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吸纳与东亚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的保持
——对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比较分析
唐 睿
[摘 要] 吸纳被认为是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得以长期保持的重要因素。以甘迪为代表的学者从政治制度角度讨论了议会吸纳的作用，并以理性选择模型分析吸纳的作用过程。本文以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东亚国家为案例，更为全面地分析了议会、政党和行政机关的吸纳对威权主义政府的执政地位保持的作用，并提出了制度性吸纳的“竞争性抑制”机制。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经由这一机制，制度性吸纳越强，反对派力量被扼制，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倾向于保持；反之，反对派力量迅猛发展，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就会难以保持。
[关键词] 制度性吸纳； 威权主义政府； 竞争性抑制； 韩国； 新加坡； 菲律宾
引 言
自第三波民主化以来，西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迅速扩展开来，此前实行个人独裁、军人政府、一党制、苏丹制等威权主义体制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起西式民主制度。1993年，世界上实行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数量已超过一半，而从1972年至1993年，世界范围内的西式民主国家数量增长了两倍多，从44增长为107，按1993年世界上的国家总数为187来计算，西式民主国家的比例已达到58%[注] Bruce R. McColm, “The Survey 1993-The Year in Review”,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Civil Liberties 1992-1993 , Freedom House, pp.56-67.。在这一时期，西方学界对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转型进行了大量研究，产出了数量颇多的文章和著作，并形成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学派。
另一方面，伴随着西式民主体制的扩张，威权主义政体的数量并未大幅度减少，甚至在21世纪以来缓慢增长，西式民主制度的前景并不如预期的乐观[注] Beatriz Magaloni and Ruth Kricheli, “Political Order and One-Party Rul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13, 2010.。大批学者开始对威权主义展开研究，并成为近年来比较政治学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威权主义政府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一些国家转型成为西式民主国家并实现了民主巩固，另一些在转型为西式民主国家后又变回威权主义政体，还有一些国家则始终保持威权主义体制。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威权主义依然能够维持统治？众多学者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即威权主义持续性和韧性的原因所在。其中，以甘迪(Jennifer Gandhi)为代表的学者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讨论议会可以通过吸纳的方式来维持威权主义。她认为，这些国家采用议会制度并允许反对党进入议会并非只是披上“民主的外衣”，这些制度可以吸纳反对派，增强体制的持续性[注] Jennifer Gandhi,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der Dictatorship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73-81.。甘迪主要以议会来考察威权主义政府的吸纳能力，实际上，担负吸纳功能的政治机构还应包括政党和行政机关等制度设置。此外，她对吸纳的解释机制是通过理性选择模型来进行分析的，这一方式略显静态，并不能在长时段展现吸纳对于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保持的作用过程。在甘迪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更全面考察议会、政党和行政机关等机构在吸纳上的作用，提出吸纳作用于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保持的“竞争性抑制”机制，并从更长时段展现这一机制的作用过程。
一是司法机关方面的问题。目前，“案多人少”是全国法院系统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北京法院系统来看，虽然各基层法院都开展了立案阶段多元调解试点工作，但是，各院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动用各种资源和力量，努力消减已经进入诉讼渠道的纠纷，仍然在去除“存量”上下功夫。“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运行的基础条件之一，就是要派出本已就相当紧缺的员额法官和辅助人员，去全程指导、监督社会调解组织的调解活动，并开展培育社会调解力量的工作。按照诉讼程序的标准培育一个调解组织的调解活动，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的。在审判压力相当巨大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是否愿意拿出宝贵的审判资源，去做一件短期内可能效益不显著的工作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由于东亚许多国家不仅有相似的二战后国家重建经历，同时也发展出多种威权主义模式，包含军人统治、一党独大和个人独裁等，并且，其政治发展也令人惊讶地具备几乎所有的路径：威权主义持续、民主转型以及西式民主政府和威权主义政府的交替[注] Dan Slater, 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7.。本文将选取韩国(1961—1987年)、新加坡(1959年至今)和菲律宾(1972—1986年)三国作为案例，其在威权主义类型上，分别是军政府、一党独大和个人独裁；在持续性上，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府延续至今，韩国经历了较长时段的军政府统治，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个人独裁只维持了十几年。这三个国家在威权主义类型和持续能力上的差异将会使吸纳与威权主义政府维持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得以更清晰地展现，同时也为检验理论的解释能力提供了更有效的基础。
一 吸纳与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的保持
