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宋代的外国使节与文书传递：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文书论文,使节论文,重心论文,线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13世纪的东亚世界，是以宋朝与辽、金的南北对立为中轴，政权、民族、民众之间的交流日益展开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于中原王朝来讲是一个充满压力和挑战的严峻时期。在此背景之下，宋朝与辽金王朝之间通过国信使进行着政治方面的交流，并且在国境线上设置榷场和互市，贸易发展繁盛。这一时期也是大陆周边海上交通迅速发展的时期，宋朝与东亚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高丽和日本虽然没有与宋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贸易商人、僧侣的往来等在民间的交流活动却非常频繁。
日本僧侣成寻就是在这一时期远渡中国的僧侣之一。他在宋神宗时来到中国，并在开封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留下一部日记，即《参天台五台山记》(以下简称为《参记》)。①以此日记、特别是其中收录的大量公凭和文书为线索，我们得以讨论外国使节的进贡以及宋朝相关的文书传递形式。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是客省司和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参记》中这两个官厅以及官僚和宦官多次登场；此外是接待成寻的太平兴国寺传法院。
成寻是在宋神宗熙宁五年三月和7名弟子于日本九州出航，约10天后到达明州，随后又从杭州上陆到台州的天台山参拜，顺着运河来到开封。成寻在行程中的身份值得注意：自日本出航、在杭州入宋的时候，他是一名普通僧侣，即以私人身份出现；但入宋之后，在台州是按照日本的正式使者，即按照进奉使节的标准来招待的。②《参记》中有关于成寻参见神宗的记载。
成寻一行进入开封之后，得到了入内内侍省的宦官和客省司官员的迎接。根据《参记》可以看出，首先迎接他们的是敕使的“侍中”，请他们到“太平兴国寺传法院”休息。接着，“御药”拜访了他们，对奉进物品进行了检查。传法院是太宗时期开设的寺院，开始名为“译经院”，是翻译印度梵语佛教经典的中心。③“御药”就是御药院，由入内内侍省的宦官管理，主要在皇帝的身边照顾，并负责寝食、医务、传达圣旨。④此后，他们有时来拜访成寻，传达皇帝的圣旨、介绍参观各个寺院，提供佛教经典等等。由此可见，御药院连接着皇帝和外国来访者，起到了传达与沟通的作用。
拜访成寻的人物中，还有一位“孙宣戒”，他是负责成寻和朝廷之间往来的客省官人。和御药院的宦官不同的是，他没有涉及成寻的日常生活，而是担任有关朝见、朝辞、出驾等皇帝召见礼仪方面的联络和上意下达的任务。这显示出客省司和入内内侍省任务的不同。“客省官人”并没有马上来拜访成寻，而“御药”是在大约一周之后拜访成寻的。在宋代，与客省司有关联的部门有四方馆和引进使，掌管外国和国内官僚的拜见和朝贺、进奉的传达。而与契丹、西夏的交往，则在鸿胪寺管辖下的往来国信所和礼宾院中进行。招待成寻的传法院也属于鸿胪寺，当时是由宦官掌管。⑤
在这里客省司也并不是照顾外国使节的所有生活，只是安排使节和皇帝的会见、接触等。除此之外的日常生活以及和宫中的交流，是由入内内侍省和传法院负责。可见，外国使节的收纳接待是由客省司和入内内侍省、鸿胪寺三个不同的系统掌管。
关于朝见神宗，成寻和宋廷特别是客省司和传法院之间，有11件文书往来。从中可以看出客省司和入内内侍省、传法院之间严密的文书传递形式和信息网已经构建，必要的对应关系亦联结着三司等相应的官厅。有19件文书记载了朝辞的过程，可以看到朝辞的仪式、客省司对使者的率领以及入内内侍省传达皇帝谕旨的责任。⑥以下是朝见文书和经过的概要。（见下表）
文书称呼概要
典据
A.成寻牒 朝见的申请(成寻—客省司) 卷4，熙宁五年十月十八日
B.传法院牒
朝见的申请(传法院—客省司)卷4，熙宁五年十月十八日
C.传法院牒
朝见的许可(客省司—传法院—成寻) 卷4，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D.成寻请文
成寻的回复(成寻—客省司) 卷4，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E.传法院文书 朝见的注意条项(传法院—成寻) 卷4，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F.客省司文状 朝见的注意条项(客省司—成寻) 卷4，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G.成寻请文
成寻的回复(成寻—客省司) 卷4，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H.神宗圣旨
参观寺院的许可(神宗—成寻)卷4，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I.客省司牒
朝拜五台山之许可(客省司—成寻)卷4，熙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J.成寻申文
成寻的回复(成寻—客省司) 卷4，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K.三司文状
朝拜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三司—成寻)卷5，熙宁五年十一月一日
A号文书是成寻出示的希望得到召见的申请书，B是传法院关于这件事向客省司递交的文书。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决定了召见事宜，C是传法院给成寻的文书。根据文书C的记载，同日成寻一行和翻译陈咏得到了皇帝的召见，并得到了早朝时从东华门出入的指示；还记述了进贡的物品要在公文书上报告并要出示，不可御前唐突上奏的事情。关于进贡物品，如前所述已由御药检查过了，御前的言行举止在前面“海外进奉”的条款中已经揭示。接受了这些指示的成寻，写出了回答的文书D，表示会按照朝见的有关礼节行动。还有E、F是传法院和客省司出示的文书，又一次详细记述了朝见时的注意事项。这样，直到前一天为止，完备重申了召见的所有事项，十月二十二日得到了召见。⑦
