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后期文人活动文学性彰显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文人论文,后期论文,原因论文,文学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7)12-0173-05
建安文人集团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人文学创作集团，对以后历代文人集团的文人交际活动与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建安文人集团的交际活动与文学创作对认识整个古代文人集团的交际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发展演变意义重大。尽管目前学界对建安文人集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就对建安文人集团的交际活动与文学创作的探讨而言，还不尽如人意。因为在建安文人集团存在的时间内，文人的交际活动与文学创作经历了由文学特征不太明显到文学特征日益突出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建安前期，文人的交际活动与文学创作的政治特征比较明显；建安中期，文人的交际活动与文学创作，既有明显的政治特征，又有明显的文学特征；建安后期，文人的交际活动与文学创作的文学特征日益鲜明。
建安后期是指建安十六年正月至建安二十二年。这个时期，文人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与建安前期、建安中期相比显示出更为浓郁的文学色彩，文人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都与文学存在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像建安前期那样呈现出无意识的自然发展状态，也不像建安中期那样彰显出为政治和为艺术的价值追求，而是昭示出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创作倾向。文学成为文人内部活动的重要成果与价值体现。文人在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中创作的作品受政治的制约、支配大大减弱了，文学创作愈来愈按其本身的特质来发展，一改建安前期文学自然服务于政治和建安中期文学为政治和审美、娱乐而创作的局面，文人们共同地来为文学、为艺术、为审美、为娱乐而创作成为该阶段文人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随着文人的宴集、游览等活动的日益密集，与此相关的文学创作也在增加，两者彰显出同步发展的态势。与此一致，文人文学创作的群体性特征也愈加明显。这除了众所周知的曹氏政权的巩固、生活的安定、经济的相对繁荣等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故本文仅就此试图予以考察与分析，希予以批评指正。
建安后期，文人视文学为表情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载体的创作心理定势走上完全自觉，促使了文人活动的文学特征更加突出。
其实建安文人在建安后期之前的创作实践，就使他们具有了文学创作既是抒情达意的方式，又是一种娱乐的途径的创作体验。也就是说，建安文人在建安后期之前就形成了以文学创作来表情达意和把文学创作作为审美娱乐工具的心理定势。这一方面固然是受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诗言志”、“发愤以抒情”等思想的影响，但另一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建安文人过去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中及其他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实践而得到的创作体验。这种创作体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形成作家的创作心理定势。当这种心理定势为创作主体觉察并继续按照此种定势从事进一步的创作时，就成了一种创作主体的自觉创作行为。当这种心理创作定势不被创作主体知晓时，就成了一种创作主体的不自觉创作行为。建安文人在建安后期之前，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抒情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的手段，这种心理创作定势在总体上是处于创作主体由不自觉逐渐趋于自觉(但还没有达到完全自觉)的进程之中。准确地说，建安前期，把文学作为抒情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的载体的文人创作心理定势是处于不自觉的创作阶段；建安中期，文人的那种创作心理定势是处于半自觉的创作阶段；只是到了建安后期，文人的那种把文学作为表情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载体的创作心理定势才走上完全自觉。因为建安后期之前，文人的价值目标是立德、立功，建安后期之后，文人的价值目标转移到了立言，立言由以前的文人立德、立功之余事走上了主导[1]。其突出表现在于文人把文学创作作为表情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的手段成为普遍风尚。