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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结构性矛盾仍是这一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12个方面：
1.结构与总量的矛盾，
2.生产结构与资源结构的矛盾，
3.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矛盾，
4.技术结构滞后与外部竞争加剧的矛盾，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所有制结构之间的矛盾，
6.工业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矛盾，
7.产业规模扩张与产业内在质量振兴的矛盾，
8.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资源向非农产业转出的矛盾，
9.企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与增长方式转换的矛盾，
10.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区域间结构矛盾，
1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12.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与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国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长期任务。”要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最重要的战略措施之一是实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结构性矛盾是我国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
我国正处于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从经济总量、产业规模、生产手段与技术基础、进出口依存度以及主要经济聚集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看，国民经济已处于工业化中期，但结构性矛盾仍是这一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换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战略任务之一。
在新形势下，我国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1.结构与总量的矛盾。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每当国民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结构就趋势于失衡；每次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都体现为抑制总量扩张而协调结构。“八五”末期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导致的通货膨胀仍是结构性失衡在总量上的反映。这一态势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与经济“起飞”、经济赶超的战略任务不相适应的深层次缺陷。
2.生产结构与资源结构的矛盾。为了完成工业化阶段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的基本发展任务，在80年代以来的“翻两番”战略中，我国的产业结构基本延续了“重、化学工业化”的趋势，钢铁、化工、纺织以及部分机械制造等原材料及基础加工业得到了较快扩张。目前的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资源指向型特征、粗放特征。在这样的生产结构状态下，资源储量与资源结构已无法继续支持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增长方式转变根本地依赖于结构形态的转变。
3.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矛盾。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10余年的发展，我国绝大多数产业的生产能力都有了很大增长，市场供求之间的关系已经从过去长期的供不应求和“卖方市场”转变为总体上的供大于求和“买方市场”；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型消费品不断成为市场热点。但由于众多原因，我国生产领域的产品构成未能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和最终需求的变化及时转换。从“九五”情况看，一方面国内产业（纺织、机械等）生产能力过剩或开工不足状况严重，产销率持续低迷，产品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外商抢占国内市场的趋势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现有生产结构下的产品构成不能适应社会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变化是这一矛盾现象的根本原因。
4.技术结构滞后与外部竞争加剧的矛盾。我国前一战略发展过程的技术结构存在三个明显缺陷：一是许多重要基础产业曾较多地依赖于引进二手设备、利用“三来一补”等实现产业扩张，这种以初级适用技术、中间技术为主的技术构成现已成为产业竞争力不高的原因之一；二是重大装备未能完成从成套引进到消化、吸收的转换；三是家电业、高新技术产业尚未走出产品低档化的阶段。技术结构的这些缺陷与跨世纪发展的战略任务形成尖锐矛盾，大量产业面临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的高潮。在技术结构中更多地采用先进技术已成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所有制结构之间的矛盾。在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以“全民”和集体为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以及“三资”企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从总体看，我国现有的所有制结构仍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其主要表现，一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过于单一，由此造成产权虚置、政企不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等种种弊病；二是国有企业活力不足，大量国有资产被占用在效益低下的领域，无法通过市场方式实现要素的优化重组和资产运营；三是在前一战略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也大都存在产权明晰的问题，急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合作制”等方式进行改造，所有制结构方面的缺陷使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成为竞争的主体，资产与要素优化重组的主体、产业结构转换的主体，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6.工业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矛盾。在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第三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在促进流通、增加就业、繁荣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中的一、二、三产业之间关系趋于协调。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这一过程中的第三产业发展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由于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改革进展不理想，在原有体制下以“计划调拨”方式依附于生产企业的工业品流通职能尚未得到有效剥离，大型、专业化的新型流通组织仍严重发展不足。二是依赖分散经营的小商品经济方式的社会流通、服务系统日益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主体，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专业化、社会化的城市生活服务系统、生产服务系统尚未建立起来。三是第三产业内部，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新兴产业刚刚起步，规模化、规范化任务繁重。
