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新时代启示
□罗 静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逐渐成熟为依托，积累了丰富的廉政建设经验，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廉政建设体系。新时代，进一步巩固与加强廉政建设，必须准确把握一贯坚持的完整性、阶段性、对象性与层次性策略，结合新时代特征，在重点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夯实基础、扎紧制度笼子筑牢保障、抓住关键少数强化示范效应、突出作风建设永葆政治本色、紧紧依靠群众强化党外监督、倡导廉洁文化优化环境。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廉政建设史；新时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廉洁”政府为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廉政建设经验，逐步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廉政建设体系，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奠定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历史方位更加凸显。站在“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1]（p2）的重大历史关口，中华民族事业成败的关键取决于是否有着光明、磊落、干净、奋进的具有高超的长期执政能力、具有高度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然而，廉政建设任重而道远，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1]（p9）；回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现各方面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廉洁执政是最关键的基底；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否实现自我革新的质疑依然存在，这就使我们行走在普遍联系的世界大家庭中常常会感到如履薄冰；尽管透明国际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清廉指数近年来逐年增加、排位不断上升，但仍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之域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国共产党特别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来滋养肌体，“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这是我们党九十年来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2]，用历史的视角去透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结合新时代的新矛盾、新任务、新特点、新要求，做出科学判断与理论总结，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提高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为了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辅导员不仅要掌握教育内容，还要了解学生的喜好和特点，这样才能和学生进行深入的交流，并通过吸引学生兴趣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升。高校辅导员尤其要结合新媒体的发展，积极转变教育理念，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这也是现代教育理念所提倡的。
刘雁衡一向对人故弄玄虚感到厌烦，不过对方比较有礼，不便给对方脸色看，就随他出大门，出了门左拐。刘雁衡放慢脚步问：“还要走多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廉政建设突出地体现在几次根据地局部执政中，本文以其为深入解析对象，望能由细微见真章。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从事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也是我们开展国防动员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推进新时代国防动员理论创新，既要根据上级要求，有计划、有目的、有重点地开展研究。如军委、战区、省军区、院校和地方政府等各个层次，围绕各自承担的动员工作任务，开展针对性、实用性的研究；又要充分发动、依靠社会力量开展群众性研究，切实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一、中央苏区时期廉政建设体系的初步建立
法律的作用是有限的，法治也有其局限性。地方规范性文件本身受政治、经济、自然、文化条件的制约。在解决争当贫困村组、贫困户问题的过程中，除了地方规范性文件本身有上位法可依，制定主体、内容、权限和程序合法合理，实施得到有效监督以外，解决贫中识贫、整体贫困、争当贫困村组、贫困户等问题还需要党和国家在加大投入、通盘考虑、提高政策覆盖面和连续性等方面进行完善，才能真正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重视思想教育强健肌体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围绕廉政建设开展了大量工作，首先对党员、干部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以增强抵御腐败的免疫力、提高执政为民的能力。针对党员、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工人、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的现状，明确了教育目标，主要有树立与巩固人民观、忠诚观与革命观等。与此同时，开始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党员、干部教育体系以提高其政治素养、执政能力，在中共中央与临时中央政府层面上，开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对党员、干部进行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及业务知识教育，党的主要负责人也经常去讲课，这种讲课形式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此外，针对县、区、乡党员、干部还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开设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等课程，在培养基层干部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二）加强作风建设规范行为
首先是领导干部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从中央到地方，从主席到办事员，一律不发薪俸，只领取微薄的伙食津贴，领导人带头生动地诠释了苏区干部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艰苦奋斗精神。其次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各级苏维埃政府实行精干建制，临时中央政府明文规定地方政府的干部大多数不脱产，临时中央政府各部一般是3—5人，最多不超过9人。同时要求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明确指出“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3]（p138-139）毛泽东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这样，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有了胜利的保障。
（三）反贪污反浪费刹住歪风
第一，明确要求向上报告实现集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于1948年1月7日发布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各区领导干部、各野战军和军区首长向中共中央报告的时限、内容、字数、形式等。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做出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增强纪律性。
