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永乐“郡县安南”对“郑和下西洋”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郡县论文,安南论文,永乐论文,郑和论文,下西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翻开有明一代的历史，“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都是永乐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永乐三年(1405)六月，明成祖朱棣以太监郑和为正使率大规模船队赍敕往谕西洋各国，赏赐国王、首领，采买珍奇宝货，史称“郑和下西洋”。永乐、宣德间，明廷总计派遣郑和七下西洋。“郡县安南”是指永乐五年(1407)六月，朱棣讨平安南后，置交趾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管辖其地。其后黎利起兵反明，明军剿抚不力，至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退兵、撤三司，安南重新独立。 学界关于“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均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然而有一个问题似乎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这就是“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二者之间的联系。它们都是明初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二者不仅发生在同一时间段内，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互相重合。安南虽不属于习惯上所称的“西洋诸番”，其所在的中南半岛却在西洋的范围之内。郑和下西洋始于永乐三年六月，宣德六年(1431)最后一次下西洋，此行归来后西洋不见宝船；永乐四年朱棣兴师安南，宣德六年明宣宗授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承认安南黎氏政权独立。二者兴废在时间上几乎相伴始终，这显然不是巧合。永乐“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之间究竟有何联系？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郑和首次下西洋与出兵安南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对外政策相对保守，立祖训明列不征之国。对待西洋诸番之间的矛盾以口头劝诫为主，避免直接卷入番国之间的纷争。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其皇位来路不正，不合祖制，已经成为朱棣的一块心病。朱棣继位之后，对外实施积极的扩张政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①，背后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宣扬自己的威名，希望各国承认他是天下之主。他说：“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②即位伊始，他便敞开国门，积极招徕海外各国来华朝贡。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分别置来远、安远、怀远等译馆，负责接待各国使臣。朱棣还多次主动遣使赏赐诸番国王，以此向诸国展示其宽厚怀远的诚意，吸引诸番来朝。例如永乐元年(1403)八月，他一次就分别遣使往赐朝鲜、安南、占城、暹罗、琉球、真腊、爪哇、苏门答剌诸番的国王，赐物丰厚③。从这些举动不难看出，永乐皇帝即位之初就有君主华夷的雄心，他是非常希望营造一幅万国来朝的盛世图景的。 然而，现实却很严峻。当时，西洋诸番间纠纷不断，最挑衅多事的莫过于安南。安南虽长修职贡，但接连发生篡夺、蒙哄朝廷、侵扰邻国等事件，甚至与明朝产生边界领土纠纷。在与明朝的领土纠纷中，安南言辞傲慢，态度强硬。朱元璋在祖训中把安南列入不征之国，终洪武一世采取怀柔容忍的对策，不仅安南与占城的争端没能平息，明朝与安南的领土问题也未能解决。永乐初年，更有云南宁远州告其土地人民为安南所侵夺。此外，东南沿海自明朝建立以来一直有海寇肆虐，不仅为祸海上，还常登陆劫掠。这些海寇有的是本国居民逃聚为盗，也有外国番夷肆行劫掠，更有不少是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相结为寇。为廓清海域、防止内外反明力量勾结，洪武以来明朝就一直实行海禁政策。这样的现实显然与明成祖“君主华夷”的理想相去甚远，朱棣必须采取更为积极的对外政策。 永乐三年(1405)六月，朱棣派郑和率大规模船队出使西洋。关于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通鉴》也说：“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④范文澜也认为下西洋的目的以“探询朱允炆踪迹”为首⑤。20世纪30年代，吴晗、许道龄、李晋华、童书业等人关于郑和下西洋目的和性质的大讨论则围绕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否为“经营国际贸易”、其活动是否具有贸易性质而展开，其中童书业又指出郑和下西洋的最大目的是统治异域⑥。五六十年代以后至今，随着学界对“郑和下西洋”关注的增多以及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解读的角度更加多样化⑦，郑鹤声、郑一钧等学者则以前后分期的方式探讨下西洋的政治、经济目的⑧。