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著译中的“杂合”现象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现象论文,赛珍珠论文,著译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4-0046-04
“杂合”一词来自现代生物学，指不同种、属的动植物间的杂交行为及其结果。由于当今世界各学科之间的不断“杂合”，该术语也被移植到人文社科领域，用在文学批评的后殖民理论中。在文学批评这个特定语境里，“杂合”主要指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交融这一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兴起的后殖民文化文学理论认为，“杂合”是殖民运动的产物，因为殖民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种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这种文化间的杂合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多语杂合文本或单语杂合文本的形成。这种具有杂合性质的文本，有利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可以用来消解西方文化霸权主义。霍米·巴巴对杂合在抵制西方文化霸权和促进世界文化平等交流等方面的作用与意义多有论述[1]，道格拉斯·罗宾森也对杂合在文化和翻译研究方面的意义予以充分肯定[2]。
一、赛珍珠著译中的“杂合”现象
(一)赛珍珠文学创作中的“杂合”现象
赛珍珠的代表作是《大地》三部曲，作品对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的现状做了较为深入的描写。三部曲的第一部The Good Earth以王龙的一生为主线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农民当时的生活情景[3]。由于作者写的是中国的人和事，用的却是英国的语言文字，名物不对应或不全对应之处就在所难免，正如张禹九所言：“最明显也最难办的是中国钱币，中国衣物，中国用具等。赛珍珠找不到(别的洋作家恐怕也一样)与之相等的英文字眼或名称，只好勉强用‘五六不离七’的办法，她说到中国钱币时用了pence，penny，copper，silver dollar，copper coin等词。”[4]但是，在赛珍珠的记叙中，在一些可以找到更对等或对应的英文的地方，她却选择了向英语输入“新词”。综观全篇，在处理中国名物时，赛珍珠将归化与异化并用，呈现出了较为鲜明的“杂合”特性，使整个文本浸染了两种乃至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气息。如：
(1)This earth they have been eating in water for some days—goddess of mercy earth[3]80.
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观(世)音”、“罗汉”、“菩萨”等已融入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仅用汉语来表述中国民众的生活就已经是“杂合”了，再用英语来描述，其杂合性就更为明显。中国饥民在万般无奈中饥不择食，用所谓的“观音土”来充饥，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讲是全然陌生的。为了让她的目标语读者易于理解，作者没有用汉语拼音“Guanyin”，也没有用印度佛教中来自梵文的“Avalokitesvara”，而是用了简化的、类似解释但又解释得很不到位的、英语读者也不一定太懂的“godess of mercy earth”。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杂合”，它对目标语读者来说有些怪异，但正是这种怪异让读者认识到或意识到了他正在阅读的是一种对异域文化的描述，使他注意到了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存在。又如：
(2)I hid in a gong,half full of water under a wooden lid[3]145.
熟悉中国农村生活的读者都知道，“gong”(缸)通常是家里储备饮用水的容器，但这一做法西方很少见甚至没有，作者完全可以用一个西方读者熟悉的、有同样或类似功能的一个词“vat”来写，但为了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彰显异域风情，作者还是选择了音译，或者说是给英语输入了一个新词，这也是一种“杂合”表现。再如：
(3)...where Wang Lung sat the chatter and noise of many men drinking tea and the sharp bony click of dice and sparrow dominoes muffled all else[3]116.
中国读者一眼便知赛珍珠的“sparrow dominoes”是“麻将”，尽管“麻将”在赛珍珠创作之前已经进入英语(mahjongg)，但赛珍珠却弃之不用，改用了更为形象的说法，且将中文的“麻”(麻雀图案)和英文的“多米诺”牌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让西方读者明白“sparrow dominoes”是一种牌，又让他们知道它不同于自己熟悉的牌。这种“杂合”能够给西方读者比较深刻的印象。
(二)赛珍珠译著中的“杂合”现象
赛氏翻译的《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里，“杂合”现象更是俯拾皆是[5]。赛珍珠并非像一些论者指出的那样一味地“异化”，更不是将中国事物一味地向英语“归化”，而是两者并举，并行不悖，有的地方归化，有的地方异化，更多的则是归化异化混在一起，即“杂合”，或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或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就赛珍珠的译文而言，前者居多。常有人将归化异化截然分开，首个提出翻译的归化异化两种方法的施里尔马赫(Schleiermaher)，更是认为译者只能在这两种方法中选择其一：要么将读者引向作者，要么将作者引向读者，即要么归化，要么异化[6]。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世界上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7]。当然反过来说，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异化的译文。所以说，“杂合”其实是翻译的一种常态，翻译方法问题的关键是归化异化哪个为主的问题以及如何有机调和二者的问题。请看赛珍珠的一些做法：
(4)妇人又问：“叔叔青春多少？”武松说：“武二二十五岁了。”
The woman asked again,"Brother-in-law,how many green spring-times have you passed?"
