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新里程碑——兼论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无产阶级论文,里程碑论文,党建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建设的理论的发展是与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实践发展相联系、相协调的。邓小平建党理论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对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新实践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的里程碑。邓小平建党理论的继承性、创新性和开拓性，铸就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进程中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列宁创建了无产阶级革命党与执政党建设的系统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奠基者。他们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了自为的阶级，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最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竖起了第一座丰碑。但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局限，他们未来得及对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作深入细致的阐发，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1〕
“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 〕在第二国际各国社会主义党相继背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后，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旗帜，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同俄国的“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等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的基本原则，并针对俄国当时情况，特别强调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重要性、组织形式、组织原则等，创造性地解决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奠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前作为革命党的完整理论。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创建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胜利后作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崭新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竖起了又一座丰碑。
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创立了共产党在政权中独立的领导地位的理论。列宁认为，“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好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关系，是执政党建设的前提。他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3 〕当俄国内外的一些机会主义者打着“一党专政”的旗号攻击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时，列宁坚决地回答：“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4 〕“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全面的专政。”〔5 〕在列宁提出党要对政府实行绝对领导的同时，更详细地阐明了党对政府实行领导的原则，其中最主要有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为了实行这些原则，1919年列宁专门作出了关于《党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无论如何不应该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会带来极危害的后果。”〔6〕1922 年列宁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的、不经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7〕列宁提出的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 深刻地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性质和特点，是对党的领导理论的最本质的概括，对执政党的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第二，提出了党的领导工作重点转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任务。1918年3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一文中， 强调要把对经济工作的管理提到首要地位上来，并且指出对经济工作管理的有效方法就是“组织计算和监督”。列宁说：要“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迄今以前，居首要地位是采取措施直接剥夺剥夺者。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8〕。为此，要正确决定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 强调管理中知识、技术和经验的重要，必须选拔优秀人才加强组织管理工作。列宁特别强调执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9〕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在革命后的根本任务的思想， 要求执政党的建设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且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个中心，这就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确定了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三，列宁提出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扬民主，把民主精神和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秩序。列宁指出，苏维埃民主具有十分广泛和真实的特征，是真正的民主，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度。列宁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只有在大多数群众都学会并切实管理国家，具有充分的自觉性、坚定性和独立创造精神及忘我劳动精神；二是要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有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自己最可靠的领袖”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种民主精神和铁的纪律的和谐与统一，“就很象随着音乐指挥者的柔和指挥一样”〔10〕，是一种高超的执政党的领导艺术。
第四，特别强调了要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列宁在这方面的论述是十分丰富和精彩的，其要旨是：一、提高执政党的党员素质，要把“提高普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文化水平”当作“头等的重要任务”〔11〕；二、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列宁认为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主要取决于党员的成分和质量，对于那些“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注意“清洗‘混进党来的人’”〔12〕；三、防止不良作风滋长，不断铲除官僚主义莠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党最大最严重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他说“一些政党在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步”〔13〕，为此，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实行严格的监督；四、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坚决维护党的统一。十月革命胜利后，全党结束了原来战时分散的和相对独立的状态，有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但是由于苏联党内成分复杂，在执政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一系列重大决策（如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关于工会问题、关于新经济政策等）中都伴随激烈的党内斗争，干扰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妨碍了党的集中和统一。根据这种情况，列宁提出并阐述了执政党要进行正确的党内斗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坚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行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才能团结无产阶级及全体劳动群众，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从而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此，俄共（布）党内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建立了各种制度和机构，作出了“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的决定，从而保证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五、保持党的核心领导集团的稳定性。在俄共执政前，列宁就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14〕在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进一步认为，保持执政党核心领导集体的稳定性，是保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全党思想组织上的统一性和革命事业前进性的关键。列宁晚期分析了俄共（布）党内的情况后认为，党的稳定性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身上，假如党的核心领导集团“不能协调一致，那党的不稳定性是可能产生的，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15〕。为了防止党的核心领导集团的分裂，列宁提出了增加工农中央委员的数目、加强党的监督机构，在挑选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人选时，除了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外，还要具备“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优点。
列宁一生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他曾经说过：“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够把俄国翻转过来。”〔16〕列宁的建党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派别的分水岭，以马列主义理论为行动指南，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任务，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依据列宁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二、毛泽东创立了在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中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理论
