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老与非洲史学——悼念我的老师陈翰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史学论文,我的老师论文,陈翰老论文,陈翰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翰老走了”。那几天朋友们相见时，经常带着无可奈何的惋惜心情，传递这个不幸 的消息。
近几个月，报刊上刊登纪念翰老的文章也比较多。翰老是中外著名的学者、专家。191 5年他18岁那年，怀着读书救国的思想去美国求学，在美国读完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 922～1924年在德国求学，获得博士学位。学完后，他立即(1924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 教，讲授欧洲史。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一位教授。在教书期间，他结识了中国最 伟大的教育家、学者蔡元培和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 认识到要救国，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必须首先研究农民问题和农村经济。而要 解决农民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和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也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 他参加了当时的北京革命运动。并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 查。翰老自己创建了《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会》，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翰老全 身心地投入这个革命工作。当年他出国学习主要是想学习、了解西欧等国家经济发展的 历史，想从这些发达国家的历史中，找出中国前进的步伐。后来他改变了，认识到当时 最紧迫的问题是投身于革命运动。1927年，李大钊被害，翰老被迫出走苏联，后又去美 国、印度、南非。他在国外的30多年中，一面工作，一面从事实际的农村调查，并写出 大量文章宣传中国革命。1935年，他38岁时，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被誉为中国 农村经济的权威学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家。1950年，他应周总理的召唤，回到祖国。据 统计，从1921年到1980年，他在国内外发表的专著和论文达400余种。我仔细地阅读这 些文章，同时，我也不无遗憾地感到这些作品几乎全部都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翰 老，而80年代之后呢?我书架上的两大本《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历史卷，特别是他 倾注了大量血汗的约30余万字的非洲历史都是他在80年代后完成的(1979～1990年)，我 书桌上的一叠《非洲史》书稿的详细写作提纲(共1.5万余字)也是翰老在80年代亲手写 成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小丛书》中近十本是非洲历史小丛书，也是在80年代后 在翰老的关注与帮助下完成的。翰老在他老年时期对非洲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可以 说是一位非洲史学家了。一个人的晚年一般是从65岁开始，但翰老从80岁至100岁间， 还在孜孜不倦地从事非洲史的研究工作。
最初的几次会面