早在甘迪之前就有许多学者对吸纳与政治体制持续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政党在吸纳上的作用，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分析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时就强调了政党吸纳的作用[注] 〈德〉 W·桑巴特著，赖海榕译《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3-65页。 ，两党通过政党吸纳工人领袖的方式消解了对体制具有冲击力和破坏力的力量而得到了巩固。塞利格曼(Lester G. Seligman)则认为，“在新兴的国家中要保证稳定和发展，其关键在于政治精英的整合。”[注] Lester G. Seligman,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 Vol.26, No.3, 1964, pp.612-626.政党吸纳是实现政治精英整合的有效方式，它可以通过提名候选人的方式给予精英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注] Lester G. Seligman,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Party Structure: A Case Stud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55, No.1, 1961.。政党吸纳通过广泛且不断地吸收精英进入政治过程，在社会精英阶层中形成了对政治体制和游戏规则的认同，并在精英群体中形成有效的合作。弗莱龙(Frederic J. Fleron, Jr.)在分析前苏联时，发现苏联共产党对专业技术精英的吸纳是其加强统治精英决策能力与体制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注] Frederic J. Fleron, Jr.,“Cooptation as a Mechanism of Adaption to Change: The Soviet Political Leadership System”, Polity , Vol.2, No.2, 1969.。迪克森(Bruce J. Dickson)认为，在中国，企业家和专家被吸收入党，这激发了政党的活力，提高了行政绩效，并保证中共领导体制的持续[注] Bruce J. Dickson,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114, No.4, 2000.。金耀基将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政治模式归纳为“行政吸纳政治”，并认为这是香港能够长期维持高度的政治稳定的主要原因[注]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
如图1，“竞争性抑制”机制将上述因素串联起来，威权主义政府通过吸纳，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抑制了反对力量的成长，进而使统治得以持续。当然，这一机制是和制度性吸纳(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作用的，对反对派别的抑制功能受制于制度性吸纳的强弱。也就是说，如果制度性吸纳较强，威权主义政府就能够在与反对派别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可以更为有效地阻止反对派别力量的壮大，反之，威权主义政府在两者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反对派别力量就会迅猛增长。
及至21世纪，对吸纳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稳固的威权主义国家，甘迪率先从政治制度角度去讨论这些制度在吸纳方面的作用。她和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考察了立法机关的吸纳对威权主义体制维持的作用，认为威权主义政府可以通过分享利益的方式减少反对派别的不满，而立法机关正是实现这一功能的主要制度设置。它可以将反对力量吸收进入政治体制，使他们的利益、观念能够在权威体制框架内得到协商和满足，同时，反对派也会因进入体制并得到此前无法获取的利益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对现体制的态度与行为。为检验其论点，他们还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用1946—1996年期间共388个威权主义政府的数据建立了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实行适度制度化的立法机构吸纳的威权主义政府维持的时间要远高于低制度化水平的政府[注] Jennifer Gandhi and Adam Przeworski,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Autocrat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Vol.40, No.11, 2007.。甘迪之后，弗朗茨(Erica Frantz)和肯德尔—泰勒(Kendall-Taylor)更加具体地讨论了吸纳在减少政府维持成本上的作用。吸纳可以促使反对派内部出现分化，使当局可以清楚地辨别不愿意“归化”的强硬分子，能够更有针对性地采用抑制措施，而减少大规模的不加辨别的处理行为[注] Erica Frantz and Andrea Kendall-Taylor, “A Dictator’s Toolkit: Understanding How Co-optation Affects Repression in Autocracie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Vol.51, No.3, 2014.。鲁伊特(Reuter)和罗伯特森(Robertson)也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来考察立法机关在吸纳上的作用，他们的数据结果也验证了立法机关吸纳对威权主义政府维持的正向功能：威权主义政府通过将议会中的重要职位分配给反对派成员的方式，有效地改变了反对派别对现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当大规模社会抗议事件发生时，这些反对派成员不仅拒绝参与，并且对抗议进行阻止，成为现体制的拥护者[注] Ora John Reuter and Graeme Robertson, “Legislatures, Cooptation, and Social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 Vol.77, No.1, 2015.。
相比此前，以甘迪为代表的对吸纳作用的研究更为系统和集中，并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但他们大都只聚焦于议会吸纳，忽略了在威权主义体制中其他同样具有吸纳作用的政治制度。一般而言，除立法机构外，威权主义政府还可以通过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以及行政机关来吸纳社会精英。此外，现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因素层面，对吸纳的机制尚未有更深入的讨论。在甘迪的研究中，吸纳是通过理性选择过程发挥作用的，她建立了博弈模型来模拟反对派精英在面对吸纳时的行为选择——由于反抗和进入体制的成本与收益上的差异，理性人往往会倾向于做出接受吸纳、放弃反抗的行为选择[注] Jennifer Gandhi and Adam Przeworski, “Cooptation, and Rebellion under Dictatorships”, Economics &Politics , Vol.18, No.1, 2006.。理性选择虽可为理解吸纳的作用过程提供一定的线索，但过于静态，同时，在难以准确评估选择成本和时局不稳定的情况下，理性选择模型对于解释集体行动尤为无效[注] Mara Loveman, “High-Risk Collective Action: Defending Human Rights in Chile, Uruguay, and Argent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104, No.2, 1998.。实际上，大多数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执政地位的保持从根本上受到不同派别力量变化的影响，吸纳正是通过作用于派别力量的变化而使得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得以保持。因此，本文不仅将更为全面考察吸纳的政治制度，同时也把吸纳放入到派别力量变化的长期过程中，分析其对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保持的作用。
