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历史与中华文明（笔谈）——生态环境对文明盛衰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盛衰论文,生态环境论文,中华文明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12-0096-05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中外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优劣，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质量，而且对社会文明的昌盛与衰亡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生态环境与文明盛衰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认识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另一方面可以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生态环境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在人类社会中，地貌、水利、风俗、气候等生态环境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古今中外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具有不同程度的理论认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史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关注和阐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西汉史家司马迁明确提出以生态环境划分经济区域和生产部类的观点：“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深刻地揭示出生态环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东汉史家班固撰《汉书.地理志》，于篇末详载地理形势、生产环境、风俗习尚等内容，后代史家赞誉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后汉书·郡国志一》）明代学者徐光启引俞汝为《荒政要览》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农政全书·水利·总论》）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水利事业和社会政治体制之间的密切联系。
西方近代学者对于生态环境与文明进程关系的认识，更加具有系统性和理论色彩。孟德斯鸠认为，不同的土壤和地貌环境会直接影响到不同国家的政体和法律形式。他说：“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这有时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孟德斯鸠把山地、平原、近海三种生态环境与社会政体联系起来，得出“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的结论。其理由是因为生态环境不同，造成居民在追求自由的精神和捍卫自由的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指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取。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并且进一步举例说：“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蹂躏”，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1](P279-283)孟德斯鸠的学说尽管存在片面夸大生态环境对历史发展影响的局陷，但因其广泛探讨地貌、土壤、气候与人类文明形成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社会上对于反对神权统治具有进步意义。
黑格尔也认为，生态环境对世界历史的运动起着重要作用。他说：“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这些地方生态环境比较恶劣，酷热与严寒使得人类不能够做自由的运动。而“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在南半球上就不同了，地球分散、割裂成为许多地点。在自然的产物方面，也显出同样的特色。北温带有许多种动物和植物，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在南温带上，土地既然分裂成为多数的地点，各种天然的形态也就各有个别的特征，彼此相差很大”。温带良好的生态环境，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黑格尔还进一步把温带区分为“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三大生态环境，从中考察不同类型居民的生产形式、生活特点和政治体制。他认为，第一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性格特征表现为“好客和劫掠”；第二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主要经营农业，其“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所以成为“文明的中心”；第三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由于“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从而建立起“维持世界的联系”。[2](P85-96)尽管黑格尔过分推崇海洋生态环境而得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的偏颇结论，但是他指出上述三种生态环境造成非洲、亚洲和欧洲在社会历史发展上存在差别，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之一。这是因为“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3](P92)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而且还影响着生产部门的形成及其发展水平，突出表现为对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4](P390)同时，生态环境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形式及其行使职能的特点。例如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5](P64)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促进文明发展进程的加快，而生态环境一旦受到诸如战争等因素的破坏，就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今中外历史发展和文明盛衰的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正确及其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生态环境对政治文明的影响
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来看，生态环境影响着某些政权或者部族的发展及其盛衰兴亡过程。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史学家自觉地从生态环境着手来考察历代政治文明的盛衰，形成了明确的认识。
中国古代的人们认识到，都城建置的地理位置关系到一个朝代统治的安危治乱。而地理位置的好坏，除了人心向背、山川险易等政治、军事因素之外，生态因素也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西汉初年，刘邦统治集团曾经打算建都河南洛阳。役卒娄敬进见刘邦，提出应当定都关中长安。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家司马迁极为赞赏他建议刘邦定都关中之策，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所说的“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主要是从政治和军事方面考虑问题，而“资甚美膏腴之地”，则是从生态和经济方面考虑问题，可见生态环境对于巩固国家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东汉末年政治家诸葛亮预言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时，也是基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良好生态环境而作出的判断，建议刘备夺取西川，成就霸业。唐代史学家和政治家杜佑更从理论高度总结了生态环境对于国家政权巩固和统一的重要性。他指出：“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通典·州郡典四》）
反之，一个时代生态环境的不良状况，必将导致其政治文明的衰落乃至灭亡。西周末年，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预示着周朝统治的衰败。《国语·周语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燕，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这段记载固然有附会的成分在内，但却揭示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与西周灭亡以及周室东迁的关系，认识非常深刻。唐末朱朴认为隋唐定都关中“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闬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新唐书·朱朴传》）这是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的衰败论证长安已经失去作为都城的条件，并从江南、河北与襄邓三个地域的生态环境优劣方面，比较了建都最适宜的位置。清代赵翼用“地气”盛衰解释中国历代政治中心由关中转入中原洛阳、开封，最后又转移到北京的历史过程，认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廿二史札记·长安地气》）他所说的“地气”既包含政权的兴衰气运，也包括统治中心地区的生态环境。赵翼通过考察历代皇朝政治文明的衰败变迁过程，试图以逻辑思辨形式对这种历史现象作出解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理论认识水平。
