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从《毛泽东传(1949-1976)》的写作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毛泽东传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传(1949-1976)》是1994年启动的一个项目。当时的想法是准备按照传统的评传路子来写，但试了两三年以后却发现写不下去了，于是便决定完全抛开评传的写法，转而从历史材料里面见真实，用材料说话，采取孔子开创的春秋笔法，述而不作。当然，“述”不可能不“作”，但是“作”要体现在“述”里面。好在我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拥有大量档案材料的复印件(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这让我们感觉到有责任尽最大可能地去还原历史，并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对毛泽东作出更为恰当的评价。参与《毛泽东传(1949-1976)》的研究与写作，确实加深了对毛泽东的思想以及他对建设新中国的实践的思考。尤其是近年来，有关毛泽东的书刊良莠混杂，各种议论也随之而起，有赞扬毛泽东的，也有反对的，甚至还有根本上否定他人格的，这更让我们觉得有必要依据历史的真实，澄清一些问题。
一、现代化建设中的三个选择
有人认为毛泽东根本不懂建设，兴趣不在建设，也没有认认真真搞过建设。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搞阶级斗争是不假，但是他也用了相当大的精力从事建设。这种建设不是一般性的建设，而是有一个主题，即现代化的建设。根据现代化的一般理论，毛泽东所探索的主要是初级工业化这个阶段的建设，他想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的初级工业化(毛泽东经常将现代化和工业化混用，没有严格区分两者的界限)。在现代化建设中，他做了很多事情，既有实践探索，也有理论探索。比如建国初进行“一五”计划的建设，后来形成《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建国以来的工业化建设经验；再后来是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接着发动“大跃进”；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又搞“三线”建设。这条建设之路的线索是非常清晰的，无庸赘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做了三个重要的选择，至今对我们共和国的发展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第一是制度方面的选择。工业化有多条道路，其中很关键的是制度之路的选择，主要包括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以及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作为毛泽东那一代的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现代化、实现工业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选择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从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就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在制度选择中，还存在着一个是走自己的路，还是跟着苏联亦步亦趋的问题。
最初我们是跟着苏联走的。在那个时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就意味着选择了苏联道路，正所谓新中国成立以后流行的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起家的本领，更没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技术，西方国家对我们是封锁的，所以我们只能取之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我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就像当年在探索出井冈山道路之前，我们认为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效法十月革命一样。所以，新中国最初的建设决策，包括“一五”计划的制定，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客观地讲，当时的中苏关系处在“蜜月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对于我们“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有意思的是，苏联帮助我们制定的“一五”计划，是包含了他们本国的经验教训在里面的。当时斯大林曾建议说：“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1] (P425-426)但遗憾的是，到了“二五”计划时期，受到“大跃进”的影响，我们把苏联老大哥教给我们的这个经验给忘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到了1956年，毛泽东开始对整个情况进行反思。我们在写《毛泽东传》的时候，特别注意对毛泽东心理状态的观察。很多材料证明，毛泽东自1949年开国大典后，走下天安门城楼高兴不起来。我认为一个原因可能是担子重，未知数多；而更重要的大概还是毛泽东自己讲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嚏喷。所以他说，到了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以后，心情才开始高兴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下决心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2] (P213)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但要探索自己的道路难免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没有代价的决策是不可能的，而且目标取向越高，风险也越大，这是成正比的。我们后来在现代化、工业化这条道路上跌了很多跤，这已经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了。
在制度方面的选择，尽管付出了代价，但基本上还是成功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主要的标志是在重工业方面有了制造整个机床即母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有了自己的造船业、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虽然这些东西是很初步的，但是毕竟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还有就是国防工业。国防工业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缩影，而当时我们整个的国防制造业是比较完备的。再者，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最主要的标志，依据当时的认识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
当然，凡事有利必有弊。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当年比较强调独立自主，是因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体系，从什么都仰仗于西方发达国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的经济盘剥的依附性经济，走到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此过程中强调独立自主有其合理性，也符合国家利益。事实上，只有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后，才有可能在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情况下，向世界敞开国门，平等地、互利地与他国打交道。但是，如果把“独立自主”强调到了极端，在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后，还完全跟国外的经济发展、经济联系脱钩，这也是不对的。没有这个基础不行，固守这个基础也不行。对此要做一种辩证的思考。
第二是路径的选择，主要指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要搞初级工业化，资金从哪里来？当时的工业还在创始阶段，这笔资金不可能从工业内部、第二产业内部产生，更谈不上第三产业。依据各国的经验，原始积累的资金来源只能有几种途径：要么像西方一样通过殖民扩张来取得；要么就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类似于英国的“圈地运动”；还有就是像苏联一样进行高积累，这也带有牺牲农民利益的色彩。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毛泽东在路径的选择上是很艰难的，这一点我们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从形式逻辑看，毛泽东在文章中谈农轻重的关系问题时似乎是矛盾的，他一边说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这是搞工业化的一个客观规律，但同时又讲，一定要农业优先，按照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来安排生产。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在初级工业化阶段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启动资金，主要的不能靠工业本身来解决。轻工业的积累可以解决一部分，却不能解决主要的部分。当然更不能靠对外掠夺，这是中国的历史、国情和国家性质所不能允许的。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办法即从第一产业，从农村经济、农业生产中取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而这样做必然会面临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大国，俗话说无粮不稳，农民不稳定就会起来造反，政权也就不稳定，所以又要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
