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对中小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国外实证研究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中论文,视角论文,学业论文,小学生论文,择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2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67（2008）10－0026－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众对公共教育体制的不满以及由此促成的教育重建运动的兴起，“择校”（school choice）也成为世界范围内折射出学校教育领域改革走向的一个重要术语。尽管择校已经在很多国家的教育实践中成为既定的事实，但其合理性甚至合法性问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实证研究、寻找能够说明问题的经验性的证据，显得尤为必要。
一、问题的提出：实证研究的证据左右人们对择校问题的认识
当前，美国绝大部分州对择校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各州在近年来颁布了很多有关择校的政策文件，甚至联邦政府和美国教育部也一再颁发涉及择校的文件。但择校带来的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在美国有很大争论。择校的支持者认为，面对公立学校的低效率和重重积弊，择校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科层体制，打破“就近入学”的原则，消除公立学校的垄断，通过允许家长自由择校而强化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教育的效率和质量；而反对择校的一派则从“学校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这一“公理”出发，认为择校会使得“那些更强势的学生被分流到那些有着跟他们一样强势学生的高质量的学校中去，而那些弱势学生则被留在低劣的教育环境中”。[1] 支持择校和反对择校的观点针锋相对，在这些争论中问，各种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的观点又杂陈其间，使得择校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在不同的观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进行实证研究往往是获得有力证据的最好途径。但在择校问题上实证研究有着相当的难度，围绕择校进行的讨论和争论大多集中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来自实证研究的观点相对少见。对此不少学者也深有同感。“近年来对择校问题的争论很多，但很突出的是，在有关家长如何为孩子择校方面，人们几乎没有经验性的证据”。[2]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杰夫·惠迪（Geoff Whitty）引用别人的话指出，“除了决策者的武断，目前几乎没有可靠的研究表明学校的自治身份提高了学生的成绩。即使在美国这样具有深厚定量和纵向比较研究传统的国家，也几乎没有根据成绩被评估的改革项目，在有限的评估中显示出明显成绩提高迹象的更是寥寥无几”。[3] 尽管如此，鉴于实证研究在权衡择校问题方面所具有的不可取代的价值，国外学者还是努力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的早期，崇尚实证研究的学者们较早关注的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家长的择校。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莱克富德（R.H.Lankford）等人针对影响择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性的调查，通过分析试图揭示学生及其家长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学校特征是如何影响家长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进行选择的，研究发现影响择校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公立学校中复杂的种族问题、犯罪率、学校的宗教倾向、学生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等。[4]
近年来，国外学者有关择校对学生学业成绩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呈上升趋势。1997年，德瑞克·尼尔（Derek Neal）发现，尽管白人学生和郊区学生转入宗教学校获益不多，但处于市中心的少数群体学生则获益明显，首要的原因是这些学生能够进入的公立学校质量低劣。威廉·豪威尔（William G.Howell）等人对纽约市、代顿市和华盛顿特区这三个城市发起的私人赞助的教育券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发现，尽管教育券并不能提高参与调查的所有学生的平均成绩，但那些借助教育券进入私立学校的非洲后裔学生分数上的进步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5] 2006年，罗伯特·彼弗科（Robert Bifulco）等人针对北卡罗来纳州特许学校的学生展开研究，探讨特许学校是如何影响不同种族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的。他们尤其关注北卡罗来纳州的特许学校计划是否会加剧或是弥合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6] 在美国，也有学者从连续的时间段上去考察择校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例如，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特许学校的第1年，学生的成绩很糟糕，但在随后的学年中，他们的成绩开始上升。在特许学校里，学生要经过大约3年的时间才能表现出进步来。而且，在1到2年后又从特许学校回到公立学校的那些学生，并没有遭受很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尽管在特许学校的第1年他们的平均成绩很糟糕。[7]
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实证主义调查和统计学的方法去获得经验性的证据，试图为围绕择校而引发的一些改革措施和争论提供参考。鉴于教育券和特许学校是目前美国最受争议、也最流行的择校方式，有关实证研究的文献也相对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因此本文仅对这两种择校形式的实证研究结论加以分析。