综合看来，最主要的观点仍集中在寻找建文帝、开展对外贸易与耀兵异域上。 寻找建文帝的说法，因《明史·郑和传》中的一句“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而在很长的时间里被大众所默认，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已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并有详细论述。这里不作赘述，只从常理辨析，若为寻找建文帝，何以只往西洋？而且这样声势浩大的队伍，要说打击、威慑建文帝使其不图复位还有可能，寻找逃匿只能是打草惊蛇。 开展对外贸易一说曾引起学界不小争论，但若看到当时海禁的背景，下西洋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巨，及其厚往薄来的赏赐行为，便知追求经济利益不可能是发起远航的目的。不可否认，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明朝对外贸易的扩大，但这种效应只是一种客观结果，而并非主观目的。 至于耀兵异域，与开展对外贸易一样也应当只是达到目的手段。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其实很直观，那就是“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在西洋建立以明朝为宗主国的朝贡体系。事实上后来建成的朝贡体系虽然庞大却较为松散，不过它已足够在南海乃至西洋维持一个较为安定的局面，并营造出朱棣所希望的“四裔君长悉臣悉顺，朝觐贡献之使接踵道路”⑨的景象。郑和船队到达各国时的所作所为无不贯彻着这一目标。根据《明史·郑和传》的记载，郑和下西洋到达诸国时，“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接受诏赐，意味着承认明朝为宗主国，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国家关系，所以即便有丰厚的赏赐，一些国家也不愿接受。这种情况下，郑和就会诉诸武力。先礼后兵是郑和下西洋的行事原则，先以钱帛厚赏“宣德化而柔远人”，然后“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⑩。捉拿旧港酋长陈祖义、俘虏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生擒苏门答剌“伪王”苏干剌，都是这样的例子。毫无疑问，强大的武力是郑和下西洋使命得以顺利实现的后盾。 就在永乐皇帝着手经营西洋朝贡体系时，明朝的第二大属国安南却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安分。其行为不仅扰乱了宗藩体系内部的安定，冒渎了成祖的威严，也构成了对明宗主国地位的挑衅。明成祖对待安南问题的态度以永乐二年(1404)八月为分水岭，之前容忍之后严责。洪武至永乐初，安南与周边地区一直有领土冲突。占城曾数奏安南侵扰，请成祖降敕戒谕。于是朱棣敕谕安南“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11)，安南随即谢罪曰：“自今以往，谨当息兵安民，以仰副圣训”，“上以其能改过，赐敕慰勉之”(12)，并告诉占城国王，安南已“陈词服罪，不敢复肆侵越”(13)。这一时期，安南虽然侵扰邻国但对明朝态度恭顺，所以成祖对其行为也颇多宽贷。甚至广西思明府来奏报安南侵夺其地，成祖也只进行了温和地劝诫。 永乐二年八月促使成祖态度转变的事件接踵而至。八月庚午，占城国王奏称安南不遵圣训，不仅再次攻劫占城、拘夺贡使及明廷赐物，还强予占城冠服、印章，逼迫其为安南臣属。这既是对成祖的欺骗和戏弄，也是对明朝宗主国地位的挑战。成祖十分愤怒，于壬申敕书中指责其“越礼肆虐，有加无已”，对侵夺思明府地一事也转而斥责，“中国土疆，尔夺而有之，肆无忌惮，所为如此，盖速亡者也”。乙亥，安南陈氏陪臣裴伯耆来告发胡季犛篡夺王位屠戮陈氏宗族之罪行，请“兴吊伐之师”。丁酉，又有陈天平者自称前安南王孙，复告季犛篡夺屠戮之事“悖慢圣朝，蔑弃礼法……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并请成祖“伐罪吊民”(14)。后安南使者至，验明裴、陈两人身份属实，成祖认为季犛所作所为“天地鬼神所不容也。而其臣民，共为欺蔽，是一国皆罪人也，如何可容”(15)。然而胡季犛上奏谢罪，称愿意迎归陈天平为王，并称已遣人交割侵占明朝的领地，言辞间极称悔过请求宽恕。成祖虽因其态度恭顺，表示愿意观其后效许之爵禄，但同时也认为胡季犛“习于变诈，或未尽诚”(16)。成祖对于胡氏毁约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永乐四年四月陈天平被劫杀之事奏报至京，至此朱棣明确地感受到安南全未把他和大明朝放在眼里的嚣张态度。此时郑和舟师已在第一次下西洋的途中，成祖巩固、发展西洋朝贡体系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实施。安南的挑衅冒犯了试图“抚驭万国”的朱棣的权威，也会对西洋诸国起到极其糟糕的示范作用。大明帝国的威严何在？西洋番国会不会群起而效之？西洋秩序如何建立？显然，此时的安南胡氏政权已经成为朱棣经略西洋过程中最大的绊脚石。“此而不诛，兵则奚用”(17)，朱棣遂决意兴师问罪。显然，朱棣出兵安南的决定与郑和下西洋战略意图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进程之发展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平西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统兵八十万征讨安南。