召见时的进贡物品和赏赐物品，是在往来文书中正式约定的，G记述了成寻得到赏赐物品的“收据”。H是朝廷许可成寻参拜各个寺院的圣旨。根据这一文书，由传法院向导成寻一行拜访了大相国寺、太平兴国寺、启圣禅院、显圣寺、感慈寺、开宝寺、福圣寺等寺院。文书I是客省司给传法院的文书，因为成寻一行的五台山之行得到了许可，所以下达了正式执行的指示。文书J是成寻再度提出的申请书，表明自己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想让翻译陈咏一同前往的内容。K是三司使出示的文书，记载了往复五台山的费用和利用驿传方面的内容。⑧
太平兴国寺传法院是成寻一行住宿的地方，也是宋朝关于佛教典籍的翻译中心。成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研究佛教教义和新译佛典。关于佛教教义，成寻曾经与许多僧侣围绕佛典的解释进行了多次讨论。新译佛典就是宋代以后新翻译的佛教经典，在《参记》中称为“新经”。成寻希望将其带回日本并在日本普及。⑨在求得新经的过程中，成寻曾多次与传法院、显圣寺印经院间进行文书往来。根据这些文书，可以看出太宗时日本僧侣奝然已受赐并带回国的史事；到熙宁年间，新译经500卷左右，成寻想带回日本。他得到许可，印刷费用由传法院负担。
接到这一谕旨后，又有印经院和传法院之间的文书往来。印经院先提出了新经数量巨大，需要哪方面经典并不清楚。对于这个问题，传法院和成寻希望按照印经院的目录进行印刷，并鉴于马上就要朝辞，希望赶快印刷。客省司的官员孙宣戒提出“新经的快速印刷非常困难”，在制度和技术方面都有很多难题。因为和辽朝的关系，所以北宋的书籍等印刷品带出海外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在此也可以看到其影响。但是，根据文书可以了解到，新经最终还是按照成寻的意愿得到了印刷。成寻委托弟子将其带回日本。现在，虽然原文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翻印的各种文本在日本各地还都有留存。
成寻住宿的传法院中，最受成寻信赖的是三藏惠旬。惠旬曾经多次拜访成寻。客省官人或御药院的情报，有时也由惠旬传达给成寻，他在沟通消息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了这个掌管翻译的僧侣之外，还有从事事务工作的职员：一类被称作“典座”，主要照顾成寻的饮食和日常生活；另一类更重要的被称作“司家”、“书生”，成寻上奏的文书基本上出自他们和惠旬之手。
《参记》中可以看到，成寻写好的文案先给司家看，因为上奏文书有一定的标准形式，所以需要汉人书生执笔润饰。这些书生不仅协助起草和修改文书，还要向成寻传达朝廷下达的文书内容。《参记》卷4中有“院书生三人持来宣旨”的记载，卷6有“司家三人来，令见五人归乡沙弥受戒宣旨”，等等，说明“宣旨”即皇帝的圣旨和枢密院的传信已经向成寻传达了。文书中的指示和措施等，成寻等可以解读，但是口头传达的内容则需要司家和书生翻译给成寻等人。有时候客省官人或是御药院宦官也担负着解释文书内容的责任。
以上内容，是以《参记》中记录的公凭和文书为题材，以日本僧侣成寻的经历为例，对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方面的考察。学界对于宋代中外交流的研究非常多，尤其集中于市舶司的研究与贸易、佛教等经济文化往来，但是对外国使节的进奉和朝见、朝辞等问题，对相关机构客省司和入内内侍省、御药院的作用和实际状况的深究就很少见；以《参记》为对象的研究虽然不少，但是针对收录的公凭和文书进行研究的例子却不多见。事实上，文书的负载内容、信息的传递和沟通途径，仪式制度和接纳的实际方式，都是研究的重要支柱。从文书的角度观察宋代事务的实际运行，不仅能够深化对于个案性事例的研究，对于普遍性问题的把握，也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
注释：
①成尋：《参天台五台山記》，京都：東福寺古写本，日本承久二年(1220)。
②拙文：《宋代中国のパスポ一卜—日本僧成尋の巡礼》，《史学研究》237，2002年；広島：《義天と成尋——11世紀東アジアの国際環境と入宋僧》，《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特别号，2006年。
③《宋会要辑稿》道释2之5《传法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第7877页。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19之13《御药院》，第2803页。
⑤《宋会要辑稿》职官25之1《鸿胪寺》，第2900页；职官35之1《四方馆》，第3046页；《宋史》卷165《职官·鸿胪寺》，第3903页；卷166《职官·客省、引进使》，第3935页。
⑥关于朝见、朝辞的制度，可参见平田茂樹：《宋代の日記史料から見た政治構造》，《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ケ一ション》；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
⑦参见《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33《历代朝贡》，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第7842页。
⑧参见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35页；《宋史研究丛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第223页；《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⑨参见藤善真澄：《参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6年，第371—4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