会各种环境因素形成的“合力”对艺术家发生着不同程度和层次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也进行过类似的整体环境分析。他们认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P261—262) 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绘画、雕刻、造形艺术的明星群体，相继崛起，光彩夺目。之所以如此，恩格斯指出，地中海沿岸一条狭长的地带，现在是一片紧密相连的文明地区，使以意大利及其文化为首的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新发明的涌现，东方各民族、首先是阿拉伯人的各种发明的传入，当代的地理大发现和与之俱来的海上交通和商业的大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4](P432)，不仅“给艺术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而且使文艺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显而易见，审美文化生态研究的任务，就是把审美文化放到特定时代的环境总体之中，在与相关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子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予以观察，尽力把握审美文化与其生存环境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而众星拱月地揭示出，特定时代的审美文化是在怎样的审美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演变的，为准确、全面地揭示特定时代审美文化的审美理想和基本特色，全面分析审美文化的本体内容，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二、秦汉审美文化生态的主旋律和大趋势：“大一统”
秦汉大势、秦汉审美文化生态区别于先秦（春秋战国）的最大不同、最大特点、最重要的变化，一言以蔽之，曰“大一统”。关于何谓大一统，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大一统”包含着本衍、内外、表里多种含义。其本义即深层含义是推崇、尊崇一统，即为政治统治寻求形而上的合法性依据；它的外在、表层衍生义的核心是“王者无外”、“尊王”，即充分肯定天子、皇帝作为天下共主的至上地位和权力，对全国实行一统化统治，建立起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天子专制、中央集权的一统帝国（九州同风，华夷共贯）。在这个意义上，一统与统一、一致、融合的意思是很相似的。
秦汉社会大势，虽经三次大的农民起义，可谓一波三折，但总的来说，就是走向大一统，巩固大一统，发展大一统和大一统走向衰微。秦汉思想领域城头变幻大王旗，由秦尊奉法家，至汉初崇尚“黄老”，到汉武“独尊儒术”，再到东汉中后期庄老抬头异端思想和批判思潮的兴起，都与大一统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秦汉审美文化也不例外。大一统构成了秦汉审美文化生态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尤其是不同于春秋战国的主要生态环境特点。秦汉审美文化生态的构成因素和秦汉审美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只有在大一统的统摄下，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得到恰切的说明。
就大一统与秦汉审美文化生态构成因素的关系来看，秦汉审美文化生态的各个因素，都受大一统的统摄和制约。没有大一统的四海一家，异域同邦，地大物博，根本就谈不到自然环境对秦汉气魄的影响。没有大一统，也就没有诸子思想的整合、地域文化的整合，乃至中外文化的整合。没有大一统，天地人大一统大和谐宇宙图式也就缺少形成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没有大一统，就不会造成士的使命和命运的重大变化。没有大一统，就没有当时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就更没有深沉雄大，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就大一统与秦汉审美文化的关系来说，大一统也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大一统对汉代散文内容和形式的影响就是明显的一例。大一统格局对汉代散文内容有重要的影响。汉代的大一统格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秦代大一统局面的延续。秦汉开创的大一统的局面，是空前伟大的事业，是自西周以后经数百年才实现的而且远比西周更加幅员辽阔和权力更加集中的统一。把这么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强大的国力集中统一起来，加以先秦宽厚深邃的文化积淀，便使人产生了一种移山填海，气吞宇宙的气魄，在散文上，便体现出一种议论恢宏、博大精深的特点，如贾谊《过秦论》虽是说的秦朝，但自有一种综核古今、通观宇内的胸怀，读之犹如“黄河水之天上来”，体现出汉初朝廷文人高屋建瓴的境界和大一统乐观、自豪的时代精神。
