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业的创新问题、研究维度和趋势--5月183/L/183会见拉里教授_好莱坞论文

美国电影业的创新问题、研究维度和趋势--5月183/L/183会见拉里教授_好莱坞论文

美国电影产业创意问题与研究维度、趋向——梅#183;L#183;拉里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创意论文,拉里论文,美国电影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梅·L·拉里教授(Lary.L.May)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文理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美国研究系(Department of American Studies)的骨干教学科研人员(core faculty)①。1978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7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学士学位。他在影视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二战后的美国历史、20世纪美国政治和文化历史等领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突出的贡献,是美国影视产业和大众文化研究的资深专家之一。曾任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的兼职研究员、America in Our Time的Salzburg Seminar Session 313以及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的Session 325研究成员。已经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The Big Tomorrow:Hollywoo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Wa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Screening Out the Past:The Birth of Mass Culture and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Recasting America: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old Wa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目前正在研究和写作的专著有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Global Hollywood and America's Cultural Wars。

笔者在明尼苏达大学访学期间对梅·拉里教授就美国电影产业与大众文化先后进行了3次访谈,历时3周,期间翻阅了上文提到的梅教授的三本代表作以及一些相关论文,并与明大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苏卫群(音)博士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影响和相关政策研究的。力求对美国电影产业和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维度、研究趋向、创意、软实力等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并对一些共性的问题以及我国影视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进行了思考。

一、研究美国电影产业的四个维度

梅教授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dimensions)来思考和研究美国电影产业和大众文化②:

1.美国电影产业与大众文化的诞生

第一个维度是美国的电影产业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并与大众文化的诞生相伴,其对观众和制作者的吸引力和兴趣点都源于此。那么,什么是美国的大众文化呢?当影视摄像开始应用时,欧洲国家的影视制作者会按照社会阶层来定位其观众、制作影视产品。比如,德国电影是按照社会阶层来制作的,分别拍摄适合上层社会、中产阶层、工人等不同社会阶层的电影。而美国则有点儿不同,当时美国的传统社会阶层已经开始式微,新兴大众文化打破了阶层之间的差异,寻求跨越阶层的娱乐生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北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移民文化相碰撞,各阶层间的文化相互混合。特别是电影,突破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黑人的爵士、酒吧等文化的界限,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为整个美国大众构建美好的新生活。正是诸如电影、夜总会、大众音乐、舞蹈等新兴无阶层差异或阶层混合的文化构成了美国式大众文化,而这种文化又促使艺术家们设法去建构一种新文化桥梁,即创造一种能吸引各个阶层的影视样式,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当时通过影视来重建文化有许多途径:一种是运用电影这种新媒介来创新和重构传统社会秩序。比如导演D.W.Griffith就是这类型的代表人物,他是个“老来俏”(old fashion man),希望在美国北部城市重建19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人们通过观看其影片来体味这种创新;而像Charlie Chaplin拍摄的The Tramp,Douglas Fairbanks的The Americana等,他们则欲建构一种新文化,这就是被称之为美国20世纪道德礼仪革命(the revolution in manners and morals)。

进一步讲,影视摄像诞生与应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影视摄像使人们能够看到从未亲历的世界、事情,就像望远镜和显微镜一样让人们看到以前无法看到的东西,这对观众来说是一件极为兴奋的事。比如,Robert J.Flaherty的纪录片Nanook of the North让人们观看到无法亲历的加拿大北极群岛人们的生活。正是这些技术的应用给了重构和新建美国大众文化的契机。于是就有了像D.W.Griffith那种重构传统文化或转型,还有构建新伦理道德和新文化的Charlie Chaplin,Mary Pickford,Douglas Fairbanks等导演。