战事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年，永乐五年五月，胡氏父子被俘，明军讨平安南。六月初一，朱棣以平安南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有学者认为朱棣“郡县安南”的决定过于草率，指责他忘记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告诫。若如此兴师动众仅仅为了给安南一个教训，那确是草率的和不负责任的，但事实告诉我们，朱棣“郡县安南”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那就是实现明朝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存在，与郑和船队遥相呼应，从陆路和海路共同巩固西洋朝贡体系。安南地处中国大陆与中南半岛的连接处，可以充当明朝经略西洋的跳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郡县安南”之后，明朝可以更容易地控制中南半岛，近可制占城、暹罗、真腊诸国，远可控满剌加及半岛附近的苏门答剌、旧港、爪哇、浡泥等国。郑和船队的存在是暂时的，明朝交趾省的存在则是长期的。成祖谓人曰：“安南黎贼悉已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肃清。”(18)正道出“郡县安南”最直接的影响。 占城是宝船队在南海最重要的交通中转站，有多条航线通往南海诸国，舟师往来频繁。郑和船队每次出海或返航都要到占城北部新洲港补给休整。安南胡氏政权意欲在中南半岛自立正朔，肆意妄为，侵扰邻国，劫掠贡使，极大地扰乱了这一地区的秩序，也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海上交通。安南一度攻破占城首都，占城数次向明朝求救。成祖征讨安南时，敕谕占城国王“严兵境上，防遏要冲”(19)。当明军南下时，占城军也北上夺取失地。“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与占城直接接壤，加强了对这个交通中转站的控制。满剌加地处马来半岛的尖端，扼南海与印度洋海上航道之要冲，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洋最重要的交通中转站(20)。其国与暹罗为邻，经常受其侵扰。“郡县安南”之后，明朝对暹罗的压力增大，迫使其与占城、满剌加、苏门答剌和平相处，此后满剌加彻底依附明朝，成为郑和船队驶入印度洋的基地。由此可见，从陆路稳定中南半岛对郑和下西洋航路的畅通有着重要的意义。有越南学者认为，明朝郡县安南后将它“变成一个作为与东南亚和西欧各国船舶往来通商的根据地”(21)。“郡县安南”大大提升了明朝对南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为郑和下西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另外，安南作为一个肆无忌惮挑战明朝宗主国地位的典型被兴师问罪，并被纳入明朝的直接管辖之下，这对西洋番国起到了杀鸡儆猴的警示作用。明成祖屡次对安南容忍宽赦，但安南却屡教不改，反而更无所忌惮。永乐四年，郑和舟师尚在第一次下西洋的途中，若不严惩安南以儆效尤，恐怕难以在西洋诸国面前树立威信，更谈不上建设朝贡体系。事实上，成祖在郡县安南后，曾多次以安南之事警诫、震慑不安分的番国。 舟师首次下西洋路经爪哇时，正值爪哇国东、西王相互攻杀，明官军登岸市易者一百七十余人为爪哇国西王所误杀。永乐五年九月爪哇西王遣人来谢罪。成祖敕谕曰：“尔居南海，能修职贡，使者往来以礼迎送，朕当嘉之尔。比与东王构兵而累及朝廷所遣使百七十余人皆杀，此何辜也。且尔与东王均受朝廷封爵，乃逞贪忿擅灭之而据其地，违天逆命有大于此乎？方将兴师致讨而遣亚烈加恩等诣阙请罪。朕以尔能悔过，姑止兵不进，但念百七十人者死于无辜，岂可已也。即输黄金六万两偿死者之命，且赎尔罪，庶几可保尔土地人民。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鉴矣。”(22)这份敕谕言辞较为平和，却体现出朱棣“君主华夷”的威严。成祖一方面肯定了西王能修职贡、礼遇使者、悔过请罪的顺服态度，另一方谴责其误杀使者、擅灭东王之行为，提出了苛刻的赔偿要求，有理有据，朱棣俨然是西洋秩序的维护者和裁决者。后来爪哇西王仅献上黄金一万两，礼部欲下其使于狱，朱棣却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23)剩余赎金全部免除。朱棣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恩威并济，软硬兼施，尽显万国之主的风范。朱棣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爪哇西王之所以如此顺从，原因很简单，大明帝国刚刚秀了一下肌肉，教训了不可一世的安南。这是成祖首次以安南之事教训诸国，此时距郡县安南不过四个月左右。此后成祖又数次以安南之事威慑诸国。例如，暹罗恃强欺凌湓亨国，且拘占城朝使，夺苏门答剌及满剌加诰印，成祖谕其安分守礼以睦邻境，不然“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24)。又如，占城曾趁明军讨伐安南之际侵占了安南土地，朱棣告诫占城国王：“若阴蓄二心，悖违天道，不抚下人，不归侵地，安南覆辙在前，尔其鉴之。”(25) “问罪之师”、“安南之鉴”震慑诸国的效果很显著。《明史·郑和传》载：“(永乐九年六月)是时，交趾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盖因此前下西洋时安南平定不久，各国还未及作出反应，故诸国纷纷来朝的效应显现在永乐九年第三次下西洋回归时。这一年西洋地区入贡的国家有爪哇、榜葛剌、满剌加、古里、暹罗、柯枝、苏门答剌、阿鲁、彭亨、急兰丹、南巫里、加异勒等三十余国。