西汉前期，由于继秦之后重归统一，如何巩固这个统一，就成为汉初散文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和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这时的名篇名著，大多是总结亡秦经验，为新的统一提供思想与策略。到西汉中期，大一统的局面日益兴盛，藩国逐渐解析消亡，地域文学的人材都向中央流动，当时的国都长安汇集了各方的精英，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时散文的内容与汉初有所不同。它与空前强大的国势相副称，歌颂和表现国家的繁荣强盛，构筑大一统的文化体系。其气度极为恢宏，形式上出现许多鸿篇巨制，涌现出了如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那样的大家巨匠。西汉后期，情况有所不同，自元帝以来，纯行儒术，士重师传，习章句之学；文尚摹拟，有从容之风，淡化了功利性和开创性，而渐开灾异迷信之端。越到末期，阿谀歌颂之文越多，随着大一统统治的危机，散文创作也陷入低谷。东汉前期，虽仍然处在大一统格局之下，但局面却不如西汉前期、中期那么稳固，皇权也不如西汉中期那么集中。此时没有大的战争、激烈的内部斗争和非常的措施，一切显得比较平稳。东汉散文总体上便表现出一种典雅富丽、雍容和平的气度。东汉后期，社会动荡，皇权旁落，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他们在朝野遍布爪牙，鱼肉百姓，残害善良，甚至以自己的利益决定皇帝人选，严重危及到汉朝的统治。针对这种社会现实，于是产生了社会批判思潮。大批散文以愤激的感情、尖锐的言辞来抨击邪恶，抨击黑暗势力。东汉末期，尤其在董卓入京破坏之后，大一统局面分崩离析，皇室摇荡，人民离乱，于是散文内容又一变而为忧国忧民，感怀伤时，成为“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乱世之文了。由此观之，两汉散文的内容，深受大一统局面变迁的影响，其发展变化是与两汉兴衰紧密相关的。
大一统格局对汉代散文形式亦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秦汉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其散文气魄和规模也远过前代。刘熙载《艺概·文概》说：“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磅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而阮元则说：“大汉文章，炳然与三代同风。”（《经室三集》卷二《与友人论古文书》。）如果说西汉文章无体不备还有点勉强的话，东汉却可以当之无愧。《后汉书》为文体立传，凡有著述者，皆于后一一注明。仅从《后汉书·文苑传》所记载来看，古代各种文体几乎已是应有尽有。
两汉散文文体丰富，且既有宏伟的长篇，也有寥寥数语的短制。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文体的发展与创制，而文体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散文内容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无体不备的散文各种形式适应了大一统社会的需要，也体现了汉人旺盛的开拓性与创造力。最令人叹服的是那些代表两汉盛世气象和大汉气魄的鸿文巨制。西汉司马迁立志要“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史记》创造了纪传体例，网罗三千年史实于一编，旁贯书、志、诸子百家，洋洋洒洒五十万言，确是前无古人。继《史记》之后，东汉班固又写出了《汉书》，首开断代纪传体例。这两本史学著作气魄宏伟，结构森严，叙述得法，成为两汉文学的压卷之作，以后两千年封建朝廷正史体例，皆不能出其范围，充分证明了这两本史书的体例价值。此外，《盐铁论》、《淮南子》、《论衡》、《新语》、《春秋繁露》、《新论》、《潜夫论》、《汉纪》、《东观汉记》、《风俗通义》等等，都是汉代内容充实、体制宏大的作品，体现了汉人“大一统”的气魄和胸怀[5](P826—829)。
三、秦汉审美文化生态的多元构成
（一）自然环境的浸润陶染
自然环境是构成特定时代审美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与先秦自然环境的不同，对审美文化特点的形成，起了“润物细无声”的重要作用。
先秦时代诸国林立，各地方都偏于一隅。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寒士游侠也有机会游走诸国，但毕竟行动不便，尤其是缺少那种海内一家的强烈感受，缺少那种地大物博的豪迈情怀。因此，当时自然环境对审美文化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形成了各地域的地方色彩。例如楚辞想象瑰丽、热情奔放、惊彩绝艳，就明显地打着南方楚地自然环境的印记。刘勰在论及屈原楚辞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屈原作品得“江山之助”的看法。