面临这一两难的抉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把从形式逻辑看来是矛盾的东西，通过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统一起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3] (P24-25)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愧为一个化解矛盾的大师。
在完成初级工业化的时代，必须要从农业中取得支持工业发展的积累，但是在取得积累的过程中又必须给农民、农业相当多的投入，要给他们一定的返还。毛泽东把这个取和予的矛盾统一起来，取的方面要重一些，予的方面要轻一些。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度”，也就是要考虑到农业、农村、农民的最大承受能力。总的来说，毛泽东对这个“度”还是把握得比较好的，当然中间也有过一些失误。比如“大跃进”时期，他受到一些表象的误导，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当时的农民思想比工人还先进。那个时候他讲，现在谁的思想最先进？我看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农民可以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4] (P897)这种判断最终导致了剥夺农民。但毛泽东很快认识到了错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又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重新修订的《农业六十条》，才算把问题基本解决了。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再也没有犯类似的错误。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成了初级工业化，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了全面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却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惯性，就是我们习惯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这种对农民重取轻予的路径，而没有根据客观情况进行及时的调整。在实现初级工业化阶段以后，我们本应该反哺农业，应该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获得现代化的后劲和动力，也包括借助国外的投资，解决国内发展的资金问题。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迄今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困境。现在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从农民那里取的太多，予的太少，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反哺农业的良性循环模式而造成的。
第三个选择是外部关系的选择。这个问题我刚才在讲制度选择的时候已经谈到了，就是我们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毛泽东的考虑和选择一方面具有历史延续性，即我们原来是半殖民、半封建的依附性的经济，因而必须要从这种依附性的经济中独立起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客观上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不仅封锁，而且还制裁，希望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希望我们早晚有一天要完蛋。这也就逼着我们要独立自主，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二、外交上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
中国的大国地位在近代以来失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中国进入了安理会，但实际上并没有自己的大国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关于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问题，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况，我把这个称作历史还原法。现在有不少人习惯于用现在的观念来判断当年的是与非；也有不少学者，虽然在研究时力图客观，但是由于缺少一种必要的历史还原，缺少对当年这些领导人每天生活于其中、并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的把握，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还是用今天的是和非来评判当年。所以，这个历史还原法对于我们恰如其分地理解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非常重要的。
还原到6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局势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就是人们普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本来，在19世纪末，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包括政治学家对20世纪人类的进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但没想到进入20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连续爆发；整个世界的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1929年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并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对全世界，除了一些不发达的地方和极为闭塞的地方，都产生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带给人太多的欢欣，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这个和平的局面究竟能维持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会爆发？可不可以避免？这不是毛泽东个人面临的问题，而是当时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第二个基本特征，也就是苏、美、英等大国，通过雅尔塔会议及之前的一系列国际性会议，初步确立了苏美的两极格局。世界局势的这两个特征是所有国家在寻求国家独立的时候都不得不考虑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作出了为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的第一个重大抉择——选择“一边倒”的政策。
在苏美两大阵营中，我们要不要实行“一边倒”，这在当时是有过争论的。毛泽东认为，尽管中国是一个大国，过去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现在毕竟是一个积贫积弱、刚刚取得独立的国家，况且还有一个敌对的政权在台湾，占据着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时的中国要获得国际承认，唯一现实的途径就是在两大阵营中选择一个，即“一边倒”，而不可能在美、苏两边搞骑墙的政策。[5] (P1472-1473)但即使是在“一边倒”的过程中，毛泽东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倒向苏联这一边，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够成为苏联的小兄弟似的卫星国。怎么办？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在第一次访苏时必然要经历一场艰难的斗争，既不能跟斯大林翻脸，但是又要结束苏联在中国的特权地位。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我们希望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要收回旅顺这些港口，这些都在民主党派内部通报过，征求过他们的意见。[6] (P303)对此大家抱希望很大，认为毛泽东此行如能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贡献。所以，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可以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就是毛泽东在苏联呆了两个多月之久的原因，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些妥协。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抗美援朝决策的过程，既是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内政外交的认识过程，也是中、美、苏三国领导人智力的角斗过程。当时，美国和苏联在国际战略上都没有局部战争的概念。在他们眼里，朝鲜半岛上打的这场仗，如果最后演变到苏美两国都出兵了，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而双方都在力图避免由于这个地方引起两国的对垒，引发新的世界大战。1950年6月25日以后，美国人宣布要干涉朝鲜内政。当时开安理会，要成立联合国军，美国人为应付苏联作了很多准备。不过当美国代表进门后，看到苏联席位上马立克缺席，心里就有底了，这表明苏联无意和美国人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摊牌，进行全面对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就以为中国人说话无足轻重，可以不顾中国人的警告，大胆地越过三八线了。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第一招棋就放在阻止美国人越过三八线。9月和10月，毛泽东、周恩来连续三次发表声明，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话，中国人绝对不会坐视不救。他们本想控制这个局面，但最后还是控制不住，只能出兵了。