此前除占城和暹罗每年入贡外，永乐五年入贡的有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旧港、爪哇西等国；永乐六年只有榜葛剌、爪哇西、真腊、浡泥；永乐七年也只有满剌加、榜葛剌、古里、苏门答剌。很明显，比之前两次下西洋后的情况，永乐九年来朝的国家数量陡增，其中许多国家是首次来朝。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南海已经成为中国的内海。郑和船队第四、五、六次的远征甚至到达了非洲东部。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突破，除了前三次远航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之外，明朝在南海建立起稳定的朝贡体系也是重要的原因。郑和船队可以以南海(占城、满剌加)为基地，进一步向印度洋扩展。 关于下西洋活动停罢的时间，一般认为是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之后。实际上，朱棣在位时就曾下令暂停下西洋。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发生火灾。朱棣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警示，遂于四月乙巳诏告中外，停办诸多事务。其中便有“下番一应买办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暂行(停止)；往诸番国宝舡及迤西迤北等处买马等项暂行停止……修造往诸番舡只暂行停住，毋得重劳军民”(26)等项，明确表明暂停下西洋活动。规模宏大、历时久远的下西洋活动何以会因为灾异问题就轻易停止呢？这还要从成祖下西洋的目的来看。经过郡县安南与六次远航，明朝在西洋已有很高威信，建立了稳定的朝贡体系，朱棣“君主华夷”、“抚驭万国”的愿景基本实现。永乐中后期是明朝西洋朝贡体系的全盛期。西洋诸番大多接收明朝敕谕封赐，或跟随郑和船队来朝，或自行来朝。例如永乐十四年就有古里、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享、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不剌哇、阿丹、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司遣使入贡(27)。永乐十九年、二十一年也都有大规模使团来朝。另一方面，永乐十八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随着明朝政治中心北移，蒙古问题成为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这种情况下，下西洋被暂时搁置也是很自然的事。 三、弃置交趾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即位，调整了其父的扩张政策，对内采取措施减轻民困，对外进行战略收缩。当时由于营建北京、连年北征，致使军民疲敝、财政紧张，夏元吉劝说他停罢下西洋，仁宗赞同，遂于即位诏中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梢人等各发宁家……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于所在官交收，其未免者悉皆停止。”(28) 既然明成祖在永乐十九年后再未派遣舟师下西洋，那么明仁宗为什么还要下诏停罢下西洋呢？其实成祖的诏令中，对于下西洋诸项都只是“暂行停止”，并没有对下西洋的人员、装备等另行安排处置，下西洋官军还是处在待命状态。仁宗停罢下西洋后，令船只回南京，货物收入府库，内外官员回京，民梢人等各还其家，并停止了船只的修造，显然打算长期停止这一活动。洪熙元年(1425)二月，仁宗又命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与内官王景弘、朱卜花、唐观保协同管理内事，彻底停罢了下西洋事务。 仁宗对外政策的收缩不仅体现在下西洋上，在安南问题上也是如此。自永乐十六年黎利起兵后，与明军长年交战，互有胜负，安南一直未能彻底平定。仁宗享国日短，但对交趾黎利等人进行招抚的政策始于其手。他期望黎利“万一良心未丧，庶或易虑”(29)，召回素有民望的黄福，听信宦官山寿等人的建议招抚黎利。这些招抚举动延误战机，给了黎利喘息壮大的机会，直接导致明军在安南的形势严重恶化，最终朱高炽的继任者明宣宗朱瞻基不得不弃置交趾。 宣宗朱瞻基一开始并不完全寄希望于和谈，而是积极用兵希望以军事上胜利来解决安南问题。他虽然也采用招抚的手段，但并不相信黎利能诚心归顺。早在洪熙元年闰七月癸丑，宣宗就敕谕交趾官军：“朕度此贼谲诈，必无归顺之心。但诡词缓师，彼得从容聚众，将来必为边患。尔等曾无虑及此乎？”(30)十一月辛酉，宣宗敕曰：“始若取之，易如拾芥。乃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抚。延今八年，终不听命，养成猖獗之势……陈智、方政专督进兵，务在协和成功，不许缓机误事。若来春捷报不至，责有所归。”(31)他希望官军放弃侥幸心理，全力进兵。然而据《明宣宗实录》记载，第二天宣宗即对杨士奇、杨荣表达了放弃交趾、使其重新立国的想法，并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32)。宣宗言行看似不一，其实有其立场：希望明朝能够体面地从安南撤军。朱瞻基虽然决意放弃交趾，但若匆忙撤兵，一则明朝威严受损，二则自己必然背负抛弃祖业的骂名。而在克敌制胜之后再寻陈氏后人册封，既能保全明朝的颜面，又顺从了“祖宗之心”。 宣宗的想法很好，无奈用人失当，明军在前线节节败退。到了宣德元年(1426)十月宁桥之役后，安南人即言“自此明之正朔不行于我郡县矣”(33)。宣德二年(1427)十月，黎利称寻得陈氏后人陈暠，宣宗有了台阶，遂于十一月撤三司，官军回国。宣德三年(1428)五月，黎利称陈暠病死，陈氏子孙已绝，请宣宗封自己做安南国王。