二 吸纳的制度、方式和机制
制度性吸纳是威权主义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低“门槛”，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政治权力和利益向社会分享。它以“竞争性抑制”机制作用于精英派别间的力量格局，一方面与反对派别竞争，吸取社会成员，另一方面避免社会精英加入反对派别，抑制反对派力量的壮大，从而促进执政地位的保持。在东亚三国中，因制度性吸纳能力的不同，经由这一机制所形成不同的派别间力量的变化和格局，进而导致三种不同的结果。
(一)吸纳的制度和方式
在议会吸纳上，直到1978年因临时国民会议的选举，马科斯才开放了党禁，反对派各团体都可以参加该次选举。当然，在军管下进行选举，正如前总统卡马帕加尔(Diosdado Pangan Macapagal)所说，显得滑稽可笑[注] 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75页。 。最著名的反对派，前参议员阿基诺(Benigno S. Aquino)新建了人民力量党，推出21名候选人参加马尼拉地区的选举，虽然获得40%的选票，但却全部落选。新社会运动不出意外地获得了183个席位中占绝大多数的169个席位。1981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派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大选，马科斯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当选。马科斯宣称有80%的选民参加了选举，他赢得了88%的选票，而反对派则称实际投票人数不到50%[注] L. G. Noble, “Politics in the Marcos Era”, in J.Bresnan eds.,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Marcos Era and Beyond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70-113.。
制度性吸纳主要是通过提供职位的方式来吸收成员，威权主义政府中的职位意味着在其上所附带的政治权力、经济和社会地位等各种收益。所能够提供给精英的职位包括金耀基在“行政吸纳政治”分析中所指出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政府机构的职位[注]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45页。 和弗莱龙所提出的政党吸纳[注] Frederic J. Fleron, Jr. ,“Cooptation as a Mechanism of Adaption to Change: The Soviet Political Leadership System”, Polity , Vol.2, No.2, 1969.，即在政党中安排其职位。从本质上讲，对体制外精英提供职位是将权力和利益向原先被排斥在外的人员分享，以减少另一种体制对他们的“吸引”。因而，本文在分析制度性吸纳时，将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执政党吸纳等三个主要的制度设置对其进行考察。
此外，按照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界定，制度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政治制度化则为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注] 〈美〉亨廷顿著，李盛平等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2-13页。 。本文认为，吸纳的制度化是指职位的提供成为一种惯常化与固定化[注] Berger, Peter and Luckmann, Thomas,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7, p.54.制度安排的过程，制度性吸纳就是通过这一惯常和固定的制度安排来吸收社会成员，并将稳定的、重复发生的制度性吸纳界定为较强的制度性吸纳，而将非稳定的、受个人及其狭隘关系主导的吸纳界定为较弱的吸纳。
(二)制度性吸纳的过程和机制
从内生性上看，影响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保持的根本因素是精英派别间力量的对比、变化和相互关系，派别力量格局及其不同的结盟关系不仅主导执政地位保持，同时也影响着政治发展的结果[注] “民主转型学派”对此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可参见Dankwart A.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 Vol.2, No.3, 1970; Terry Lynn Car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 Vol.43, No.2, 1991; Donald Share,“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Vol.19, No.4, 1987; Gerardo L. Munck and Carol Skalnik Leff, “Modes of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outh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 Vol.29, No.3, 1997，等等。。精英派别力量体现为精英派别所拥有的组织规模、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与凝聚力、经济资源、强制能力、社会支持等。一般来说，某个派别在上述力量组成因素中所拥有的程度越高，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与精英的行为选择和策略相比，精英派别的力量是影响执政地位保持和政治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注] 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 Vol.54, 2002.。若反对派别力量过于弱小，即使反对派别与其他改革派别联合也无法威胁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甘迪所采用的理性选择机制则更主要是将吸纳和精英的行为策略结合在一起，并未直接触及精英派别力量的变化，也就很难对吸纳的机制得出更合理的解释。
