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双季稻区农户水稻种植模式的决策行为分析——基于湖南省长沙县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沙县论文,农户论文,双季稻论文,湖南省论文,水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2-10-25
1 引言
水稻在我国粮食生产和消费中历来占主导地位，其稳产增产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我国南方水稻种植面积下降明显，双季稻改种单季稻的现象越来越严重[1]。南方双季稻区种植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粮食产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南方双季稻区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地位正逐渐下降[2，3]。不少学者也认识到农地利用方式和集约度的变化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4-6]。
水稻种植结构变化实际上是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变化的一种现实结果[7-11]。在现有农村土地制度下，农户是土地利用的基本经营单元，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是导致农业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和影响农产品稳定供给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从农户决策行为角度，来分析双季稻区水稻种植方式改变现象，才能揭示其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而找到切实可行的对策。
本文选取我国典型双季稻适宜区——湖南省长沙县作为主要研究区域，通过对农户水稻种植决策行为各个方面的调研，从农户行为主体出发，通过分析农户决策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来研究双季稻区“双改单”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层面的调控途径。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长沙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偏北，湘江和浏阳河的下游，是洞庭湖区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县之一。全县土地总面积1997
，现有耕地面积573，其中水田529，占耕地面积的92.3%。人口为77.9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9.54万人，占总人口的89.2%。该县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降水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非常适宜一年两熟的种植制度。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水稻产量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95.2%。
2.2 研究方法
2.2.1 农户调查法 大量的研究成果证明农户调查方法对揭示社会经济现象及区域发展态势的规律和特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12，13]。本次调查覆盖全县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中、低三个层次共选取了9个乡镇，然后按照均衡布点、随机抽样的原则，每个乡镇选取了4个村(见图1)，共选择36个行政村，最后每个村随机选取10个左右的农户进行调查。采集信息时间段为2009年6月至2010年6月，调查时间为2010年的7月至8月。共获取327份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土地资源及利用方式、经济收入、生产投入与产出等。整理过程中剔除无效样本15份，最终共获取有效样本312份，样本有效率达95.4%。
2.2.2 Logistic回归分析法 Logistic回归分析是适用于因变量为两分变量的回归分析，是分析微观个体意愿、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理想模型[14，15]。因变量为两分变量，即因变量的取值只有两种可能。调查中没有发现有农户同时种植单季稻和双季稻，因此，我们对种植单季稻和双季稻的农户分别进行统计，设定当因变量Y=1时，表示农户选择种植双季稻，当Y=0时，表示农户选择种植单季稻。因变量确定之后，选取可能会影响到农户决策方面的因素(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土地经营规模、灌溉条件等)，设为模型的自变量。多元Logistic回归能为每个自变量产生回归系数，这些系数通过权重运算法则最终被解释为农户选择某种水稻种植模式的决策概率。
发生比率(Odds Ratio，简称OR值)用来对各种自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值进行解释。在Logistic回归中应用发生比率来理解自变量对事件概率的作用。发生比率用参数估计值的指标来计算：
本研究中，多元Logistic回归是用SPSS统计软件中Regression模块的Binary Logistic完成。其结果主要包括回归系数值(B)、回归系数估计的标准差(SE)、Wald卡方值(Wald)、自由度(df)、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P值(Sig.)以及Exp(β)，即OR值。正的回归系数值(B)表示因变量与自变量是正相关；当回归系数(B)为负值时，因变量与自变量是反相关。Wald统计量表示在模型中各个自变量的相对权重，用来评价各个自变量对事件预测的贡献力。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农户特征
在有效样本中，户主年龄主要介于40～59岁(占61.5%)，户主受教育程度大部分为小学(53.8%)和初中(30.8%)水平。总体来看，农户中不同程度地从事非农业生产的达到了74.1%；农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000～7000元占35.6%，其次是7000～1 3000元占24.0%、1000～3000元占21.2%，呈现从中间向两级递减的橄榄型态势。长沙县农户的家庭常住人口(指全年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为一体的人口)主要集中在2～3人(76%)之间，其中51%的农户家庭常住人口为2人。家庭农业劳动人口(指家庭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以2人为主(49%)，其次是1人劳作，3人以上劳作的规模很小。样本农户的种植规模普遍较小，经营规模小于0.33
的农户比例高达77.9%。农户对水稻种植模式的选择有两种：双季稻和单季稻(即一季中稻)，所有样本中选择双季稻和单季稻的农户家庭数量基本相当(见表1)。
3.2 农户水稻种植模式决策的总体特征分析