2.好莱坞的建立与美国新生活的开始

另一个维度,是美国影视产业所特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当时中国的上海、法国的巴黎相比,但绝对是美国特色的,那就是试图构建一个开始全新生活的地方,这就是好莱坞。好莱坞不仅仅是一个制造电影的地方,而且是开始构建美国新生活的地方。随着好莱坞电影的流行,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影迷杂志、服饰等影视延伸产品开始在美国流行(中国应该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好莱坞影视迷)。好莱坞无疑成为奢华与休闲,构建美国终极理想的地方;由此19世纪20年代美国伦理道德变革开始了,出现新的性观念,新的男、女风格(hood)。就是运用休闲(leisure)手段来展示美好生活,而非工作,这是因为美国的新中产阶层并不富有,但他们渴望开始新的美好生活,好莱坞迎合了这一需求。在美国有一句大家都公认的话就是,没有什么比好莱坞更美国(Nothing is more American than Hollywood.All agree on that③)。

3.文化混合(Culture Mixtion)与嬗变

另一维度就是文化混合,像爵士、舞蹈等新世纪的流行样式开始融合;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开始建构新生活基于对传统社会的批判,是由下而上地构建新文化与促使社会转型④,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事情。30年代好莱坞建构新政文化(New Deal Culture)和新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型是面向所有人的,不仅仅是中产阶层,还包括工人阶层。这可以从Will Rogers等的电影中略见一斑,特别是当时极为流行的John Ford的电影,像The Great Gap,How Green Was My Valley等影片。可以说经过20、30年代的发展,美国大众文化变成一种反社会官方价值的文化(contrary to the official value of society)。

而在战争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和商业界都意识到新型的电影产业能动员人们去战争,这种认识始于二战,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从50年代开始,好莱坞开始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思考向世界传播的问题,这源于冷战时期与共产主义阵营前苏联对垒的结果。梅教授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观念毁坏了大众文化,成了一种官方文化(official culture),不同于20年代旨在吸引大众、基于构建新生活的文化。因此,当时好莱坞电影虽然开始在世界传播,美国电影观众开始流失,在美国开始失去其市场,这都是过度表达美国形象,受冷战的影响太深所致。

4.创意、全球化与新好莱坞

新创意浪潮(New Wave of Creativity)开始于欧洲(特别是法国)、日本,然后传播到美国,像Claude Chabrol,Francois Truffaut,Federico Fellini,Ingmar Bergman等的电影开始在美国流行,并占领了好莱坞的市场,于是好莱坞设法开始与其抗争,这就产生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的新好莱坞,比如像Bogdanovich,John Cassavetes,George Romero,Melvin Van Peebles,John Carpenter开始借鉴欧洲,重振美国影视产业。再比如Francis Ford Coppola导演的God Father,Tucker:The Man and His Dream等影片。

而现在的创意源泉则更为广泛,欧洲、亚洲的导演加入到好莱坞,产生影响并促进了世界影视创意的勃发。也就是说,好莱坞越来越全球化,不同文化因素聚集在这里。比如展示美国北部同性恋故事影片《断臂山》,是在加拿大拍摄,是英国女作家撰写的,由华人移民导演李安制作完成的,获得了很大的票房收入。

当下有两个角度看待好莱坞:一是both of mature the way conformity ringside American both in and out好莱坞对国内外市场积极反应;二是constant because it so respond to the audience促使创意、艺术、好莱坞始终受观众左右,制作者关注观众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是观众制造内容,新内容需求来自观众,其创意都源于此。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好莱坞也越来越关注全球观众的需求,美国形象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二、美国电影产业内容创意的保护与激发创造力的因素

如何保护创意涉及到法律问题,就是版权保护问题。全球化使得影视创意会被窃取、非法复制,通过数字技术、DVD等,许多技术促使复制更加便捷,好莱坞经常面临被抄袭的困境,所以必须加强其版权保护,确保创意不被窃取,但实际上非常困难,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技术,为非法复制等提供了可能。