秦汉大一统后，过去分属诸国的领土，归入了一个统一的版图。海内一统，天下一家，可谓疆域辽阔，地大物博。这就打破了以前狭隘的地域观念，更有利于开阔眼界，拓展胸襟，激发人们积极探索，开拓进取的情怀。在客观上为形成包括宇宙的磅礴气势，纵横天下的壮志豪情，提供了客观自然条件。我们在枚乘《七发》的“观涛”，在《淮南子》面向广大世界的进取激情中，都可以看到自然环境因素的沾溉。最典型的莫过于新的自然环境条件对司马迁创作《史记》所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其《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还奉命出使过西南，并多次从武帝出游，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他欣赏到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考察了许多古战场及名胜古迹，收集了大量民间传说、历史轶闻，深入体验了人的实际生活，了解了民风、民俗、民情。显而易见，海内一统的自然环境对司马迁《史记》的地蕴海涵、气势磅礴的审美风格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陶染作用，其流风所及，成为后世文人提高自身的一种模式：“壮游”。扩而大之，自然环境的多元合一，也为形成深沉雄大、壮丽辉煌的时代审美文化特点提供了“江山之助”。
关于自然环境对审美的作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说过一段颇为辩证的话：“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6](P123) 同理，秦汉地域大一统，确实对形成时代雄丽的审美风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个地域大一统决不能单独产生秦汉审美文化，对秦汉审美文化影响更大的还有诸多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科学技术的骄人成就
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文化的第一个鼎盛期。传统的科学技术如农业、医学、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和铸铁、造纸等生产技术，在这400年间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独特的体系。不仅较之战国时代有重大发展，而且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秦汉时代的地理学、水利工程、耕作技术以及丝织、漆器等制造业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今天，我们站在秦汉人留下的多种令人赞叹称赏的珍贵文物面前，那充满了世俗情趣的彩粉陶俑，那显示着力量和气势的石雕，那工艺精巧的错金铜博山炉和那企图保持尸体不朽的金缕玉衣，那举世闻名的汉镜，光泽如新的漆器，以及那大量历史废墟、帝王陵墓、贵族墓葬中琳琅满目的器物，都与当时的科技水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足以引发无尽的历史怀想。
（三）空前统一的民族与国家
秦汉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是在空前统一的民族与国家的基础上取得的。早在先秦时代，作为汉民族前身的华夏族，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即经历了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阶段。到了战国时期，内迁至中原的各族已经与诸夏融合，而海岱江淮间的东夷、淮夷与吴越也都先后与华夏融为一体。战国七雄兼并，从华夏民族史看，乃是华夏民族的兼并与统一。战国时代虽已实现了华夏大认同，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但是地域差异仍很明显，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战国时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即说明了当时经过民族大迁徒达于大融合的华夏民族，仍存在着地区差异。
秦灭六国，创建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华夏民族已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前提下实现了大一统，汉继秦，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的开端期。在国家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华夏不仅发展成为统一的民族，而且确立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主体的地位，在尔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继续发展中，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凝聚核心。由于汉代的历史影响深远所至，人们便将华夏族称改为汉人族称。