邓小平在1965年对外国朋友说：“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17〕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又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18〕。毛泽东在全面继承列宁建党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独立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问题，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毛泽东建党学说中最具特色和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突出的贡献是：首先从思想建党，把党风建设摆在极端重要的地位和严格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它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表明它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二大《关于共产党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党章对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规定原则是对的，但却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工业不发达，中国的工人阶级除了具备它突出的三个特点外，最显著的弱点是人数极少。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阶级结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的复杂性，因此，必须另外寻求与西欧和俄国不同的建党路线。毛泽东说：“我们党，拿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19〕，而农民成分的党员比重相当大。由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20〕。因此，在党的建设上最迫切的任务就是首先要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成分也就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工人成分党员的比例日益下降。据党在六届二中全会前的统计，工人党员在党内的比例为：1928年6月为10%、1929年6月为7%、1930年7月为5.5 %、1930年11月为1.6%。面对党组织成分结构的巨大变化， 其基础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状况，党内对此的认识也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采取了不同的方针。
党内有“左”倾思想的领导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党的组织不纯是由于党的领导机关中工人太少而知识分子太多造成的，于是便采取消极的态度，限制非工人出身的群众入党，排斥领导机关中的知识分子党员，力图简单地用党员成分来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此，当时的中央还专门决定，要对全党进行“改造”，要用“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甚至要求“党的核心也要建筑在工农的身上”。一时间，党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换成了由工人出身的党员来担任。这种单纯强调党员成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方针，是一种幼稚的想法，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毛泽东却持相反的方针。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领导革命的经验，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党内工人成分少。毛泽东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党内成分问题，一方面认为大批出身于农民和其他成分的人入党是一个好现象，这有助于我们党成为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党，以适应党在农村领导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党的无产阶级组织基础的薄弱，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他率队上井冈山后就深感革命处于低潮给党的建设带来许多困难，如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一部分党员流于盲目暴动，以及边界地区的地方主义、严重的土客籍问题，“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存在的”〔21〕。根据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党组织中存在的这种状况，毛泽东的建党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着重进行党的思想建设，并且坚定地认为，“在此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一法”〔22〕。为此，毛泽东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予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3〕当时的情况，恰如邓小平所评价的那样：“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24〕
毛泽东按照首先从思想建党的方针，在实践中加强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和《古田会议决议》中，都强调党员应该站在无产阶级观点上，清除党内的机会主义和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思想犹豫作斗争。毛泽东特别深刻地分析了党内产生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源及其纠正方法等。这样，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为都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进行党内思想教育的有效方法与途径。通过党内的政治思想教育与训练，使党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及红军队伍建设起了极大的作用。毛泽东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地方党组织的作用，在极其艰苦的边界斗争中，“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资产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意义”〔25〕；在红军党的建设中，“经过政治训练，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26〕，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使原来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党员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通过红军党组织的政治训练，对改造俘虏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白军过来的俘虏兵，经过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后，“精神上得到了解放”，“他们感到国民党军队和我们的军队是两个世界”，于是就出现了“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27〕的奇特现象。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创立的在地方和军内党组织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经验，经过在其他根据地和红军中的推广与贯彻，使首先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在全党范围内作到普遍化、群众化和科学化，成功地解决了在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的国家里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历史课题，也使这一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最有特色的理论。这一理论通过延安整风达到了更加完整成熟的地步。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将主观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从世界观的高度和党性的要求上加以系统地揭露、分析和批判，认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28〕。通过延安整风，在全党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找到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有效方式，是毛泽东从思想上建党经验的系统科学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首先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科学的概括。他指出：“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是保证无产阶级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居统治地位”〔29〕，从而决定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刘少奇还指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此，“在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30〕邓小平后来回忆延安整风的情况时还深情地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31〕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思想统一的党，我们才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才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便成为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头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号召全党同志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全党“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的错误”。他还告诉黄炎培，中国共产党通过“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能跳出历史上的“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后，毛泽东就连续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改进领导方法、加强党的纪律等方面的指示。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其中最核心的是在执政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学会执政本领的问题。在进驻北京城的路上，毛泽东告诉同行的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是进京考试的，希望能考试合格，不要退回来，退回来就是我们的失败。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如何搞好执政后的党的建设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作风、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加紧党的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32〕这些新的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腐防变。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由于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一些党员和党的干部沾上官僚主义习气，脱离实际和群众，还很容易滋生一种骄傲自满和贪图享乐的思想。毛泽东为此特别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3〕，要求全党同志必须高度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和“和平演变”的阴谋。这种“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34〕。毛泽东认为，在反腐防变的斗争中，党的领导人，领导集体很重要，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因此，必须经常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反腐防变的教育，确保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第二，增强执政意识，学会和提高执政本领。在党即将在全国执政之时，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要转变观念，树立执政意识，学习和提高执政本领，把新中国管理好，建设好。毛泽东指出，由于在全国执政，就“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随着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就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工作，必须学会做团结和教育人的工作，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学会同敌人作公开的和荫蔽的斗争，等等。毛泽东坚信，全党同志经过努力，“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5〕。其后毛泽东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就是党于建国后在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经验结晶，是全党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交出的执政后的一份合格答卷。