宣宗既不愿再生战事，又不满黎利明目张胆的欺骗，不想就此满足其封赐的要求，于是命安南继续寻找陈氏子孙来继承王位，并命其归还被俘的明朝官军及兵器。而安南则回复两者都已未有现存。如此往来几番，双方都不愿妥协。直到宣德五年(1430)四月，宣宗敕谕黎利：“今安南头目耆老共言陈氏之后已绝，无从访求，如前所奏。又言尔利谨厚，抚绥有方，甚得民心，可堪管慑，朕用嘉悦，盖从民所志，朕之素心。其广集安南头目耆老更询陈氏，如果无后，连名奏来朕与处置。”(34)宣宗做出了让步，明朝还放弃了寻回兵器，只要求遣还滞留人员。宣德六年(1431)五月，宣宗仍旧对黎利所作所为耿耿于怀，甚至在诏命中还质疑陈暠之死“果天意乎？抑人谋欤”(35)，却也迫于无奈，授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虽然直到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黎利之子黎麟才获得安南国王的封号，但此次授命等于承认了黎利在安南统治的合法性。朱瞻基对寻找陈氏后人册封的坚持就是为了保留自己和明廷的最后一丝尊严，然而失败的事实摆在眼前无法改变。万邦之宗的大明皇帝就这样被黎利玩弄于股掌之间，大明帝国颜面尽扫。 朱瞻基于宣德五年六月重新启动了搁置已久的下西洋活动，其背后的动机显而易见，那就是试图挽回大明王朝的尊严，因为安南战争的失败令宗主国明朝的声望受损。朱瞻基宣称此次下西洋的原因是自己即位改元“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36)。《明史》说是“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37)。言辞虽然略有不同，但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宣宗即位已久而诸番国朝贡不勤。西洋地区陆海各国，除了爪哇、占城、暹罗使者每年入贡，其余诸国只有苏门答剌、满剌加、浡泥、白葛达、榜葛剌各于宣德元年入贡一次外，大明帝国竟然门前冷落，不复永乐时“朝觐贡献之使接踵道路”的盛景。西洋各国何以冷落了昔日的宗主国呢？这当然与明朝弃置交趾有直接的关系，军事上的失败直接导致明朝影响力下降。朱瞻基解决了安南问题之后，立刻着手稳定西洋的朝贡体系。这次远航郑和等以宣德五年六月奉命，但因下西洋停罢已久，准备的时间较长，在长乐港停泊到宣德六年十一月才出发。宣德八年(1433)七月六日回京，历二十余国，归途中郑和逝世。这是他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宣德皇帝欲以下西洋稳定西洋的宗藩体系，当时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来自南洋、波斯湾和非洲的大约十五个国家向明朝遣使纳贡。然而之后更多的事实证明，宣德“弃置交趾”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长期的和致命的。这一事件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在西洋地区的国际声望，动摇了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失去了安南意味着失去了西洋，这一点恐怕是朱瞻基也没有料到的。 四、安南复立与失落的西洋 打败强大的明王朝提升了安南的影响力。宣德二年，明朝还未退兵，占城、哀牢等已经向安南进贡(38)，以示臣服。宣德三年，黎利称帝，以大越为国号，史称后黎朝。乘着打败了明王朝的余威，黎氏政权乘机对外扩张，成为中南半岛的霸主。越南学者称：“当时的大越国在东南亚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国家的地位和威信得到了提高，民族独立得到了保障……在黎朝时期，占婆、老挝、真腊、暹罗等国都派遣使者来交好，北方的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来侵犯我国……1447年，黎朝把盆蛮合并到大越国的版图里，成立了镇宁府。1446年和1471年，黎朝两次出兵攻打占婆。在第二次战争中，黎朝占领了一部分占婆的领地，设立了广南道。”(39)不唯如此，黎氏政权虽对明朝自称藩臣，然终明一朝持续不断地侵扰中国海陆南疆(40)。 尤其是在黎圣宗黎灏在位时期，安南基本不把宗主国明朝放在眼里。《明史》称：“灏雄桀，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41)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安南侵据广西凭祥。成化七年，安南攻破占城，执其王盘罗茶全，逾三年又破之，执其王盘罗茶悦。接着又继续侵犯中国的广东、广西和云南。宪宗朱见深虽屡降敕谕，却“无厉词”。由于宪宗的姑息，黎灏更加肆无忌惮。“时安南索占城犀象、宝货，令以事天朝之礼事之。占城不从，大举往伐”(42)。明明是黎灏想让占城臣服，他却将侵略占城的行为说成是“其国自乱，非臣灏罪”。明朝劝其归还占城领土，黎灏大言不惭地说：“占城非沃壤，家鲜积贮，野绝桑麻，山无金宝之收，海乏鱼盐之利，止产象牙、犀角、乌木、沉香。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其货不足富，此臣不侵夺占城故也。明诏令臣复其土宇，乞遣朝使申画郊圻，俾两国边陲休息，臣不胜至愿。”(43)由于明朝的不作为，黎灏的野心更加膨胀，“灏既破占城，志意益广，亲督兵九万，开山为三道，攻破哀牢，侵老挝，复大破之，杀宣慰刀板雅、兰、掌父子三人”。成化十七年(1481)，满剌加亦被安南所侵。中南半岛诸国被安南搞得人心惶惶，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却无力解决。 明朝从安南撤军之后，甚至连一向勤修职贡的占城也公然挑衅明朝的权威，违抗明朝的命令。正统元年(1436)五月，明英宗朱祁镇敕谕占城国王曰：“近者暹罗国使臣奏：宣德四年本国差使臣同番伴男妇一百余口，驾舡及方物入贡，至国新州港口被国人拘留。