7.产业规模扩张与产业内在质量振兴的矛盾。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目标已从全面扩张转向提高产业内在质量，部分产业生产能力减缩调整的任务十分迫切。我国的钢铁、建材、家电等产业的产量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产品档次、质量、成本、售后服务、市场集中度、品牌优势等仍与国际市场差距明显。另一方面，我国的能矿产业在若干区域已面临资源枯竭的威胁，纺织等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呈现为严重过剩，以要素空间转移、生产能力减缩为特点的产业调整迫在眉睫。
8.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资源向非农产业转出的矛盾。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工农两大产业之间、城市与农村经济之间结构关系的调整。一方面，我国农村与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加强投入，但农业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迅速提高使土地、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力等要素呈现为加速向非农产业转出的态势，由此构成了对农业及农村发展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在“翻两番”战略初期形成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逐步完成向大农业转换，抗自然能力低下的低技术含量农业需要加快向高技术、高效益的商品化农业转换，以第一产业为基本构成的农业需要向与农产品深加工密切结合的高附加值产品型农业转换，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乡镇企业需要向规模经济、聚集效益、城市化和提高技术含量的方向转换。
9.企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与增长方式转换的矛盾。在前一战略周期中，我国不仅原有体制遗留下来的分散化生产，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状况未能得到有效调整，而且由于改革措施不完善，在家电、汽车等一些新兴产业中又多次出现了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和区域经济结构趋同化倾向。规模不经济以及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已成为阻滞我国产业振兴与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实现规模经济不仅是完成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是今后中长期产业政策的主要指向，而且与改革过程中发展跨地区、跨产业、跨所有制、跨国的大型企业集团这一战略任务密切相关。
10.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区域间结构矛盾。一方面区域结构转换已成为实现“特区型”经济持续增长、培育以“浦东开发”、“重庆设市”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增长带头地区、推进老工业基地改造等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减缓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抑制地区经济同构化趋势、打破地方市场分割以及沿重要交通线结构重组、形成大经济协作区域等问题正在成为结构研究的重点。
1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集中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城市经济中基础设施不足、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生活质量下降等难题。我国的城市结构现状难以适应工业化发展需要。从“八五”后期以来的情况看，一方面若干超大型、大型城市的功能重新定位，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正在呈现出新的高潮；另一方面中小城镇无序扩张与发展不足并存的现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现象仍严重存在。
12.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与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我国就业结构在 跨世纪发展过程中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压力十分沉重。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将继续向二、三产业流动，另一方面城市“下岗”现象日益普遍，其中第二产业的“下岗”职工主要将向第三产业内寻求再就业机会。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就业结构将趋于年轻化，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矛盾有可能激化。
我国跨世纪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转换的基本任务
按照一般规律，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积累、资源要素向工业领域集中和生产手段改进，工业化中、后期则日趋更多地依靠以大规模提高生产率为特征的产业振兴、新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和资源优化配置下的产业结构转换。在结构特征上，工业化初期的重、化学工业化趋势相继为生产重心后移和制造业比重不断增加的高加工度化趋势、国民经济增长不断快于资源投入增长以及保护环境的资源节约化趋势和“清洁结构”趋势、更多获取国际比较利益的高开放度化趋势、依靠新兴产业支持增长和占据有利国际分工领域的技术密集化趋势所取代，并走向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工业化中期的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以及由此带动下的经济结构连续转换过程。
参照一般趋势，中国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转换的基本任务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改革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根本目的是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更趋协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更加牢固，理顺社会经济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国民财富和各种要素的利用效率。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方向，一是继续大力发展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二是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等实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三是继续加大“政企分开”的改革力度，使企业摆脱对政府依附地位，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主体。
2.资源要素在产业间的优化重组。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相结合，与国有企业的“转轨”改制相结合，与大规模提高生产率相结合，与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相结合，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与生产力空间布局的调整相结合，要素优化重组、产业间再生产接续关系重组是经济结构转换最根本的任务。优化重组的目标，一是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提高资源利用效益，使国民经济增长摆脱对资源消费增长的依赖；二是盘活存量和提高资产利用效益，同时进一步疏通社会直接投资的渠道，推动消费基金向投资基金的转换；三是进一步形成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结构态势。