如王粲《车渠椀赋》：“援柔翰以作赋。”应瑒《公宴诗》：“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二：“清淡同日夕，精眄叙忧勤。便复为别辞，游车归西邻。……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曹植《赠徐干》：“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曹植《柳颂序》：“予以闲暇，驾言出游，过友人杨德祖之家。视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树，聊戏刊其枝叶。故著斯文，表之遗翰，遂因辞势，以讥当世之士。”由上可知，这种风尚不仅表现在以言志抒情见长的诗歌与抒情小赋之类的作品中，而且还表现在书、表、颂等散文文体的作品之中。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建安后期文人的文学创作的抒情言志的范围较以前明显扩大了，几乎文人生活中的所有情感与志向都可通过文学创作予以展示或表达，远远突破了建安后期之前，文人把文学创作作为讽劝或发愤抒情相对单一的模式。在保持已有文学创作特色的同时，自我的忧伤、欢乐等无关国事大体的思想情感也成为文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这就进一步充实和拓展了文学抒情言志的这一文学观念的蕴含，愈加突出了文学观念中情的特质。如建安十六年以后，建安文人创作了大量的公宴诗，在作品中对宴饮的热闹场面、欢乐的气氛，歌舞狂欢、酒杯交错的情景进行了尽情的描绘。我认为公宴诗中所展示的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建安文人宴集之时的乐不知疲的心态。王粲《公宴诗》：“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应瑒《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为且极欢情，不醉其无归。”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大康。四牡向路驰，叹悦诚未央。”曹丕《夏日诗》：“巧拙更胜负，欢美乐人肠。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曹植《公宴》：“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飘飖放情志，千秋长若斯！”所谓不醉“无归”、“乐饮不知疲”、“放情志”、“千秋长若斯”等都是建安文人宴集之时尽情畅饮、任意欢歌、乐不知疲心态的生动展示。它说明一旦建安文人把文学创作视为生活中的审美娱乐的自觉行为，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了文人相聚的机会，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了追求放松、调节生活的精神需求，他们的创作激情和欲望就很容易地被激发和调动起来，形成一人首唱、众人应和的群体创作局面。如此在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中进行文学创作来表情达意、获得审美娱乐，也就成为建安后期文人的自觉行为。
建安后期文人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彰显出浓郁文学特征的另一原因，就在于这些活动为文人竞才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场所。因为在人类心灵发展史上，竞争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一个人作为类中的生存个体也是在与别人的竞争中来得以显示其存在的，其价值与创造力亦是在与他人的竞争中昭显的。换句话说，人的才能、优长是与他人的竞争对比中孕育而形成的。文人的学识与写作能力等特长，一方面是与文人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对比中凸显的，另一方面也是文人彼此之间长期竞争的结果。故竞争是人的生存本能。
建安时代，尽管社会动荡、战争迭起、死亡枕藉，但却为建安文人在思想文化上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这个生存环境从大的方面来讲，军阀混战，各自为政；从小的方面来说则是怀才之士各展其能，各投其主。故建安时期是人才生存竞争激烈的时期，军阀要彼此竞争治国用兵之术，要互相竞争笼络人才；人主选择人才，人才选择人主；人主与人主之间，人才与人才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竞争。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建安文人也深受竞争环境的浸润，也都具有很强的生存竞争意识。由于受其出生时代文化教育的影响、制约，建安文人养成了博学能文的专长。这就决定了建安文人在其生存竞争中要想取得社会的认同和生存的权利，首先要依靠和发挥他们的专长。适逢建安时代又为他们各逞其长提供了客观条件：各割据势力都需要博学能文之士为其献计献策和进行政治舆论方面的宣传。这样就慢慢促成了博学能文之士的再次分化：深于谋略、熟谙经世之道的博学能文之士成为了谋臣，以书面文字写作为胜场的博学能文之士成为从事文书工作的文章之士。后一部分文章之士中的杰出代表就构成了我们文学史上所指的建安作家。