宣德六年，朝廷下西洋官(军)二十余人乘船值风，飘到王国地方，亦被拘收。敕至，王即将原留暹罗国人口方物及下西洋官军尽数(放)回，使彼此人民各得遂其父母妻子完聚之愿，王亦长享安乐。否则天地鬼神必有所不容者。王其省之，体朕至怀。”(44)然而到了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英宗敕谕占城国王时仍言：“又常遣敕令王国中，将先所拘留暹罗国使臣人伴一百二十余人发回本国，及将朝廷下西洋陈千户等官军人伴二十一人差人护送赴京。迄今岁久，俱无奏报发遣。此亦尔先王时事，未知王常闻否。敕至，王宜体朕恤人之心，即一一按究照数发回，使人各得还其乡里，以遂父母妻子团圆之乐。”(45)据此二敕可知，占城在宣德四年曾扣留暹罗使明的使者以及贡物，在宣德六年甚至扣留了明朝下西洋失散的官军，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明朝从安南撤军后不久。更有甚者，朱祁镇十一年间几遣敕谕追究竟无结果。由此可见，宣德以后明王朝对占城的影响力也大大下降，这种事在永乐郡县安南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由于明朝对安南的姑息，占城最终被安南控制。明朝失去了对占城这个南海交通中心站的掌控。 满剌加还发生了明使林霄被拘留饿死的事件。《明宪宗实录》载：成化十八年(1482)七月“以刑科给事中林霄为正使、行人姚隆为副使，赍诏封暹罗国王世子国隆勃剌略坤息利尤地为国王”(46)。又《明孝宗实录》载：弘治七年(1494)三月“刑科给事中林霄成化中奉诏使暹罗殁于其国，至是，其子菲援例乞读书国子监自效。上曰：‘以死勤事，古人所恤。林霄奉使殁于万里外情亦可悯，其子菲奏欲送监读书，非寻常滥乞恩泽者比。’特允之”(47)。根据这两条材料，林霄死于这次出使暹罗的活动中，死因不明。但是还有一条材料间接地揭露了林霄的死因，“如往时给事中林霄之使满剌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饿而死，而不能往问其罪。君命国体，不可不惜”(48)。这些话是给事中任良弼劝谏明武宗时所说，被《明武宗实录》记载下来，其可靠性应该没有问题。由这条材料可知，林霄出使暹罗的同时也曾出使过满剌加，为了维护明朝的尊严，林霄“以死勤事”被满剌加拘饿而死。而明朝也没有办法惩罚满剌加，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明实录》记载此事语焉不详，前后矛盾，恐怕还是为了维护“君命国体”，有意隐讳。西洋小国满剌加居然胆敢侮辱明使，明朝在西洋影响力之下降可以想见。 明宣宗朱瞻基虽然主动放弃安南，但并不想放弃西洋，他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就是为了挽回明朝的颜面，继续维持朱棣所建立的西洋朝贡体系。也许是北方的压力使大明帝国无暇南顾，宣德以后不仅宝船停下西洋，他的子孙们采取了更加消极的态度对待西洋事务。明朝不愿介入西洋番国之间的纷争，仅维持口头的劝诫。有时连赐封番国的使者都不愿意派遣，就怕被扣为人质。“大抵海外之国，无事则废朝贡而自立，有事则假朝贡而请封”(49)，堂堂的大明帝国居然被西洋小番玩弄于指掌，天威扫地。原先与明朝关系密切的浡泥、苏门答剌诸国宣德后贡使渐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50)。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名存实亡。永乐时期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的，中南半岛各国慑于明朝郡县安南带来的陆路压力，西洋岛番则慑于郑和船队带来的海路压力，不得不向明朝俯首称臣。安南复立标志着明朝在陆路上的战略退却，中南半岛诸国不再驯服；停下西洋标志着明朝在海路上的战略退却，海岛诸国压力骤减。明朝在南海地区军事存在的消失直接导致西洋朝贡体系的松散与瓦解。 综上所述，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发动对安南战争并郡县其地是有其战略考量的，而明宣宗朱瞻基匆忙弃置交趾则失之草率，遗患无穷。“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是朱棣经营西洋朝贡体系的两记重拳。“郡县安南”威慑中南半岛番国，“郑和下西洋”威慑海岛番国，二者互为掎角之势，海路、陆路双管齐下，对西洋尤其是南海地区形成强大军事压力。“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这样的态势下，明王朝的西洋朝贡体系才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明成祖“君主华夷”、“抚驭万国”的抱负才得以实现。明宣宗继位，对黎利剿抚不力，明军在大败之后撤出交趾，安南复立，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威望，更重要的是明朝失去了控制南海的地理优势。西洋诸番疏于朝贡，明宣宗心有不甘，遂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以挽回局面。宣德之后，明朝无暇南顾，逐渐放弃西洋，遂使安南坐大，明朝在西洋的威信大减，西洋番国贡使渐稀，朱棣所经营的西洋朝贡体系趋向松散与瓦解，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名存实亡。 “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同为永乐对外关系中的大事，然而后人对二者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前者被认为是朱棣外交活动中的重大失误，后者被认为是震惊世界的壮举。如果孤立地看待它们，好像确实有道理。