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何时与市场全面接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每年问世近20000项重要科研成果，最终产生经济效益的不过20%，而真正形成产业化的不超过5%。
为什么我国在世界上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位居第15位，而经济发达程度只排在第100多位？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60%以上是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而我国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因素只占不足30%？
大量的科技成果被闲置，被浪费，无法转化为生产力。有人惊呼：科技成果只是空中楼阁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科技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由此，中国人开始了对这一真理的全面认识。十几年过去了，我国的科技力量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占有了较强大的优势，而且某些方面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的高速腾飞，却掩盖不了另一事实，那就是：科学技术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并未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大量科技成果压在实验室无人问津的现象普遍存在。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问世的近20000项重要科研成果中，最终转化为经济效益的不过占20%，而真正形成产业化的不超过5%。
以高校科研为例，据资料统计，全国高等院校系统每年研究开发的科研课题多达70000个，其中国家级项目就有4000多个；鉴定成果7000多项，其中约3000项获国家及省部级的奖励。仅以“七五”为例，高等院校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15项，占全国获奖总数的48.1%；获国家发明奖284项，占全国获奖总数的38.8%；获国家科技进步奖500项，占全国获奖总数的21.8%。从以上统计数字看，高校科技可谓“硕果累累”，但从适应经济建设和市场需要上看，结果却令人触目惊心：高校每年7000多项科技成果中，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占10%，实现产业化的还不足5%。
科技成果没有在生产中得到普及，生产领域的高新技术应用更是没有形成气候，许多企业仍在用较低的技术水平进行生产，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没有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在世界上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位居第15位，而经济发达程度只排在第100多位；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60%以上是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而我国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因素还占不到30%。我们单以广东省为例，几年来，广东省的经济增长高于其它省份，但据《光明日报》报道，广东省工业增长中的资金投入的贡献占71%，劳动力投入的贡献占10%，而科技投入的贡献却只占19%，还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更与亚洲四小龙及其它发达国家的科技与产业的良性循环相去甚远。在广东省江门市，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甚至低到只占11%。
先后5次入选英国、美国《世界名人录》的上海机械学院副教授黎永明，曾花数载心血研究成功、获上海市优秀发明一等奖的超高精度轴系，被公认为国家一流水平。但问世8年来，至今仍未找到进入市场之门，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一方面是生产部门急需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大量闲置浪费。许多科技成果只停留在论文、著术上，甚至仅仅到它的发明人评职称为止。这种现象固然令人扼腕悲叹，而情况好一些的，也大体落入样品──展品──废品的命运。
难怪有人疾呼：不要让中国科技成为空中楼阁，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科技观念薄弱，科技体制不力，科技成果产业化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在问题跑道上行驶着中国科技列车
科学技术不能大规模走向产业化，科技成果“只能看不能吃”，对经济建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无疑是现今中国最为巨大的浪费。这一严峻现实令许多有识之士郁愤难平。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的状况？
首先是观念上的问题。尽管我们一再高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全社会并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能促进科技发展、有利于科技成果迅速快捷地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气候。由于人们对科技的认识水平较低，因长期劳动力廉价而形成的人海战术、企业战略发展的思维定势和发展模式，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高投入手段获得的高效增长，掩盖了科技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能量，无形中强化了“没有科学技术，经济一样发展，照样腾飞”的群体认识错觉，极大地阻碍了科技与市场经济的接轨。
产业老牛拉破车，科技骏马无能为力，这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政策上的问题，但根子还是体制问题。在我们这个“条块”划分极其分明的社会里，搞科研的属于科技战线，搞经济的属于经济领域，搞文教的属于文教系统，每一个部门、企业、集体、个人都在“条快”的坐标上有着固定的位置，而且“井水不犯河水”，必要的社会分工变成了僵化的体制分割，科技与经济形成了“两张皮”。
现行科技管理体制的封闭和条块分割构成的重重樊篱极大地破坏科技与经济的沟通和融合。科研场所脱离市场，科技人才大量闲置。根据上海的统计，现在工作量饱满的科技人员只占大约1/3，工作量不足的1/3，基本上闲着没事可干的也占到1/3。上海一所大学，有40%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在“地下”搞兼职，而这么多人“不务正业”，确实也给学校造成了很大压力。学校制定各种政策，限制搞第二职业，但顶不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搞“地下”兼职的人有增无减。问题好像十分严重，但学校没有想到将这些“有闲”的人员组织起来，开发项目，自己上产业。由于体制不灵，想要做的事情又做不到。据《中国科学报》报道，一所大学研制成功一种非晶态相面激光光盘，1990年通过国家鉴定，产品性能优于进口产品，如果很快进入市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如果不及时投产，国外很快就会跑到前面。但是由于学校缺少资金，拿不出钱来建厂投产，只好束之高阁。广东省一家企业闻讯后，向学校提出，可以拿出4000万美元接产，但是上级生产部门却不同意学校与这家企业签约。这件事只好一拖再拖。
