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主义因素的成长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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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探讨有关市场经济与未来社会的现实基础——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这二者之间协调发展抑或二律背反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从来没有如此既令人充满希望、激荡心灵,又使人深感困惑、疑窦丛生。它是希望与困惑的交织,理想与现实的撞击。在现代社会丰富多采而又呈现出某种光怪陆离的景象中,人们似乎难以像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那样,对其描述得那么鲜明和简单。对理论的动摇和对实惠的追求,似乎应验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结束时所讲的,“有教养的人已失去了对伟大理论的兴趣”,“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已经毫无掩饰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现实的困惑,促使理论工作者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因素增长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和阐发。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向上发展着的,对未来社会的描述,马、恩已从理论上作了明确而科学的论证。然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传统文化条件的制约中,生化和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外貌和具体特点。现在,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所形成的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那种“左”的模式和偏见以及僵化和简单化的理解需要加以澄清。同时,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为共产主义因素的积累和增长创造条件,而不是使两者对立起来,甚至互相否定等诸种问题,尤其需要引起重视。这就首先需要说明什么是当代的共产主义因素?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共产主义因素在理论认识上有什么异同?特别是要揭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因素增长的客观条件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起对未来社会的信念和信心。

应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恩格斯曾经科学地预测:“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

马克思曾经生动地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生产力、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度丰富;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随之消失;人们的经济生活准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一切符合或朝向这些基本特征及性质的社会事物和现象都称之为共产主义因素的话,那么,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否正在积累着这些共产主义因素,又是怎样地在积累呢?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积累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所有向往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和关心社会主义前途的人们,都必然会提出这些问题并强烈地关注着我们现有的一切社会变革。

毫无疑义的是,无论在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说明并无二致,对这一伟大奋斗目标的基本信念的根据是全社会共识的。从社会历史进程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社会,其主要任务是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前提。问题在于: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能促进社会发展从而逼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呢?实践证明,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为什么不是前者?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就带来四个特点: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用于一些大项目的投资、建设。实践证明,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期内,发挥了重大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随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教条式地理解了马、恩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可以废除商品经济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无需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并把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企业统收统支,统盈统亏,从计划的下拨、人员的调配到生产和产品销售一概没有经营自主权,价值规律不发挥作用。虽然一度发现统得过死不好,要改革,但在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改革总是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中恶性循环,达不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管理目标,社会经济得不到健康发展。2、在我国农村,以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还占优势,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时,过快地、强制性地实行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在社会化生产过程中,搞大而全、小而全的自我封闭体制,人们在封闭中重复劳动,由交往活动所带来的生产的相加效应规律在这样的经济活动中很少发挥效应,封闭的社会与不断打破地域、宗教、民族、国界的隔离而走向世界的现代化潮流和趋势相脱节,以致我们这个本来已经落后了的民族失去了很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并以此为起点去创造更先进的东西,从而实现跳跃式发展进入现代化行列的机会。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扭曲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人为地制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3、在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上,严格按照二元结构管理,在消灭城乡差别之间树起一道壁垒。国家为了保证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得以实现,采用了通过工业品和农业品的人为差价——剪刀差转移农村财富的途径,不惜以农业长期低速发展、农民生活相对贫困为代价,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日益扩大。不仅如此,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形式将城市和农村人口分开,把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排斥在城市以外,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改变农民身分。4、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没有很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而是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甚至干的不如不干的,勤奋的不如懒惰的,扼杀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之,1978年以前,我们过于简单和片面地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因素增长的问题,错误地以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唯一形式,只有计划经济才姓“社”、姓“共”,不顾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实际发展状况,单纯地强调搞计划经济。实践证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极大的繁荣,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长足的增长,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不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很难在更大的规模和程度上推动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

