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文学的跨地域性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性论文,香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谈香港文学，按道理应该对“香港文学”这个词语先下界说。郑树森（香港文学的界定）一文以为：香港文学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是指“出生或成长于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写作、发表和结集的作品”，广义的则包括“过港的、南来暂住又离港的、仅在台湾发展的、移民外国的”①。这话当然说得不错，可是笔者以为此时此地谈这个问题，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思考与辨析。
首先，谈香港文学，我以为必须注意它所涉及的地域观念。文学是一个极为广泛而难以确定的观念，谈论它，可以从国别、种族区分，也可以从朝代、文类区分，其中颇为常见的一种，是从地域着眼。例如古代有公安、竟陵、常州、阳湖等等流派，近代有“京”派、“海”派等等。它们都是从某一地域的观点，来讨论作家及作品的问题。所谓“香港文学”，自然属于这一类。
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在讨论某一地域的作家作品时，往往是把它和其他地区的作家作品，一方面区隔出来，另一方面却又拿来互相对照比较，求其同，较其异，然后才可以看出各个地方区域的特色。而且，在对照比较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现：它必然有独特不同之处，也必然与其他地域有共同相通之处。前者我们称之为独特性，后者我们称之为共通性。
我们知道香港原是僻处岭南的滨海小岛，一百多年来，它却由以捕鱼为业的渔村，变成国际著名的金融大都会；它曾长期割让给英国作为殖民地，自1997年起，却又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样的发展历程，自然值得寻索探讨。有不少人注意到，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却一直没有明确的文化政策。居民只要不违背港英政府颁布的法令，那么，想要提倡中华固有文化，维护传统，或者师夷崇洋，全盘主张西化，都悉随尊便，可以各行其是。在上世纪中后期，就常听到有人戏称，大清律例、民国宪法和英国法令，同时存在于新界、九龙和港岛。即使是目前，大家也一再强调“港人治港”，表示香港居民有其自主性，希望外力不要干预太多。这样的情况，和曾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曾租界给列强的上海的一些地区，或者曾被英、法政府殖民过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都显然有所不同。这可以说是它的独特之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的香港居民，无疑的，绝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都是过去一百多年间，由其他地区先后迁徙而来。其中以华人所占比例最大，他们之中，粤、闽、沪籍的人口最多。固然他们迁居香港，有的是为了经商谋生，但不容否认，有很多人是为了避祸逃难。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文教界人士。他们分别在民国肇建、抗日抗争、国共内战及文化革命前后，南下避居于此。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因此，观念自然不尽相同。加上英国殖民以后，欧西等各国人士来港者日多，华夷杂处，东西交会，一切显得纷繁而多样。大家为了生活和谐，社会安定，固然学会了包容异己和互相尊重，但也各自保存着一些原来的文化习惯。因而，所谓香港人，在身份的认同上，较之其他的地区或城市，也要复杂一些。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的香港人，持有两种以上的护照或身份证件。他们自认是香港人，同时也是某某地方的人。这意味着香港是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包容性很大。过去，常有人说香港不民主，却很自由；也常有人说，香港“不中不西”，却又“亦中亦西”。我以为这些话都不无道理，但这也同时说明了：香港固然有其独特性，然而在其独特性中，实际上又与其他地区、城市有互通共同之处。我们称之为跨地域性。要谈香港文化或香港文学，我以为必须从这里谈起。
二