我最初见到翰老是在1978年，也是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年。我原单位是大公 报社，文革开始不久，大公报实行军管，报纸很快地被宣布停刊，职工停业学习。20世 纪60年代末，根据市委的通知，大公报被莫名其妙地撤销了，绝大部分人员被勒令下放 劳动。我在农村混了3年后回到北京。我原先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宣传，回到北 京后，我想方设法寻找一个符合我本人兴趣、专业的职业。经过反复折腾，我终于在19 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历史所，而翰老是当时这个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进所不久，大概在1978年底吧，所长通知我，说翰老要召见我，去他家谈谈。同时， 他又悄悄地告诉我说，这是我们这个所的规定，新来的研究室负责人都要去翰老家汇报 对研究工作的设想、计划等。我心想，这大概就是西方国家所谓的“面试”吧。我当然 满口答应，并约同室内的一个组长一齐前往。翰老当时住在东华门内的一个极为普通的 小四合院里。进门后经过一个小院子就到达他书房兼客厅的小屋了。我用手扣了几下门 ，翰老从玻璃窗内看见了我们，立即从书桌旁站起来，向我们招手。我进门后环视了一 下四周，房间的陈设极为简洁朴素，一张比较大的写字台和几个书柜，几张木椅。接着 翰老讲话了，他指着桌子对面的椅子说：“快坐吧。”
我立即向翰老伸手说：“您好。”他回答说“你好”。但他并没有跟我握手，他只是 用中国古老的见面礼拱起双手，向我作揖。我们坐下后，翰老说：“我们是初次见面吧 。”我犹豫一下说：“不，我见过您好多次了，只是每次您坐在台上，我坐在台下，您 不认识我，我认识您。”翰老笑了一笑，接着又问：“你最早见到我是什么时候?”我 说：“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平起平坐的。”翰老问“什么时候?”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那是在1952年吧。我当时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我在学校学习外 国历史，参加工作后，我被安排在国际部工作，研究和宣传国际问题。我们报社的头头 王芸生、李纯青把我带去参加一次座谈会，我想目的是让我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会议 是在外交学会大厅内召开的，我们进入会议厅时，发现会议厅没有台上台下，大厅内摆 放着一大圆圈的椅子。椅子的背后还零星地放着几个凳子。参加会议的人大概有二三十 位，几乎都是老年人，都是有名望的资深学者，翰老就坐在那里。他们坐在前排，我自 觉地坐在后排。每次开会，至少半天，发言很踊跃。那天中午，外交学会还为我们准备 了丰盛的午餐。翰老问：“会议由谁主持?”我说：“杨刚。”我说杨刚是中国著名的 女记者，我佩服她。我记得当时会上发言最多的就是杨刚和罗隆基。他们对国际问题的 分析很精辟，头头是道。这时，翰老沉默了，他一言不语。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 既然认识杨刚，那么请你告诉我，杨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说：“我认为她是一个 好同志。”他又问：“她好在哪里?”我说：“她为人正派，讲话直率。”翰老不吭声 了。过了一阵子，他喃喃自语地说：“杨刚就是刚啊!”然后，慢慢地，他仰起了头。 这时我很快地发现有两颗泪珠从他的眼眶里缓缓地流下来了。为什么?我思索着。
我沉浸在回忆中，我的心飞了。过了一阵，我听见翰老同我所的那位同志在谈话。又 过了一会儿，翰老宣布，今天的会谈至此为止，以后再谈。然后，他对我说：“你今天 发言很少，下次，请准备一下，带着你个人的科研计划和全室的科研计划来。”
大概在1979年初，翰老直接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汇报工作。
我带了我写好的研究室内3个小组的《工作计划》和我自己的《工作规划》去了翰老家 。翰老粗粗地翻阅了一下，就把这些规划放进他桌上的卷宗里，同时问我：“你什么时 候开始研究非洲问题的?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是自学的。我在大学学的是历 史，但大学的史学课目里没有非洲史。我说我对非洲很早就发生了兴趣，这可能跟我上 的学校有关。我很小就在教会学校念书，因此很喜欢音乐。抗战时，日本鬼子侵占了我 的家乡杭州，我和母亲从日本人的魔掌中逃了出来(当时我只有12岁)。在朋友们的帮助 下，经过长途跋涉，极其艰难地逃到了当时的大后方——成都。在路上，我尝到了作为 亡国奴的痛苦。我同情生活在底层的不幸的人。到成都后，我不久进入了最老的两所教 会中学和大学。在课后，我和我的同学经常聚集在一起唱歌。当时，我们最爱唱的歌就 是“松花江上”和“黄河大合唱”。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来中国后，他演唱中的《老人河 》和《老黑奴》又把我们的心吸引住了。可是，有一点是：我不知道黑人为什么生活得 这么苦；为什么他们去美国当奴隶!