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对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认为，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充分调动了全党的积极性。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实行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36〕民主集中制就组织原则来讲主要是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要解决好党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二是要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因为“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也只有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37〕。
第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毛泽东从加强执政党建设和保证国家不变颜色的战略高度，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他强调要坚持任人唯贤的任用标准，要善于科学地考察和识别干部、要关心和爱护干部、要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要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建设。毛泽东指出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他特别强调，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否继续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同时，毛泽东还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这也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上述各点，远非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全部，而且有的理论尚不完备，有的在实践中也没有很好地贯彻；仅就这些也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成绩，而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对毛泽东执政党理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提出的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关于要“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的思想，关于执政党“既要爱护党的领袖又要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关于“党要管党”的思想，以及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指示等等，都充实、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三、邓小平解决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时代新课题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继承了毛泽东未竟的事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拨乱反正，找到了一条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新路。邓小平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坚持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正确思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理论和做法，使党的建设转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针，形成了一整套执政党建设的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一种阶段性的质的飞跃；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是将这一理论体系推向前进，增添了崭新的内容，给这一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因此，邓小平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既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内容十分丰富。就它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地位来看，最主要的有：
第一，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确立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目标与途径。
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对于执政党的建设极为重要，因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38〕。邓小平带领全党打破了由于50年代末期以来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特别是由于十年动乱中教条主义造成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路线，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39〕像如此清晰、完整、准确地表述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党的政治路线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完成了执政党建设的最根本的转变。在完成上述两上转变之后，1979年7月，邓小平提出了组织路线问题， 他说：“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40〕。经过党内的整顿和调整，很快就重新确立了组织路线。值得一提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过程中，既纠正了过去党的错误，又在新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党道路。
确立和坚持正确的建党目标，是执政党建设的首要问题，又与党的路线和任务紧密相关。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建设目标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1〕这是适应民主革命要求的党建目标。在新时期为使党的建设目标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42〕党的这一建设目标表明：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强调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性；强调了党的建设要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相联系，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突出了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强调了党要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指出了执政党的建设要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决不能脱离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如此鲜明、完整、准确地确立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还是首次。
第二，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注重党的制度建设。
如前所述，“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最突出的特点。毛泽东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43〕因此，思想建设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基础，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特有优势。但是，过去我们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44〕。鉴于历史经验，邓小平在新时期既强调仍要坚持和发扬党的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又强调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把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
在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中，邓小平一再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是决定因素”〔45〕，“最重要是一个制度问题”，〔46〕尤其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还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47〕他说在这方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48〕；“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领导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49〕；对于中国来说，“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50〕。
制度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按其性质与范围可分为基本制度、一般制度和具体规章制度。制度具有规范性、全局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它要求“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都要受其约束。执政党的制度建设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下的各种具体制度的建设，在建设中对根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必须坚持的，“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51〕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同时，十分注意一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配套建设，使执政党的制度建设逐步走向完善，在党内建立了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监督制度等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在制度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邓小平敢为天下先，在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中，建立如此全面、系统的规章制度，可算首例。
第三，确立了新时期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关系的正确原则。