关于机制的定义，本文采用唐世平教授的概念，“机制能够将某些因素串联起来，从而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反过来说，因素只能通过机制才能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注] 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 在制度性吸纳和政治地位保持的关系中，吸纳是通过机制发生作用，并能够将吸纳、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派别力量对比以及威权主义政府的地位保持联接起来。当然，本文并非认为吸纳不通过理性选择发生作用，实际上，制度性吸纳所提供的长期稳定的利益分享方式不仅影响精英的选择策略，更重要的是，在派别力量方面，吸纳可以使当局与反对派别展开竞争，以吸收反对派别成员、潜在反对派别成员以及其他社会人士来改变派别间的力量对比。
制度性吸纳作用于政府执政地位保持的机制为“竞争性抑制”机制，政府通过开放体制内的职位、分享政治利益的方式，与其它派别在人员、资源以及支持上展开竞争。如果某一威权主义政府在制度性吸纳上较弱，那么当权者在应对精英的反对时，只能临时性地提供一些物资或官职上的分享，以“收买”反对派别精英，换取其沉默和合作。这种临时性的措施具有“救火”的性质，唯有在反对活动的规模足够大时，当权者才能感知并采取行动。如果具有惯常的、规范的吸纳制度和方式，体制外精英在危机出现前就已经被吸纳进体制，甚或反对派别在面对竞争时难以吸收到成员，其力量不断减弱，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就能够稳定保持。制度性吸纳在目的上是消除和抑制对权力的竞争，但是在方式、制度设置和过程上，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因为制度性吸纳不同于强制和压制。首先在精英的考量上，存在着进入体制和不进入体制的选项，并非必须进入或绝对不能进入，因而政府本身会去争取精英，这就形成了在精英吸纳上政府与反对派别的竞争；其次，在政府和反对派别的势力消长和强弱变化上也呈现出竞争性；最后，现代威权主义政府也大都采用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具有竞争形式的制度，比如议会和选举等，因此“竞争性抑制”机制指的是通过非同于强制的方式来抑制反对派别的过程(见图1)。
图 1制度性吸纳的方式和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所谓“区隔”，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文本框架，任何叙述形态都需要有形或无形的“框架”将实在世界与符号再现世界区隔为两个世界。[注]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第73—74页。而“一度再现区隔是‘透明’的，其中的符号文本是‘纪实型的’，直接指向‘经验事实’。”[注]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第75页。而虚构叙述“不再是一度媒介再现，而是二度媒介化，与经验世界就隔开了双层距离。”[注]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第76页。虚构叙述的这种“双层区隔”造成了“不透明”的效果，“由于与经验世界隔开两层，虚构叙述不能在经验世界求证。”[注]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第79页。
为更清晰地展现制度性吸纳在因素和机制上的作用，本文还将引入“半负面案例比较法”来辨别机制以及因素与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结果是因素和机制共同作用所导致，而辨别因素是否是通过这一机制，以及是否是这些因素通过机制产生作用是比较案例分析中的难题。不同于传统的负面案例研究方法，“半负面案例比较法” 则是“将机制辨别作为重点，利用相同机制会在不同影响变量干预下导致不同结果的特点，使得研究者可以确定某项机制的存在。“半负面案例比较”能够充分展现不同因素组合对核心机制的影响，即某些特定的因素组合能使得机制走完整个进程，而某些特定的因素组合则会让机制停在某一阶段，阻止机制走完整个进程”[注] 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 。概言之，在这一方法中，正面案例是指一个机制得到完全实现的案例，负面案例则是指一个案例中因为某项因素而使得机制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的案例。在东亚三国中，新加坡是“竞争性抑制”机制得到完全实现的案例，而菲律宾和韩国则是半负面案例，同时，在这两个国家中，制度性吸纳的强弱也有所不同，进而在结果上也有一定分别。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确认“竞争性抑制”机制，并展现制度性吸纳和该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东亚三国制度性吸纳的方式与能力
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虽然都是东亚国家，但其威权主义政府的命运却大相径庭。韩国于1961年由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军政府统治，虽在1979年，朴正熙遭到枪杀，其政权终止，但很快，军方将领全斗焕和卢泰愚又重新组建起军人政权，直到1987年6月29日，“6·29”宣言发布，标志着韩国结束军政府统治。至此，韩国军政府统治保持了26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地位后，便建立了一党独大的政府，并保持至今。人民行动党执政已达60年，若从1965年独立算起，亦有54年。1972年，马科斯在菲律宾宣布实行“军管”，结束两党轮流执政，开始个人统治，但在1986年便被人民力量运动赶下台，其统治仅保持了14年。与东亚三国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差异相对应的是，它们在制度性吸纳的能力上也各自不同。
(一)东亚三国制度性吸纳的方式和举措
1.韩国
发动军事政变后，朴正熙依靠暴力机构——军队、情报机关、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压制了社会抗议，迅速恢复了秩序。在政党政治上，朴正熙素来持负面的看法，加之执政党——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和矛盾，朴正熙降低了对执政党组织建设的扶持和重视，并加强了权力的控制和集中，共和党的组织结构逐渐个人化[注] 宋国华：《韩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党政治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52页。 。维新体制后，共和党的政治功能进一步退化，失去了政治录用的政党功能，成为名不符实的在朝党[注] 〈意〉萨托利著，雷飞龙译《政党与政治制度》，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执政党的制度性吸纳较弱。
在行政机关吸纳上，朴正熙让大批军人进入政府部门，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基本上都是军人，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有83%以上是军人[注] 〈韩〉权
：《韩国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力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为推进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计划，朴正熙也将经济和专业技术人士招募入政府内阁，在14名内阁成员中，共和党员只有6名，使政府内阁成为一个由技术精英和军人组成的高效率机构。朴正熙还对政府机构进行了革新，设立了经济企划院，其长官由领导经济部门的副总理兼任，有530名成员，主要由技术官僚组成[注] 曹中屏、张琏瑰等编著《当代韩国史(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257页。 。朴正熙时期的韩国虽然在行政机构中吸收了技术精英的加入，但其他领域并未对反对派别的政治精英开放。