谈香港文学，除了要注意其地域观念的特性之外，我以为还要注意到香港作家身份认同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香港作家？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香港文学？上文引用郑树森广狭二义的说法。狭义的那种，属于“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人，写香港的人情事物，在香港发表、出版，自是道道地地的香港文学，但这种说法画地自限，未免过于狭隘。广义的那种，属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它包括了原非香港出生的人，却曾经居住于此，后来又迁往台湾、大陆或欧美等地，他们的作品，也未必发表在香港。这种人算不算香港作家？郑树森以为应该算，但当事人自己怎么想，则不得而知。在我想来，恐怕因人而异。据说徐訏居住香港几十年，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香港人，要把他归属为香港作家，恐怕他不会乐意。余光中居港十年，写了不少歌咏香港的诗文，影响不小，谈香港文学，如果对他略而不提，恐怕也会起争议。有人告诉我，应该视这些作家是否曾经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证而定。如果他曾经拥有，当然算是香港作家；如果他从来不是香港居民，只是在香港投稿、发表作品，就把他列为香港作家，把其作品列为香港文学，似乎也不适宜。
这样的看法，真的就没有问题吗？我想，还是有讨论余地的。
我想到的问题是，有些作家虽然生长于香港，但他后来写作、发表的地方，都不在香港，甚至所写的题材内容也与香港没有关系。一般香港的文学工作者，也不知其人。这样的作家，要怎样归类呢？
例如陈子善曾经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上海《幻洲》、《现代小说》等刊物中，发现谢晨光其人，认为他是香港的“北上作家”第一人；说他擅长描写爱情小说，是“香港新文学的开拓者”②，可是他在香港却罕见有人提起。又例如我以前在台北时，知道一位香港出生的政大侨生，本名叫吴思明，在台湾读书、就业，并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笔名叫司马翎。我一直以为他和卧龙生、古龙是台湾武侠小说界最值得注意的代表作家。③同样地，他在香港也鲜有人提及。我常常想，这样的作家作品，如果不算是香港文学，那多么令人惋惜！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作品是在香港发表、出版的，可是作者却已不详，无从查考。例如我以前在台大读书时，看到香港出版的女侠盗黄莺的故事系列，作者署名“小平”及“一平”。我个人以为不止在香港，即使在中国民初的侦探小说，也罕有那样恢宏而缜密的格局。我到处向人请教。有人说可能是倪匡所著。我亲自请教倪匡，他说不是。他还说印象中书稿来自上海。文笔相当好，却无法得知作者是谁。卢玮銮教授则告诉我，最近已有人找到作者“小平”其人，现住上海浦东。我非常期待有进一步的确实数据。又例如我在四十几年前，从香港进入台湾的《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上读到一些至今记忆犹新的作品，一样不知若干作者为何许人。这样的作品，是在香港发表的，如果不视之为香港文学，又是多么令人惋惜！
因此，谈香港文学，我是主张放大眼界，敞开胸怀的，不妨把与香港有关的作家作品，都当成香港文学来看待。以前，我在台湾，曾主张不要把台湾文学囿限于台湾人写台湾事的小格局中，否则多少在台湾成长，对台湾艺文界极有贡献的一些“外省籍”作家学者，如白先勇、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朱西宁、司马中原等等，以及在台湾发表出版的一些名篇佳作，被摈弃在外，是多么可惜！也多么无知！前人说得好，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辞细流，故能就其深。我认为一个香港居民，既然可以拥有两种以上的证照，一个香港作家，也不妨可以拥有两种以上的身份。
也因此，我在这里要承应上文所说的，谈香港文学，不但要注意其跨地域性，而且要把它和同文同种的两岸三地文学，乃至海外各地的华文文学，放在一起观察，这样才能在对照比较之余，了解香港文学与各地文学的异同，从而看出它的独特性与共通性。当然我在此必须强调，本文所说的香港文学，涵盖了港、澳地区，指的都是以汉字或华文所写成的文学作品。
三
上文说过，我们讨论某一地域的文学，往往是和其他地域来对照比较，然后才可以较其异、求其同。我们要了解香港文学的独特性，以及它与其他地域的共通性，就必须先把它放在两岸三地的文学中来观察。
两岸三地的文学，基本上是以汉语或华文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自然会受到同一类型文化的影响。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百多年间，除了殖民政府英国之外，与它在文化、文学上关系最为密切的，首推台湾以及在地缘文化上无法分割的大陆内地。它与大陆接壤，可谓唇齿相依，与台湾也只是一衣带水。而一般人所说的两岸三地，大致也是就上世纪中期，国共内战以后，大陆与台湾两岸对峙的情况来说的。当时的香港，虽然曾有所谓美援文学，但毕竟没有明确的文化政策，也可能在有意无意间，采取较为模糊的立场，因此左右双方在此明争暗斗。不管是大陆或台湾，他们要争正统，各有各的文化政策，旗帜都很鲜明，但他们对于文学创作的主张，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作家要具有使命感。当时南下香港的作家为数不少，固然有的亲左，有的亲右，不过也有人“直把杭州作汴州”，开始在香港定居下来，不再“东”张“西”望，也不再“左”顾“右”盼。他们在“各为稻粱谋”之余，从事了一些休闲娱乐性质的文章写作，甚至有人（像蔡澜）公开说：去他的什么使命感。我读过不少讨论两岸三地文学的文字，颇有一些是从这里切入讨论问题的。我以为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但究其竟，却不能竟委探本。因此，我要另外采取一个比较宽广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我一直认为，要谈香港文学的特色，或者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各地的华文文学，应该先注意到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新旧文学的交替。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各地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与共通性。