（四）加强民主建设落实监督
第一，实现人民的选举权。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一共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民众第一次有了“选民证”“代表证”，很多地方有80%—90%的人口参加了选举，妇女在政府代表中基本都占到了20%以上。第二，教育广大群众学会监督。一是发挥报刊的舆论监督与群众教育作用，大力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有《红色中华》《斗争》《红星》和《青年实话》等大小报刊34种。二是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检举揭发运动，群众可以通过检举委员会、控告箱、工农通讯员等途径将腐败现象报告给相应的职能机关。
二、陕甘宁边区时期大力倡导廉洁最光荣的社会风气
陕甘宁边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最大规模的局部执政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在已有的实践经验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大力倡导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廉洁最光荣的社会风气。本时期，倡导廉洁最光荣的社会风气、推动廉洁生活方式应该来说主要是基于当时物资生产不发达、生活物资短缺同时还需大量物资支援革命的现实状况的革命动员，但与此同时，此教育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民群众监督党员与干部的意识与能力，而这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形成廉洁的社会氛围反过来又有助于党员与干部进一步提升廉洁品格，形成良性循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以利于革命的成功，并且也为培育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风气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党员带头争做表率
方程M的拟合优度为R2=0.389。由方程M可知，股票价格的变化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是积极的，股价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并且投资情绪与股票价格呈现反向波动，说明投资者情绪会导致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使股票价格呈现非预期的变化。
第二，“自己动手”大生产。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干部积极参加农业、商业或经济管理工作，发挥“机关经济”使机关自给自足，做大生产的表率。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第三，艰苦奋斗与人民打成一片。军队不仅保护农民，还和他们一起在田间农作。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创举通过故事、歌曲、舞蹈、戏剧的宣传形式广为传播，成了艰苦奋斗与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代表，邓小平说“这正是军民能够打成一片的理由，也正是我们军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理由。”[6]（p80-81）
（二）树立劳动英雄带领群众
劳动英雄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创举，中国社会历来只有政治英雄、战斗英雄，劳动人民从未登上过历史的英雄榜。劳动英雄使得劳动人民对自身地位的认知、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赵占魁、吴满有等为代表的劳动英雄们带着全新的姿态回到工厂、农村去，以饱满的、自豪的热情发挥着生产榜样、互助榜样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个人与个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县与县之间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赵超构在1944年的《延安一月中》生动地描述说，尽管生产运动是非强迫的，但人人精神上却有着强制性，人们相互看齐、互相挑战，运动高潮一浪接着一浪，在这样火热的氛围中更多的先锋模范不断涌现，人人追求上进，个个不甘落后，毛泽东自豪地称赞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等“十个没有”的社会风气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7]（p718）。
（三）建设清朗政风引领社会风气
其次，给群众以职务罢免权。陕甘宁边区建立与逐步完善法制体系，施行职务罢免权在人民的制度。从1939年1月边区第一区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后几年间，相继通过并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各级政府一切职务都应可由代表会议斥责或罢免，乡村则由人民直接罢免之。1943年4月，边区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以“德才兼备”“公正廉洁”为干部必备素质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
又如明朝初年陶宗仪的《说郛》一书，在明朝后期被刻印出版时，也被人篡改了书名。在清朝的《四库书目提要》的子部杂家杂纂之属中，《说郛》一百二十卷的条目中说：“窜改旧本，已非九成（陶宗仪，字九成）之旧。”由此可见，陶宗仪的《说郛》一书被两次篡改得面目全非。
首先，让人民广泛参与民主选举。陕甘宁边区于1937年春实行了普选并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1937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法》，为了保障选举合法顺利地进行创造出了很多新的办法，例如有些地方由于90%以上的选民都是文盲，为了保证秘密投票的规则，投票时就在候选人背后放一个坛子由选民投豆子。
陕甘宁边区政府不断建立与完善各项制度，加强监督的同时打击违纪违法行为，建设清朗政风，引领廉洁的社会风气。
再次，让党外监督发挥作用。边区政府进一步建立与发展了党内与党外共同作用的廉政监督体系。毛泽东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在延安以“解放社”出版的、新华书店发行的报刊和书籍就达到数百种，新闻文化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在继续加强党内监察委员会的专职监督职能的同时，从充分肯定各级参议会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力机关的地位、进一步通过完备“三三制”政权制度的执行，以及成立边区审计处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个方面加强党外对政府的监督。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开始于中央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开始就将廉政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在思想教育、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最后，让腐败受到严厉惩治。边区政府重申和颁布了1933年中央苏区的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1939年又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明确指出十种腐败行为一律按贪污罪处理，其中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则处以死刑，仅1942年就查处了180多名贪污腐化分子。
三、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规范廉政制度建设