在议会吸纳上，1963年1月，军政府宣布恢复政治活动，在野势力可以通过选举竞争议员和总统职位。但随着在野势力威胁越来越大，朴正熙实施“维新体制”，暂时关闭议会，并禁止政党、组织和个人的政治活动，反对派别精英逐渐从选举竞争中退出。
在议会吸纳方面，国会选举是获得政治权力的最主要方式，其他政党通过参与竞选来获得席位，分享政治权力，国会这一立法机关发挥着吸纳反对派的功能。此外，针对反对党难以获得议席的情况，人民行动党政府还设置了官委议员和非选区议员制度来增强议会的吸纳能力。人民行动党依据反对党的不同态度和立场，施以相应的强制或吸纳手段。针对强硬的反对党，主要采用司法手段来惩罚，迫使其退出政坛；对于建设性的反对党，则大加扶持，不仅容许其活动，而且还欢迎其进入国会[注] 孙景峰：《试论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 。
香樟长足象属于象虫科魔喙象亚科长足象族，包括Cylindralcides、Merus、Sternuchopsis等5属，该类群物种的中文名多称长足象，如花椒长足象(Cylindralcides sauteri (Heller))、乌桕长足象(Merus erro (Pascoe))、核桃长足象(Sternuchopsis juglans (Chao))。种加词takahashii来源于模式标本采集者的姓氏。此前，该虫寄主植物不明，本研究中发现为害樟树(又名香樟)，因此，中文名取名为香樟长足象。
2.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主要依靠人民行动党及受其支配和控制的其他附属组织进行吸纳。人民行动党政府并不禁止反对党的存在与活动，其他政党也可以通过选举来获取议席，成为国会议员。由于长期保持政权，立法、行政、司法等政府机关为人民行动党完全掌控，成为其下属机构。这一现象被学者称为“党高府低”，人民行动党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注] 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决定着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新加坡的生存就等同于党的生存[注] 〈日〉田村庆子著，吴昆鸿译《超管理国家——新加坡》，台北：东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56页。 。
全斗焕利用和发展了朴正熙留下的政治遗产，主要采用暴力组织和情报机关来压制反抗活动。在吸纳的制度化上，全斗焕时期与之前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在1981年，进行了执政党建设，在77个地区创建了分支党组织[注] 郑继永：《韩国政党体系变迁动因与模式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0页。 ，但此时距离军政府结束仅有不到6年时间，而反对派别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备强大的力量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议会吸纳方面，因内外压力，全斗焕政府不得不分三次解除“限制政治活动措施”，但此时的反对派已不甘于长期沦为第一在野党，大批反对派精英投身于反对活动。
在这超过3000公顷葡萄园里，Primitivo是耀眼的主角。据当地的酒庄介绍，在1881年，Primitivo作为一位贵妇的嫁妆“嫁”到了曼杜里亚。但直到1920年起，才逐渐扩散到周边地区和萨兰托等地，后来又移民去了美国，起了个洋气的英文名Zinfandel。
在政党吸纳上，人民行动党积极利用政党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广泛吸收人员。人民行动党建有能够深入到社会最基层的支部组织，并控制着人民协会、公民协商会、居民委员会和工会等社会组织，在吸收社会精英进入政党方面具有多重渠道与方式，谋求政治权益的社会精英和人才可通过加入人民行动党的方式来实现其目的。在每届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都会推出一批新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基层组织，例如2001年大选时，人民行动党推出的25名新人中，从基层组织选拔出的议员候选人有18名，所占比例达到72%[注] 孙景峰、李社亮：《基层组织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延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
在行政机关吸纳上，人民行动党所控制的政府机构也对社会精英开放，并以高薪来吸引人才加入。在新加坡，优秀人才更愿意在企业工作，政府部门存在门可罗雀的状况。据此，政府提高了公务员的薪酬，与企业界的薪资挂钩，以银行家、会计师等六个专业的平均收入作为公务员薪金的标准。李光耀道出了人民行动党政府积极吸纳社会精英的目的：“我们把最好的人才延揽进来，这样做就能让反对党找不到杰出的人，那些有聪明才智的人就算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也一样可以加进来，他们可以说服我们修改政策，为人民做好事。”[注]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年，第153页。
小说的“摹士”一节，人物关系集中在太子丹之与麹武、田光、荆轲三人之间的递接，即由麹武引出田光，由田光引出荆轲。从提炼主题的角度，可关注他们所共同呈现出来的精神气概。
3.菲律宾
他以为这样的盛世，会是一千年，一万年，他读书学武，游荡在街巷里，母亲在百花谷迎来送往，打情骂俏，达官贵人、三教九流在他们俩的小世界之外活色生香地活。三个月后，回望过去，我们不在其中，那也不过是一场做得有些长、又太过热烈的绮梦罢了，他们真的由梦里醒来了吗？胡子大叔、秀才哥哥，还有胖婶，你们掉在这个流言里，不愿醒来，是想搬去万花谷里继续做梦吧！
在菲律宾，马科斯所建立的军管政府主要依赖于“支持—回报”关系以及家族关系、亲属关系和私人关系来作为联结的纽带，包括“与总统和总统夫人关系密切的人，其中有亲戚、私人好友和联系紧密的政客；通过总统任命而对其感恩戴德的地方官员，由其亲信所控制下的军队；内阁成员、技术官僚、受益于威权体制的大商人”[注] J.V. Abueva,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Society’”, in D.A.Rosenberg eds., Marcos and Martial Law in the Philippines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2-84.。
MRI检查是目前临床上普遍应用的医学影像学检查技术[1]，但MRI检查中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2]，其中重要风险之一是患者体内有铁磁性内植物。体内有铁磁性内植物不但使图像出现伪影、图像质量下降，影响了病变的诊断，而且有可能导致患者发生损伤。此外，另一重要风险因素是患者体内有植入性心脏节律设备[植入性心脏起搏器、植入性心律转复除颤器（LCD）、植入性心血管监测仪（ICM）和植入性循环记录仪（ILR）]以及人工电子耳蜗、胰岛素泵等，当患者体内有这些植入性或携带这些设备进入MRI检查室，有可能造成设备功能丧失和损坏。
在行政机关吸纳上，军队是马科斯政府的主要支柱，马科斯不仅大力扩张军队的规模，还让军人参与行政和公共管理事务，高级将领还可出席内阁会议参与政策制订。除重用亲信外，在政府中，马科斯也引入了一些技术官员，他们大多有留洋学习的背景，被提拔为一些政府部门或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以制订经济政策。当然，马科斯在政府中提拔和任用技术官员并非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更多地是树立其力图发展经济的形象，一旦技术官员所制订的经济措施触犯到马科斯夫妇的“皇亲国戚”的利益时，这些政策往往会被终止或废除。