先说中西文化的对立。欧西文明之传入中国，影响士人，当然非自清朝中叶起，但确实是从这时候起，也差不多是香港开埠前后，它才随坚船利炮而叩关直入。英法之联军，以至列强之瓜分，固然使变乱纷乘的中国感到莫大的威胁，但不少爱国志士起先还以为中国武力虽然不振，远逊外敌，但论精神文明，则礼义之邦远非他国所能企及。所以有人故意译英国为“英狤猁”；有人以“射鹰”谐音影射要歼灭英国。等到清末民初，西学东传，政治、思想、文学著作经过译介之后，欧风美雨纷至沓来，中国读书人才惊觉西方国家不只船坚炮利，连精神文明也颇有一些超轶中国。关于这些，我们从民国初年，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旧学根底深厚的国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论著中，多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就可以看出这种风气的转变。而这种风气的转变及发展，我们从两岸三地分别来观察，可以明显地看到，从国共斗争开始以后，能继承民国初年西学风气，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化解对立而转为接纳的，首推香港。胡适在1935年来香港演讲《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时，就说过希望香港能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④。“新文化”当然是指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潮。有人说香港自上世纪中期，一方面带动了后来台湾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潮流，一方面也变成了大陆闭关自守时中外交流的唯一窗口。或许可以这样说，中西文化由对立而转向接纳，香港因接触西方文明较早，因而走在台湾、大陆的前面。后来台湾一度超前了，政府民间都非常鼓励，出版品非常之多，影响力也非常之大，受到各方瞩目，因此也有人以为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潮方面，台湾的脚步应该在香港之前，其成就也超过香港。现在则大陆正迎头赶上。
在新旧文学的交替方面，两岸三地也呈现了同中有异的情况。历来谈论香港文学，或者两岸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人，一向都只把眼光放在新文学上，而很少顾及旧文学。这里所说的新文学，指的是用现代汉语或白话文写作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在清末民初以前，绝大多数都是用文言来写作的。它历千百年而变动甚少，即使到现在，不要说是香港、台湾或大陆，就连世界各地都仍然有人在使用文言写旧诗，填词作文。我们不应该说现代人用文言写的诗文创作，不是现代文学。因此，谈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新旧语文的交替与观念的嬗递。前者关系着诗文的新变，自清末民初开始，一切文章写作，已多舍文言而就语体，恰如1916年胡适文学革命之所主张；后者关系文学的观念和文类的发展，姚鼐所说的古文辞，大家认为已不实用，古人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却反而被一般人所喜爱，一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之所鬯言。文学的观念改变了。由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变而成消闲娱乐之用。它重在感染读者，而非直接宣扬政教。
这种风气、观念的转变，我以为最主要有下列几个因素：一是从1906年起，旧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了，读书人求学、就业、谋生、应酬，已不再以文言旧传统为依归；二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学校制度改弦更张，逐渐加重外国语文、西方文明、现代科技的课程，而同时却削减了古典经史之类国学的肄习，三是文言难学，白话好用，又多不学而能。人们本来就容易趋易而避难。因此，先则经史子集，继则诗词歌赋逐渐鲜人问津，成了专门之学或绝学。例如1921年，香港文学研究社创刊《文学研究录》，主张因文卫道，发扬国粹，重视旧文学，而反对白话文。这反映了民初香港文坛的状况。难怪侣伦在其《向水屋笔语》中慨叹五四运动未在当时的香港起什么作用。⑤如今白话则已几乎取文言而代之，成为大众日常使用的共通语言。现代文学创作既以现代汉语为主，久而久之，大家所说的文学创作，也就约定俗成，以为全是用白话写作的“新”文学了。