而实际上通俗文化的模式(pattern of popular culture)从开始就是如此,每年都会有许多影片被制作出来,不过大量影视产品实际上并不成功,如果一旦有某部影片受欢迎或流行就会有跟风和被复制,同时这样的影视形式也就流行了起来,这就是通俗文化的模式。近几年,为了避免其影片被非法复制,好莱坞实行了在全球各地同时放映新影片的策略。举个例子来说吧,就在2002年9·11事件之前,好莱坞的一部不是很有名的影片在欧洲、亚洲和美国等国家地区同一天播出,这样使得人们在电影被复制之前同时涌向影院,这是近年来好莱坞如何避免被拷贝的方式之一,不过拷贝对创意保护仍然是一个大恐慌(big panic),而且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美国影视创意与政治相关联,电影导演或制片人会思考当时的政治生活,不仅仅回应人们对影片的反思,而且会思考政治影响问题,即使影片似乎不直接谈政治问题,但是像Coppola,Ang Lee(李安)等的一些影片,还有著名导演Martin Scorses的Taxi Driver等都产生了政治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时候政治环境对电影有很严的限制,也会产生很有创意的电影。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这个特殊时期先后持续了10年,影响了许多当时的导演。其间Franz Waxman导演的Sunset Boulevard(1950),A Place in the Sun(1951),就是非常杰出的电影。Franz Waxman来美国时正值冷战的巅峰时期,当时美国对影片制作的限制很严,甚至有10名导演因政治原因入狱。政府发布了对好莱坞的新许可制,强调好莱坞要与国家紧密合作,对影片制作有严格的限制,电影叙事中不许有批评政府的言论,要强化政府领导的权威,有一半的导演被迫拍摄这样的影片,而另一半导演则制作传统的电影,再现昔日美国在拯救世界的形象。在这些电影中演员要留意许可制的约束条款,但是导演和制片人运用视觉风格(visual style)巧妙地表达他们对40、5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的批评,特别是对建构于冷战期间的新社会的反思。这种抗争的方式,就是在经受严格限制的环境下这些导演努力寻求表达自己想法的空间。那个时期的音乐也是如此,比如Bebop Jazz音乐家Charlie Parker等都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方面他们制造流行,另一方面表现出不同的观点。

实际上,创造力产生于不同文化力量的交流与碰撞。在梅教授看来,中国现在就存在不同的文化力量并相互交流与碰撞,一定会激发创造力的勃发。比如上海,市区绝对像现代化的纽约,而到上海的老城区和郊区情形就不一样了,就非常传统;中国有非常现代化的一面、又有传统的一面,有佛教、儒家等不同的信仰,还有来自社会底层的民间文化,甚至文革的影子还在。北京更是如此,有非常现代化的中国、传统的中国、新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以及像麦当劳、肯德基等美国商品流行的中国。三种文化力量同时出现在一个城市,有非常现代的文化、新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中国人是如何将这些糅合在一起的却浑然不觉呢?在梅教授看来,这些文化差异就有许多文章可做。

促使美国影视创意产生并能付诸实践的关键因素包括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许多人都谈到过的一个层面,就是美国影视产业很标准化,而另一个层面则源自社会底层,美国有300多个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也有许多其他不同的文化群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创意勃发于或来自于社会的底层,不论是Hip Hop,还是Jazz,这些艺术创意都是源于社会的底层,而且都非常的成功。就好莱坞而言,还有一个因素,即使在现在,有一个群体仍然是好莱坞创意的主导力量,这就是美国犹太人。

其次,在美国有一种关于民主的愿景(vision)——我们都是平等的,这种愿景使得创意阶层关注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之交流和碰撞,就会迸发创意,这源于美国民主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而且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之间以及社会不同的阶层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同样会促使创意的产生。中国虽然没有像美国这样的移民文化,不过现在确实有不同的阶层,存在不同理念和文化之间冲突,就会有许多观念产生,而这正是促使艺术家创意的非常有利的条件,艺术家确实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东西。

进一步讲,只要文化出现大的变化,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所代替时,就会产生困惑,就会激发创造力,而且当个人感知(个人愿景)与公共感知(公共观念)相碰撞之时,就是创意的勃发点。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影视产业需要市场。影视产业有两端,一端是艺术家,另一端是公众,艺术家须知道公众对影片的反馈,知道公众需要什么,这就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或类似能便于公众反馈的场所,要避免某种超越市场的权力阻止艺术创意来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样市场与其他因素一起促使创意产生。