在解放区，由于执政领土的扩大、党员干部队伍数量的急剧增长、思想政治工作相对滞后等主客观原因，出现了部分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现象，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毛泽东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8]（p1188）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同时，结合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任务以及为革命胜利后全国执政做准备，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规范廉政制度。
中金公司的数据表明：以中美之间贸易量占全球的比例来看，中美之间集装箱贸易占全球4.7%，粮食贸易占全球7.8%，是占比最高的两个子类。从双方的依赖度而言，中国从美国进口占比高的主要为粮食（包括大豆），占中国粮食进口量的34.4%；美国从中国进口占比高的主要为集装箱，占美国集装箱进口量的37.4%。
（一）巩固党的民主集中制肃正党风
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已有党员300万人。过去由于革命环境所限，各个区域被客观地分割，因而各地区的工作必然带有相当高程度的独立性质。但不利的是，这个“必然”也发展出“达到了相当惊人程度”[6]（p123）的无纪律状态，极易形成山头主义，党员干部很容易养成对下独断专行、对上不负责任的不良作风，产生腐化堕落的蜕变。为了实现全党上下的统一、爱护党员干部，必须要巩固民主集中制。
苏区在遭到军事“围剿”的同时，经济也被严密封锁，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苏区政府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群众性大运动。首先，明确提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3]（p134）其次，坚决惩治腐败分子。1931 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及相关部门相继发布《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工农检察控告局组织和纲要》、第15号训令《关于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政府问题》、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第26号训令发布后，被印成大字报在全苏区公开张贴，中央工农检察部还在《红色中华》专门发表《怎样检举贪污浪费》指示信以指导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2月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贪污分子、包庇贪污和官僚主义者被法庭制裁、受到各种处分的就有46人。”[4](p77)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艰苦奋斗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第一，保持节约克制的作风。一是限定薪酬水平，政府“提供政府人员每人基本口粮，加上干部艰苦工作或危险任务递增补充，和按官阶少量补充薪水。官员的薪水，即使较高层，也一直限定在与工厂工人差不多的水平上”[5]（p153）。二是要求刻苦节约，1937年9月21日，林伯渠和谢觉哉发布《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约的传统作风，防止消费腐化习气侵入的通知》，1942年12月进一步明确提出“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的五项规定。
第二，再次强调集体领导实现民主。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再一次强调集体领导，发布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军队、政府、民众团体、新闻单位等都要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为了进一步巩固党委制，使党委会发挥科学有效的决策、监督职能，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了12条各级用好党委会制度的指导方法。
（二）加强军队的纪律建设提战力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人民军队解放了越来越多的城镇。在刚刚接触城市生活时，出现了一些违反纪律、腐败贪污现象。鉴于此，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10日《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当我军进占城镇时，应宣传纲领，特别严明纪律，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紧防卫，并注意爱护各种资材，照顾统一战线。”[9]194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加强各部队纪律教育的指示》提出“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10]。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7年10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明确了“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是解放军的基本政策。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党的前线委员会在进攻石家庄之前专门召开旅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发布了包含有9条入城纪律的《政治训令》。1948年2月27日，中央工委发出《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充分肯定了军队的入城秩序以及接管城市的各项措施与方法。1948年8月24日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军队进入新区后要执行的纪律与采取的办法，同时要求健全随军行政机构，全面负责税收、接受缴获品、银行事宜、必要的没收、军队供给等。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传人民解放军八条纪律，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遵守，并再次强调“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8]（p1459）
（1）在员工的“企业社会责任效果”评价中，本文依据文献，设计出如下二级评价指标：企业的社会责任政策非常符合员工的预期（V111）、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很融洽（V112）、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V113）。
（三）完善监督与惩治制度体系清朗政风
解放区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各级政权的监督与惩治制度体系。首先，建立与健全监察机构。朱德明确指出监察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督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情况，监督、教育所有人员好好工作，保证不贪污，不浪费，不造假账，不作假报告”[11]（p219）依据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于1948年8月通过《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华北人民政府决定设华北人民监察院为行政监察机关，设人民监察委员会，同时在大纲中详细规定了机构的工作方式与工作程序以保证实现监察各级行政、司法及企业中的相关违纪违法行为。随后，陕甘宁边区等地区也设置了与华北人民监察院性质、功能相似的人民监察委员会。