建安文人集团的成员就是那部分文章之士中的佼佼者。这部分文人在建安后期之前，也表现出竞才为文的迹象，但竞才为文的目的是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对政治的关注要重于对文学艺术的关注。到了建安后期，曹氏父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如何利用和笼络文人，建安文人也更加认识到了自己政治上的无奈。如此曹氏兄弟与其他建安诸子之间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则成为建安文人竞才为文的良好场所。他们在宴集等活动中，其目的由以前的政治转向了娱乐(当然在出征活动中，文人的政治目的还是相当浓厚的，尽管娱乐色彩较以前明显了)。由于作文是他们的共同专长和爱好，自然文人之间的竞相作文就成为他们娱乐的手段。竞才作文不仅成为建安后期文人创作的主要风尚，而且文人内部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又为他们竞才作文提供了一起切磋文艺、提高文才的机会。为文学而创作、文人群体性创作也就成为建安后期文人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中展现出来的两大鲜明特征。明代毛一公的《陈思王集后序》云：“夫汉魏时诸侯王以文著名者，独淮南、东阿号称臣擘。东阿应诏赋诗，七步而就；淮南旦受命拟《离骚》，食时而上。彼其才华敏赡，固略相埒，然淮南聚八公之徒，意在觊觎，耻于见削，卒罗宪网。东阿日与邺中诸子浮湛翰墨，不及世事，虽遭困顿废辱，亦安之而不悔，则其品格大有径庭矣。”[2]140其中所论曹植与其他建安诸子不及世事、浮湛翰墨，是比较符合建安后期文人宴集、游览等活动中众人彼此竞才作文、同题唱和赋诗实际的。
这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予以表现：第一，文人在创作中表现出少深思、少逻辑、多用典、多感兴的特点，追求文学创作快捷的自觉意识十分明显。由于文人在宴集交游活动中的创作多为感兴、即席、奉命应和之作，这就要求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文章的写作，而当时具体的群体创作的环境又为其创作增加了紧迫感。故快捷既是文人宴集交游活动中对创作本身的要求，又是宴集交游环境迫使文人增强竞争意识的表现。由此追求创作的快捷，成为文人文才卓拔的重要表征，文人也以创作的快捷与否，作为衡量评价其文学才能高低的主要标准之一。如“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鞍而制书”[3]494，曹丕下笔成章，徐干操翰成文，刘桢文雅横飞[2]358，这种风气，固然这与诸子建安后期之前所受教育、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但建安后期文人的宴集交游活动无疑对此风的日趋兴盛也起到了添油加力的作用。这种追求文学创作快捷的自觉意识，使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少深思、少逻辑、多用典、多感兴的特点，气贯情盛，深化了文学重在抒情的文学思想。第二，立意新颖、追求创意的意识也走上自觉。建安后期文人的宴集等活动对文人创作的影响，还表现为他们自觉追求立意的新颖和创意上。因为在这些场合，政治上的约束相对来说并不严格，为了显出自己独特的超绝才能，他们在进行同题或内容相近的文学创作时，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标新立异的心理倾向。所以在创作中追求内容上的新变、新颖，也成为建安后期文人宴集交游活动中文学创作的一大特征。叶燮《原诗》内篇上云：“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2]257台湾学者梅家玲在谈到建安赠答诗的内容时曾指出：自先秦至两汉，赠答诗的内容主有社交性质的赠答往返和抒发个人相思相怜的情怀两种，至建安后期君臣宾主之间的往还赠答，“个人情怀与社交规范已不再畛域分明、不相干涉，而是以水乳交融、通汇互渗之势，为人际间沟通往还的模式另启新页。”[4]237-238这种创作态度反映在文人的文学观念上就是富有个性和时代特征。这也成为建安文学“文以气为主”的文学观念的主要内容。第三，建安后期文人的宴集等活动激发了文人们追求文章结构、辞采的自觉意识。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曰：“汉魏五言，沧浪见其同而不见其异，元瑞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愚按：魏之于汉，同者十之三，异者十之七，同者为正，而异者始变矣。汉魏同者，情兴所至，以不意得之，故其体皆委婉，而语皆悠圆，有天成之妙。魏人异者，情兴未至，始着意为之，故其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渐见作用之迹。”[5]71“文帝如‘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白旄若素霓，丹旗发朱光。’‘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子建如‘山岑高无极，泾渭扬浊清。’‘亮怀玙璠美，积久德逾宣。’‘肴来不虚归，觞至反无余。’……公干如‘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仲宣如‘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萑蒲竟广泽，葭苇夹长流’等句，语皆构结，较之西京，迥然自别矣。”[5]79由许学夷所论建安文人诗歌及所举之例可知，建安后期确实是诗人作用之迹渐显的时代。因为许氏所举之诗多是建安后期文人创作的作品。许氏所论虽是专对诗歌而发，其实文也可作如是观。