这个问题一直到1955年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召开 前夕才明白。当时为了准备万隆会议的召开，领导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 愿意研究非洲问题，因为我原来是研究英国问题的。而英国是非洲最大的殖民帝国。我 满口答应，我说我对非洲不了解，我脑子里有很多问题希望得到解决。就这样，我怀着 喜悦的心情，到处寻找有关非洲的历史资料。那时国内很少甚至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 写的非洲史的书，只有两本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书。我又赶到北京图书馆里寻找。北图有 几本关于非洲的外文书。其中特别是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依斯的书，它成了我研究非洲的 启蒙老师。我把这些书借回家来，日夜攻读，因此，到万隆会议开会时，我终于能在报 上连续发表了四五篇介绍非洲的过去和现在的文章。1956年，我又赶写了一本《从黑夜 走向黎明的非洲》的小书。但好景不常，从1957年开始，国内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 运动，我毫无例外地被卷进去了。但我对非洲的兴趣没有减退，只要有时间，我还是关 心它，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翰老听完后，马上对我说：我也是从50年代开始关心非洲，研究非洲的。他说，我关 心和同情世界上所有不幸的人。我过去首先关心的是我们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状况，主要 表现在我国人民的生活太苦了，以后视野扩大了，我又关心我们的邻国——俄国和印度 等国。当时，非洲还处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整个大陆一直被封闭着，一片黑暗 ，内部情况无人知晓。20世纪50年代初，非洲北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首先发出要求 独立的怒吼声，万隆会议后，黑非洲也行动起来了，黑非洲的文明古国加纳于1957年宣 布了独立。非洲到处都发生着请愿、示威、罢工以及大规模游击战争的行动，反对帝国 主义的侵略。非洲人民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压迫和蹂躏是史无前例的，现在他们 站起来了，我同情非洲人民，对此感到惊喜。从这以后，我也开始关注非洲独立运动的 发展，并开始寻找有关非洲的资料，从事非洲历史的研究。他还告诉我，他已收集了不 少有关非洲的资料，在文革最混乱的时代，他被下放，被囚禁，而他还在思索着要写一 本非洲史。
翰老已经是一位80多岁高龄的人了，他立志要写一本非洲史，这在我头脑里是一个头 条新闻。
翰老与中国大百科非洲史卷
一场考试 大概在1979年底，我访问法国回来不久，翰老打电话通知我，说要跟我谈 谈工作。第二天，我奉命前往。见了翰老，翰老劈头就说：“我今天要考考你。”“考 什么呢?”我心想。我已50多岁的人了，还要考试!可转眼又想，我从小学读到大学，我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考试，考就考吧。我对翰老说：考吧。翰老从书桌上随手拿起一本 英文《中国妇女》杂志，对我说：“请你把它的第一篇文章念给我听，然后翻译成中文 。”我说：“好。”我按着翰老的吩咐，读了一遍，又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翰老点点头 说，还没有考完呢。接着又拿着一份用信封装着的稿件，对我说：“这是一家杂志请我 审阅的稿件，请你看看，能否采用。”我看完说：这篇稿件不能直接采用，需要修改后 才能用。翰老问：“为什么?”我说有的观点不对头，我谈了我的看法。翰老听后说： “好的，请你给该杂志写封回信，把你刚才对这份稿件的意见写上。我马上写了回信， 请翰老过目。翰老说不用看了，你给我念一遍。我念了，翰老就在信的结尾签上了他的 名字。最后，翰老对我说，还有一项任务是：你回去到图书馆找找英国《大百科全书》 和美国《百科全书》中关于埃及这个国家的条目是怎么安排的，比较这两本书在这方面 的异同和它们的优缺点，半个月后再向我汇报。