综上所述,在经济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仅仅按照计划经济模式来建构社会主义、积累共产主义因素是不够的。为了建立高度发达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进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勇气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还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根据实践的经验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②]中国要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如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经历了多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选择,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不排斥计划),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这是一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路,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之路,是一条更加逼近远大目标之路。具体表现在: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有利于促进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首先,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有着强有力的优势。我国的公有制企业,在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历程,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中坚力量,它们拥有一支过得硬的高科技人员的队伍、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先进设备、宏大的规模和雄厚的资金,它们在承担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骨干工业项目的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性开发、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及投资和承担风险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是其它经济成分的企业所无法比拟的,这些优势从根本上保证了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能够赢得市场、赢得竞争。其次,上述优势使我们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取得胜利并创造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加完善。市场经济是唯一一种实现社会经济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经济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都必须尽可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性质,实现市场机制所具有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因此,作为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经济就应当也只能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如公平竞争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开放型原则、专业化分工原则等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了几十年的公有制经济还必须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改造,从而创造出比私有制经济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经济,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邯郸钢铁公司这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就实践并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赖政府,缺少压力、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他们按市场经济原则改造企业,发明了市场经济的成本核算公式:目标成本=该产品的市场价格-目标利润。并概括为:市场价格确定成本,指标分解落实到人,按劳分配只看效益,当家理财都是主人。这一机制给他们带来的是:1991年,实现利润5000万元,是这一机制推行前的1990年利润的50倍。1992年,实现利润1.49亿元;1993年,实现利润4.5亿元;1994年,在吨钢售价比上年下跌400元的情况下,实现利润7.8亿元;1995年,实现利润7.08亿元。到1996年初,邯钢资产负债率已从1990年的80%下降到39.5%。[④]这是邯钢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杰出贡献,是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取得发展、壮大的成功范例。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使公有制经济能够支配和制约其它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我们实行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发展方针,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到1992年,从工业总产值来看,非国有工业所占比重达51.9%。因此,学术界就有人担心私有制将取代公有制。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严重性。但是,如果我们人为地抑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显然是违背经济规律而不足取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让私有制经济按照有利于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发展的有效途径。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⑤]马克思在这里把一切社会形式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比喻为一种“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支配着其它一切经济形式的地位和影响,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正是这种“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一切非公有制经济都要受它的影响和支配,服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其经营方式和范围受社会主义法律的限制,同时,政府还在其中不断地通过完善税收制度、二次分配等途径和方法合理地干预非公有制经济,使其按照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而不断提高其社会化的占有程度。只要我们的公有制企业和政府的管理水平及工作效率得到提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会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的势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将获得突破性进展。

2、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三次重大的经济组织的创新,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第一次是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经济、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变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形式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不是大逆不道,这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的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要把公有制经济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理论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⑥]邓小平也讲:“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⑦]所以,注重发展生产力,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经济、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过程中的“为了前进而后退”。这次变革,为中国农村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它的实质就是把在人民公社基础上实行的“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形式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将整个农业生产推向市场,进行农业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经济。实践证明,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各家各户成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统计,最近12年来,全国农民累计推广优良品种的种植面积达10亿亩,增产粮食500亿公斤以上。199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仅黑龙江、吉林两省粮食增产可达50亿公斤。这一切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发展,从而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⑧]

第二次是经济特区的兴办。这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灵活措施与特区人民拼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创办的宗旨就是把经济特区放到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让其在风浪的磨炼中求生存、求发展。所以,经济特区一诞生,就确定了其以引进外资和外销为主,建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同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和竞争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格局。可以说,经济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和管理的科学化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为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第三次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据统计到1993年为止,全国已有各类乡镇企业2300万家(其中村办、乡办的152万家)。这是一种由农民自筹资金和原材料、自己办工厂、自己学技术、自己生产、产品由市场销售的农民企业,是一种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解决的企业。经过十几年的风雨历程,乡镇企业已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总产值已达2.9万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提供了又一强劲推动力。

综上所述,这三次意义伟大的经济组织的创新,使我国经济获得了全面而较快的发展。在1979~1994年的16年里,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5%,居同期世界之冠。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切正在实现着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它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最终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⑨]这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3、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农民已开始了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城乡差别正在缩小。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近10亿的农村人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问题。恩格斯说:“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要消亡。”那么,中国社会中小农如何消亡?是像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写的那样,绝大部分农民进城转化为工人,而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则成为农业经营者呢?还是像我国50年代工业化进程中那样,一批农民进城转化为工人?[⑩]实际上,当代中国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小农逐步消亡的格局。首先,农民在创办发展乡镇企业的过程中,从职业上实现了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有4.4亿人,其中有1.3亿已转移到二、三产业,几乎同城市职工总数相等。这一转移不仅保证了农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生活条件有较大的改善,是农民生活实现小康进而达到比较富裕的重要标志,而且还缩小了城乡差别。从今后农村的发展潜力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以及农民收入的增加将会越来越多地依靠乡镇企业的增长和发展,而随着乡镇企业的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和企业素质的提高,逐步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其发展空间与领域,又将为更多地吸收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创造物质条件。