中国科技难以和市场接轨的另一重大因素，是科技成果本身的不成熟性和难操作性。多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重“学”轻“能”，重“理”轻“工”，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社会需求有很大距离，科技人才的知识导向和智能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许多科技人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论文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就是做不了一点对经济发展有益的事情。在山东省一家科研单位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这家科研单位里的一些拥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大多热衷于在国际上发表学术论文，个个成果颇丰；而那些只有本科学历或从基层上来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则多数把眼光盯向了市场，他们有的搞发明，有的到乡镇企业去开发新产品，在经济大潮中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一位对此现象感触颇深的老科学家不无伤感地戏言：“这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啊！”
科技人一门心思搞研究；大学教授卖馅饼；活跃在高科技转移领域的人却不懂化学符号。谁在做科技经纪人？
从100多年的世界经济史上看，各国的市场经济都离不开经纪人。在经济高度繁荣的香港，经纪人公司和从事信息流通活动的公司也是遍地开花。在中国大陆，经过80年代的“10亿人民8亿倒”的时代之后，如今从事中介活动的经纪人一般都有着强烈的商品意识。
然而科技交易和一般商品的交易有所不同，它要求中介人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一般都具有高附加价值，使得不少经纪人乐于从事科技领域的中介活动。但是，现在哪些人在做科技经纪人？到过沿海特区的人都有一个发现，就是从事科技中介的大都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或基本上不懂科技的人。在广州、深圳、海口以及遍布全国大中城市的“高科技开发区”，从事科技中介活动的人大多连化学符号也看不懂。这些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都有很强的科技意识，他们敢于用很高的价钱把科技成果买来，而且知道哪里最需要这些科技成果。在深圳，一个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企业家，他的科技开发公司却在搞“生物降解膜”和“可视电话”的技术交易，有时交易额甚至达到上千万元。还有一个南方的年轻老板说：“我文化不高，初中生，不懂什么高技术，但我现在在和一些著名的大学做电脑技术生意。”
由于目前多数科技经纪人的素质不高，所以他们尽管有很强的科技意识，仍克服不了科技知识的局限，有时候不能正确估价科技成果。有一家科技经纪人公司花3万元买来一项发明，然后又以5万元卖给一家企业，然而当他们得知那顶发明的价值远远高于5万元时，他们连声懊悔“亏了”。
有人说，如果这些文化不高的科技奇才一旦掌握了较高的科学技术知识，那么中国的科技与市场将会迅速全面地接轨，将会引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再次腾飞；也有人说，如果我们的专家、教授、科学家也能腾出手来从事一下科技中介活动，充当科技经纪人，无疑会如虎添翼、大展宏图。然而，让那些文化不高的科技经纪人迅速掌握较高的现代科技知识，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大多数科技人员宁愿自己辛辛苦苦开发的成果浪费掉，也羞于做科技经纪人。
由于重学术、轻产业，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观念做怪，科技人员一门心思搞研究，孤芳自赏、抱残守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科技经纪人一是不想干，二是不会干。于是，在商品经济以令人惊讶的公正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怪现象就出现了：多数大学和科研单位都有一大批科技人员在“地下”搞兼职，而且多数人干的是普通人都能干的劳务性工作，跑跑推销或站站柜台什么的。更有许多专家、教授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心满意足地放在实验室里，就去摆摊卖馅饼或茶叶蛋了。有人戏称教授摆摊恐怕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极富有“中国国情”。
有识之士认为，没有一个成熟的科技经纪人队伍，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出现巨大的鸿沟当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先行者昂首阔步，大思路徘徊不定
我国科技尚未大面积转化为生产力，这一现象的另一面说明我国经济存在着巨大的科技增长潜力，一旦科技在生产中得以大规模普及和应用，我国经济将获得巨大跨越。
先行者的身影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
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即是明证。“四通”、“联想”、“长城”、“北大方正”，都是叫得响的名字。发迹者多是冲出围墙的“叛逆者”。当初的四通集团公司因房屋紧张，连历年的财务帐本都无处存放。联想集团更是经历了创业的困苦艰辛。而今蓦然回首，弹丸之地的中关村业已成为高科技园区，走出国门争天下了。
靠转让专利小发明为企业出谋划策发迹起家的“点子大王”何阳成了家喻户晓的商业明星，使清贫的和深感无用武之地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如梦初醒。
我国第一家市级股份制民营农业综合科研机构──莱州市农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它以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为主，下设“远征种子公司”，公司负责农科院各研究所科研成果的推广和种子苗木的总经销，农科院总体形成了科研、引进、开发、推广、生产、经营一体化。走出了一条以经营养科研、以科研促发展的路子。
北京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一些身怀绝技的科技人员扔掉了铁饭碗，做起了科技转移和技术流通的中介生意，勇敢地做起了科技经纪人，有些人甚至到工商部门登记领取了执照，佩戴胸卡穿梭于科技与市场之间，神情专注而投入，潇洒而自信。上海的一些科技人员纷纷办起了“头脑公司”。复旦大学教授、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离休后创办了电器技术发展咨询公司，为企业提供国内外信息，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承揽工程设计，公司定名为“蔡氏公司”。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教授与上海10多位经济学家自筹资金3万元，创办了“复兴德经济顾问行”，想把这个顾问行办成类似美国兰德公司那样的“头脑公司”。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上海的“头脑公司”就有1000多家。
如果说科技是黄金，那么何阳他们既是金子的勘探者，又是金子的挖掘者和加工者，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从幕后走向前台，引领中国市场经济真正腾飞。
然而究竟怎样才能实现科技和市场的全面接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科技观念显然还处在整体思路上的徘徊之中。但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推进过程毕竟为科技走向市场带来了契机。市场化流动化的科技人员队伍势将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必备之师。通过市场的杠杆作用，建立起健康的科技人才管理体制和科技事业的管理、运行机制，把人才流动作为载体使科技成果直接浇铸到企业运作流程上，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归根结底，技术的转移就是人才的转移，最好的技术转移总是伴随着人的转移而进行的。因而，大批的科技人才冲出围墙，大踏步走向市场经济，将是实现科技与经济接轨的根本希望之所在，也将标志着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