从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来看，建安后期文人文学家的身份获得了确立，文人既呈现出在文化事业上的相对独立性，但又显示出在政治上对政治权势的依附性。文人的这种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有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或职业，才能生存得比较自由和宽松，这是该期文人交际活动文学特征得以彰显的另一原因。
因为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特征和社会地位是由他们对道与势的态度来彰显的。从春秋到战国初，文人对道与势的态度表现出重道轻势的主导倾向。到了战国后期，文人对道与势的态度在总体上发生了重要转轨：多数文人从以前对道的恪守变为对势的依附，由以道抗势转为以道附势。两汉时期，儒术不仅成为文人追求的利禄之途、仕进之阶，而且文人与国君的关系也由以前师友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这表明文人的道已无法与统治者的势抗衡。此后，中国文人正道直行、以道自任的殉道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不得不随统治者的权力更替而起伏动荡[6]。徐公持先生在论述建安七子的政治态度时说过：“‘七子’在政治上的相同处多于相异处，其基本的相同之点就是，一、他们中的多数人或先(王、陈)或后(孔、刘)同曹操有过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二、尽管如此，他们在建安中又全都曾经较长时间地站在曹操方面，为曹操效力。”[7]徐先生所说的建安七子的政治态度就是传统文人依附权势的心理在建安时代的特殊表现。
徐先生所说建安七子中的多数人或先或后与曹操有过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我认为这主要是指建安后期之前。建安后期，建安六子(孔融已于建安十三年被杀)中，虽出现过刘桢不敬的情况，但这并不是与曹氏政权的冲突。总的来说，该期是建安文人站在曹操方面，为曹操效力的时期。他们参与曹操的出征活动，用文学创作为其歌功颂德，是为曹操效力；他们宴集、游览，以文学创作作为人生娱乐的手段而竞相作文，这种安分守己的生活也是在为曹操效力。因为在这个时期，曹氏父子根据建安文人的特长，已经给予了他们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或被曹丕、或被曹植任为属官，其中王粲后来又官至侍中。他们是一群以著述作文见长的文人，治国用兵并不是他们的强项。正如王充《论衡·书解》中云：“著作者，思虑闲也。”“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何暇著作。”[8 ]526“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领职。盖人思有所倚着，则精有所尽索。……深于作文，安能不浅于政治？”[8]527这话尽管有所偏颇，但用以说明建安后期的文人倒是适宜的。正如吴质在《答魏太子笺》中说：“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9]307-308可见，建安文人的经国治政才能确实不敢恭维。
我们从建安文人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主要以著述撰文为胜场。王粲“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10]599徐干“清玄体道，……操翰成章”[10]599；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
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9]91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10]602而关于建安七子及邯郸淳等人理政的才能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主要突出的是他们的文人身份及善于属文的才性。曹氏父子看重的亦正是他们的这一点。
再加上该期曹氏父子对他们的创作又无过多的干预，尤其是曹氏兄弟还亲自组织一些宴集、游览等活动，并身体力行地在这些活动中与其他诸子一起共同创作，这无疑为建安后期文人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表率作用。这时的建安文人在政治上已没有了过多的渴求，也不敢有过多的渴求。曹氏父子留给他们的只有这块相对自由的宴集、游览及文学创作的乐土。故建安后期的文人在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中从事文学创作是当时曹氏政治许可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切实可行而又相对自由的人生选择。
当然曹氏父子在邺城建造的铜雀台、宴友台和铜雀园(即西园)等，为建安后期的文人从事宴集、游览等活动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也成为该期的文人从事诗赋唱和的娱乐之地。这不仅为文人们创造了生活中经常可以汇集宴饮、游览和从事文学创作的客观条件，而且反映了曹氏父子在建安后期对待建安诸子的基本态度。正是在以上诸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才形成了建安后期文人宴集、游览等活动中鲜明的文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