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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3-173-03
敬以此文纪念亡友杨公骥教授(1921-1989)八十诞辰
——作者
1985年6月应杨公骥先生之邀，我到长春为他的研究生上课。一次在和他的晤谈中，我 特别提起了他五十年代初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发表的一篇关于西汉巾舞《公莫 舞》的考释论文。该文将《宋史·乐志》中长期未能被学者解读的《公莫巾舞歌行》作 了精确的句逗和考释，发千载未发之覆，极为治古代文史的学界同人所称赏，堪称多年 来研究汉乐府罕见的力作。我之所以提出此文，是因为在当时有一家出版社，约我写一 本中国古代音乐的知识性小书。这类性质的书不但要写得通俗、有趣，而且必须以翔实 的古乐考证为基础，才能深入浅出，为读者接受并令人益智。这类知识性的小书专家是 不肯写的，因为费力不讨好。但我常回忆起少年时期，颇得益于开明书店出版的丰子恺 先生作的《音乐的故事》，深信这类入门书在普及相关知识上的效益。可是要谈中国音 乐，实在要比材料丰富而又现成的西方音乐难得远。尤其是古代的声乐，如周代秦青悲 歌，“响遏行云”；韩娥鬻歌，“余响绕梁”之类，在古书中只有空洞的赞赏，它们是 乐歌还是徒歌?其曲调、歌词、运声方法等当然更是邈不可追。《诗经》据先秦书籍记 载都可以按乐谱演唱，《左传·襄二十九年》有季札辨乐故事，但后世传《诗》而不传 乐。汉乐府据《宋史·乐志》称：“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按《 尔雅·释宫》：“徒歌谓之谣。”但即使是不配乐的徒歌，各地也有大致相同的唱腔， 越讴楚谣，各写其心；否则就是“齐歌鲁唱”，令人掩耳了。我就是带着这些问题，有 心向公骥请教的。
公骥兄对这问题也很有兴趣，说那篇论《公莫舞》的旧文，新近还修订了一番。他自 谦不懂音乐，关于古代声诗的曲调唱腔等，曾与杨荫浏等治古代音乐的专家讨论过。结 论是，由于古代中国记谱法的不完善，唐代以前的声乐现象都无法考实。写古代音乐要 追及声乐实况，几乎是不可能写得具体的。他建议，如果要论述中国古代音乐，不如从 乐器的创造和使用入手，这些在载籍中倒有颇多的资料，但也很不容易。不仅要从纸面 上的史料去寻求，还牵涉图画、塑像、石刻和地下发掘的乐器实物，恐怕要费多年探索 才行。当时他摇头拍案叹息，说“难啊难啊”的神态，至今犹恍然在目。
那次谈话后我就知难而止，拒绝了那家出版社的邀约。但因曾有此一议，脑子里添了 一条弦，此后也偶尔留意这方面的材料。如关于中国古代乐器的发明、制作和流传过程 ，少数民族的乐器和域外乐器的传入，碰巧接触到有关资料，顺便也疏记一二。心里暗 暗预期，等到材料积储到一定程度时，再制定提纲，与公骥兄商略，征求他的意见。没 料到公骥竟于1989年离我而逝，从此这事就丢下了。
又过了几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书与人》杂志上，读到诗人绿原致屠岸 的一封评后者编译的《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的信中，提起了罗伯特·勃郎宁著名的 《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一诗，并谈到了西方国家关于花衣吹笛人的古老传说。我由此 而想起西方的笛和中国笛的关系，旧日的思考积存于心，检阅笔记，觉得颇可作为一个 话题。
在西方文字中，笛和箫是同一个字：Flute。要区分时，则箫称Vertical Flute，即直 形的笛。或加上bamboo(竹)一字标明系竹制，木管或金属管也别标专名。由此可推知， 在西方笛的出现早于箫。
但中国箫的发明却要早得多。如果说应劭《风俗通》说箫是帝舜之作未必可靠，则先 秦书籍中的频频记载，如《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命乐师修鞀鞞鼓 ，均琴瑟管箫。”《尔雅·释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筊。”《三礼 图》：“雅箫长尺四寸……颂箫长尺二寸。”《庄子·齐物论》：“汝闻人籁而未闻地 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郭象注：“籁，箫也。”《楚辞·九歌·东君》：
。以上只是略举习见书中若干例证，且是可指实所记均为竹管乐器之箫者。其他如《诗·周颂·有瞽》“既备乃奏，箫管备举”的“箫管”，郑笺谓系“编小竹管”之别一乐器，以及神仙故事所传秦弄玉箫史吹箫引凤之类的旧说都可不取，已足证箫的出现之悠久。