三、美国电影产业与软实力

美国有大量的研究论及软实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文化吸引力的问题,即研究影视产品在本土或到海外发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软实力不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而是文化力量,美国影视中有许多体现软实力的地方。过去,我们可以从冷战时期初期看到(即从1947年到60年代中期),好莱坞通过塑造区别于前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的美国形象,来赢得世界的赞誉;当今,世界各国的人们在本国就能消费美国的影视产品以及其他商品,并将美国文化与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构造出一种全新的东西。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像欧洲的Rob Crews、亚洲的John Dower等人的研究,甚至有关好莱坞如何在中国传输及影响的研究等。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是美国大量地传输其影视产品,确实在影响着其他国家的人们去购买美国的产品,并生活得像美国人。也就是有关美国影视产品如何被国外接受,好莱坞如何输出美国价值、产品,以及其文化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二是美国的影视公司开始在国外投资,与其他国家的影视公司合作越来越广泛,出现了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美国与中国文化之间混淆,生产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换一种说法来讲,人们能看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向海外输出产品并影响着那里的文化,这一点人们比较清楚;而一个常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就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制作的影视产品,其他国家的影视制作者参与到好莱坞影片的制作中,这些合作的影视产品返回到美国,同样在改变着美国。也就是现在不仅仅美国传播和影响的问题,美国文化在全球传播并影响全球文化的问题,更为重要的一些跨国公司制作的产品返回到美国。在梅教授看来,像Truffaut,Bergman,Rosliny,Fellini等导演的电影在美国影响很大,他们也在制作输入到世界各国的影片,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合作制作,比如,在中国组建合资的影视公司,在当地制作影片然后返回到美国。比如《英雄》、在美国很是流行的《卧虎藏龙》等都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还有在美国很受欢迎的李安导演,其《断臂山》在美国市场非常成功,尽管有些国家仍不允许其公开播放。实际上这部影片不仅仅关乎到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而是软实力的问题。

此外,一个值得注意和有趣的现象是,好莱坞也制作了许多有中国文化元素的电影,像《卧虎藏龙》、《花木兰》等。其中塑造了一些新型妇女形象,而这类精力充沛、会功夫的中国妇女形象在美国流行,一个重要的缘由是美国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输入中国元素产生新一代妇女形象正是好莱坞要寻求的,就像《卧虎藏龙》描述的那样女性,强壮、能飞舞、会打斗。

四、当前美国电影产业最重要的现象与目前美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主要趋向

全球化是当前美国电影产业最为重要的现象,这不仅仅意味着美国影片走向世界,还意味着独立的导演、制片和公司的出现,其资金、艺术家来源于海外,他们吸引非常细分的美国目标观众,变得非常成功、流行。再以《断臂山》为例,这部电影是独立制作的,而且原著作者是英国人、导演是台湾人,制作公司是从欧洲获取资金来源的独立制片公司。现在的情形是好莱坞过去是全国的,面对的是全美的观众,有非常清晰的全国性市场结构;而现在大多数美国影片的观众,至少50%是来自海外,如果观众的构成在很大程度决定着所制作的产品类型的话,那么如今的影视产品制作与过去是不同的,不再仅仅受国内票房、收入的影响,而是海外的影响在不断增大。也就是说全球化使得一些合作制作的影片返回到美国,而且是完全与过去不同的情形。比如说中国的电影在美国也很流行,不仅仅是像《红高粱》(Red Sorghum)那样的艺术电影,这类电影只是在一些很细分的影院播放,还有非常受欢迎的影片像《卧虎藏龙》。Bamboo是另一个例子,由墨西哥制片人公司制作,由西班牙一家公司资助,由美国一家公司发行,非常流行。目前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可以看Allen J.Scott的论文和著作。