事实上，政府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应尽的义务。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财政资助具有明显的补贴性质，只要其用途完全符合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宗旨，其财产所有权就应转移给社会组织。政府作为投入人，可对该项资产的使用做出限定，并监督社会组织规范运作。这进一步突显了“社会公共资产”提法的重要性。一味从资产来源角度寻求权属界定，必然会陷入“死胡同”，无益于社会资源的投入和社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其次，加强审计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9年6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暂行审计条例（草案)》，对审计机构的建立、机构的责权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不仅如此，陕甘宁边区还将审计内涵扩大化，指出人民群众有对各级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检查、告发及建议权（参见《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同期，1947年晋察冀边区也提出，在村选工作中发动群众，使他们在土地改革、村财务状况、干部作风等方面发挥检查、审查作用，并运用这些结果来表彰先进、批评错误，达到既教育干部又教育群众的目的。
再次，健全惩治贪污制度。自1947年起，各解放区相继颁布与执行《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苏北区奖励节约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条例重视对土改工作的推进作用，把贪污土改成果列为首要贪污罪，并详细规定了惩治办法。
四、新时代的几点启示
廉政建设的成效关乎全国各族人民能否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12]，新时代，汲取历史的营养，进一步巩固与加强廉政建设，在重点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同时，必须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一）准确把握原则增强实效
纵观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历史，不难发现，凡是成功的时期也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实践中较好地把握了完整性、阶段性、对象性与层次性相结合的四维统一原则的时期。
我气呼呼地合上电话，打算再拨110，突然我打了个激灵，心又怦怦跳开了。“陈小飞啊陈小飞，你他妈真是蠢到家了，你自己不是帮凶啊，你是要自投罗网啊！”我冲出电话亭，撒腿就跑。
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内容既有理想信念、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也有文化培育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廉政建设体系完整性的把握。与此同时，依据历史阶段的不同任务、特征，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廉政建设的具体内容都在保持核心稳定不变的状况下有着明显的差异与侧重，这就是阶段性。还可发现，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在廉政建设中依据不同阶级、阶层、群体的思想文化水平、物质生存条件及物质文化需要等现实来选择恰当的宣传内容、建设方法，这就是对象性。而且，在实践中还注重内容之间的衔接，做到由简入繁、由浅入深、相互关联，这就是层次性。新时代，搞好廉政建设，要准确把握在廉政建设中一贯坚持的完整性、阶段性、对象性与层次性，结合新时代的新矛盾、新任务、新特点、新要求，提升廉政建设的效率、效果与效能。
由此想起退休前参加的一次党风廉政座谈会，会上一位上级纪委领导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某市W局长几年前因收受“红包”，纪检部门正准备着手调查时，因有人出面说情，使其免受惩处。此后，W局长不是汲取教训、悬崖勒马，而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受到法律的严惩。一个工作了30多年的处级领导干部，不但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还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说到这里，这位纪委领导感叹道：直到现在，不少人对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案件仍存有偏见，甚至颇有意见。其实，查处也是爱护呀!
（二）加强思想教育夯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以理想信念信仰为核心的思想教育，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有受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13]，确立了党内思想教育的重要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战士们至死不渝地忠诚于自己的初心，表现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执着，更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笃定。
新时代，要继续坚持“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1]（p50），进一步从理论上明晰理想、信念与信仰的辩证关系、发展规律，从实践上科学设置、规范教育。一是把握关键教育对象群体，管好党员、干部的“总开关”是根本，同时，重点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廉洁教育的实效性，形成从当前到长远、从治理到预防的协同思想教育体系；二是完善和创新教育培训内容表现形式，提升教材建设、新媒体运用、远程教育等方面的科学性，进一步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培训内容扎扎实实地、毫不变形地落地生根；三是夯实和提高党员教育培训内容体系组织保障，要科学谋划加强顶层设计，同时鼓励各单位创新特色教育等。
（三）扎紧制度笼子筑牢保障
纵观历史，从中共五大首次提出“政治纪律”到井冈山时期开始形成并逐步完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到形成党、政、军等各领域、多层次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重视制度建设，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制度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当前继续扎牢制度的笼子，不仅是要建设好笼子本身，更要求育强廉政制度价值观念。制度作为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做出的人为规定的产物，具有规范性、公平性、平等性、刚性等特征，但同时也有滞后性与不完美性。新制度的出台往往是在现实已然出现某一个裂口之后，这就决定了只靠严格执行现行的制度并不能完全解决现实矛盾，同时也由于每一个现行制度必然的不完美性，使得掌握着优势的群体能够弹性分摊成本和利益而破坏制度预期的应然后果。换而言之，在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面前，再刚性的制度也要落于下风。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靠文化这个软实力，而在此处，就体现为制度价值观念。制度价值观念培育内容包含着制度的方位、制度的功能、制度对个体与社会的意义、制度在与个人利益冲突中的首要性认知，以及建立在认知之上的自觉遵守制度与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等。
（四）抓住关键少数强化示范效应
任何历史时期，领导干部的行为表现都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因而称之为关键少数。一旦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工作以权谋私，就会上行而下效，廉洁执政就成空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一样苦使得中国共产党政权得人心。而在苏联，领导干部堂而皇之享受特权挖塌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大厦。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多次全党整风运动，重点均是抓领导干部。