“郡县安南”最终以失败告终，“郑和下西洋”则促进了中国与西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若将“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两件大事联系起来看，朱棣“郡县安南”的战略意义不可低估。“郡县安南”为明朝控制中南半岛奠定了基础，加速和推进了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而宣宗“弃置交趾”恰恰是西洋朝贡体系濒于崩溃的前兆。因而对朱棣“郡县安南”的评价，不应简单地视之为一次失败的扩张。如果将它放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朱棣“郡县安南”的决策对“郑和下西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文明伟大壮举的话，那么是否应该给予“郡县安南”以更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从朱棣君主华夷的角度来看，“郑和下西洋”与“郡县安南”实质并无不同，二者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对外扩张。宝船上五卫就是远征军，强大的军事后盾是“郑和下西洋”顺利进行的保障。我们在津津乐道“郑和下西洋”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时，不应该忘记其背后的军事因素所起的作用。胡萝卜加大棒是强者的逻辑，《明史》所谓“耀兵异域”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①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于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614页。 ②《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四“永乐元年十月辛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35页。 ③《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二“永乐元年八月癸丑”，第408页。 ④夏燮：《明通鉴》卷十四“成祖永乐三年六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47页。 ⑤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80-581页。 ⑥吴晗1936年3月在《清华学报》发表《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引发了关于郑和下西洋目的和性质的讨论。许道龄、李晋华、童书业先后在《禹贡》发表了八篇论文来阐述他们的不同观点，各方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论战。吴晗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经营国际贸易”，以此来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同时也寻找建文帝踪迹。许道龄则认为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踪迹建文、宣扬国威以巩固皇位。李晋华赞同许道龄的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以金银绮帛赐诸番”，不具贸易性质。直至1937年4月童书业撰《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文中对吴晗的说法进行了修正，指出郑和下西洋的最大目的是统治异域，而其活动具有“贸易性质”。参见时平：《近百年的郑和研究》，《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⑦如向达、尚钺等认为下西洋的目的是针对中亚蒙古帖木儿帝国对明朝西北的威胁。韩振华认为下西洋的目的还是明朝政府积极推行“朝贡贸易”和“赍赐贸易”。时平等则从海权的角度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作用和其应得的评价进行了探讨。见向达：《试说郑和》，《进步日报》1951年11月3日；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时平：《从明初“大一统”观看郑和下西洋的动机》，《“睦邻友好”郑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2002年10月。 ⑧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简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期；钱志乾：《讨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⑨《明太宗实录·序》，第1页。 ⑩郑和、王景弘等撰：《天妃之神灵应记》，见郑鹤声、郑一钧编著：《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下)，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1019-1021页。 (11)《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二“永乐元年八月癸丑”，第408页。 (12)《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六“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第488页。 (13)《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丁巳”，第494页。 (14)《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三“永乐二年八月”，第582-596页。 (15)《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七“永乐二年十二月壬辰”，第636页。 (16)《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四“永乐三年七月甲辰”，第693页。 (17)《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三“永乐四年四月辛未”，第791页。 (18)《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八“永乐五年六月癸巳”，第958页。 (19)《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八“永乐四年八月壬子”，第852页。 (20)参见万明：《郑和与满剌加——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 (21)[越南]明峥：《越南史略(初稿)》，范宏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33页。 (22)《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癸酉”，第997-998页。 (2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五·爪哇》，第8403页。 (24)《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二“永乐五年十月辛丑”，第1009页。 (25)《明太宗实录》卷一七○“永乐十三年十一月辛酉”，第1901页。 (26)《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六“永乐十九年四月乙巳”，第2267-2268页。 (27)此据《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七至卷一八三统计，并参照《明史》本纪相关记载。 (28)《明仁宗实录》卷一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第15页-17页。 (29)《明仁宗实录》卷二上“永乐二十二年九月癸酉”，第40页。 (30)《明宣宗实录》卷六“洪熙元年闰七月癸丑”，第148页。 (31)《明宣宗实录》卷十一“洪熙元年十一月辛酉”，第313-314页。 (32)《明宣宗实录》卷十一“洪熙元年十一月壬戌”，第316页。 (33)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所，1984年，第529页。下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34)《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五“宣德五年四月乙酉”，第1539页。 (35)《明宣宗实录》卷八十“宣德六年六月己亥”，第1849页。 (36)《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七“宣德五年六月戊寅”，第1576-1577页。 (37)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四《郑和传》，第7768页。 (38)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第534、540页。 (39)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9-320页。 (40)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5-427页。 (41)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一《外国传二·安南》，第8327页。 (42)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五·占城》，第8388页。 (4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一《外国传二·安南》，第8328页。 (44)《明英宗实录》卷十七“正统元年五月庚寅”，第341-342页。 (45)《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三“正统十一年七月己巳”，第2823页。 (46)《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九“成化十八年七月庚辰”，第3925页。 (47)《明孝宗实录》卷八十六“弘治七年三月辛亥”，第1606页。 (48)《明武宗实录》卷二“弘治十八年六月庚午”，第73页。 (49)《明武宗实录》卷二“弘治十八年六月庚午”，第78页。 (50)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四《郑和传》，第7768页。标签：郑和下西洋论文; 明朝论文; 安南论文; 朝贡体系论文; 西洋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郑和宝船论文; 朝贡贸易论文; 明成祖论文; 宗主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