3.2.1 从数据统计方面分析 为了揭示水稻种植模式与农户决策行为的关系，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农户与水稻种植模式的相关性，如表2所示。
按经营规模分类，农户对水稻种植模式的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大，农户的决策行为趋势是由单季稻向双季稻转变。按地块的灌溉条件分类，随着灌溉条件由差变好，农户对双季稻的选择呈大幅度上升的趋势。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类，随着收入增加，农户对单季稻的选择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按家庭常住人口的多少分类，随着家庭常住人口的增多，农户对双季稻的决策行为呈现较为明显的增加趋势。按农户生计类型分类，随着兼业程度上升，农户选择种植单季稻的比例呈现出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因此，农户的水稻种植模式和其兼业程度之间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农户的决策行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并不能很确切地说明各个因素与农户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多大，需要进一步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来揭示其中的内在关联。
3.2.2 从农户的选择意愿分析
(1)水稻种植的动因。农户的决策行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本研究设计了“农户进行水稻生产的主要动因是什么”的多项选择问题，把动因分为：满足自身消费、市场供应获得收入、国家政策与补助、其他原因。动因分析显示，在选择种植双季稻的农户中，有48%选择满足自身消费；有72%选择市场供应以增加家庭收入；有3%认为国家的政策和补助对自己的种粮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在选择种植单季稻的农户中，有80%认为种粮的动因是自身消费，而选择进行市场供应的只有40%，认为国家的政策和补助对自己的种粮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占2%。因此，生产目的不同对农户的决策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见表3)。该结果说明选择种植双季稻的农户其水稻生产倾向于进行市场供应，而选择种植单季稻的农户其水稻生产更多是为了满足家庭粮食需求。
(2)水稻种植的意愿。根据调查，种植双季稻的农户中有70%表示想以后继续耕作，而种植单季稻的农户中只有54%的人有继续经营的意愿。种植单季稻的农户继续经营意愿明显低于种植双季稻的农户，反映了在“双改单”现象背后蕴含着农户的水稻种植意愿不断下降的趋势。在这些不想继续经营的农户中，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水稻比较效益低是不愿意继续投入的主要原因。农户普遍反映这几年农资价格上涨过猛，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粮价上涨和各种粮补带来的实惠；另有40%左右的农户表示家中缺乏劳动力是影响自己决策的主要因素。一旦缺乏劳动力，农户的选择往往是种植单季稻，详见表4。
3.3 农户水稻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3.3.1 因子选择 根据上文对农户水稻种植决策行为的特征分析，设立自变量见表5。
3.3.2 模型分析 应用SPSS 16.0的Logistic Regression模块，对显著影响农户水稻种植决策行为的因素进行筛选，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表7是模型得到的三个常用的检验值；首先是用于检验逻辑回归显著性的-2 Log likelihood检验结果为58.155，其实际显著水平大于0.05，因此残差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证明本文的回归很显著。Cox & Snell 
以及Nagelkerke 检验了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Nagelkerke 是修正的Cox & Snell ，反映方程对被解释变量变差解释的程度，一般取值范围在0～1之间，越接近于1说明方程的拟合度越高，本文的Nagelkerke 取值为0.689，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很好。
通过模型估计结果，灌溉条件、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农业补助、土地经营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对农户的水稻种植决策行为有较显著的影响。其余变量如农户年龄、家庭常住人口、交通通达情况、人均耕地面积、兼业机会等则影响不显著。以下就各个有显著影响的变量进行具体分析：
(1)灌溉条件X1。B值为正，灌溉条件与农户的双季稻决策具有正相关性。灌溉条件的回归系数P值=0.000＜0.050，说明灌溉条件对双季稻的选择的显著性影响极高。以X1(灌溉条件差)为基准变量，X1(1)(灌溉条件一般)的OR值为1.101，X1(2)(灌溉条件良好)的OR值为37.493，说明灌溉条件由差变成一般时，农户对双季稻决策行为的概率增加了0.101倍；当灌溉条件由差变成良好时，农户对双季稻决策行为的概率增加了36.493倍。长沙县大多数的水利设施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修建的，建设标准不高。近十多年来，水利设施功能退化，蓄水量减少，渗漏严重。由于水利设施严重失修，原本可以灌溉的高岸田，如今很多都灌不上水了，原本可以排渍的低洼田，由于疏于清理，排水不畅，种田效益急剧下降。由此，灌溉条件已经成为农户水稻种植的严重制约因素。
(2)土地经营规模X2。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户的双季稻决策有正相关性。P值=0.044＜0.050，显著性较高，但是就入选的其他4个变量而言，其显著性相对较弱。OR值为1.024，即水稻种植规模每增加一亩，农户对双季稻的决策行为便增加2.4%的概率。这一结果说明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选择种植单季稻的概率较高。当经营规模较小时，农户对水田的利用目的可能仅仅是家庭消费，从而起到一种保障性的作用。而且如果农户的经营规模太小，种得再好也不能带来满意的收益，农户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就会下降，对水田进行粗放的利用。而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大，农户希望将水田进行规模化的经营，通过规模经营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因而更容易选择种植双季稻。
(3)户主受教育程度X6。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农户进行双季稻决策的影响需分两个方面：在初中学历以下时，随着学历的上升，文化程度与双季稻决策显著成正相关；在初中学历以上后，随着学历的上升，文化程度与双季稻决策成负相关。