新时代，一以贯之抓关键少数，要达成信念、政治、责任、能力、作风五方面的过硬，必须狠抓学习，党性修养、知识本领、能力才干主要是通过学习而来，与时俱进积极学习才能紧好“总开关”，为人民干净地干好事；狠抓生活作风，生活上的艰苦朴素对精神上坚定廉洁具有重大的反作用；狠抓群众工作，要求实实在在地深入群众的生活、感受群众的情绪、体验群众的苦乐，坚定群众观、深刻群众情才能坚持廉洁执政为人民。
（五）突出作风建设永葆政治本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形成的时期。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与士兵同吃同住，“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3]（p65），什么人都一样苦。古田会议对党员素质与作风提出了明确的五条规定。1945年中共七大总结出三大优良作风，指出此正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要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作风建设的重大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紧紧抓住时代特征，以三大优良作风为根本基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抓作风同样要破立结合，一是持续重点整治“四风”问题，二是继续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进一步建立完善治理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相结合的体系架构，理顺打通子系统之间的衔接、层次与关联，实现协同效应。既着眼于完整性、前瞻性，又要关注阶段性、现实性，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补短板提效率。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具体化、规范化的制度建设贯穿其中，重点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系统化，着力解决不想为、不会为；提高体制机制的科学有效性，着力解决不便为；建设廉洁奉公勇于担当的政治文化着力解决不利为。
（六）紧紧依靠群众强化党外监督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将一事无成。”[14]（p381）纵观廉政建设的历史，凡是成功的都是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时。解放战争时期开展了以党外群众监督与党内自我教育相结合为形式的“三查三整”后，毛泽东引用晋绥人民的话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8]（p1305）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1]（p50），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检查工作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正确依靠群众，就是要“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8]（p1310）就是要相信群众，充分运用群众评议结果来表彰先进、批评错误。就是要组织群众，培养群众自己的领袖，发挥群众组织的自我教育、群众动员以及监督权力的功能。就是要发动群众，畅通监督渠道，让群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反映问题线索；迅速有效回应，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认真查实，“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1]（p50），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
（七）倡导廉洁文化优化环境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以艰苦奋斗、廉洁执政等为内核的廉洁文化充盈着整个政权区域，革命政权的各项事业欣欣向荣。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对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关于廉洁的认知、理念、信仰、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评价等的综合体系。”[15](p111)它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彰显社会主义本质之软实力的硬核心。今天的中国更加需要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来保驾护航，它从源头上有效预防腐败，是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的关键环节。廉洁文化主要通过倡导以实现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艰苦奋斗的劳动英雄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勤俭建国高潮、党的十八大后的“光盘行为”等，都是通过宣传引导、表彰模范、群众活动等方式来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从而影响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形成以引导人民群众的价值判断与实践行为。在新时代实践中，建设廉洁文化必须要坚持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榜样作用；坚持在顺应中实现引领；坚持对象的普遍与重点相结合；坚持日常渗透的方式与方法。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137869.html.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孙树芳.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借鉴[J].苏区研究，2015（3）.
[5][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EB/OL]//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五.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47/4490961.html
[10]中央关于加强各部队纪律教育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EB/OL]//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六.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48/4491 227.html.
[11]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2]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再访西柏坡侧记[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713/c1024-22189421.html.
[13]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组织问题议决案[EB/OL]//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1921—1925）.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27/66627/4489207.html.
[1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5]罗静.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要义与实践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6（11）.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6.012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6-0081-07
作者简介： 罗静（1976—），女，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 梅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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