第二,农民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实现了转变。乡镇企业的创办,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劳动方式由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转变为按工业、商业生产的程序工作。生活方式也由服从农业文明的生产逻辑转而服从工业文明的生产逻辑,过上了文明健康的生活。

第三,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应运而生。农民不仅在职业上实现了农转非,而且将居住地也由农村转到城镇,过上了现代城镇生活。农民通过自己的力量创办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反过来又塑造出了新的农民,把农民引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这时的农民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11)]目前,以大中城市为中心,辐射小城镇,实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已见雏型。这是中国农民在政策的引导下创造出的一条小农自己消亡的农村城市化的道路。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缩小城乡差别的道路。它是通过创办乡镇企业这个特殊方式实现的。它既避免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羊吃人”式的消灭农民的血与火过程,也避免了两极分化。它对于经济落后、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缩小城乡差别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借鉴意义。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人自身走向解放的历史,是人的个性全面自由曲折发展的历史。只有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到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2)]。

马克思从个人解放的角度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阶段。最初的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其中包括三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3)]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系。这亦是指自然经济状态,即生产的直接目的是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产品主要不是为市场生产。

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是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始作俑者。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一方面“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4)]。“随着这种普遍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建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15)]这时的人的关系比起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是对个人的某种形式的解放。但是另一方面,当人们摆脱了封建等级人身依附关系以后,又陷入了对商品金钱的依附关系之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关于人的发展问题上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物作为一种异己的独立的力量统治着人。马克思曾抨击道:“私有制把我们变得那样愚蠢和那样片面,以至不管什么样的对象只有当我们占有着的时候……才成为我们的对象。所有这些感觉的异化——占有的感觉代替了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人的本质不得不被还原为这种绝对的贫困,以使这人的本质从自己里面分娩出内部的财富性来。”[(16)]在这种对物的占有欲的驱使下,人沦为物质的奴隶。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本质上是不一致的,是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沉重代价的。

马克思所设想的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7)]这即是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还说:“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18)]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条件。[(19)]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卡夫丁峡谷”的跨越直接进入生产关系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带来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二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对人的依附(这种依附关系的残余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就使马克思所设想的第三阶段上的个人全面发展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一方面,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劳动者或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的公有制形式,确立了劳动者是生产资料主人的地位,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从根本制度上否定了对人的依附关系。同时,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现象,这是对“物的依赖”的根本否定。一句话,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沉重代价来换取社会进步的制度。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法人和经营者、生产者本人都不能自主经营和独立经营,人们也没有挑选工作岗位的自由,又形成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人的依赖关系。在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战胜资本主义,摆脱前两个阶段上所形成的依赖关系显然是艰难的。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人的个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国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使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局面。具体地说,第一,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企业、法人、经营者、个体生产者等从僵化的计划体制下摆脱出来,具有自主经营和追求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大大地激励了企业和个人奋发向上、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为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并创造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提供了条件;第二,劳动者的社会流动度大大提高了,在十几年中,社会成员从总体上说,开始摆脱过去那种身分隶属固定、工作固定、居住固定的状况,流动难的坚冰开始被打破,人们逐渐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选择职业,社会中纵向流动、横向流动、结构性流动以及自由流动的人数大幅度增加,社会整体流动呈立体状,在流动中,人们及时、正确地把握市场经济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的种种机遇和条件,敢于更新自我,迎接挑战,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敢冒风险、注重实效、依靠法制等现代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行为规则冲击封建落后的旧道德、旧观念和陈规陋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毫无例外地“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受到市场方面的一切波动的影响。”[(20)]而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竞争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各方面的素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1)]又说:“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2)]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它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表面上呈现出的人自身发展的和谐状况,使人的发展在“一部分人先富”中孕育着与其相反的东西,其价值在于: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发展,为社会所有人的平等、富裕提供基础,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我们应在全局上、战略上抑制市场经济中的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的滋生和蔓延,以民主和法制的日益健全来减少物的依赖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目前出现的“一切向钱看”现象,恰恰是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产物,它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民主和法制的健全而逐渐消声匿迹。这一切都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取得本质上的一致。

总之,日益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为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消失,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消失,从而也为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并积累着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

[③]同[②],第148~152页。

[④]《人民日报》,1996年6月26日。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⑧]《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75页。

[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6页。

[⑩]《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陆学艺文。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第5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18)]同[(17)]。

[(19)]上述有关观点参见《理论探索》1996年第1期肖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辩证法》一文。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258页。

[(21)]同[(20)],第2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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