二、教育券对中小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也称为学券（school voucher），是美国当前择校政策中很流行的一种择校方式。它是一种政府分发给家长的有价证券，家长在政府许可的学校范围内持这种有价教育券为子女自由选择学校，不足部分由家长自付，学校再拿获得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办学经费。在围绕教育券的争论中，人们期望引入实证研究而提供切实的证据。然而，由于评价教育成就方面存在困难，相关研究的开展困难重重，甚至“两个围绕同一教育券方案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8]
1990年，第一个教育券计划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启动。但是，要评估教育券在学生学业成就方面产生的效果，一般要考察公立学校未转学的学生和凭教育券而转入私立学校的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关联。研究者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选择私立学校的家长往往为孩子的学习而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并给孩子以更高的期望，这样无疑会在教育上产生更大的动力。这被称为“自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 effect）。有了“自选择效应”，研究者就会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人们所获得的可观察的数据（如考试成绩）在本质上所反映的差异是来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差别呢，还是来自两类学校中学生本身的差异？
为尽可能避免类似的问题，2001年威廉·豪威尔等人对纽约市、代顿市和华盛顿特区这三个城市所发起的私人赞助的教育券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验研究，在研究中他们采用了自然取样的方法。三个教育券计划都发放给低收入家庭，它们大部分居住在市区内，而且申请者超出了教育券供应的数额，教育券被随机发放到申请者的手里。在华盛顿和代顿市，没有获得教育券的学生自然就成了控制组；在纽约市，由于没有获得教育券的申请者远远超过了获得者，因此研究者从未获得教育券的家庭中随机选择了960家作为控制组，从获得资助的学生总体中随机选择出样本构成实验组。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学生进行前测，结果两组的平均成绩没有差别。因此，随后如果能发现成绩上的差别，就可以归因于教育券的影响了。这在方法论上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将教育券产生的影响从其他综合因素中剥离出来。
为了获得基线数据，研究者利用“依阿华基本技能测验”对学生在阅读和数学两个学习领域的表现进行了测试。然后在二月、三月和四月进行三次实验测试，每次测试在研究者的监督下持续大约1小时。在孩子们接受测试的同时，其家长要在另一房间里等候并完成有关他们对孩子的学校满意程度、他们在孩子的教育方面的参与程度以及他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问卷。所有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学生都被要求在1年和2年后再次参加后续的测试。
研究发现，1年后，三个城市的获得教育券的学生都未表现出成绩有显著进步。2年后，只有华盛顿特区的教育券计划显示出进步。如果从不同种族学生的表现来看，这三个城市的非洲后裔学生的进步在统计上表现出显著性。对此，研究者认为，“这项研究是初步的……我们仅仅对参加这三个城市的教育券计划的学生进行了考察，不能说教育券能产生‘系统的影响’，而教育券能发挥系统影响的观点在很多市场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的那部分非洲后裔学生在成绩上表现出显著的、积极的进步，没有证据表明其他种族的学生可以从教育券中获益”。[9]
在有关教育券对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中，这项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他学者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2006年，吉·格林（Jay P.Greene）等人在《教育工作论文》（Education Working Paper）上撰文指出，通过对联邦政府资助的“华盛顿特区奖学金计划（OSP）”实施的第一年的效果进行评估发现，该教育券计划“在1年内对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的学生没有在学术成就上产生影响，不管是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10] 还有学者对智利从1981年就实施的教育券计划进行了研究，并于2006年在《公共经济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上发表文章指出，通过对智利教育券计划的研究中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以教育券的方式提供的择校能够提高学生的平均成绩；相反，有证据表明，教育券强化了对学生的分流，公立学校中“最好的学生”流向了私立学校。[11] 通过对目前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从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很难找到“坚实的证据”来支持教育券可以普遍提高学生成绩的观点。与此相关的一个课题是，美国教育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业成就差距”这一问题的困扰。据卡潘杂志（Phi Delta Kappa）2006年在全美范围内的民意调查显示，弥合学生的学业成就差距对于美国教育来说非常重要。[12] 为了反映印第安那州市民对弥合学业成就差距而采取的措施所持的态度，约桑·普拉科（Jonathan A.Plucke）等人在民意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五个弥合成就差距的方案：择校（30％）、为有失败风险（at－risk）的小学生提供科学的阅读方案（29％）、全日制幼儿园（18％）、由州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方案（13％）、为家长把孩子转到私立学校而提供资金支持（10％）。[13] 除了学者的实证研究，从民意调查可以看出，除了择校、以教育券的方式资助家长择校之外，民众对于如何弥合学生的成就差距还有其他可以选择的途径。