Wu Sung said,"I,Wu The Second,am twenty-five years of age."[5]394
译者明显采用了以异化为主的策略，基本沿用了原文的表达方式，尤其是“青春”的翻译，更是字字对应的直译。但难能可贵的是，译者并未译得让读者不知所云，而是不变中有变，依靠句法之轨和上下文，既传达了原文语义，又在较大程度上传递了原文表达法。又如：
(5)两个小头目听了这话，欢天喜地，说道：“好了！众人在此少待一时。”
The two small chieftains,hearing these words,were glad to Heaven and joyous to earth,and they replied,"Good—it is done! Pray wait here just for a while."[5]274
译文整个句式(语序)基本上沿用了原文的表达式，而且将汉语中较为常见的四字成语及其构成特征，都原样传递了过去，原文中一个普通的表达“欣喜”之情、中国人看来并无强调之意的词语“欢天喜地”，在译文中变成了表达形式上有些怪异的“语义重复”。汉语中的四字成语，结构上对称，语气上沉稳，可看作道教“阴阳”学说和中国人的美学理念在语言上的一种体现。例如，“谈天说地”并不一定指谈论的内容既涉及“天”也关乎“地”，它只是国人“万事不离阴阳”之信念的一种具体体现而已，这种表达式下面蕴含着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笔者认为，熟悉中国文化的赛珍珠对此是有所洞察的，所以，她每遇此类句式，大都宁肯牺牲语义及修辞的精确，而一定要保留原文的形式特征。但是，赛氏的翻译也并非全然的异化，而是异化中有增补，异化中有归化。在翻译例(5)的后半部分时，赛珍珠就加上了主语“they”，增补了“it is done”，同时还引入了英语古语表达法“Pray”后跟动词原形。类似的“杂合”例子比比皆是。又如：
(6)病了八九天，求神问卜，什么药不吃过？
…We begged the gods and asked of the diviner and there was no medicine he did not eat,...[5]447-448
例(6)中，赛氏对“求神问卜”的处理方式也与“欢天喜地”一样，沿用了汉语句式，但接下来的译文并没有紧跟原文句式，而是改原文中的修辞问句为译文中的陈述句，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语义和修辞效果。
赛珍珠译文的“杂合”特征，还较为明显地体现在文化蕴载词或曰“文化专有项”词语的翻译上。由于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任何语言中都有大量“文化专有项”词语，这类词语的存在，无疑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考察这类词语的翻译，既可以看出译者源语文化知识的多少，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取向，更可以看出译本的杂合特征。
赛珍珠虽然熟悉中国文化，但由于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于原文中的一些“文化专有项”词语的翻译，赛珍珠及其合作者也有理解错误或漏译或归化不当的。这也在所难免，因为文化，特别是大国文化，常有地域差异、时代差异，要想全面了解一国文化，对于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的，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请看具体译例：
(7)且说武松到门前揭起帘子，探身进去，见了灵床子，又见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个字，呆了……
… and there he saw the spirit tablet on which was written the seven characters "Seat of the spirit of Wu The Elder," and he fell into a daze …[5]447
“灵床子”指放置灵牌和祭品的桌子(“灵桌”)，或是为逝者虚设的放置灵牌的坐卧具。例(7)中的“灵床子”赛珍珠漏译了，在下文中“灵床子”多次出现，赛珍珠或是将它译为“niche”(壁龛)，或是用“spirit tablet”(灵牌)代替。在翻译“见一个人从灵床子底下钻了出来”时，赛珍珠只能译作“he saw a being come out from beneath the niche”，把西方人不熟悉的中国的“灵桌”译成了西方人熟悉的“壁龛”，且“beneath the niche”很让人费解。例(7)可以看作译者在无意间创造出的杂合效果。从全文来看，对于“文化专有项”词语的翻译，赛珍珠有意采取了以源语文化为取向的策略，但其中也不乏以译语文化为取向的例子。