汉人的分布地域在秦汉时代实现了完全统一。汉族共同的经济生活，在秦汉时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具体表现在小农经济的定型化，度量衡与货币的统一，公共水利的兴修，官修道路网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等重要方面。秦汉时期实现了汉文字的统一并逐渐规范化，这是汉族已形成为统一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中央集权君主制，使官制、律令、田制等都进一步体系化，不仅成为汉人社会的基本的国家制度，而且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制度。到汉代，以汉人郡县地区为主干，民族地区为边疆的地理观念已确定。社会法典化的思想在汉民族中形成。它是汉民族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上汉民族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秦始皇曾试图以法家思想统一全国，汉初曾盛行黄老学说，汉武帝时期，适应国家大一统的需要，汉武帝促进了统治思想的法典化，推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这种社会法典化思想的形成，不仅对汉人社会历史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民族宗教在秦汉时代已形成。先秦尊天敬祖的宗教观念，在汉代仍广为流传，祭天与祀祖，为最重大的宗教礼仪活动。作为民族宗教的道教，在汉代正式形成，佛教亦在此期间由印度通过西域传入中土，对汉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宗教信仰、习俗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的出现是汉民族形成、民族历史意识成熟的产物。《史记》不仅把对民族的来源归结为同出黄帝的统一谱系，而且是从黄帝一直叙述到汉武帝的通史。
秦汉时代民族大认同和疆域的扩大，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的“内中华，外戎狄”种族观念的突破与更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盛况空前，中华民族在秦汉时代达到了空前的融合与发展[5](P4—10)。
（四）多元多重的文化整合
秦汉时代在空前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大一统政治格局建立的基础上，进行了包括诸子之学的整合、地域文化的整合、民族文化的整合和中外文化的整合等等多元多重内容的文化整合，从而在文化上结束了战国以来诸子纷争，道术为天下裂，地域文化并峙、不同民族文化对立的局面。在中华民族内部，形成了兼融统一，多元整合的大一统文化，在对异域文化的吸纳融合上也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诸子之学的整合。秦汉文化带有明显的综合、创造特色。尽管从先秦学派承传上汉代很多思想家都有学术渊源，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注重融合贯通，博采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贾谊、刘安、司马谈、司马迁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即使董仲舒，也是于儒家之外，吸纳了阴阳、道、法等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一特色仍很明显：严遵、刘向、扬雄、班固、王符、王充等都不同程度地注重并吸收诸子之学。汉代的确显示出整合的创造，在开辟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的思想文化道路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历来都以经学概括汉代的政治思想，把经学视为汉代学术思想的特色，这是不十分确切的，甚至是皮相的。经学固然因为成为官方统治思想而跃居重要地位，但在汉代，“从开始到终结，在经学之外都存在着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表现出与经学迥异的思想风貌，其中有些成就还是划时代的，有些是颇有重要价值的。”[6](P5) 就是经学本身，也不能简单化评价，而应置其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 给予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确切地说，汉代的思想乃是多元中的整合，而究其主流，又是儒道思想的融通，是以儒道互补为基础，以儒为主干，吸纳诸家进行的整合中的创造。
地域文化的整合。秦汉多元整合的大一统文化的形成，一方面表现在以儒道为主干整合百家之学上，另一方面又表现在地域文化特别是南北文化的整合、南北文化进一步的交流上。