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或是由于一些党实行大党沙文主义，充当“老子党”，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影响了兄弟党间平等互助的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或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标准，用单一的方法去裁剪，影响了同其他政党的关系。尽管过去，我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处理不同制度的国家关系准则发展到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相同制度的国家关系准则，但是，在处理同兄弟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上仍缺乏正确的原则，以致在这个问题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过去同其他国家政党关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际关系的正确方针。1980年5月底， 他对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邓小平特别强调“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52〕。1987年6月12日， 邓小平在接见前南斯拉夫客人总结两党过去关系的经验时说：“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53〕他明确表示：“我们反对‘老子党’”，“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54〕如此明确、全面的处理党际关系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这是邓小平的独特贡献。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成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据此明确规定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随着我们党与各国各种政党的频繁交往，党的十三大又将这四项原则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意义，发展成了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准则，从而突破了原有了的框框，打破了不同阶级、不同意识形态的壁垒，使之更有普遍意义。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则。新时期以来，我们党遵循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原则，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28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或联系，促进了党际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合作，创造了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展示了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巨大威力。
第四，邓小平建党理论以其严谨完整的科学体系载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史册。
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最新成果的邓小平建党理论，在执政党建设方面有着严谨完整的科学体系，尽管他平时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但却始终围绕着执政党的建设这个中心，因而具备完备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在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中，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到执政党的作风，都是十分严密的，一环扣一环，形成了立论严谨、逻辑紧密的科学。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55〕；在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建设上，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全党要针对新的实际，解放思想，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上，提出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次提出了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时代命题；在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提出了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的统一，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合理的制度，着重强调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要把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心放在扩大民主上来；在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思想，并努力使它与思想教育相结合，从而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提出了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鲜明地提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56〕；在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上，强调了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要搞好党风、军风、民风，搞好党风是关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党风建设的新思想，等等。
上述邓小平关于如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是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密切联系的，而且执政党的建设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性条件和支柱理论，因此，它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四、邓小平建党理论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加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新指针
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以不同的表达方式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是全党对邓小平理论历史与现实地位的统一认识的体现，是两次大会最大的历史贡献之一，从而也牢牢地确立了邓小平建党理论的崇高历史地位。
在我党的历史上，用党章的形式确立全党的指导思想有过三次，每次都是根据当时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确立的，一次比一次更加贴近中国的实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们党从创建之日起，就在自己的党纲和党章里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斗争和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了丰富的成绩和经验。中国共产党经过了24年之后，召开了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表明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理论。历史证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最大的历史贡献之一。在党的七大后的50年中，特别是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的实践，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五大明确规定了邓小平理论是全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创举。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伟大的事业，必须有伟大的理论作指导。我们正在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创造性的事业，必须要用反映当代实际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才能不断取得成功。
邓小平理论全面、深刻、科学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规律，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学科领域，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在当代，只有用这一理论来观察世界和中国，才能够把握世界发展的脉搏，才能够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前途命运问题。过去，我们坚持了用邓小平理论作指导，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才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和社会主义运动严重曲折的考验，使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才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大好局势。今后，我们党要在跨世纪的征途上不断取得更大的胜利，只有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国际、国内的各种实际问题，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的世纪，完成党的各项任务。
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要加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执政，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不仅要回答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而且要回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的总体思路，即以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为基本方针，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这些建设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解决如何建设一个合格的执政党问题。我们要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就必须坚持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并使之继续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坚持不懈地以邓小平建党理论为指导，继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建设成为能经受各种风险考验的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邓小平建党理论的历史意义所在，也是我们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注释：
〔1〕〔2〕〔18〕〔24〕〔31〕〔32〕〔38〕〔39〕〔40〕〔44〕〔45〕〔46〕〔47〕〔51〕〔52〕〔56〕《邓小平文选》，第2卷， 44、44、44、44、45、44、191、278、193、332、308、297、333、133、318～319、193页。
〔3〕〔11〕《列宁选集》，第4卷，457、572页。
〔4〕《列宁全集》，第24卷，489页。
〔5〕《斯大林全集》，第10卷，91页。
〔6〕《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571页。
〔7〕《列宁全集》，第33卷，221页。
〔8〕〔9〕〔10〕《列宁选集》，第3卷，499～500、509、521 页。
〔12〕〔13〕《列宁全集》，第30卷，45、486页。
〔14〕〔16〕《列宁选集》，第1卷，332、337页。
〔15〕《列宁全集》，第36卷，616页。
〔17〕〔55〕《邓小平文选》，第1卷，347～348、348页。
〔19〕〔34〕〔37〕《毛泽东选集》，第5卷，302、94、96～97页。
〔20〕〔28〕〔43〕《毛泽东选集》，第3卷，833、800、1094 页。
〔21〕〔22〕〔23〕〔25〕〔26〕〔27〕《毛泽东选集》，第1 卷，73、62、77、80、63、65页。
〔29〕〔30〕《刘少奇选集》，上卷，325、327页。
〔33〕〔35〕《毛泽东选集》，第4卷，1438～1439、1439页。
〔3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2～823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602页。
〔42〕〔48〕〔49〕〔50〕〔53〕〔54〕《邓小平文选》，第3 卷，39、311、360、365、236、237页。
标签：历史地位论文; 历史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列宁论文; 党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