了解这种情况，我们再来观察、比较两岸三地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就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大陆最早提倡普罗文化，一般人早已弃文言而用白话，文学创作者很难自外于现实的政治社会；台湾虽经日本统治，却一直文言白话兼顾，除近年来提倡本土化之外，一直以维护中华固有文化为己任；而香港在被英国管辖期间，文化政策一直模糊，因此国粹派、西化派，甚至鸳鸯蝴蝶派，都可以共存共荣。他们多数很功利，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
在大陆闭关自守时期，台湾和香港受到美、英等外国文化影响比较多，学界文坛来往交流比较多，因此台港二地在上世纪中后期，常常互通声气，在华文文学的影响上，一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止新、马、菲、越等地，连韩、日、欧、美各地的华文作家，在上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很少不在台湾出书或发表文章，很少不与台湾文教界接触。而在他们与台湾接触的过程中，也几乎同时与香港有所联系。
因此，有的人谈香港文学，说它具有“意识自由”、“题材通俗”、“风格多样”等特点⑥，我以为所言过于浮泛，未中肯綮。试问意识自由、题材通俗、风格多样等等，何尝不是台湾或其他某些地区文学的共同特色？也因此，要谈香港文学的独特性，除了应该从其语言习惯着眼之外，更应该从其某些文类的成就，去和其他地区比较，找出香港文学的真正独特之处。它应该是香港所独有的，或者它是香港所创始而领先的。
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香港文学，把它放在两岸及各地华文文学中来对照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下列几个特点：
（一）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承还珠楼主、王度庐等人之后，结合历史，熔裁诗词，运用电影等表现手法，融传统于现代，无疑为武侠小说开辟了新天地，影响了后来在台湾写作的卧龙生、司马翎、古龙等人。他们的作品不仅风行一时，至今而不衰，而且已倾销大陆，引起广泛的响应及盗印的热潮。这是香港文学的光荣。
（二）除武侠小说之外，香港所出版的新侦探、历史改编及科幻小说，较之其他华文地区，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至少在上世纪中期以后，倪匡、南宫博等人，都是我们在谈张系国、高阳等等科幻、历史小说时，不能不提的香港作家。
（三）香港报刊杂志的专栏文字，篇幅极为短小，通常五百字上下，内容则无所不包。群雄各据一方，分而读之，有时神龙见首不见尾；合而观之，则俨然看到了香港快餐文化的缩影。真的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从早期左舜生、易君左、曹聚仁等人的文史小品，到现在董桥、陶杰、刘绍铭、李碧华等人的泼墨即兴之作，都可谓各领风骚，展现了香港专栏作家的学养才情。衡之其他地区，确属罕见。这何尝不是香港文学的独特处？
（四）以前有人批评香港是文化沙漠，爱护香港文学的黄维梁，曾写专文加以驳斥。事实上，批评的人重点是说香港特重饮食男女，较少顾及其他。饮食、休闲、娱乐文化，如果真的是香港的特色，那么，何必强加辩解呢？在我看来，香港文学的独特之处，正是在通俗文学、庶民趣味之中，兼取中西一些新颖的形式技巧，加以糅合，因而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莫言写山东红高粱，李锐写西北黄土地，苏童写江南世家，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写台湾乡土人物，各有各的地方特色与语言习惯。香港人是学不来的，也不必学。那么，香港人写什么呢？语言出于中古粤语，文化属于岭南文化，作为一个国际闻名的大都会，香港文学能够出奇制胜处，正在于致力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城市文学的写作。自古以来，城市文学就离不开饮食男女，离不开大众化、趣味化、通俗化、商品化。唐宋以后的传奇、话本、杂剧、戏曲，不都是因此而兴起的吗？
四
香港文学的独特性，既如上述，其与各地华文文学之共通处，其实上文亦已多有涉及。近年来，世界各地流行一种互相矛盾的口号，一方面提倡本土化，另一方面却同时高唱国际化。就文学创作而言，前者近乡土文学，后者近城市文学。前者比较容易凸显各地方各作家的不同特色，后者则往往在往来频仍、互通有无之余，渐趋于互通共同。就作家而言，多数居于城市，可是他们却往往原本植根于乡土。他们一方面希望面向国际，另一方面却强调本土意识。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乡村逐渐城市化，很多作家的乡土性越来越薄弱，而国际性则越来越强。因此，生活于香港、台北以及大陆重新开放的几个主要城市，大多数的文学创作者，他们写的题材，逐渐趋于共同互通，往往离不开饮食男女，离不开情感的纠葛、性与暴力，离不开性别、阶级、家庭等等的恩怨情仇。除了各人各地难以改变的语言习惯之外，他们在表现艺术、写作技巧上，往往互相观摹学习，也不断地求新求变。
因为求新，所以他们多弃旧文学于不顾。旧文学的形式律则，例如诗词的格律、古文的义法，他们以为是陈旧落后的；旧文学所标榜的观念，例如载道、言志的传统，他们也多以为是陈腔滥调。因而新诗的写作，宁可模仿西方的十四行体，也要打破诗词格律的束缚；小说的写作，宁可取法外国小说的叙述方法，也不再采用章回对联花开并蒂的形式。这是一种趋势，虽然并不代表哪一种选择是好是坏。新与旧，本来就不是好与坏的等号。