至于笛，则是汉代才出现的乐器。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列举了先世已有的各种乐 器后，才说“笛生乎大汉”，并指出系由羌笛改制而成：“近世双笛从羌起……易京君 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宫商五音毕。”易京君明，指撰《 京房易传》的京房，他在羌人原来的四孔笛上加上一商音孔，这才宫商角徵羽五音具备 。在此以前，如应劭《风俗通》所云汉武帝时处士丘仲所造的笛，则全仿羌笛形制。
古代各种乐器都有见于公私著述的相关故事，这类大抵是名人轶事中和乐器的相关故 事里，汉代以前确无笛的消息。至东汉才有蔡邕制柯亭竹椽为笛、晋石崇宠姬绿珠弟子 宋祎吹笛、东晋桓伊为王子猷吹笛等许多可作掌故雅谈的故事。唐以后则笛的轶事更多，著名的有唐玄宗按玉笛记梦中所闻之曲，笛工李謩奏笛遇异人，李的外孙许云封认李謩之笛等带有神异色彩的野史传说，可证作为独奏乐器，笛已和琴、箫等并驾。
说是“长葭”，应是芦管制成，和笛的竹制显是两种不同的管乐器。不过称芦管(笳) 为笛之说，至迟唐时已有。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诗有“不知何处吹芦管”句，正以 “芦管”指题中之“笛”。胡笳由笛化出之说可能由诗人的喻指而来。
马融说笛系由羌笛改制，《长笛赋》末尾乱辞云：“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 已，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明言笛是竹制。南北朝时已有玉笛，《艺文 类聚》引段龟龙《凉州记》：“吕纂时，胡人发(张)骏冢，得玉笛。”但玉笛和后来的 金属管笛都不是正宗，都由西域传人。笛在正史的音乐中都列入鼓吹部，以八音分属于 竹类。只因竹非各处均产，以其他材料制作的笛大约是西域始作而后延及中土的。据载 录的已有玉笛、银笛、铜笛、铁笛诸名色。上述张骏墓中的玉笛，当来自西域。按，张 骏继其祖张轨踞前凉在四世纪前叶，曾征服西域诸邦，龟兹、鄯善、于阗等国都遣使贡 方物，玉笛当系盛产美玉的于阗贡品。玉笛在唐代，中土已非罕物。众所熟诵的李白诗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春夜洛城闻笛》)，“黄鹤楼头吹玉笛，江城 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所吹的虽不一定可指实为玉笛，但诗 人驰骋想象，必有常见的实物为据，则可肯定。
但较之玉笛，金属管的笛似乎更早出。《宋史·乐二》记仁宗景祐年间一场厘定乐律 的争议中，载有阮逸之言：“蔡邕铜籥本得于《周礼》遗范，邕自知乐，所以只传铜籥，积成嘉量，则是声中黄钟而律本定矣。”阮逸主张以铜籥校定黄钟宫的音律。按 《广雅》云：“籥谓之笛，有七孔。”那么，这铜籥就是今日常用的定音笛了。定音 笛虽不用于演奏，但其为笛属无疑。阮逸的建议未被采用，朝廷仍然照传统定律法，以 方响(一种金属片制成的大小厚薄有等差的打击乐器，以小槌敲击之，按其音量校定音 准)来定律。直到神宗熙宁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仍言：“方响部器不中度……请改造 方响，以为乐准。”(《宋史·乐十七》)用铜籥定律之议虽不行，但由阮逸之议，可 知近世由西方引入定音笛之前，中土原自有之。这一笛种可补向来乐器史记载之阙。
中国笛均系竹制，金属管乐器是“夷音”，所以很少用于太常雅乐而引入典礼性演奏 的乐队。金属管乐器如铜笛、觱篥、角之类通常只用于军乐、卤簿、飨宴这类鼓吹部。但民间乐工和爱乐者因其表现力之丰富和携带的方便，历来被广泛吹奏，更是歌人乐妓的常用乐器。唐代起更有特制的精美银笛，笛上刻字作饰，别称“银字管”，被诗人吟咏于乐章。如白居易《南园试小乐》诗：“高调管色吹银字”；杜牧《寄珉笛与宇文舍人》：“调高银字声还侧，物比柯亭韵更奇”。杜牧以为银笛比竹笛(句中“柯 亭”，用蔡邕以柯亭竹椽制笛典)更侧媚动听。宋人称演述烟粉、灵怪、传奇的小说为 “银字儿”，未始不与歌女乐妓辈弄笛之人涉及风月有关。
中国大范围地产竹，笛的制作工艺也较简单，故极易作群众性的娱具。唐宋以后各地 农夫野老均把玩之。乡村牧童放牧，也携带一支自娱，诗人因此有“牧童归去横牛背， 短笛无腔信口吹”的描叙；也因此，现代音乐家贺绿汀才能取此意境写出钢琴小品《牧 童短笛》来。
提到牧童吹笛，正好与西方古希腊神话中笛(芦笛)的发明者正是牧人、猎人、养蜂人 和渔夫的守护神潘(pan)巧合。据希腊神话，潘是赫耳墨斯与德律俄普斯之女所生(一说 为大神宙斯与神女卡利斯托所生)。因他向神女绪任克斯求爱，后者因避他而躲入阿耳 卡狄亚的拉冬河中，化身为一棵芦苇，潘用这棵芦苇制出了笛。从这个神话，可知西方 芦笛的出现很早。但近世管乐器中的铜管笛和木管笛，音乐史家都认定系从中亚传入。 中国古代铜管乐器亦从西域东来，当系一源。盖塞外至中亚一带不产竹，故只能以金属 、芦苇、兽角制作吹奏乐器。《隋书·音乐下》载，隋初有“七部乐”，后增为九部， 除中土原有音乐外，有西凉伎、龟兹伎等。金属笛和角、筚篥、唢呐等金属管乐器的大 量引入，殆始于此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