三、特许学校对中小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是美国学校重建运动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学校形式。史静寰认为，特许学校“是一种独立的公立学校，由美国州或市政府与一些团体、企业及包括教育工作者、家长、社区领导等在内的个人签订合同、相互承诺的一种办学形式。这种学校的经费来源与美国一般公立中小学一样，由政府提供，接受州均生费用。因此，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公立学校”。[14] 在美国，择校有很多方式，最流行的就是特许学校，它体现了美国试图在公立学校体制内部引入市场机制而提高公立学校办学质量的一种努力。但正如特许学校引起的争论一样，特许学校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也有不同观点。部分研究表明，特许学校的学生成就要好于普通公立学校，认为特许学校促进了学生的学业进步。“在亚利桑那州的研究发现：那些就读于特许学校3年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方面比传统的公立学校的学生有着明显的优势。2003年，全州斯坦福－9的考试结果表明：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中，州内25所中小学成绩最好的学校中有17所是特许学校”。[15] 但更多的研究并没有发现特许学校跟学业成就之间有直接相关的证据。
在北卡罗来纳州，1996年州政府通过了授权建立特许学校的法案，到2002，全州已经有94所特许学校。这些特许学校跟普通学校一样，在同一水平上获得办学经费并达到同样的考试要求，所有的特许学校要遵从《北卡罗来纳州课程学习标准》，这个标准是全州考试的基础。同时，大约四分之一的特许学校要对有失败风险的学生进行特别的干预；跟普通公立学校相比，特许学校吸纳的黑人学生的比例更高（黑人学生约占44％），接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学生家长的比例也更高（占38.4％）。研究者利用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教育研究数据中心”所提供的数据来对特许学校进行评价。他们提取了学生在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的数学和阅读学年末考试成绩。从6480名转学学生的成绩来看，这部分学生的平均分稍微高一点，但来自黑人学生的可能性降低，也就是说，成绩的提高更有可能是由白人学生带来的。他们的结论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特许学校体制增加了白人与黑人学生的种族隔离，也使得二者之间的学业成就差距拉大。[16]
公众对特许学校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许学校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为此，民众对特许学校的态度是美国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2003起，印第安那州立大学的评价和教育政策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其中有关择校、教育券和特许学校的问题也被作为调查的重要内容。2006年，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2007年3月，以约桑·普拉科（Jonathan A.Plucke）为首的研究团队公布了他们的调查报告《2006年印第安那州关于教育问题的民意调查》。报告指出，61％的居民认为，政府改善学校的努力应该是致力于为薄弱学校的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而不是为家长提供择校的机会，把学生转到其他学校（支持转学的占15％），或者由州政府提供资金为转到私立学校的学生抵消部分或全部学费（支持这样做的占18％）。此外，对于特许学校的建立问题，2003年和2006年公众的意见有不少的改变。跟2003年相比，2006年熟悉特许学校的居民下降了4％，不熟悉的上升了3％；支持建立特许学校的下降了7％，反对的上升了14％，不置可否的下降了7％。由此，他们的结论是：公众对特许学校的关注意识在下降。[17]
四、结论与讨论
到目前为止，国外有关的实证研究并没有提出明确地支持择校可以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经验性的证据。对教育券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券很难在总体意义上提高所有择校学生平均成绩，尽管对特定种族的学生（如非洲后裔的学生）有积极的影响。对美国特许学校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特许学校的学生成绩要比传统公立学校的学生成绩要好一些，但它却拉大了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这暗示，对特许学校成绩的贡献更有可能来自白人学生，而不是总体上所有学生的成绩均得到提高。从美国的来自对教育券和特许学校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我们只能说，在美国，择校对学生学业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从我国中小学择校的现状来看，择校显然也是一个牵动人心的敏感问题，在尚未出现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之前，我国中小学生的择校究竟对其学业成就带来怎样的影响，似乎也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但从国外的研究来看，择校群体中总有一部分学生并没有从择校中受益。我国也有研究者对某重点高中的择校生成绩进行了研究，根据高考上线率和三年来的成绩差异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重点中学择校生学业成绩不像家长所期望的那样好。”作者总结说：“虽然有个别学生经过个人的努力使学习成绩得到提高，但是许多择校生由于对学习环境和学习方法的不适应，导致学业失败，从而产生了挫折感，逐渐失去了自信心。加上长期生活在一种压抑无助的环境中，长期体验紧张、焦虑，势必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18] 在我国现阶段，家长的择校行为有着复杂的动机和择校机制，很多问题并非能够靠实证研究的结果就可以去验证。
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看，择校实际上属于一种社会越轨行为，是一种“对制度性规则的一种制度化的抗拒”方式。因此，择校也可以看作是对政府的强制规定的一种抗拒。[19] 以市场机制驱动的择校行为只追求一些可被观测的教育目标（如学习成绩和升学率），而忽视了教育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其他方面（如合作精神和人格养成）。要规避市场配置资源的弊端，在教育领域则必须由政府主导来配置教育资源，这是现阶段我国教育公平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