因为求变，所以他们也大多随着时代潮流、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在翻新。今天流行张爱玲，就到处有人“看张、张看”；今天流行余秋雨，就有人要“石破天惊逗秋雨”。今天流行存在主义，他们就看卡缪；今天流行新社会主义，他们就学卢卡奇⑦；万一今天又流行后现代主义，他们也就赶快了解什么是后现代。
生活在大城市里，他们不能不求新求变，借以适应环境。或许由于各大城市生活形态相似，生活经验也大致相同，所以出身上海、久居香港的西西，可以写“我城”；来自上海的王安忆，可以写《香港的情与爱》；来自台湾的施叔青，可以写“香港三部曲”，似乎都驾轻就熟。因为上海、香港、台北三个城市，固然有不同的风貌，但毕竟有不少相似互通之处。上述的这些作家有才情，有创意，另当别论，但不必讳言，我们也可以看到若干城市作家在写作主题及艺术技巧上，常免不了予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过，我们在这里面固然闻到了不少商业气息，看到了文学大众化商品化的趋向，但也同时在求新求变的浪潮之中，看到了少数文学工作者严肃认真地思考，坚守纯正文学的立场。他们可以在政治高压之下，为文学保住清新；在商业挂帅之中，为文学保住纯净。在我所接触过的里面，香港如黄继持主编的《八方》，台北如尉天聪主编的《笔汇》、陈映真主编的《人间》，都是很好的例子。城市文学本来就比较多元多样。香港如此，台北如此，其他城市的华文文学亦当如此。
根据我的观察，目前香港文学应当也像其他地区其他城市一样，在科技文明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今天，至少面临两个共同的大挑战：一是文学阅读人口越来越少的问题，一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
文学阅读人口越来越少，不是泛指书刊的读者越来越少，而是指喜爱文学的读者比例少了。以前大家所说的大众文学，有人戏称，应该改为小众文学。很多读者已舍文学而就其他类别或实用性知识的读物。在台湾、香港、大陆的大书店中，很容易发觉文学类的柜架越来越少，而休闲娱乐以及实用性的读物则越来越多。就一般人而言，电影、音乐等艺术更容易提供耳目之娱，实用性的读物更容易切合生活的需求，计算机上网也更容易取得信息。这是目前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如何改进，如何因应，值得文学工作者观察、思考。
至于本土化和国际化，原是两种对立的概念，要调和推动，并非不可能，却实在不容易。就香港文学而言，什么是本土化？写香港的人情事物，就是本土化吗？这种题材何须提倡，相信大多数的香港作家，写的就是这些题材内容。那么本土化是指用方言来写作吗？用方言写作，自古有之，写得好，味道够，自然可以播诸人口，传诸后世；写得不够好，恐怕更不能吸引读者。什么是国际化？多写国际关心的事物，就是国际化吗？这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如果指的是把本地优秀的文学创作和新颖的文学论著，加以推介或翻译，互动交流，让别的地区了解，我个人是赞成的。也只有这样，它才可以和所谓本土化的作品结合在一起。
五
两岸三地的文学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华文文学，早就有互动交流。举例来说，许地山生于台湾台南，但祖籍却是福建，甲午战争后，他迁回大陆，不但在北京燕京大学读过书，还到美、英等国留过学。1935年9月，他由胡适推荐到香港大学任教，对新文化的提倡及新文学的推毂，贡献不少。他所写的《落花生》等散文，为台湾大陆学生所习知，而其小说，如《铁血的鳃》，在香港发表后，不久即由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的《华侨周报》转载。这种互动交流，从上世纪30年代以后，就屡见不鲜。再举个例子，像台湾作家杨逵在日据时代曾用日文写了《送报夫》，1935年，胡风即曾将它译为中文。后来台湾光复了，杨逵还主编了一套中国文学丛书，用日文翻译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作品，推介给台湾、日本等地可以阅读日文的读者。他不但自己开始用中文写作，而且与海外作家颇有往来。1949年他因在台中联合一些作家，公开反对台湾一切听命于美国，而被当时的台湾国民政府所拘捕。与他有过往来的大陆画家黄永玉，立即在香港的《文艺生活》海外版第十七期，发表了一篇《记杨逵》的文字。⑧他对当时的台湾文坛及认识杨逵的经过，有颇为简明生动的描述。每次重读这篇文章，我都不禁为他们的患难交谊而深受感动。
从香港的角度来说，国共内战以后，台湾与大陆两岸对峙，断绝往来，数十年间，情势非常严峻，香港是两地唯一的中介。此前的华文文学，是以大陆为中心，此后的数十年间，因大陆正起文革热潮，而台湾发展经济，关心文化，因而华文文学一度以台北为重心。不管是心怀祖国，还是情系台湾，所有海外各地的华文爱好者，都不能不对当时的港、台另眼相看。
因此，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像杨松年）把世界华文文学，依地域分为好几块：大陆是一块，台、港、澳是一块，东南亚国家是一块，韩、日是一块，欧洲是一块，美、加是一块，随着新移民华人不断的增加，纽、澳又是新兴的一块。讨论问题的人曾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各地的华文文学，更容易了解彼此间流传、影响的情形。⑨而且大致认为台、港和大陆是最重要的地区，其他地区的文学走向，无不受其影响。因为今日的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绝大多数的作者，都是这几十年来从这些地区移民过去的，或者是在从事华文的写作道路上，与这些地区的文学界关系最为密切。