3.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为工业化提供坚实基础。国情与发展基础决定，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必须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我国结构调整与转换方向不是以工业取代农业，而是通过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率不断提高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我国经济安全的最重要保证是农业生产，我国仍未完成工业化改造的主要领域是仍以手工劳动和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农业领域，我国潜力最大、亟待开发的市场在农村，从长远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换过程中最艰巨的任务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4.加快产业培育进程，努力实现产业振兴。我国面临的经济结构转换任务中，最繁重、难度最大的方面仍然是第二产业内部的产业培育和产业振兴。从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看的新特点，一是发展不平衡，中国在成为钢铁大国的同时也成为了家电大国，本来相继的结构转换过程将表现为多重转换交叉。二是快速增长使产业间矛盾加剧，汽车业已经驶入“上规模”的快车道并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产业，而在与机械、仪表、橡胶、金属材料、化工、纺织以致基础设施等前置后续产业之间的连续上却不断显现“断点”，速度不断加快使产业间相互衔接的“反应时间”不断缩短。二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第二产业发展不仅要脱出依靠计划分配资源的旧体制，而且要尽快脱出依靠政策保护的轨道，走向依靠市场竞争的道路，要依靠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在竞争中加快产业的技术改造，实现资源、要素的战略性重组。
5.加快高新技术产业、新型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我国必须把产业结构的资金密集化过程和技术密集化过程密切结合起来，这对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技术含量和效益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我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中，金融、保险、旅游市场中介、信息服务等新型第三产业发展不仅代表着经济结构转换的基本方向，而且还承担着发育市场机制、促进新型经济组织形成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任务。
6.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态直接影响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之间的关系，影响经济扩张过程对劳动力的吸收程度和社会安定程度，影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程度。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转换的任务还包括协调积累与消费之间关系，协调资金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关系，协调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等方面。
跨世纪发展过程经济结构研究的新特点
我国对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的系统研究始于80年代初期。“六五”期间，在当时国民经济结构性大调整和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战略目标提出的背景下，形成了大量重要成果。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贡献，一是全面深入地揭示了我国各产业内部及产业之间存在的数量比例关系的失衡状态和内在矛盾；二是强调提出了必须要尊重客观规律和力求协调发展的思想；三是提出了我国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的矛盾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的预见；四是对单纯追求总量扩张和“重工业自我循环”等结构战略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要“提高最终产品效益”的结构效益观念等。“七五”期间，为了配合国民经济起飞过程的发展需要，我国结构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以“梯度发展战略”为代表的空间战略布局、外向型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育和重要基础产业的保护等方面。“八五”以来，产业政策、战略重点产业扶持和利用后发优势的中长期战略规划研究成了结构理论发展的主流。
“九五”开局，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以新的形式再次趋于尖锐。其主要特点，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原有体制以及改革过程中措施不完善之间的矛盾加剧，体制性因素已成为资源优化重组的主要障碍之一；二是以短缺为主要特征的买方市场已经为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的卖方市场所取代，以破除生产性障碍为主的结构调整已经转向按照需求结构变化调整生产结构和排除消费结构升级障碍所取代；三是国民经济的外向依存度已经大为提高，国际市场对国内生产的影响不断加深，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要围绕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参与国际分工展开；四是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以生产能力和产业间数量比例关系为主要对象的调整已经为跨产业、跨地区、跨所有制以致跨国的战略性重组、资本要素与产权关系的战略性重组所取代；五是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和我国国民经济现实发展过程中，金融在结构调整中位置日益突出，资本市场发育、规避金融风险、化解银行不良债权与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以增量投入盘活存量资产、利用金融杠杆调控经济运行等已成为改革与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六是在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公平的要求日益迫切，区域经济之间发展差距拉大的危险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国民经济整体结构调整的基本内容；七是国民经济发展、结构升级与劳动力要素的充分、合理利用之间矛盾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加快，国有企业减轻冗员负担，区域性经济衰退等因素使结构调整必须与就业岗位的增加密切结合起来。
由于结构调整与转换已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为了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 组织对经济结构的系统化研究已十分必要。 经过1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结构研究已经走过了观察、对比、一般理论归纳和学习别国经验为主的初级阶段，走向了成熟和系统化。与前一战略发展时期相比，当前在结构研究上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一般地探讨规律转向更多地研究特殊性。例如在强调规模经济的同时要探讨产业政策与地方经济利益的结合方式。二是从主要发挥内在潜力转向注重与环境协调。例如研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时更加注重对国际市场、对周边环境和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确切把握。三是从主要以良性化为目标转向力求优化。例如“瓶颈”产业开发要和可持续发展、提高结构效益联系起来。四是从一般地趋势预测、政策建议转向与过程监测、事后检验并重。例如对新支柱产业的扶持要加强对倾斜政策的效果评价并不断完善修正系统。五是从以政府行为为主要调节机制的研究转向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研究，打破结构研究中“政策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加强对结构自组织能力的探讨。六是注重对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中的困难进行分析、揭示，并把落脚点放在相互协调的可操作性政策体系上。
注：本文为《大战略——走向优化的中国经济结构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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