在政党吸纳方面，1978年，马科斯成立了执政党新社会运动，该政党同此前的国民党与自由党相似，在组织结构上较为疏散，政党纪律较弱，其成员也大多来自支持马科斯的前国民党和自由党成员。20世纪80年代戒严令解除后，所成立的反对马科斯的在野党联盟中也包括一部分从执政党中退出的成员，这显示出执政党的党员在认同和忠诚上的唯利益取向。很明显，执政党在马科斯政权中的重要性相当有限，所起的作用也不过是应付选举，推出选举候选人[注] 田雪梅、黄建洪：《颠覆型民主化：菲律宾民主转型的力学博弈及依靠力量》，《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2期。 。
在社会科学中，大部分的概念都具有多面向性和多层次性，萨托利(Sartori)区分了高、中、低这三个层次的概念范畴[注] Giovanni Sartor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64, No.4, 1970.，科利尔(Collier)和马洪(Mahon)在概念分析中运用了初级范畴和次级范畴[注] David Collier and James E. Mahon, “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 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87, No.4, 1993.，戈茨(Gary Goertz)认为概念应分为基本层次、次级层次和指标层次[注] 〈美〉盖里·戈茨著，徐子婷等译《社会科学概念——方法论的思考》，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7-8页。 。本文将制度性吸纳这一概念分为两个层次——基本层次和次级层次，前者指概念的定义，后者指吸纳的具体制度设置和方式，也是用于案例比较分析的尺度。
在马科斯的统治下，反对派精英缺乏进入体制的渠道和方式。尽管1978年马科斯开放党禁并于1981年取消了军管，但他所控制的势力把持了政府、议会和军队，反对派成员即使参加了所谓的开放公平选举，也不可能赢得胜利。与马科斯及其家族的个人关系是进入政治体制分享利益的主要途径，社会中的其他精英难以进入这一由家族关系所扩展的政治权力控制与分享体系。
(二)东亚三国制度性吸纳能力的强弱
由于制度性吸纳在度量上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指标进行整体性的衡量，但在案例比较中，可以通过案例间排序的方式确定其相对意义上的强弱。本文将通过制度性吸纳的三种主要方式，即政党吸纳、议会吸纳和行政机关吸纳来比较东亚三国威权主义政府在吸纳能力上的差异。
在政党吸纳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具有深入基层的政党组织，同时也有诸多附属的社会组织，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韩国和菲律宾的执政党组织则相对粗陋，前者虽曾建立政党分支组织，但发展时间较短，执政党的作用主要是推出候选人。在三个国家中，新加坡具有更强的政党吸纳，韩国的政党制度化则要高于菲律宾。在议会吸纳方面，菲律宾和韩国都曾较长时间关闭议会，选举结果受当局操纵，新加坡即使在1966年，当时最大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集体退出国会的情况下，也未关闭过议会，并且还增设官委议员和非选区议员来安置反对党议员，因而，韩国和菲律宾的议会吸纳较弱。在行政机关吸纳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广泛延揽社会精英加入政府，并提高文官薪酬，韩国和菲律宾的威权主义政府虽都引入了专业技术官员，但韩国军政府大体上给予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权力，相较而言，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在行政机关吸纳上最弱。
总体来看，新加坡在三个方面的制度化水平最高，其制度性吸纳能力最强，其次则是韩国军政府，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在三种吸纳方式上均列于最后一位，吸纳能力最弱(见表1)。
表 1东亚三国威权主义政府的制度性吸纳能力比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 制度性吸纳对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保持的作用和机制
按照甘迪的分析，吸纳非同于一次性的“收买”，它体现为一种制度设置，通过长期的制度化方式来吸收社会精英。因而，本文所讨论的吸纳是一种长期稳定的通过制度安排和设置所进行的吸纳，即制度性吸纳。它是指某一政治体制长期稳定地将政治参与者吸收进入体制的过程。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层涵义：首先，吸纳体现为一个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过程，使原先不能参与体制内权力竞争与分配的社会成员加入到这一“游戏规则”中，类似于奥唐奈(O’Donnell)所谓的“收编”(co-opt)[注] O’Donnell,G.,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 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3, pp.25-40.和林茨(Linz)所提出的“进入内部”(encapsulate)[注] Linz, J. , “Opposition to and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 in R.Dahl ed.,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71-259.；第二，制度性吸纳是通过制度设置和制度化的形式来实现，它与临时性和一次性的收买相区别；第三，吸纳有相应的制度设置和机构，它包含多种方式，如政党吸纳、立法机关吸纳、行政机关吸纳等；最后，制度性吸纳也表现为对社会成员的遴选。
白阳很清楚何冰的个性，只要让她捕捉到蛛丝马迹，她就有本事查个水落石出。但即便知道了丈夫出轨的事实，她也会顾及面子而隐忍下来，除非有人趁虚而入，在她最软弱的时候嘘寒问暖、表露爱意，才能让她下定决心离婚。
(一)制度性吸纳与东亚三国派别力量变化
1.韩国
有一则“科学研究”称：吃饭说话有利于消化（见6月8日《中国妇女报》）。可我们明明知道吃饭时说话容易被噎住，宋子文在美国，有一次去朋友家赴宴就是因为吃饭时说话，被一只虾仁卡住了气管而送命的。因此，这样的“科学研究”你能相信么？
朴正熙上台初期，大规模打击反对力量，当政治活动恢复正常后，反对派精英主要以议会活动和竞选来争取利益。维新体制后，反对派政治精英开始与其他社会力量结合进行抗议活动。受“金大中绑架事件”激发，反对活动此起彼伏。在此过程中，反对力量也逐步组织化，出现了“全国民主青年学生联盟”、泛民主阵营的反对组织“民主恢复国民会议”、由反对派政治精英所领导的上层精英组织——“民主统一国民会议”、各界人士参加的“民主主义国民联合”以及由该组织扩展的“民主主义与民族统一国民联合”等多个反对派组织。与之相应，反对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军政府的维持成本也随之增加。1979年10月，在反对派组织的领导下，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爆发了大规模游行和集会，并迅速扩展，数万人参与了抗议活动。这一事件也导致了朴正熙集团内部的分裂。