称谓通常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一种文化中的称谓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很难找到对应词。对于小说中的称谓，赛珍珠多数都采用了异化策略，保留了原文特色，如贤弟(Good Brother)，贤妹(Good Sister)，恩人(Most Gracious或Gracious One，Merciful One)等，但也有归而化之的，如将“干娘”译为“foster-mother”。其实，“foster-mother”是“养母”之意，母女之间是收养关系，而中国的“干亲”，指的是原先并无亲属关系而结成的亲属关系，其间通常也没有收养关系。对一些中国特有事物的翻译，赛珍珠采用归化策略的还见于度量衡的翻译，如货币单位“两”译为“ounce”，重量单位“斤”译为“pound”或“catty”等。
对于小说中人名的翻译，尤其是人物的绰号，赛珍珠大都保留了原文表达法，但不同于一般人名翻译的是，赛珍珠译人名时用音译，译绰号时则用意译，如：“蒋门神”译作“Chiang The Gate God”或“Chiang The God Of The Gate”，“菜园子张青”译作“Chang Ch'ing The Vegetable Gardener”，“母夜叉”译作“Mother Of Devils”，“花和尚鲁智深”译作“The Tattooed Priest Lu Chi Shen”。这里的“陌生化”翻译既彰显了原文称呼方面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形式差异，又多少提供了一些人物性情或形象方面的信息，这种音译与意译的糅合，对目标语读者而言，想必是非常奇妙的。
二、“杂合”现象的产生与本研究的启示
Schaffner等翻译研究学者提出了“杂合文本”的概念，认为杂合文本由翻译产生，具有对目标文化来说有些“奇异”的特征，但它并不是翻译腔，不是译者缺乏翻译能力，而是译者有意所为[8]。赛珍珠中英文皆精通，并不缺乏翻译能力，她在《水浒传》译序中已清楚地说明了她翻译这部小说的目的和方法，“我尽量采用直译，因为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风格与其内容是一种完美的结合，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尽我所能让译文与原文相像，努力让不懂中文的读者产生一种如读中文原文的幻觉”[5]。从本文对赛译“杂合”现象的分析来看，许多国人批评赛译的所谓“死译”，实乃译者“有意所为”，或者说大部分为译者“有意所为”，少部分则是“无意所为”。本研究还表明，“杂合”不仅仅是翻译的产物，不仅仅是译者的“有意所为”，它同时也是任一作者在用一种语言描写另一种文化时的伴生物，“杂合”不仅出现在赛珍珠的译作中，也出现在她的著作中。以赛珍珠著译为个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的接触，就会产生有意或无意的“杂合”现象，虽然后殖民“杂合”理论更看重前者，将之视为对抗西方文化霸权、争取文化间平等对话的武器。“杂合”产生于交流，又反过来促进交流。满足于猎奇的读者在阅读“杂合”文本时，可以或多或少感知到异文化的存在或冲击；不满足于猎奇、想要寻根求源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学习异语言、异文化。“杂合”文本能较好地满足那些求新求异的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也是某些作者的作品被翻译后会在异国他乡走红，出现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或“墙外先香”现象的原因。
研究赛珍珠著译中的“杂合”现象，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国要走向世界，就需要世界很好地了解中国，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有必要研究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介绍中国文化。以“杂合”理论来观照赛珍珠在著译两方面的巨大成就，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至少有以下4点：(1)“杂合”理论对于赛氏著译的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与评论以及翻译实践与批评，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我们可以尝试以“杂合”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如何有效地用英语向世界介绍中国，以便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的声音，更好地了解中国；(3)我们可以尝试以“杂合”理论为指导，从事翻译与翻译批评，尤其是汉译英实践，以便更好地译介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更好地认识和参与世界文化交流；(4)对作家和翻译家成功作品和译例的描写性个案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杂合”理论与“杂合”现象的理解，对文学与翻译而言，都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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