出兵以后，毛泽东在考虑整个战局问题时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要控制朝鲜半岛的局势，避免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局部问题局部解决。这就是后来的局部战争这个概念的由来。二是避免朝鲜半岛战争长期化、持久化。因为当时毛泽东对于国内在经济上和民心上是否能长久支持这场现代化战争并没有太大的把握。这就导致我们在抗美援朝过程中，特别是五次战役表现出了一个特点，就是越打越急，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打得有点没节奏了，损失比较大，最后只能从汉城退守到三八线。但战争在经过一年后，国内形势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就是国内的经济不但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反而还得到了促进。主要是因为当时整个民气高涨起来了，包括民主党派、爱国的资本家，大家都齐心一致，加班加点为国贡献，支援前方、支援战争。战争非但不影响经济建设，反而促进了经济建设，这是毛泽东意想不到的。于是毛泽东转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能持久化的想法，确立了朝鲜战争的新方针，叫做“边抗、边稳、边建”。[7] (P194)“边抗”就是继续进行抗美援朝的战争；“边稳”就是稳定国内的局势，包括镇压反革命；“边建”就是搞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三八线实际上就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国防实力对比的一个力量平衡线，我们打不过去，他也打不过来。于是毛泽东向美国发了一个信号说，你想打多久，我就打多久，一直打到你愿意罢手、愿意在和平谈判的协定上签字为止。[8] 新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做出一系列的分析以后得出结论，朝鲜半岛战争的持久化、长期化对美国不利。整个战争的局面随之转变。
凡决策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抗美援朝的决策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包括中美关系长期停滞不前，解决台湾问题受到影响。但是，抗美援朝的收获也是巨大的。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战略所得，就是在世界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对中国不是句空话。过去中国政府说的话没人听，没人怕，也没人信。经过了这次较量后，中国政府的形象就树起来了。1954年开日内瓦会议的时候，美国人、英国人都一致邀请中国代表团。尽管没有给中国代表团正式的外交礼遇，但是他们都承认，解决越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加。1964年前后，美国制造了东京湾事件，意在进行战略上的试探：如果中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示弱的话，它就可以派兵越过北纬17度线，扩大战争。中国政府对此事马上做出反应。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三句话：“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9] (P440、443)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时，将上述的三句话又作了重要补充，增加了第四句话：“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并且说：“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9] (P461)事实证明，这些表态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一直到1973年《巴黎和约》(越南问题的《巴黎和约》)签订为止，美国都不敢派一个兵越过17度线，它只敢狂轰滥炸，却不敢出兵。这对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是中苏论战。这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总的来说，中苏论战，就像小平讲的，“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0] (P291)，而且最后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特别是“九评”里面形成的一些过“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没有中苏论战的话，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向胡绳同志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苏东的道路。因为当时苏联解体，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而且也担心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苏东。当时胡绳同志讲了两点：一是《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中国开始走自己的道路，而没有像东欧这些国家，把自己的经济命脉都系在苏联老大哥身上，那就不是独立自主了；另外就是我们从中苏论战中得到了一个实惠，从苏联老大哥的阵营里真正地脱出身来了，这样才树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的形象。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战略支撑点。
第四是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中国发展核工业的决策，是毛泽东在1955年1月15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作出的。[11] (P13-14)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又公开宣布：中共开始了“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2] 在研制原子弹的最初几年里，中国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但是，随着中苏交恶，这个希望最终落空。中国破釜沉舟，开始独立研制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对于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非常重要。美国人马上感觉到，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要使中国受到约束，除了要有苏联的合作，还必须使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这种认识，对美国日后放弃遏制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对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五件事，也是争取中国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启动的具体过程非常富有戏剧性，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乒乓外交”。关于这个问题，在2002年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为《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中美建交》的论文，详细地探讨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这件事不是孤立的外交事件，内政和外交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那篇论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讲内政和外交之间的互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得益的不仅仅是大国地位，它对于当时国内一系列的工作，包括落实老干部的政策、教育方针的调整等等，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外部世界，都是很有益处的。
三、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如何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按当时的话就是如何保持“江山不能变色”，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前后长期探索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也是他去世以后留给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跨世纪的历史课题。