全斗焕上台后，也对反对力量进行打击，但反对派已经具备一定组织基础，在限制解除后，反对力量迅速复苏。1984年，反对派精英成立了“民主化推进协议议会”并统合了金大中和金泳三的势力，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新韩民主党，在野势力得以整合。1986年2月，在野党发起了1000万人的修宪案署名活动[注] C. I. Eugene Kim, “South Korea in 1986: Preparing for a Power Transition”, Asian Survey , Vol.27, No.1,1987.。1987年5月，数千名反对派人士成立了“反对护宪、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正式要求直选改宪，该组织是自1961年朴正熙政变以来韩国最大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注] 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 。6月10日起，国民运动本部在全国多个城市组织抗议活动，参与人数上百万。卢泰愚在6月29日发表宣言，同意修改宪法，进行直接选举总统。
2.新加坡
由于新加坡实行议会内阁制，政治权力主要以国会选举的结果来进行分配，故而各派精英都把主要力量投入到大选中，通过大选结果便可以看出各派力量的变化情况。1959年大选获胜后，人民行动党便一直保持在大选中的全胜纪录。1968年后，反对党连续四届大选一席未得，之后的大选中虽能得到零星席位，但最高数字也只是2011年的6席。人民行动党对于其他的反对派别具有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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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民行动党强大的制度性吸纳能力，反对派别力量发展受限，即使偶露峥嵘，也很难长期保持其力量不被削弱。20世纪60年代，人民行动党最主要的反对力量是社会主义阵线，但由于该党对议会政治的抵制和人民行动党的强力打压，在主要领导人被捕后，原先所拥有的基层组织纷纷瓦解，社会影响力逐渐减退，在1972、1976和1980年的三次大选中均全军覆没。尔后，1988年，社会主义阵线与工人党合并，结束了在新加坡的政治生命[注] 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社会主义阵线之后的主要反对党是工人党、民主党和民主联盟。工人党于1957年11月成立，在1981年之前的选举中未获得席位，但自1981年该党秘书长、律师惹耶勒南(Joshua Benjamin Jeyaretnam)在安顺选区补选中战胜人民行动党候选人后，便在国会选举中屡有斩获。在2011年大选中，工人党更是夺得6个议席，其中包括一个集选区，这是自集选区制度施行以来，反对党的首次获胜。
民主党创立于1980年7月，在1991年的国会大选获得3个议席，是当时最大的反对党。但在该党创始人詹时中1993年遭徐顺全排挤被迫退党，徐顺全又屡次因诽谤、无准证演讲和集会等被控诉而入狱并破产[注] Ian Patrick, Goh Keng Swee and Southeast Asian Governance , Washington: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48.后，其实力大受影响，在此后的选举均未能获得议席。民主联盟是由人民党、国民团结党、马来民族组织和正义党等四个反对党所组成的联盟，于2001年7月创立，由人民党的詹时中出任秘书长。詹时中在2001年和2006年的两次大选中都击败人民行动党候选人，夺得议席。但2007年1月，民主联盟内部出现分裂，国民团结党退出民主联盟，加上詹时中也年事日高(1935年3月生人)，在2011年的大选中，民主联盟一席未得。
从1968年以来的历次大选来看，反对党的实力仍显弱小，在人民行动党政府强大的制度性吸纳能力下，其发展举步维艰，根本无法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形成实质性威胁。虽然2011年的大选结果显示出反对党力量有一定增长，工人党在这次大选中独得6席，但2011年的大选结果也可视为第三任领导人李显龙对社会进一步开放并试图听到更多元化意见[注] 吕元礼：《鱼尾狮智慧——新加坡政治与治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123-173页。 等政策调整的一种反应。当执掌政府的人民行动党进行回应后，在2016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便获得了69.9%的选票。
3.菲律宾
由于马科斯政府在制度性吸纳上的低效，反对派力量迅猛地发展起来。在1978年开放党禁和选举后，反对派别纷纷组建政党参与选举。1980年，8个反对党因在1978年选举中的失利，成立统一民族民主组织(UNIDO)[注] 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76页。 以对抗新社会运动。1982年2月，菲律宾民主党和人民力量党联合组成民主人民力量党，并在1984年加入统一民族民主组织，参与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执政党新社会运动只得到122个议席，反对党共拿下61个席位，相比于1978年国会选举的14席，反对派别的力量有了明显的增长。
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Simeon Aquino)的刺杀事件，进一步激发了反对派力量的发展。这一事件引发了激烈的抗议和反对，上百万民众出席了阿基诺的葬礼[注] Bonner Raymond, Waltzing with a Dictator ,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7, p.342.，示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暗示马科斯参与了刺杀事件，并要求他下台[注] 〈美〉格蕾欣·卡斯帕：《从对峙到调解：菲律宾的民主巩固之路》，〈美〉詹姆斯·F.霍利菲尔德、加尔文·吉尔森主编，何志平、马卫红译《通往民主之路——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 。反对派精英开始与社会民众相结合，在其后几年里发起了多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更多群体被动员起来，教会也指责刺杀行为，工商界人士也加入到示威中[注] G. S. Silliman, “The Philippines in 1983: Authoritarianism Beleaguered”, Asian Survey , Vol.24, No.2, 1984, pp.149-158.。天主教会彻底倒向反对派，在教会的支持下，两个主要的反对政党，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C. Aquino)领导的人民力量党和萨尔瓦多·劳雷尔(Salvador H. Laurel)的统一民主民族组织实现了联合。在总统选举后，阿基诺发动了人民力量运动，因天主教会的支持，有80万人参与了这次抗议。而马科斯政府的离心趋势进一步加强，不断增多的抗议使其执政保持成本攀升，处于外围的政府成员在马科斯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纷纷退出政府，劳工部长奥普莱(Blas Ople)和外长托伦蒂诺(Arturo Modesto Tolentino)先后辞职，新闻部长塔塔德(Francisco Tatad)则加入反对派，时任社会民主党主席、副总参谋长拉莫斯(Fidel Valdez Ramos)将军也不愿在支持贝尔(Fabian Ver)将军的68名将领效忠书上签名[注] 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01页。 ，并与国防部长恩里莱(Juan Ponce Enrile)一起谋划军事政变。
(二)制度性吸纳、“竞争性抑制”与威权主义政府的保持