目前美国电影研究有三种主要趋向:首先是可以称之为主流马克思主义观(the mainline Marxist view),认为不论是产制模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上层建筑(the super structure)还是电影工业及其产品都反映其所处的现实。比如Thomas Schatz的The Genius of the System:Hollywood Filmmaking in the Studio Era和David Bordwell的The Classic American Cinema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二者都研究了传统好莱坞体制,这种体制是由制作公司、影院产权和流通销售网络构成的;都审视了好莱坞公式化的线性电影叙事,认为好莱坞等运用标准化的明星和情节模式,进而通过更换包装,像工厂一样,不断迅速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其次是文化理论,这类研究着力对文本或电影进行文化分析。Bill Nichols主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和方法文集》(Movies and Methods,An Anthology)对电影文本研究进行了梳理,从中可以看到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本书也收入了Bill Nichols的一篇很有影响的女权主义分析的文章,认为影视往往会从男性角度出发,把女性作为附属的性对象,这不过是男性主导社会性别观的一种衍生而已。这类研究还有首映批评(premiere critic),代表学者有Pauline Kael,James Agee,Paul Schrader等,这些研究是基于电影本身的分析,梅教授很赞许这种研究取向。接着是批评性传记,比如Joseph Mc Bride阐释了主要导演的生活与艺术,其中最好的是Searching for John Ford和The Tragedy of Success,a Biography of Frank Capra。最后是梅教授也参与其中的一种研究取向。认为社会文化历史把电影视为解答那些被保守历史学家回避的社会问题的一手资料,比如Steve Ross的Working Class America、Mark Harris的Pictures at the Revolution等。

此外,还有对观众接受的研究,认为研究影视要基于如何看和思考看过的影片,比如Rob Kross对欧洲放映的好莱坞影片。值得一提的是Frederic Jameson名为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 Issue的文章,他研究了电影产业由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市场意味着什么等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现在要研究的重点。

五、新技术对电影产业的影响

新技术促使电影产业与观看电影的方式不断创新,使得影视创造出全新的东西,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制作如同所见和所想的世界一样的景象。实际上,电影存在着一种悖论:电影的吸引力在于展示新奇的经历或经验,与日益过分技术化的组织抗争,又恰恰与技术密切相关,制作方式也不断趋于技术主导;在20世纪之初,像Douglas Fairbanks的电影,现在的cyber film,人们变成了机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此都有所忧虑,现在电脑技术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之中。不过,电影制作者则认为没有必要有这种忧虑,相信能操控技术应用与拓展,制作出人们想看到的图景。

六、好莱坞的经验与教训

好莱坞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被当作操作人们的工具(manipulate people),促使人们遵守社会规制,使人们从事一些有利于社会的重要事务。比如,二战后期的迪斯尼影片。而另一方面,电影会促使人们重生,重新思考生活,比如如何让吸毒者重生等问题。好的电影告诫人们不做傻事,走正确的和应该走的生活之路,避免一些曾经犯过的错误再现。比如上文提到过的Taxi Driver,再比如Oliver Stone所有关于越战的影片,像Platoon(《野战排》)就是反思越战,警惕不要重蹈覆辙。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好莱坞所展示的美国消费文化。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人们要开新车、住豪华酒店、参加聚会,这都需要花钱,那就需要赚钱来消费这些东西,这就是吸引力之一,也就是美国的消费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期的美国清教徒社会(puritan society),认为娱乐是不好的,主张限制享乐甚至消费行为,将消费性收支都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而消费文化恰恰是反清教徒主义(Puritanism)的,认为消费、消费、消费,然后工作、工作、工作,这也是美国的一种悖论(paradox),即美国建构这样庞大的影视产业,只有不断的消费才能保持其发展,这就是美国影视的通病。而其他国家影视艺术家,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消费文化背景与历史基础,不过,现在清教徒主义又重返美国,欲重塑美国人的消费观念。

注释:

①关于梅·L·拉里教授的详细介绍请参照明尼苏达大学美国研究系的网页,http://americanstudies.umn.edu/people/profile.php?UID=mayxx001,下文简称为梅教授。

②关于这个问题梅教授建议参看他的第一部专著《筛选历史:美国大众文化和电影的诞生》(Screening Out the Past:the Birth of Mass Culture and the Motion)。

③May.L.Lary.(2000).The Big Tomorrow:Hollywoo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Wa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rologue.P.1.

④关于这个问题详见May.L.Lary.(2000)The Big Tomorrow:Hollywoo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Wa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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