先秦时代，地域文化丰富多彩，风格各异，互相影响，交相辉映。但战国中后期，这些地域文化随统一大势向着整合的方向演进。从总体上看，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可大略分为以中原文化为基干的北系和以荆楚文化为主体的南系。如果说北方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话，那么，以荆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则可以说是“长江文化”。从华夏文明形成的历史看，“黄河文化”奠基溢彩于前，“长江文化”则扬波辉煌于后；从基本性质和主导倾向看，体现中原理性精神的北方“黄河文化”更侧重于“儒”；体现荆楚神话艺术传统的南方“长江文化”则更侧重于“道”。在秦汉这个文化整合、汇通的伟大时代，在整合百家思想上确立了儒道互绌与互补的格局；在汇通地域文化上完成了由“江河汇流”而实现的中原理性精神与南方神话艺术传统的比翼齐飞。儒与道，“江与河”（即南北），理性与艺术，历史与神话，它们从不同的层面或侧面体现了汉代所形成的多元整合的文化机制。在这种文化机制中，代表北方文化的儒家思想与代表南方文化的道家思想的相绌与互补，深入到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不仅两汉时代各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儒、道绌补的主潮，而且文学与艺术，诗歌与绘画，也都在与儒、道相关的北方理性精神与南方神话艺术传统的整合中发展，一方面是现实世界的世俗生活、伦理教化及其体现的各种形象，另一方面则是充满了幻想的神话世界及其体现的斑斓图景，二者并行不悖地混合在汉人的意识观念和艺术世界中。秦汉时代，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都体现了兼容、整合的特点。战国时代打破了古代文化的沉寂，思想上进入了一个“冲突期”，秦汉时代则在文化上进入了“融合期”，经过战国到秦汉的冲突、融合，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真正完成了整合。秦汉时代多元整合的大一统文化，不仅显示了有容乃大的民族精神，同时体现了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5](P21—24)
中外文化的整合。开拓进取、闳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融通。秦汉时代，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在这一双向运动过程中，中华文化初步确立了自己在世界文化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多方吸收了外部文化的宝贵营养，激发了自身肌体的蓬勃生机。
（五）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貌
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是该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折光，是人们深层社会心理的外在流露，它们构成了一定历史时期精神气候的主要内容，是审美文化生态的重要方面。
秦汉主要处在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统治阶级基本上还是一个勇于开拓，颇有作为的阶级。因此秦汉人的精神风貌，总起来看是开放闳阔、积极进取、刚健笃实的，其中有许多反映秦汉人的精神特质，反映“中国的脊梁”的东西。这里主要从建功立业的大丈夫气魄，任侠尚武的刚烈风气，真率冲动的豪放性情，维护自尊的人格特点，讲气节重信义的伦理情操和开放松弛的两性关系诸方面勾勒出秦汉精神风貌的大体轮廓。这种勾勒，只是秦汉时代人们精神风貌的一幅简略的、静态的平面图画。实际上，从纵向看，秦汉人的精神风貌并非一以贯之，而是随社会大趋势的发展变化，大体经历了由雄放粗豪到温俭精细，由任侠尚武到崇儒重文的历史变化。但这种变化在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里毕竟是微乎奇微的，秦汉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时代，有着相似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质。这种精神风貌和精神特质不仅为秦汉文化提供了成长壮大的精神氛围或精神气候，而且为其独特风貌奠定了价值论和心理学的雄厚基础。
（六）阴阳五行的宇宙观或思维模式
秦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多种文化百川归海，整合会通的时代。它进行了先秦诸子文化的整合，地域文化的整合和中外文化的整合等多重文化的整合，形成了天地人大一统大和谐的思想文化体系。这种早在春秋战国就已开始的走向大一统的新的思想融合，在宇宙论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管子》、《庄子》中的气的思想，《老子》、《庄子》中的道的思想，《周易》中的阴阳思想，《尚书·洪范》和邹衍的五行思想，通过《吕氏春秋》，经过《淮南子》，到《春秋繁露》，气、阴阳、五行、十端，终于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宇宙理论。整个宇宙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为一，又可以从基质上把握为二（阴阳），还可以把握为四（四时、四象）、五（五行），扩展为八（八卦）、为十（十端），衍展为六十四（六十四卦），为万物，构成了一个有秩序、逻辑、层次又可伸缩、加减、互通、互动的整体。这特别明显地在五行层次上透露出来。依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对应顺序，色有青赤黄白黑，味有酸苦甘辛咸，音有角徵宫商羽，季节有春夏长夏秋冬，方位有东南中西北，位置有左上中右下，情有怒喜思忧恐，内脏有肝心脾肺肾，道德有仁礼信义智，神有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帝有太皋哦炎帝黄帝少皋颛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张宇宙的相互联系网络图。