听了翰老的吩咐，我很纳闷：我是搞科研的，正在研究非洲奴隶贸易问题，怎么又让 我搞《百科》。回家后的第三天，中国大百科出版社负责外国史的一位女同志来我家了 。她告诉我她们正在筹备出版中国第一本大百科全书。她说中央对这本书很重视，她相 信这本书出版后会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它也是世界各大学、各学术单位和图书馆的必 备书。她并告诉我，目前，他们已拟定了全书的负责人，主任是胡乔木。副主任有好几 位，陈翰老是其中之一。目前正在考虑各学科编辑委员会负责人人选。学科负责人的挑 选难度比较大，他应该享有中外著名学者的声誉。陈翰老知识渊博，是中外知名的学者 ，是适当的人选。我们一再请他担任一两个学科的编委负责人，但他说他老了，他最多 担任一个，非洲历史。他还提出一个要求，说他老了，眼睛又看不见，需要一个助手帮 他处理日常事务。大百科出版社的负责人同意翰老的请求，并要他自己提出认为合适的 人选。出版社的这位同志对我说：“翰老点了你的名，他认为你是合适的人选。”并让 出版社的同志来我家征求意见。我听了后感到很为难。我告诉她：我来所不久，目前， 我负责一个研究室的工作，还要带两位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我哪里有时间兼搞《百 科》。她要我不要小看了《百科》，说它是国家级科研规划的组成部分，翰老是学贯中 西的大学者，“你当他的助手，拜他为老师，肯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你来讲是个难 得的机会啊”。我仍然摇摇头，请她另请高明。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谁也说不服谁。 最后她说，翰老已经表明，如果我执意不肯，他也不当非洲历史的主编，因为他老了， 视力不好，一个人担当不起啊。她还告诉我说，如果我拒绝，她就不走，因为她无法向 上级交待，我们的非洲历史书不能没有主编。无奈，我只好说，我考虑一下吧，请你也 向我们的所长汇报一下。就这样，我被拉进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卷非洲部分的编辑工作 。我被列为非洲史的副主编，翰老是主编。
“我不当挂名主编” 编辑《百科》，对我和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来说，都是陌生 的工作。1979年开始，我们参与编写《百科》的人，首先就是要学习。这时，中国大百 科编辑部已经为我们编印了很多材料，主要是如何编写《百科》，翻译了国外大百科不 同条目的书写样本，等等。同时还列出时间讨论研究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的框架、条目 、字数的分配，作者队伍的建立。总之，事情很多。我感到有点棘手。这时，翰老对我 说：“你不用担心。我是主编，你是我的助手，我请你帮忙，但我绝不当挂名主编，我 们可以有些分工，有困难，我们可以协商解决。”接着，他提出分工的方案，说凡是重 要的集体讨论问题的会议，他力争参加。重要条目的审定，一般采取三读全稿，(1)即 首先由我看原稿，提出意见，即：可以采用或需要修改，或重新改写。(2)请其他副主 编和编写小组成员一起讨论，提出共同的意见。(3)由翰老最后裁定。翰老必须自己审 读原稿(院里当时为翰老安排了两位中、英文的秘书，专为翰老阅读文件，书写信件)。 翰老还告诉我他自己编书、写书的几条原则：(1)最重要的是精选作者，要采取“伯乐 识马”的方法，不要光看外表，光凭简历或者凭人推荐，要经过全面的考察，选择“良 马”。(2)撰写外国历史文章的人，还必须掌握外语，还要有著作成果。(3)文章采用的 资料必须以原始材料(第一手资料)为主。我认为翰老定下的这3条原则是保证质量的基 本条件，我表示我将努力去执行。
翰老自己确实按照分工的程序去做。我记得，从1979年大百科外国历史卷(共3卷，300 余万字)正式上马后，大概在头三年的暑假，参加全卷的主编、副主编及分卷的正副主 编及编写组成员，由大百科出版社安排，利用暑假，去西山半腰的兄弟楼，集中讨论外 国历史卷每个国家的框架、条目、分类、字数，等等。每一次翰老都如约参加。兄弟楼 在半山腰。因此，为了到达目的地，80多岁高龄的翰老总要步行一段路程。在审读条目 中，我和其他同志有时遇到不同意见，相互争论不休时，我们也采取集体方式去翰老家 ，找翰老，各人在翰老面前陈诉自己的意见，倾听翰老的意见。我的感觉讨论是愉快的 ，问题大多能得到解决。
一本未完成的非洲史书稿
《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两卷本到1990年出版了。大概在1987年，条目基本已撰写 完毕。从1979年到1987年，特别在头两三年，我大概每个月至少要去翰老家两次汇报工 作。1988年秋，翰老告诉我，他从刊物上见到我写的关于奴隶贸易的文章。他认为这是 一个很有意义、值得研究的题目。同时，他建议我再写一篇文章，题目，他说他已经想 好了，是《大批黑人是怎样到达美洲的》。我告诉翰老，我应邀即将访问美国，过几个 月就回来，这件事等我回来后再谈吧。他说，这很好，你有机会在美国，多收集一些这 方面的材料吧。我答应，我说我一定利用这个时机多收集一些我所要的有关黑非洲的材 料。