B值的结果均为正，即以文盲的农户为基准变量，其他学历层次的农户对双季稻的选择概率均比文盲大。但是，对OR值的分析可以挖掘出深层次的规律，农户的学历水平为小学、初中、高中时，其OR值分别为444.527、2314.570、1132.138，即初中学历的农户选择双季稻的概率是小学学历农户的5.21倍(由两者的OR值相除得到)，而高中学历的农户选择双季稻的概率是初中学历农户的0.49倍。由此可见，当农户学历由文盲变成小学再变成初中时，对双季稻的选择概率逐渐增大，而当农户学历由初中上升为高中以后，对双季稻的选择概率却逐渐减少了。主要原因是随着农户学历的提高，其对经济收入的要求越来越高，部分农户通过选择种植双季稻来提高收益。而当农户具有了更高学历以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显著上升，农户对水稻种植的热情又逐渐变低，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种植经济作物、非农产业等其他收入来源。
(4)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X8。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户的双季稻决策有显著的负相关性。P值=0.000＜0.050，显著性极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OR值为0.959，可知，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元，农户对双季稻决策行为的概率便减少4.1%。这一结果反映了农民增收与双季稻决策行为之间的矛盾，说明双季稻种植并不能给农民带来更高的收益。在目前的现状下，如果农户想获得更高的收入，就需要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其他领域，这就造成了“双改单”现象的发生。据调查，在长沙县农民收入增量中，工资性收入已占到65%左右，家庭经营性收入只占20%左右，来自种植业的增量仅占8%左右。家庭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农户，收入的来源很大比例来自于外出打工的收入，种植单季稻的目的仅是为了满足家庭口粮。如果种植双季稻不能给农户带来更高的收益，农户通常会选择竞争力较低的劳动力(老人、妇女)种植单季稻，竞争力较强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活动。这种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的变化反映了农户为获取更高收入的一种理性决策。
(5)人均农业补贴X13。人均农业补贴与农户的双季稻决策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人均农业补贴的OR值为1.003，也就是说，人均农业补贴每增加一元，农户对双季稻的决策行为便增加0.3%的概率。
这说明农业补贴能够对农民种植双季稻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就目前来看，产生的效果很有限。以湖南省双季稻粮食补贴为例，农民种植双季稻成本比单季稻增加近一倍，但国家每亩补贴只比单季稻多15元，种植双季稻费力、费工，但却不能获得让农民满意的收益。目前的粮食补贴政策是按耕地面积而不是实际播种面积进行补贴，补贴直接补给承包者而不是种粮者，补贴额度没有向早稻和双季晚稻倾斜，因此存在着补贴重点欠明确，补贴力度不够强的问题，造成农业补贴对农民扩大种粮面积意愿的影响较弱。因此，应进一步提高粮食补贴水平并完善补贴机制来提高水稻种植的比较收益，充分发挥粮食补贴对水稻播种面积的激励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1)长沙县农户选择种植双季稻的比例较低，仅占被调查农户的55%。农地经营规模小、灌溉条件差、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家庭常住人口较少的农户，种植双季稻的比例较低。农户种植水稻的意愿存在着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若不及时加以控制，将影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调查显示，目前国家的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产生的效果不明显。
(2)在农户的双季稻决策行为中，灌溉条件、土地经营规模、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农业补贴是显著性最高的影响因素。其中，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户的双季稻决策行为成显著的负相关，反映了种植双季稻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矛盾。而随着户主学历的逐步提高，以初中学历为界，其文化程度与双季稻决策行为的关系由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反映了不同学历的农户在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时所做的理性选择。灌溉条件、土地经营规模、人均农业补贴同农户的双季稻决策行为成显著的正相关，体现了国家政策及农业生产条件对于农户水稻种植决策产生的影响。
(3)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综合分析发现，比较效益低、劳动力缺乏、农地规模限制、灌溉条件制约是长沙县农户双季稻种植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随着近几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粮食收入的增加基本被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所抵消，导致粮食纯收益较低，水稻种植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同时，比较效益低又是农村劳动力缺乏的深层次原因。近两年农民外出务工工资的快速上涨，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而农地规模小和灌溉条件差则是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所造成的。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造成农户双季稻种植的动力不足及“双改单”现象的出现。
(4)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调控方向，以提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确保双季稻区应有的粮食生产能力，避免粮食生产的波动性：①完善粮食收购价格保护政策，通过制定合理的粮食收购保护价给予种粮农户经济补贴，以保障种粮农户获得稳定的预期收益；②完善农地流转政策，通过农地的流转和集中，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从而通过规模效应增加农户的种粮收益；③实行农资价格的国家调控政策，根据粮价变动确定合理的农资价格，防止其上涨过快损害农民的种粮收益；④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相关政策，改善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减少水利基础设施落后对水稻生产所造成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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