通过前文，因制度性吸纳的差别，经由“竞争性抑制”机制，三个国家的派别力量格局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在韩国，制度性吸纳的能力较弱，反对派力量逐步成长。军政府主要吸纳军方人员、经济界人士和技术人员等，受威权主义政府所庇护的人员，包括出任高官的军人、财阀、御用政党、依附的小党、技术官员、警察和特务组织等，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大，构成了坚实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反对派在经受多次暴力打击和清洗后，仍然能够吸收学生、媒体、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和中产阶级等人员，并建立反对派联盟和组织，军政府难以扼制反对派力量的成长。菲律宾的情形与韩国类似，只是马科斯政府在吸纳上的制度化程度更低，反对派力量在阿基诺刺杀事件后，快速形成广泛的联盟，各界人士包括学生、宗教人士、商人、知识分子，甚至原政府内的官员和军人也加入进来，并发动了多次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参与的抗议活动。
乌赛高速公路生态保护控制区站区绿化建设实践……………………………… 陈六明，朱坤，孙兆祜，钱丽（4-163）
新加坡的状况则截然相反。因其强大的制度性吸纳能力，人民行动党可以通过多种制度安排和广泛的组织网络源源不断地吸收社会成员加入，壮大现政府的支持力量，并且使得反对派缺少人员和资源补充，难以发展势力。新加坡的制度性吸纳在成功抑制反对派力量的同时，也让某些反对党改变了立场，放弃了上台执政的企图。工人党主席林瑞莲(Sylvia Lim Swee Lien)就曾在媒体上讲到，她加入反对党并不代表要与人民行动党对立，“他们这几年表现都很不错，加入反对党的目的在于使政府听到不同的声音，让政府做得更好。”[注] 《加入反对党我准备坐牢》，(新加坡)《联合晚报》2002年10月29日，http://woman.zaobao. com/pages2/woman291002.html 面对强势的人民行动党，主要的反对党也逐渐倾向于接受现状，在立法机关能够吸纳反对党的情况下，反对党逐步认可现政府能够给予的政治利益，甘于成为监督者，而不再是反对者。
学生思维发展能力的培育，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比如写作、阅读、实践活动等，在语言的综合运用当中，学生的思维能力能够得到有效发展。比如在进行《鸿门宴》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其中人物特色鲜明，故事情节生动紧张，非常有助于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可以采用让学生扮演角色的方式进行“鸿门宴”的重现。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和特点进行角色分派，在表现刘邦、项羽、樊哙、项庄等人的语言、神态的过程中，能够加强学生语言的运用能力，促进思维发展能力的提升。
与派别力量变化相应的是，三个威权主义政府的命运：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只保持了短短14年，便被迅速成长起来的反对派所发动的人民力量运动推翻；韩国军政府由于获得了军方、技术人员和经济界人士的支持，在经历一次倒塌后仍迅速重建，反对派力量历经26年的发展，并发起多次抗议才结束了军政府统治；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一直保持着相对于反对派力量的绝对优势，一党独大，从1959年至今一直执政，在缺乏实质性挑战的情况下，其执政地位将继续保持(见表2)。
K，α——与爆破点至保护对象间的地形、地质条件有关的系数和衰减指数，本工程为中硬岩石，K取150，α取1.8。
表 2制度性吸纳、精英派别力量的变化和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如表2所示，制度性吸纳及其作用机制在三个案例中得以清晰展现。当制度性吸纳较强时，反对派力量被有效扼制，大量社会精英被吸收到现政府里面，反对派难以与之抗衡，威权主义政府得以保持，如新加坡。当制度性吸纳较弱时，威权主义政府力量虽能暂时有效保持，但反对派在吸收成员的竞争中占据优势，通过长期发展，促使力量格局发生变化，最终使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难以维持，如韩国。在制度性吸纳非常弱的情况下，反对派力量飞速发展，威权主义政府内支持力量也会被反对派吸收过去，使其难以承受一次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如菲律宾。
结 论
在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中，制度性吸纳及其机制对威权主义政府的作用得到了验证。当制度性吸纳越强，经由“竞争性抑制”机制，反对派力量就越难以发展，威权主义政府的执政地位就越倾向于持续，反之，在反对派力量迅猛发展下，威权主义政府的执政地位就越难以保持。总体来看，制度性吸纳对这三个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保持上的差异作出了有效且统一的解释。制度性吸纳及其机制作用于威权主义体制内部精英派别力量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保持或失去的原因。
当然，在现阶段，本文所提出的理论仍有一些不足和限制，要将制度性吸纳与“竞争性抑制”机制扩展到更多案例，甚至进行量化分析，将遭遇诸多困难。首先，制度性吸纳能力和精英派别力量很难被量化，虽然可以对概念细分以增加测量的多层次性，但多层次测量，不仅难于确定其数值，也难以用定比数据进行赋值和加总。其次，本文未对吸纳的策略进行深入剖析，而策略问题已经被某些学者所关注。迪克森(Dickson)用关键与非关键领域的划分比较了中国大陆、台湾和匈牙利在政治吸纳上的策略，由于台湾和匈牙利在关键领域也进行了吸纳，最终导致了政府倒台[注] B. J. Dickson,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115, No.4, 2000.。再次，在某些情况下，制度性吸纳可能并不是威权主义政府下台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虽然吸纳能力越弱，其执政地位越难以保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吸纳能力较弱的政府持续时间会更短。
最后，制度性吸纳与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保持的关系只是在二战后东亚国家案例中得以验证，虽然本文所讨论的案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三个国家都是战后新兴的民族国家，都经历了国家建构的过程，并且其威权主义政府在持续时间上各有不同，但仍可能会遇到案例较少并局限于一个地区的批评。而加入更多地区的案例并进行讨论，以使该理论得到更广泛深入的检验与进一步发展，并且对其进行适度量化，则是笔者后续研究所要做的工作。
DOI: 10.19561/j.cnki.sas.2019.03.001
[作者简介] 唐睿，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一般课题“‘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政局稳定与广州对外投资风险研究”(2018GZYB26)。
[中图分类号] D731.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 2019) 03-0001-19
【责任编辑：吴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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