三、生态环境对物质文明的影响
人类自身的生存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必须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生态环境的影响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历代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生态环境对物质产品的分布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自觉把生态环境和人们的经济生活联系起来。汉唐时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一直比较优越，成为我国文明最发达的地区，而周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生态环境较差，社会文明程度落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战国秦汉以来中国境内不同地区生态环境的差异，根据各地土壤、地貌、草场、森林、矿藏、江河湖海以及交通状况，划分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至碣石以北四大生态区域，以及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局部生态环境。他指出：“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羊足千，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货殖列传》）这说明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只能根据所在的生态环境从事生产，创造物质文明。西晋学者江统著《徙戎论》，反对华夷杂处。他说：“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而“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夷狄宜在此土也。”（《晋书·江统传》）虽然他反对少数民族迁居内地，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认识，但注意到文明形成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别受到生态环境的较大影响，却是正确的见解。隋唐统一全国以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更加深刻。唐代杜佑认为“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而周边居住的少数民族“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通典·边防典序》）从生态环境的差异说明汉族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面貌。元代史家认为：“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辽史·世表序》）不论是中原的汉族，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中国境内的炎黄子孙；只是由于居住地域的生态环境存在差异，造成文明程度各有不同。这种观念是非常正确的历史认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反过来，恶劣的生态环境会造成物质文明的急剧衰败，最终形成毁灭文明的局面。北周、隋唐时期强盛无比的突厥汗国，在唐代初年由于“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通典·边防典十三》）由此可见，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突厥汗国的衰败。另一个强大的回纥部落在唐代后期“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唐会要·回纥》）逐步走向衰落，“其后嗣君弱臣强，居甘州，无复昔时之盛”。（《旧唐书·回纥传》）至于长期以来与唐朝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吐蕃政权，也因为“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国势大大减弱，走向破败，不得不“奉表归唐”。（《新唐书·吐蕃传下》）清代史家崔述则指出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自生聚日蕃，贫富不均，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其近山者争觅利于闲旷之地，于是悬崖幽壑，靡不芟其翳，焚其芜，而辟之以为田。锄犁之所加，风日之所烁，焦枯燥涸，而云之出渐稀矣。”（《无闻集·救荒策一》）批评人类过分掠夺性开垦土地，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生存条件恶化，造成社会财富衰竭和文明进程的衰落。今天，对于这种因生态环境改变而延缓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现象，尤其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四、生态环境与文明盛衰关系的启示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在历史研究中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与文明盛衰关系问题，深入发掘和借鉴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丰富遗产，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今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总是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展开，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但是，生态环境并非人类历史发展与倒退的决定因素，人类也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生态环境，在新创造的生态环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人与生态环境的认识中，大都强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能动作用。春秋时期的史墨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他以自然界环境的变化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兴衰，具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战国时期的韩非认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韩非子·五蠹》）说明人类通过建造居室、发明用火和治理洪水，改造了自然环境，推进了历史进程。唐代政治家虞世南指出：“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间，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帝王略论》）认为北魏孝文帝由代北迁都洛阳，改善了鲜卑民族居住的生态环境，从而加速了北魏进入文明社会的步伐。唐宋以后，由于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不断退化，社会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南移，黄河流域逐渐失去文明领先地位。江南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详究各地生态环境优劣，生民利病得失，敏锐地把握了社会历史转折和盛衰局势变迁的脉络。他引证丘浚《大学衍义补》的论点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之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天下郡国利病书·苏上·财赋》）这种历史考察，反映出宋明以来江南生态环境的优越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
第二，人类在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获得对生态环境的新认识，呈现出了理性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恩格斯一方面批评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指出：“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6](P551)另一方面又反对无限制地强调这种反作用，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P517-518)这一认识对于今天处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意义非常重大。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因为自身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消极后果，学会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善待自然界，消除人为的破坏行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自然界的报复。总之，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重新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只有理性地处理好面对生态环境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保持和延续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