六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文明越来越发达，同时随着观念的改变，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切交流快，接触广，世界各地的距离好像越来越小了，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交流也更为频繁便捷了。加上这十几年来，大陆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日趋繁荣，文化日益发达，全球的眼光又逐渐聚焦于此。王德威在《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结语说过：“香港的故事还没讲完，也完不了。”⑩事实上，香港如此，台湾与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关心香港文学的人，此时此刻，除了应该继续维持与台湾学界文坛的交流之外，也应该体认现实的各种变化，认真地思考：如何立足香港，关心华文，放眼世界。
收稿日期：2007-01-20
注释：
①见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合编《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②参阅黄维梁主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116-124页，陈子善《香港新文学的开拓者——谢晨光创作初探》一文。宏一按：谢晨光与侣伦等人，曾在1928年8月创刊的香港《伴侣》杂志上发表作品。不过，谢氏在上海《幻洲》杂志发表小说，则始于1927年5月。又，同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小说家刘呐鸥，台湾台南人。早期台湾文学研究者亦不知其为台湾人。
③司马翎，政大新闻系毕业，曾服务于台北民族晚报社。其武侠小说如《关洛风云录》、《剑气千幻录》、《八表雄风》等等，皆善于刻画人性，描写情感的冲突与无奈。
④《胡适演讲集·三》，台北：远流公司1986年版。
⑤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⑥参阅《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试论香港文学的本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一文，第2-16页。又，王剑丛《二十世纪香港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论香港文学的独特性，也说是有“自由性”、“通俗性”、“题材的平凡性”等，俱意见相近。
⑦卡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哲学家。著有《抒情与批评》、《西士福斯神话》等书。卢卡奇(Georg Lukaes,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著有《审美文化》、《历史与阶级意识》等书。他们的理论，对近几十年的台、港、大陆学者及作家，都有不小的影响。
⑧见《文艺生活》海外版1949年第17期。今收入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合编《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上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19-222页。又，从郑树森等人所编《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一书中，亦可看出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两岸三地直接间接的接触情况。
⑨见杨松年《世华文学论丛：世华散文评析序》。参阅《多元的交响——世华散文评析》，台北：唐山出版社2005年版。杨氏序文中特别强调台湾学者在讨论现代主义文学方面，如何受美华作者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其他各地。而且他还说他“研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多年，深深感觉到全球华文文学，关系非常密切，关起门来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华文文学，不但不能全面了解有关文学的情况，也不能看到有关文学的特色和发展前景。”这些话都于我有戚戚焉，故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⑩据张美君等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41页。原文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