勾画一下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探索的历史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和实践都极为有益。事实上，很多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对于研究者来说，也应该认真地去分析和思考，看看其中有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问题。这比起我们简单地否定它、拒绝它，甚至把它脸谱化要好得多。
这一历程的第一步是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5] (P1438-1439)马上要进城了，要坐天下了，在兴奋之余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天下能不能坐稳？进城后的共产党人怎样才能不脱离群众、不丧失民心？会不会像李自成一样，由于失去了民心，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赶出来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毛泽东在1945年跟黄炎培的谈话中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思路。黄炎培当时跟他探讨有名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非常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靠什么呢？靠民主。对于民主，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毛泽东对它的理解，从上下文来看，指的是人民民主，就是靠人民群众对人民政权实行监督，保证它不致腐败。[13] (P719-720)人民民主的思路是对的，问题在于用什么形式、什么途径来实现人民民主。这是毛泽东后来一直在探索的，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二个重要的探索步骤是建国以后多次的整党整风。延安整风是我们党的一个成功整风运动，它实际上是党的一种自我教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关门整风。建国以后进行的整党，刚开始也采取了关起门来的形式，但后来毛泽东感觉到这种形式是有局限性的。到了1957年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发动党外人士来监督、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形式，就是要将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在一起，发动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个思路很好，但不幸的是，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对民主的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就是大家很清楚的“大民主”的思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践证明，它是有害的，很容易使运动失控。
接下来，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14] (P2268)就整个战略来说，这种考虑是有预见性的，在当时提出来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现在也还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实施西化和分化的问题。毛泽东的失误在于，在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下，他将党内对于新中国建设道路的一些不成熟的探索、一些理应是正常的意见分歧，简单地和修正主义、右倾思潮划上了等号，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作为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了“反修防修”战略。“反修”就是国际上的中苏论战，“防修”就是国内的“四清”运动，这两个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指导下的两个车轮。对于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来说，中苏论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但是，如果就国内的情况来看，中苏论战助长了对国内问题的一些错误的或者说是偏激的判断。比如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九评”里面的“三评”完全以南斯拉夫的情况为界划了一个杠杠，并用这个杠杠来说明国内的一些情况，[15] (P131-133)这就把很多问题的界限混淆了。有些现象尚在探索之中、改革之中，还不能够简单地下定论，但在这里却被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从这个思路走下来，最后就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假设：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个假设很容易混淆现实的危险和长远的危险。从长远的危险来说，毫无疑问，要警惕内部出现一些对党和国家不忠的人，一些异己分子，这样的假设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从近期看，谁是修正主义者？最后这个矛头越来越指向刘少奇等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一系列分歧使他认为刘少奇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得出了这个结论后，他就想找一个能彻底反掉党内修正主义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搞一次反对修正主义的演习，通过这种演习锻炼群众，这样，纵使在他去世以后中央还出现修正主义，老百姓也可以通过“大民主”的方式起来造反，使得党和国家的权力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判断失误了，特别是他对自己所依靠的一些人(像林彪集团、江青集团)失察了。毛泽东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轻车熟路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居然会走向反面，群众运动被少数人所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固然是深刻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探讨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问题，他要直接解决的问题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他针对的对象是他认定的那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群众运动的方法、自下而上的方法、“大民主”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大革命”同样延续了毛泽东一直以来对于人民民主的探讨，只是这种探讨走到了极端，把人民民主同社会主义法治对立起来，从而变成了错误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很值得研究。只有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研究以后，我们才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探求人民民主的历程中，在探求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过程中走了怎样的一条道路，我们现在的认识又是怎么从当年的认识中吸取它的合理因素，摒弃它的错误认识，从而更接近于真理的。十六届四中会会的决定是我们党对这整个历程的科学总结，但探索真理的过程不会因为这个决议的作出而结束，还需要理论界加倍努力。
四、结语
毛泽东对新中国道路的探索是艰辛的、曲折的、复杂的。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遗憾，一个永恒的命题和一个永远的课题。这个历史的遗憾是从一个正确的命题(周期律问题、“两个务必”)出发，却最终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对这个历史的遗憾怎么解答，怎么分析，怎么看待，这是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一个永恒的命题是“文化大革命”虽然使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以悲剧而告终，但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却是永恒的；同时，毛泽东通过他的一些不成功的探索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永远的思考，就是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如何保证党的性质永不变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必须始终代表最基层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共产党又不能以牺牲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另一些阶层各种各样的要求，而应该统筹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的立足点、它存在的基础应该永远是人民大众，这才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称号和它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