它既有竖直向上的种类事物（天文、地理、时间、空间、颜色、声音、气味、人体、道德、鬼神等等）的分门别类的联系，又有横向跨越事物分类而从根本性质（五行）上的交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生理与心理的相通，情感与道德的互渗，色、声、味的趋同，自然与社会的互动，时空的合一，抽象与具体的互转，人与鬼神帝的同质，一句话，天人的互通互感。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宇宙体系，不纯是一个自然界的体系，而是把社会、政治、道德、法律、文艺融入其中的天人互动体系。在《史记·天官书》和《黄帝内经》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气、阴阳、八卦、万物在天文和人体中详尽的展开。
汉代的这种气、阴阳、五行、八卦、万物互感互动的宇宙图式既为汉代艺术容纳万有的特点提供了哲学基础，又为其大气磅礴奠定了内在逻辑构架[8](P28—29)。
（七）“大一统”下士的使命和命运
士在先秦时代崛起后，就在政治与文化这两方面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是支撑着古代官僚制度的骨干力量，“学而优则仕”，成为官僚的后备军，同时，又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中担负了精神文化包括审美文化的创造与传播的主要任务，所以中国审美文化与士的关系极为密切。
秦汉大一统时代，士阶层已成为与政权建设和文化选择密切相关的力量，为专制君主所特别重视。由秦汉开始的适应于大一统政治局面而形成的官僚制的政治结构和文官行政制度，为士阶层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其作用提供了现实条件，但秦王朝统治时间短暂，实行极端专制主义，“以吏为师”，专任法术之学，打击甚至坑杀非议执政的儒士，未能有效地行使文官行政制度，以维护大一统的统治。而汉代统治阶级则有效地行使了文官行政制度，重视士在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两汉士人是在天下一统、国家强大、君臣之序分明的形势下从事政治、文化活动的。一方面，他们的视野和胸怀比前人更开阔，在思考的眼光和任重道远的志向上，在功业的追求上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上，已大大超过了先秦士人。统一强盛的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激发士人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因而，他们自然会情不自禁地述颂那个给他们提供了建功立业舞台的大一统时代；但是另一方面，皇权专制政治与帝王驭士之术，又极大地压抑了士的个性，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就在士人通经致仕得到恩遇的同时，却被夺去了他们往昔的自由与风采而成为秩序井然的大一统政治中的一种工具。特别是，在专制皇权政治中，不仅君主个人的素质对士的遇与不遇、进退出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政治中的多种因素直接影响着士人的命运。因而，“悲士不遇”作为渴望建功立业的另一种情绪和声音，不仅鸣响于汉家盛世，使董仲舒、司马迁等人均抒发了这种“莫随世而轮转”、“慎志行之无闻”的悲愤，而且，东方朔、扬雄、班固等更以自嘲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大一统时代士的两难命运，其中东方朔的《答客难》揭示了战国士人与汉代士人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苏秦张仪之辈之所以“身处尊位”，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诸侯争霸的时代，其才干有充分施展的机会；而在天下一统，诸侯慑服的汉代，一切都秩序化了，都在高度集权而又法典化了的轨道上运转，逸出这个轨道，就会大祸临头，在这种情况下，士的个人作用自然难以发挥。而且专制的皇权政治，秩序分明的社会，使帝王具有无限的权力，士与帝王的关系，如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武帝时代主父偃由重用到被杀，司马迁因李陵之祸下狱惨遭宫刑，都是显例。专制皇权政治中士人的这种命运，使一些人产生了“隐退自保”的心理，东汉张衡的《归田赋》，更向往怀慕山林田园的幽趣，以逸情林泽表现对政治的回避。由建功立业的豪情，到“悲士不遇”的感喟，再到退隐不仕的人生选择，这反映了皇权政治中士人依违两难的处境。总之，中国古代大一统社会中士与政权的关系，是在秦汉时代奠定的，秦汉士人既有建功立业的用世求仕之志，又有避祸全身的出世栖隐之想。仕与隐的结合，是士人常规的心理意念，反映了这一阶层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那种儒道互补的人生观，亦由秦汉士人的政治文化践履而奠定[5] (P39—43)。
收稿日期：2006—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