1989年春，我回来后很快去访问翰老。我向翰老汇报访美情况。翰老听了一小会儿 ，就说：“先讲到这里，我打算把几位最近访美回来的同志一齐召集到我家，开一个座 谈会。”说完话，他进屋拿了两份稿件交给了我。他说，一份是关于《大批黑人怎样到 达美洲》一稿的提纲，他已粗拟了一份，说它可以作为我写作时的参考。第二份是厚厚 的一叠稿纸，外面用一个旧信封装着，信封上写着：这是交给吴秉真同志的。他指着信 封说，这是他在文革中写下的，他当时计划写一本非洲历史，但文革中生活很动荡，他 被下放、被囚禁。因此，他只写了一份详细提纲(约1.5万字)。改革开放后，工作又很 忙了，坐下来写稿的时间不多，目前，他老了，视力更差了，写书、看材料全靠别人是 很困难的，他希望我能把它完成。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完成这项任务，但不可能很快完 成。我回国后，我们所根据院的规定，已经给我办了退休证，但由于我手头任务多，因 此，所里又给我办了返聘证。这样，我就得照常上班、工作。工作很忙。翰老点头表示 同意。
最后的一见
大约在2001年春节前后，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给翰老，翰老的妹妹素雅说，翰老病了 ，他正在床上呻吟，你听听。素雅把耳机移动一下，我就听到翰老痛苦的呻吟声：啊唷 ，啊唷!……我问为什么不送医院?素雅说，他身上的病太多了，但他一边叫，一边还能 吃饭，有时还能起床走走。我问：我能来看看翰老吗?她说：等晚上我问问我女儿再说( 她女儿童大夫全面照顾翰老的日常生活)。晚上，我又打电话给童大夫，她回答说：可 以。约我第二天下午3时去他家。第二天，我敲门进去后就坐在他的书房里，不久，我 听见翰老从卧室里往书房走的声音，这声音很奇怪，是有节奏的跳跃声：一、二、三， 吴秉真；一、二、三，吴秉真。当他走进书房时，我一看，原来翰老的左右两旁各有一 位阿姨搀扶着，而翰老是每走一步就跳一下。当他走进书房前，家人已经告诉他，来的 客人是吴秉真，因此他嘴里就喊着我的名字。我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发现翰老有了一 些比较大的变化。他的身材变矮小了，人瘦了一点，微微地驼着背。当他伸手跟我握手 时(他已不再拱手了)，我发现他的手背上全是黑斑。讲话时有点孩子气。他坐下后，我 问：翰老，您认识我吗?他说：我认识你，你是吴秉真，是个女同志。接着他问我目前 在干什么工作。我说我依然在忙着赶写有关非洲的文章，您交给我的两本书，我还不能 交卷，因为我现在的视力也不好，工作速度很慢。当我提到非洲这几个字时，他记忆之 门似乎打开了。他忙着问我：你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吗?我能帮你什么忙吗?然后他停顿了 一阵，对我说：“你要知道，我有生之年，是在等着这两本书的出版呢。”听他这么讲 ，我感到很难过。我说：“翰老，对不起，我一定努力去完成。”翰老是病人，我不宜 多讲话，很快地向他告别。
2002年，大概在3月初，我打电话给翰老，想给翰老拜个晚年。翰老妹妹素雅在电话中 告诉我说翰老于前几天(2月23日)送进协和医院了。她说他目前发着烧，血压也低，不 能不住院。说他过去眼睛看不见，现在耳朵也听不清了，过去吃饭由阿姨喂着吃，现在 只能用鼻饲，同时，大小便也不能自己掌握了。我问她翰老在医院的病房号码，她告诉 了我，并一再叮嘱：不用去看他了，因为他基本上已失去记忆，什么人也不认识了。
今年3月23日，我接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寄来的讣告，说翰老已于3月13日在北京逝世。 翰老以108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大概在我国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之中是极为难 得的了，而他从事工作之久，更是罕见的。他在晚年仍然埋头工作，以一颗火热的心投 入工作，投入对非洲问题的研究、写作，直到他百岁以后死神来敲他的门为止。在他30 多岁时，他曾说过：“假如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着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化 ，而我个人的生活不违反这样工作的旨趣。”(注：见《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 3年1月1日)。)他的梦想可以说是实现了，他为革命，为学术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种 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